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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创意的中华新文明学

作者:管理员 发表时间:2013年02月16日  

  富有创意的中华新文明学

             ——读评陶伯华新著《新文明学导论》

              陈 辽

  新时期到来后,学术气氛宽松,出现了不少新学科。但是,多数是从国外引入的,如信息学、未来学、接受美学,等等。国内自创的极少,只有“当代文学学”算是已为学术界所熟悉。著名学者陶伯华在完成了人类文明演进的相关研究,出版了十多部专著以后,决定创建一门新学科——中华新文明学。如今,他的新著《新文明学导论——新轴心时代中华新学构想》已由中央文献出版社于2011年9月出版(以下简称《新文明学》)。这部55万言的著作凝结了作者30年学术探索的心血,认真细读后,我认为一门新学科——中华新文明学已经在我国诞生。

  美国学者雷斯蒂沃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猜想:“当我们为了子孙后代审视现在时,我们不能忽略意欲综合利用其三法(洋法、土法和新法)的中国,有可能给未来的科学史家带来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从21世纪才开始认识的新科学何以出现在中国,而不是出现在美国或其他地方?”陶伯华的新著正是对雷斯蒂沃猜想的这种“新科学”究竟会新在何处?它为什么要综合利用洋法、土法和新法才能创建?它与传统国学、宗教神学、西学、马学有何关系?它为什么有可能首先出现在21世纪的中国而不是出现在发达的美国?它对消解全球危机、复兴中华民族、推进世界文明转型的现实意义又在哪里?所作出的探索性回应。陶伯华认为,要创建新轴心时代的学术新形态,必须站到历史发展的前沿、时代实践的前沿、学术研究的前沿,从三个方面着手:一是要探索千年第一思想家马克思生前的未了之事,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形态;二是要探索百年中华学界新学建构的未定之事,推进“大道文化”的现代转型;三是要探索复兴中华民族、推进世界文明的未来之事,创建有天下情怀、境界高度的中华新文明学。这三个方面互相支持、互为依托。只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以转型后的“大道文化”为依托,才能构建“跨东西而溯本源,尊诗性而标新统”的中华新文明学大格局,才能创建既吸纳又超越尊理性的西方文明、尊德性的东方文明的现代新质文明。下面我就侧重于这一方面的话题,作一些评论。

  创建一门新学科,首先要搞清这门学科的性质与定位,回答中华新文明学是一门什么样的学科?《新文明学》告诉我们,它是对中华文化特质、文明演化、学理构架、价值旨趣、最高境界的总体把握,它以世界的终极本原、人类的终极价值、中国特色的追求方式为研究对象。它的学理基础“不是原有学术谱系的线性传承或外在拼合,而是有着自己新的核心范式、新的支柱理论、新的体系构架的当代学术新形态”。它的理论核心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式与自由诗性指归。随着马克思倡导的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自由个性”, 在新世纪更先进的制度保障下、更合理的人的生产与物的生产比例中、更便捷的交往网络内、更丰裕的物质基础上成为更多人的现实追求,成为新型全球化的直接动力,中华新文明学将在世界上获得日益显要的学术地位。它揭示的人类文明兴衰演进的一般规律,特别是当代新质文明的科学内涵与发展态势,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创新价值,而且对推进本世纪一十年代以后的现代化建设有现实的指导意义。

  创建一门新学科,其次要有新的发现与发展,回答中华新文明学究竟新在哪里?该书第六篇详列了十大新说。其中特别需要论及的有如下新说:一是文明内涵论新说:“文明即先进文化论”,文明是人类文化创造的积极部分、先进部分,文明存在于文化的进化中,贯穿于社会演进的每个阶段、存在于人类史的全过程。二是文明阶段论新说:人性结构的两重性与实践的历史超越性,决定了每一个时期的文化创造、文明飞跃都必须经历同蒙昧的抗争、同野蛮的搏斗、同沉沦的抵衡、同落后的较量。作为积极文化的文明,必然有一个从低级的原始文明阶段经中级的阶级文明阶段向未来高级的大同诗性文明阶段逐步演进的发展过程。三是文明飞跃论新说:文明演进不仅是一个同质态的量的累积过程,而且是一个在不同质的文明飞跃点、生长极推进下的大飞跃过程。大飞跃构成文明发展中最有意义的特征,而具有不同推进结构与能级水平的文明飞跃点则决定该时代文明大飞跃所能达到的高度。四是文明大过渡论新说。《新文明学》预测面向未来不断拓展的当代高科技—高人文文明、信息网络文明、生态文明,不仅是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具有颠覆现代西方强势文明与传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后现代性。它们建构的新的人性关系、人际关系、人天关系,正在打通从阶级文明向未来诗性文明大过渡的道路。五是文明宇宙论新说。《新文明学》还预言,文明不仅是地球文明,而且必然发展到未来的星际文明、宇宙文明,在无限的宇宙物质运动的大进化、大循环、大迁移中实现超凡入圣,寻求人类世代创造的文明成果的恒久存在方式与人类存在的终极意义。《新文明学》发现了这么多、这么上佳的文明新说,的确可以名正言顺地称之为“新文明学”了。

