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在未来竞争中赢得有利位置，主要大国纷纷进行各种战略体制和政策的变革、调整。
当前，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社会信息化深入发展，世界经济在深度调整中曲折复苏，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蓄势待发，全球治理体系深刻变革，发展中国家群体力量继续增强，国际力量对比逐步趋向平衡。同时，国际金融危机深层次影响在相当长时期依然存在，全球经济贸易增长乏力，保护主义抬头，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变化，传统安全威胁和非传统安全威胁交织，外部环境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
在此背景下，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将更加激烈。为使本国综合国力具备越发坚实基础，主要大国纷纷进行各种战略体制和政策的变革、调整，以期在未来竞争中赢得有利位置。
美国：竭力维护“全球领导力”
2016年1月12日，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华盛顿发表了他在任的最后一次国情咨文。除了总结过去7年的成绩和经验，奥巴马还着重谈及“美国的未来”。
奥巴马提出了“无论谁担任下一届总统，无论谁掌控国会，都要回答”的四个问题，涉及经济、技术、国家安全和政治发展等四个领域。
奥巴马给出的药方是，首先，重视在新经济中给每个人提供公平的机会和保障，为此加强教育和公共福利支出;其次，让新科技为人类自身效力而不是令之起反作用;第三，保障本国安全，并在不充当世界警察的情况下引领整个世界;最后，促使政治反映本国的进步而非缺点，为此需要改变选举体制，更好地弥合党派间的积怨和猜疑。
在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徐长银看来，奥巴马从长远考虑提出这些问题，对于指引美国今后五年、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未来”颇具深意。
徐长银注意到，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八次提到“美国的全球领导力”，强调美国“仍是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但也表露出维持霸权力不从心的迹象。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甄炳禧指出，在可见的未来，美国仍是西方主要经济体中修复能力最强和前景最好的经济体，美国超强地位难以撼动。哈佛大学教授约瑟夫·奈放言，“美国世纪”将持续到21世纪中期。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言之凿凿：2030年前，美国的地位被另一个全球性大国所取代，一种新的国际体系出现，这种可能性看来极低;尽管美国与崛起大国相比势必衰落，但2030年美国极有可能保持“诸强中的第一”地位。而从趋势看，美国相对衰落不可逆转，是中外专家学者的共识。
反映在外交上，美国全力维持全球领导力的焦灼感明显。近来美国在东北亚动作频频，引发地区局势紧张。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美国外交研究室主任、研究员袁征认为，在美国的全球战略布局中，“一个重心(亚太)两个重点(欧洲和中东)”的基本特点没有发生根本变化，但欧洲和中东的局势牵扯了美国的精力。
他认为，对于东北亚，奥巴马政府早就对通过包括六方会谈在内的外交方式解决朝鲜核问题不抱期望了。朝鲜当前的行为则给了美国机会，美国企图借机在韩国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强化美日、美韩军事同盟关系。
“在朝鲜问题上，形成了以中俄为一方、美日为另一方的局面，双方既有共同利益点，也有不同利益，但总体上保持适度的局势紧张对美国是有利的。虽然现在有剑拔弩张的架势，但综合分析形成热战的可能性并不大。”他说。
受访专家认为，在推行“亚太再平衡”战略的大框架下，美国同样是把南海作为一个抓手，通过制造一定的紧张度，一方面离间中国与东盟国家关系，另一方面制造一种紧迫感和恐惧感，使地区国家拉住美国不放。总体上中美在南海的竞争、博弈在加剧。
