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中国改革开放伊始，西方学者中曾有人断言：21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是中国的世纪。当时，国人并不以为然，似乎以为是人家恭维我们，想和我们发展关系，要我们的市场，说说罢了。如今，我们在21世纪已经走过了一个年代。恍然间，一幅清晰的东方画卷呈现在世人面前。回望十年，好像中国的国运真的和什么千禧年、世纪之交有什么必然联系，中国人为之奋斗多年的梦想突然都在这个时刻实现了：香港、澳门相继回归祖国、加入WTO、成功申办、举办奥运会和世博会，经济保持长期高速增长，政治和社会保持长期稳定……那些唱衰中国的预言家们对中国的悲观预言都未出现。东方世纪的帷幕终于拉开了。
回想一下9·11事件之前的国际政治环境。当时的西方政治家们从冷战结束、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中受到鼓舞，把矛头直指中国。他们悍然轰炸我驻南斯拉夫使馆，在中国南海领空用侦察机撞击我巡航战机，预谋在我东部岛链布置导弹防御系统……他们大有胜券在握、一举成功之势。然而，就像一个巨人正当举起利斧砍向对手时，脚下的基石“坍塌”了。
9·11事件决不是一个简单的宗教冲突。早在1973年，英国著名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先生就在他的名著《历史研究》中预言到这种冲突的不可避免性。他还断言，西方文化不可能从这种冲突中自我解脱。解药只能在东方，在中国，在中国的文化。
汤因比先生决不是一个武断的预言家。他倾毕生精力研究人类文明史，总结了人类史上存在过的33种不同的文明形态，指出了人类文明发展的规律和必然前景，写成了12卷的巨作《历史研究》(1961年)。为了使人们方便了解，他在耄耋之年(1973年)将其巨著缩写成两卷本的《人类与大地母亲》和《历史研究》。前者概述了人类的历史，后者则是对人类文明史的哲学判读，句句箴言，语重心长。尤其重要的是，汤因比先生祖承西方，然而，他能超越文化的情感，立于哲学使命之高度，追随逻辑的轨迹将人类文明的希望之路指向东方。
今天，当我们跨入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面对机遇与挑战，重读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形势，把握命运，从而肩负起我们所应有的历史责任。
文化与文明
认识并厘清文化与文明这两个概念是非常重要的。
关于文化，学术界有无数个不同的定义。但其本质无疑是人类对自身周边世界认识和驾驭的能力。人类正是通过这种不断增长的能力摆脱自然界自己的原属族群，一步一步走向现代文明。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人类的历史有多长，人类的文化史就有多长。到今天，至少也有三百万年了。
在这三百万年时间里，人类大多数时间是处在蒙昧时代，即一种原始文化状态。在这个阶段，人类文化的哪怕一点点进步，都会用去成千上万年的时间。直到有一天人类发现了火，人类的文化探索终于走出了漫长的黑暗时代。是火将人类带出了蒙昧时代迈向进步的野蛮时代。将人类文化的这一个时间段命名为“野蛮”时代可能是由于在此阶段人类处理部落之间冲突的普遍暴力原则。
当部落生活方式发展到一定程度，由于工具的发展，开始有了剩余产品，对剩余产品的占有使部落内部产生分化。这时，部落内部必须有一种处理人与人之间不平等占有关系的规则。根据这种规则，一些人对剩余产品的占有，从而对另一些人的统治和管理被全体人所认可和接受。这就是早期的制度文化。如果说在此之前人类的文化内容主要是针对自然界的，那么制度文化却是针对人与人之间关系的。随着游牧和园艺社会向农业定居生活方式的过渡，人类的制度文化日益丰富，直到全面确立。我们把这种制度文化称为文化的文明形态。人类从私有制开始到国家形式的出现，实现了从野蛮时代到文明时代的过渡。实质上是从普遍暴力向有限暴力的过渡。这种有限暴力在一个文化内部就采取了统治制度的形式，如法律、监狱、政府统治和权力等，而在外部便成为以一系列谈判、条约为前提的战争。人类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战争史。在文明时代，人们习惯上把那些不遵守文明规则的人叫做野蛮人。