  我们说《新文明学》开创了一门新学科,不只是因为它回答了中华新文明学的学科定位和新在哪里的问题,而且还因为它是一门有由三大构架、五根支柱、一个基础构成的体系化的新学。三大构架:一是哲理构架:新实践哲学的深层建构;二是历史构架:文化人类学的演化形态;三是思维构架:智慧思维学的集成模式。其中新实践哲学的哲理构架处于核心地位,它极富创意地论述了以实践为本的真善美超循环自提升系统、人性结构的二尺度三层次模型与人类社会从原始文明向阶级文明向大同诗性文明演进的对应性,从而与外在的历史构架、内在的思维构架进一步形成和谐的同构对应关系。由此出发,才能确立“为天地立心”的新人天观,用生命情调与宇宙意识相统一的生态文明化解世界性的人天对抗危机;“确立为生民立命”的新人际观,用高科技与高人文相结合的平等而多维的网络文明化解世界性的人际对抗危机;确立以自由诗性为指归的新人性观,用统率理性与德性的诗性文明化解世界性的人性对抗危机;确立“为万世开太平”的新人文观,用美美与共、天下为公的大同文明化解世界性的人文对抗危机。五根支柱:一是灵感创新论,二是类推工具论,三是艺术变相论,四是实践本原论美学,五是超常发展论。运用它们揭示的不同领域的规律与方法,有利于创造性思维的激发、现代科技新工具的锻造、文学艺术精品的创作、国人美学素质的提高、经济建设跨越式的发展,从而推进中华新文明创建走在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潮头。一个基础,即思维科学基础。思维科学具有元科学的性质,中华新文明建设更离不了思维科学这一基础。19世纪末,恩格斯提出自然科学、历史(社会)科学、思维科学三大学科体系。2006年中国颁布的《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把“脑科学与认知科学”列为八大科学前沿之一。因此《新文明学》把思维科学作为中华新文明学的基础,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中华新文明学有此三大构架、五根支柱、一个基础,它也就成为一门体系化的新学科。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宣告:中华新文明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已经在我国学术领城内诞生。自然,中华新文明学作为一门新学科,不可能完美无缺,例如它还缺少了应该加快对我国国民性负面改造问题的论述。从晚清开始,一直到鲁迅,中国的有识之士都认识到,中国的国民性,既有勤劳勇敢智慧的正面,也有“瞒和骗”、“事大主义”、“精神胜利法”、“要面子”等负面。鲁迅多次指出,若不对国民性的负面彻底改造,什么政体的改变、议会的设立、革命(如辛亥革命)的暂时成功,最后仍不免于失败。新中国成立后,不知是何人指示,也不知是出于何种认知,竟以为中国国民性的负面问题,已经随新中国的成立统统解决了。于是新中国出版的辞典、辞海、辞源都取消了“国民性”这一条目,以阶级性代替了国民性,再也不提对国民性负面的改造了。结果是“文化大革命”一起来,国民性负面大发作,这是十年“文革”所以仅仅在中国搞得起来,而且祸延全国的根本原因。新时期到来后,本该在国民性负面的改造问题上来个拨乱返正,可是,十分遗憾,未能这样做。因此三十多年来改革开放,一方面社会生产力大发展,人民生活大改善,国际地位大提高,而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取得伟大成就的同时,也出现了严重的问题。如腐败愈演愈烈;“瞒和骗”,弄虚作假,伪劣假冒越来越严重;很少讲诚信;贫富悬殊;生态环境恶化,等等。它们都和对国民性负面改造问题未予重视和解决有关。因此,《新文明学》如今后再版,我建议加上对国民性的负面必须予以彻底改造这一节,以引起国人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果真能作如此补正,《新文明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它的学术价值将更高,它的经世致用价值也就更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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