专家强调，不管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美国在战略重心东移亚太这一点上是一致的，不会因为大选年改变。只是世界其他地区的一些情况牵制了美国。由于乌克兰危机，美俄关系恶化了，美俄博弈从欧洲扩展到了中东。但这种结果其实也是美国选择的，虽然俄罗斯收回克里米亚出乎美国的意料。美国的收获，一是割裂了欧俄关系，二是再次让其主导的北约焕发了活力，同时拉近了大西洋两岸关系。
中东对于美国，重要程度与从前比发生了一些变化。受访专家指出，奥巴马政府的战略是收缩的。真正让美国产生危机感的不是“伊斯兰国”，也不是难民危机，而是巴黎遭遇的恐怖袭击，以及俄罗斯军事强力介入叙利亚危机。美国国内的压力增大，担心丧失对中东地区的主导权。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美国研究所副所长刘飞涛也认为，2016年是奥巴马政府的最后一年，也是选举年，无论是内政还是对外政策，都会以稳为主。总体上在特定地区既制造一定的紧张，又不希望局势失控。
此外，受访专家认为，美国的经济前景也会给其内外政策带来影响。年初公布的数据显示，2015年第四季度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年率计算增长0.7%，低于前一季度2%的增速，显示美国经济增长动能放缓。
2015年全年美国经济增长2.4%，增速与2014年一致。数字低于预期，说明之前的估计过于乐观了。2月中旬发布的美联储1月26日至27日的会议纪要显示，大多数人同意，美国经济前景已变得阴云密布和不确定。
俄罗斯：多方纾解“内忧外困”
过去两年来，国际油价低迷、西方制裁、卢布贬值等因素使俄罗斯面临困难局面。
根据俄官方数字，2015年俄GDP萎缩3.7%。外贸、投资、消费三驾马车似不给力。不过，受访专家认为，俄罗斯经济虽然进入衰退停滞期，但不会“崩溃”。“因为世界上鲜有大国经济‘崩溃’的现象发生，只有政权垮台才可能引发经济崩溃。因此无须为俄罗斯经济困难过于担忧。”新华社世界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盛世良说。
尽管困难重重，对俄罗斯经济复苏，总统普京仍充满信心。他在2015年12月17日举行的年度记者会上说，俄罗斯经济危机的最高峰已经过去，经济从今年第二季度开始出现“稳定商业活动”迹象。虽然油价仍在下跌，但是俄罗斯的农业和工业产值已经开始增长。2016年，俄罗斯经济有望回暖。
国际评级机构惠誉预测，2016年俄罗斯经济将止跌回升，出现0.5%的小幅增长，并于2017年达到1.5%。俄罗斯总统网站2016年1月11日发布了普京此前接受德国《图片报》采访的全文。普京指出，尽管国际油价下滑带来俄经济下跌，但2015年俄贸易依然实现顺差，尤其是高附加值商品出口多年来首次有大规模增长，这是俄经济发展的积极组成部分。俄黄金外汇储备也依然保持在高水平。
“我相信我们将稳步迈向稳定和经济增长，我们采取了一整套计划，”普京说，“包括在高科技领域投资。”
面对困境，俄罗斯采取了一些应对措施。经济方面，对内重点优化经济结构，改变过度依赖能源和西方资本状况，改进政府管理方式，吸引亚洲资金参与远东等地开发;对外，积极推进“向东看”政策，加强与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和金砖国家合作，积极推动俄罗斯发展战略及其主导的欧亚经济联盟与中国的“一带一路”实现对接。
努力提振经济的同时，俄罗斯加快实现外交突围。通过强势介入叙利亚问题，以及强力打击极端组织“伊斯兰国”，一定程度上撬动了美国主导、西方国家参与的对俄罗斯的围堵和孤立。在解决乌克兰危机问题上，俄也表现出一定灵活姿态。2015年12月30日，普京向美国总统奥巴马发去新年祝福，呼吁俄美在考虑对方利益的情况下进行“建设性对话和合作”，以有效应对新挑战和新威胁，以及“合作化解不同地区的危机”。通过这些外交举动，俄与美国、欧洲等关系都有所转圜。
此外，俄罗斯加强了对国内的管控。比如，强化联邦安全局的权力，修订了对反政府示威的法律，加强对反对派的监控，并对外国非政府组织在俄活动予以规范，建立新的“共青团”、联邦民族事务局等等。
有专家表示，俄罗斯当前这些举措主要是为应对眼前困难，那些更难解决、对未来影响也更大的深层次问题，需引起高度重视。主要是两个方面，一是俄经济结构不合理。俄经济对能源工业依赖过重，其经济增长与油价几乎正相关，甚至被西方称为“大型油气公司”。科技方面军工成为唯一亮点，创新、科技产业几乎没有大的发展。