相对于300万年的文化史来说，人类的文明史还很短暂，用汤因比的话说“充其量也不过5000年”。文明的制度还很不成熟，人类还没有摆脱野蛮，这也可能就是人类今天文明冲突经常演化为暴力的主要原因。
东西方文化的并立
东方和西方的分界概念是由西方人提出的。早期的希腊人和后来的罗马人都把地中海东岸地区称为东方(orient)。随着征服的不断扩展，他们发现了更远的东方，于是就有了近东、中东和远东的概念。而在古代的中国，九州即天下，即世界。因此，中国文化几乎是在一个封闭的地理环境中自我生成。从文化的对立形态来看，西方文化以地中海为其摇篮，涵盖了整个欧洲和西亚大部分地区。而东方文化则是由中华文化圈和印度文化所构成。汤因比先生在《历史研究》中也是这样划分的。而在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中则把整个伊斯兰教地区都从西方文明中划了出去。
本文无意回顾全部人类文明的历史，而只是从历史的重要线索中列出东西方文化对立的主要元素，从而寻找当代文化发展的历史脉络。
1.文化起源的并立
西方文化发展为文明形态，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由当时古埃及的尼罗河文化和两河流域的苏美尔文化形成其源泉。到公元前1000年前后，古希腊人在爱琴文化的基础上，吸收了两河流域的文化和埃及文化，创造了古希腊文明，形成西方文明的主体，贯穿至今。
几乎与此同时，在东方中国的黄河流域地区，以黄帝为代表的华夏部落集团统一中华，继承了有巢氏、女娲氏和燧人氏的早期文化元素，形成中华文化的源泉。后经夏、商、周三代的制度文化建设，一个与西方文明全面对立的文明形态——中华文明在东方形成。
东西方文化在其早期的孕育成长中并不相关，独立发展，自成体系。以致后来成为两种全面对立的文明形态。
2.轴心时代的并立
当一种文化中出现一批试图摆脱神话的束缚、探求世界的本原和人生价值的终极真理的思想家时，人类的制度文化就开始向精神文化升华，这是文明的真正始元，是思想和哲学的启始。
有一个令人惊讶的巧合，公元前500年前后，在古希腊、波斯、印度和中国同时出现了一大批思想者群体。他们都是用观察、体验、推理和冥想的方法试图回答宇宙的本源、人生的价值、社会的意义和万物运行的规律这种至高命题。无论他们各自做出的答案有何不同，他们都对各自的文化进行了一次思想总结，并形成了一个指导各自文化后来发展的思想体系。德国哲学家卡尔·雅斯贝尔斯把这个时代称为“轴心时代”。这个轴心时代的最突出成果就是以亚里士多德为总结者的希腊思想体系和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华思想体系。它们各自成为东西方文化的精神核心。
3.文字发展道路的并立
西方文化和东方文化在文字上都发源于象形符号。在古埃及人面对700多个象形符号时，他们走向了一种抽象表达的方法，摆脱了象形符号的具象意义，从700个象形符号中抽象出一部分抽象符号，用其组合表达出新的符号意义。后经菲尼基人和希腊人改造和演进，形成西方今天的拉丁语系拼音文字。也许正是因为这种文字形成过程和长期使用这种文字的习惯形成了西方人超强的抽象能力。
而在东方，同样是象形文字，我们的祖先在面对使用上的困扰时，尽管也对其进行改造、简化，形成了象形、形声、会意、转借等手法，但始终没有实现抽象的跳跃。中国古人十分勤劳地朝着同一方向不断造字，以至于把汉字发展成一个近三万个方块字符的庞大体系。可惜的是，我们汉字的最初原始状态的象形符号体系没有保存下来，我们现在看到的甲骨文已经是通过改造的非原始形态的象形文字。所以，我们无法推演我们祖先的文字变更的心路历程。找不到为什么我们在这个过程中没有走向符号的抽象，从而在文明发展的道路上把我们拨向了一条和西方人完全不同的思想轨道的原因。
应当指出，这个道叉非同小可。它在东西方文化对立中，尤其是东西方人精神层面的对立意识中起到关键作用。正是因为我们的文字没有实现抽象，以至于中国人天生的抽象能力差。这方面的一个极端的例子表现在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上。不管我们古代的科学家们有多么丰富的思想内涵，但由于缺乏抽象符号的表达，无论怎样的复杂运算，都只能使用方块字的繁复表达。读过《九章算术》的人都会感到这种表达方式多么严重地束缚了前人抽象思维的发展。