二是俄罗斯对其国际战略环境和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影响俄自身的战略决策。俄罗斯2015年年底正式推出了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对世界发展趋势、国家利益和战略重点的判断总体保守和悲观化，着重强调了西方对俄的威胁。《国家安全战略》特别提出了“武力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并未下降”;俄首要战略重点为“国防”、“国家和社会安全”;还直接将美国和北约明确为头号安全威胁，等等。
梅德韦杰夫在不久前举行的慕尼黑安全会议上使用“新冷战”描述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俄在此次会议上遭到西方国家集体围攻。可以说，与西方的对峙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俄内政外交的主轴。
对俄罗斯的未来前景，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特列宁年前在该中心发表演讲时认为，俄美关系很可能将继续走消极对抗和零星合作的路线，无论谁当选美国新总统，俄美关系都不会改善。俄罗斯与欧洲的相互疏远已经固化，俄应明白欧洲主要国家未来将继续奉行与美合作的战略。未来俄必须实行大规模内部改革并改变当前的制度。
欧洲：危机叠加经济优先
2015年，欧洲迎来二战以来最严重的难民危机，100多万难民大量涌入，对欧洲安全、社会、文化和经济秩序及一体化进程构成强烈冲击。进入2016年，难民危机持续发酵，反恐局势依旧严峻，在此背景下，欧洲国家内部的排外、反欧盟声音有再度变大之忧。
正像第一次参加达沃斯论坛的法国总理曼努埃尔·瓦尔斯在出席有关“欧洲未来”的讨论会时所强调的，“如果我们不能应对当前的安全、恐怖主义以及难民危机等挑战，欧洲在未来几个月内就可能退出历史，可能彻底解体。”
难民问题是外来危机，欧洲更大的挑战则是经济复苏以及欧洲的一体化。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张健认为，2016年对于整个欧洲，特别是几个大国来说，经济仍然是最重要的问题。
有专家指出，欧洲经济在经历希腊退出欧元区风波之后，复苏依然乏力，当务之急是通过加快欧洲市场一体化、把那些至今未开放的行业融入进来的方式，为经济增长找到新的活力。瓦尔斯强调：“我们应当建立一个数字欧洲、一个能源欧洲，那些封闭的行业必须实现开放。”德国财政部长朔伊布勒表示，每个国家都必须参与到共同努力当中。
另外一个重大挑战是有关英国可能退出欧盟的问题。欧盟主要机构和成员国领导人都认为，欧盟正在全力避免出现内部分化之际，英国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来退出欧盟无疑会释放出“灾难性的信号”。受访专家指出，英国“脱欧”一旦成真，无疑是对建立“统一的欧洲”的巨大打击，是欧洲作为世界重要一极的重大挫折。
当前，欧盟方面已就给予英国“特殊地位”协议达成一致意见，英国计划在今年6月就是否“脱欧”进行公投。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英国和欧盟能够最终避免说“分手”。因为无论对于欧洲还是英国，都有些“伤不起”。比如，“脱欧”公投进一步激发了苏格兰要求进行第二次独立公投的情绪，由于“脱欧”不确定性增加，2月22日当天英镑兑美元汇率创下了2009年3月以来单日最大跌幅。
因此，“经济因素也是英国不得不考虑的问题”，张健指出，在欧洲国家中英国的经济增长率是比较高的，当前尤为重视解决制造业与服务业的平衡，以及南北发展不平衡的问题，为此推出了“北部发展计划”，正大力吸引外资投资基础设施建设。而且，“英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大一部分其实是外来移民的贡献”。
此外，受访专家指出，英国最近几年在对外政策上进行适当的调整，比如更加重视发展与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关系。这说明，英国已清楚认识到国际格局中的“东升西降”，已在为在未来的国际竞争中占据有利位置进行布局。不过，英美关系虽然有调整，但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对法国而言，张健认为，2016年是法国大选年之前的关键年，政府和老百姓最关心的一是经济，二是安全。经济方面，失业问题严重。去年巴黎一头一尾两次发生严重恐怖袭击事件，表明法国安全形势依然严峻。除了强化内部反恐措施，法国还加强了与欧洲其他国家的情报合作、联合执法行动。
“德国经济的情况是比较好的，但政府意识到外部经济环境并不乐观，为了应对外部市场下滑的不利影响，德国重视提高经济质量，比如制定‘工业4.0’计划，推动欧盟‘单一数字市场’计划等，可以说都是为经济未来的竞争力作准备。而在当前，难民问题是政府要优先考虑和解决的问题，因为它影响到了默克尔政府的执政基础。”张健说。