更惊险的是当人类进入信息技术时代之时，国内外的科学家们都曾惊呼在这个由小小键盘决定命运的时代，方块汉字怎么能跳过这个快速输入和信息化处理的致命难题。面对这个难题，我们要么放弃方块文字，要么被历史的快车抛下。值得庆幸的是，在我们的科学家的努力下，这个难题还是用科学的方法解决了。
4.信仰体系的对立
在人类文化实践中，人们对那些不可认识但又对自己生活和生产实践产生巨大影响的自然力量产生了莫名的恐惧。长期处于这种恐惧的压力迫使人们对其做出理性的必然反应就是崇拜心态。这是对压力的一种屈从。万物有灵的原始崇拜曾经伴随着人类文化长期发展过程。随着人类的思维能力特别是抽象能力的提高，人类使自己从一种与自然力对立的崇拜心态上升为一种与自然力融为一体的信仰状态。在这种信仰状态下，原有的崇拜压力彻底消失了，自己因为与对象融为一体而感觉到了一种保护力。同时，因为与对象融为一体，自我便消失了。自由成为信仰和保护的代价，这就是所谓的皈依。
从人类的信仰实践看，从多神信仰到一神信仰是一种进步。西方文明在其发展中，再次展示其抽象精神能力的威力实现了从多神教的原始宗教到一神教的现代宗教的转化。而因为同样的原因，我们中华文明没有实现于这一跨越，一直把原始多神信仰体系带进了现代社会。
文明的冲突
文化的对立产生矛盾、斗争，而一旦到了文明的程度，就必然产生冲突。冲突的解决有时是暴力的，有时是非暴力的，这取决于冲突中文明的性质。
在西方文明中，最早诞生的一神教是犹太教，距今有近三千年的历史。这是西方文明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犹太教诞生的一千年后，脱胎于犹太教的基督教在遭受了犹太教的早期迫害和长达三百多年的罗马帝国的压迫后，终于在公元392年被罗马皇帝提奥多西宣布为国教，并逐步确定了其在西方世界的独尊地位。
相对来说，伊斯兰教是一个年轻的宗教。在穆罕默德出生的公元570年之前，整个阿拉伯半岛还是一个松散的游牧部落民族居住地，处于早期多神宗教信仰中。穆罕默德在早年经商时游历了地中海东岸各地，接触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文化。在他40岁时成功地创立了伊斯兰教，并继而建立了阿拉伯帝国。他的继承者又把这个宗教帝国的版图迅速地扩展到阿拉伯半岛及西班牙、北非、印度和东亚的大片领土，一个庞大的伊斯兰帝国就这样诞生了。
在西方文明的发源地，三个一神教先后诞生，同时并存。一神信仰的本质特征就是把自己在精神上皈依于唯一的万能的创造了万物的神。这种唯一性就决定了排他性，视一切异己信仰者为异教徒，成为仇恨的对象。而这种仇恨会因为各种原因爆发为战火和屠杀。
不同的一神教，如果在地理上能互相隔离，在经济利益上互不交叉，那么，它们之间还可以相安无事。问题是这几个宗教从一开始就结下仇怨，都把位于巴勒斯坦的耶路撒冷当做自己的宗教圣地。这种冲突终于导致了长达200年(1095年—1291年)，多达十次的十字军东征。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时间最长的一次真正的宗教战争，造成几百万人的死亡，圣城被多次血洗，一命不留，片瓦无存。
十字军东征的结束，伴随着西方的文艺复兴和黑暗的中世纪的终结。之后的地理大发现，又使西方基督教找到了自己向更大的地理空间布道传教的机会，也为后来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找到了市场和殖民目的地。在随后的几百年，西方基督教经过新教改革使整个西方文化从理性走向科学，从科学走向工业化和现代化，并把这种新文化作为普世价值推向世界。西方基督教文明在自身的人权、自由、平等等价值观方面采取开放进取的同时，似乎也采取了对异教的宽容态度。
然而，在西方文明的整体列车上，伊斯兰教的部分地区并没有得到同步发展，一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上仍处于极端贫困状态，从而为伊斯兰教的极端主义提供了滋生的土壤。这便是造成西方文明内部新形势下文明冲突的死结。“80年代和90年代，穆斯林和基督教社会的相互容忍急剧下降。”9·11事件就是这种冲突的必然结果。十年过去了，问题并未解决。这期间，我们看到了西方文明为应对这种战争而出现的文化倒退。
汤因比的预言
西方文明内部的这种冲突，早在1973年就被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先生预见到了。他在《历史研究》一书中明确指出：当人类进入到20世纪中期以后，世界形势发生了重要的变化：(1)科学的进步把世界拉入了一个统一的大市场;(2)核技术的利用，尤其是核武器的出现，使人类面临严重的威胁;(3)世界的资源走向枯竭;(4)环境受到严重污染。这四大变化使人类进入一个不可逆的全球化时代，进入一个命运与共的境地。这时候，人类面临一个选择：“要么一个世界，要么全体毁灭。”
显然，世界需要大一统，大一统的政治文化。但这种大一统不是要通过消灭异己来实现的，而是要通过接纳、容纳异己，形成一个多元共存、和平共处的局面。而这种宽容和多元共存的文化精神，在西方一神教文化基础中并不存在。这就是西方文化在新世纪面临的不可摆脱的困境。
根据汤因比的推理，能适应新世界的文化只能来自于东方，能适应新形势的宗教只能是佛教，能为人类在新世纪寻找到新的文化起点的基础只能在中国，并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人。
他说：“如果要使被西方搅乱的人类生活重新稳定下来，如果要使西方的活力柔和一些，成为人类生活中依然活跃但不具破坏性的力量，我们就必须在西方以外寻找这种新运动的发起者。如果将来在中国产生出这些发起者，并不出乎意料之外。”
他还说：“如果中国共产党能够在社会和经济的战略选择方面开辟出一条新路，那么它也会证明自己有能力给全世界提供中国和世界都需要的礼物。这个礼物应该是现代西方的活力和传统中国的稳定二者恰当的结合体。中国姗姗来迟的而又风险极大的社会试验究竟会产生什么结果，依然取决于非西方的神灵。”
汤因比为什么要将希望之光指向东方的中国，并寄希望于中国共产党呢?
他的解释是：“超工业化的西方生活方式和中国的生活方式都潜伏着自我毁灭的因素。西方方式是爆炸型的，中国方式——传统的中国方式——是固化型的。但是，这两种方式也都提供了让人们安居乐业所必不可少的东西。爆炸型的西方方式是充满活力的，固化型的中国方式是稳定的。根据历史上类似的发展情况看，西方目前的优势很有可能被一种混合而统一的文化所取代，那么西方的活力就很有可能与中国的稳定恰当地结合起来，从而产生一种适用于全人类的生活方式——这种方式将不仅使人类得以继续生存，而且还能保证人类的幸福安宁。”
想象一下在1973年，中国刚刚同西方接触，汤因比就指出这一前景。它决不是一种无端的猜测，它是对33种人类文明7000年历史综合考察的结果。同样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他幷没有将这种希望指向当时的苏联和苏联共产党，原因就在于苏联在文化上仍属于西方文明圈，在宗教上属于基督教的东正教范围。
今天的世界正在沿着汤因比的预言精确地演绎着，日甚一日。
中国文化在二十一世纪的历史使命
21世纪向世人展现的是一个全球化的蓝图。在技术上它正在走向全球化、一体化、地球村和统一大市场;在文化上它正在走向多元化，多种文化共存，互生互长。一个文化综合，融合的时代已经来临，这已经成为东西方学者们和政治家们的共识。
而这正是中国文化的机遇。中国文化的本质特点是多元性，这是在我们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多民族通过互相交流、竞争和斗争，而达到互相融合的过程中而形成的。这种多元化一方面使得它具有宽容性，极大限度地接受外来文化要素，另一方面又能较容易地遗弃许多过时的文化要素。这种本质就使中国文化的弹性、柔性表现突出，从而也就适应性较强。总之，正是中国文化的多元性质，使它在今天世界呼唤多元精神价值的时代迎来了自己的发展机遇。
尽管我们的文化潜力已经把我们推向二十一世纪人类命运的前沿阵地，但要迎接这种挑战，仍需要我们努力去搞好文化建设。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重塑我们的信仰体系。中国改革开放30年，我们成功地进行了一场社会改革或叫转型，这一过程还没有完成，因为我们的文化建设还未跟上。这主要表现在人们在物质丰富的同时在精神领域中的信仰缺失、道德弱化和物欲主导等方面。
重塑我们的信仰体系需要我们认真地总结历史，深入研究现实文化生活，在人民群众中间寻找文化创造的活力之源。我相信，我们重建的信仰体系应该是一种多元成分有机结合的集合体，它应该包括：
——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作为科学，它为人类世界的历史进程指明了方向。没有马克思主义就没有西方后来的福利社会、工会力量。今天，我们仍然要用马克思主义认识和解决我们社会的冲突和矛盾。而且，从更高一层意义来说，共产主义理想和世界大同的信仰作为趋势是不可动摇的。
——儒学。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学思想是中华文化中最具影响力的精神元素。它的中心思想是通过个人修养，实现理想状态的社会秩序和谐目的。儒学成功地为社会成员的日常行为方式和维护个人尊严提供指导。
——佛学。佛学传入中国已有近两千年历史。在与儒学与道学的交流互融中被中国化了，成为中国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为普罗大众提供了人生精神世界终极命题(生与死)的可以接受的答案。汤因比先生指出“在一个物质上统一起来的世界里，如果佛教是唯一传教的宗教，那么个人的选择自由将能得到保障。不幸的是，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并没有佛教那种宽容传统。”
——西学。中国人对西学的态度是“拿来主义”，为我所用。它填充了我们文化中刚性缺乏的一面。西学东渐300年，尤其是近30多年的改革开放，西方文化已经浸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所以，西学应该成为我们文化中的合理部分。
——道学。天人合一的道学是中华文化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伟大思想，是对人类思想史的伟大贡献。在今天的时代，它显得尤其重要。实际上道家思想的精髓远不止此，它还为我们提供了一种超凡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它对于我们认识世界与人生的终极真理尤为重要。
结语
历史的长河将中华文化推到了21世纪世界文明的中心舞台。5000年文化的锻造，使中华民族必然肩负起人类未来新文化的责任。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历史逻辑的指引，只能表明我们的文化特质具有肩负起新的人类文明的潜能，而要真正担负起这种历史责任，实现人类文明新的飞跃，仍需我们做出巨大的努力来建设好我们的文化。
首先，我们要将中国从一个文化大国变成文明强国。一个现代文明强国，是靠制度文化而不是行为文化来支撑的。而制度文化的最高层面就是政治制度或政治文明。今天，西方世界的有识之士已经认识到，将西方的文明和政治制度作为普世范式向东方推广是不可能的和不可行的。我们必须综合世界人类各种政治智慧，创造出一种崭新的适合中国国情和世界大趋势的民主政治体制。这应是我们政治文明建设，也是我们迎接21世纪文化挑战的核心任务。
其次，文明强国建设必须全面提高全民素质，加强普通大众的文明意识教育。人的素质是多方面的，而其核心是对个人价值，人的基本权利和人格尊严的认识。一个漠视他人价值和环境价值的人，首先是因为他无视自身的价值，是一种自我人格贬低。21世纪是全球各种文明互相交流、交融、学习和促进的时代，我们必须在这种过程中尽快完成从文化人向文明人的全面过渡。
最后，我们必须建立起一种新的世界观，站在全人类新文明的高度来审视我们所面临的任务。一个崭新的世界文明将借助我们的文化躯壳在东方诞生。未来的世界既不是西方文明在东方的移植，也不是东方文明的简单复兴，而是两种文明以及更多其他文明的高度融合，集世界上一切文明的优点，建立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让我们以一种更宏大的历史胸怀去拥抱21世纪的文化新时代。
刘云德 1954年出生，山西人。1982年获吉林大学经济学学士学位，1983年获联合国开罗人口中心哲学(人口学)硕士学位，1987-1988年美国哈佛大学访问学者，曾任吉林大学人口研究所副所长、副教授，现任吉林大学珠海学院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旅游系主任、教授，译著《社会学》(上、下册)，专著《文化论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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