日本：从安全到经济都想“突破”
日本《读卖新闻》1月6日发表题为《日本应在构建国际秩序上摆脱被动姿态》的社论，文章称当前日本的安全保障环境恶化。“日本以往是在发生危机后才研究对策和制定相关法律，被人揶揄为‘追随美国’。如果采取这种被动的姿态，就不可能维护日本及地区的和平与繁荣。因此，日本应当主动地参与构建安全的国际环境，开展确保国家利益的能动外交。”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刘江永认为，日方对形势的看法，总体上是比较严峻的。
安全方面，日方认为外部安全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一，随着中国经济实力不断提升，中国的海军力量不断壮大，日本尤其是“右翼”势力竭力炒作所谓“来自中国安全方面的不确定性”。
第二，认为朝鲜进行核试验和推进弹道导弹开发，给地区安全环境带来挑战。
第三，借美国推行所谓“重返亚洲”政策，日方认为一方面要加强同美国的同盟关系，另外要与和日本在利益和价值观上一样的国家建立更紧密的同盟关系。
以2015年底日本内阁通过的2016年度预算案为例，防卫相关费用首次突破5万亿日元大关。在日本方面承担的驻日美军驻留经费方面，日美达成协议，将2016～2020年度的日本分担额比2011～2015年度增加133亿日元。受访专家认为，作为定于2016年3月施行的安全保障相关法案“元年”的预算，日本从预算层面表明了遏止中国、重视日美关系的姿态。
受访专家注意到，政府开发援助(ODA)预算也时隔17年再次转为增长。着眼于将举办G7峰会(伊势志摩峰会)和非洲开发会议(TICAD)，日本政府计划以ODA为杠杆推进积极外交。在政府修订的作为对外援助政策指针的ODA大纲中，新加入了“为维护国家利益做贡献”的表述，提出将基于战略重要性来实施对外援助。除了推进高质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和培养产业人才，还将通过ODA来培养亲日派和知日派。政府相关人士称，“目的是强化与价值观相近的国家的合作。”
刘江永表示，伴随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日方认为日本的外部经济环境恶化了。亚洲地区的金融风险也正不断增大。
据日本官方公布的数字，日本经济在2015年第四季度按年率计算收缩1.4%。这一数字高于经济学家们此前预计的收缩1.2%。数据表明，进入创世纪货币刺激的第四个年头之际，日本经济仍受到内需疲弱的困扰。
日本经济究竟如何?“安倍经济学”是否已经失效?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全球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刘军红表示，GDP不能说明日本经济实力的全部。尽管从数字上看，日本GDP呈现负增长，比多数发达国家表现差，甚至还不如欧洲，但从国际收支上看，日本已经连续一年半时间里保持顺差，2015年日本经常贸易顺差高达16万亿日元。
“安倍第二次担任首相后，誓言通过‘安倍经济学’重振日本经济。应当说，在2014年4月进行第一阶段的消费税增加计划之前，‘安倍经济学’取得了效果。政府通过引导日元贬值，企业盈利增加，资产价格上涨，初步实现通胀预期。但是第一阶段将消费税从5%增加到8%后，日本经济陷入了衰退。政府为此还推迟了到2015年10月将消费税进一步上调至10%的第二阶段计划。总体来看，2014年，经济表现还是可以的，但到了2015年，日本经济波动明显增大。从政府层面看，也没有非常明晰的有效政策。”刘军红说。
“安倍经济学”为何不再有效?受访专家指出，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经济的全球化程度非常高，其对外投资和贸易占比比很多国家都大。由于空心化严重，日本经济增长主要动力在海外，因此经济对外部市场的变化敏感程度高，而经济的内生增长动力弱，导致国内经济政策的效应大打折扣。
日本的目标是，在TPP达成后以及利用2020年举办夏季奥运会的契机，2020年GDP达到600万亿日元(5.1万亿美元)。
对于日本经济在全球的竞争力，刘军红认为，日本金融业的表现最为强势，盈利能力很强。从2002年起，日本金融业迅速成长，在2008年的金融危机中非但没有倒闭的，相反还到美国发起并购。尤其是银行业，通过贸易、信贷等，金融危机后在亚洲市场日本银团将欧洲的份额几乎全收回来了。日本证券行业，以大企业主导、中小企业跟进的集团式投资方式，具备超强的资金调动能力，速度快且手段隐蔽。与之相比，保险行业表现稍逊。
印度：致力实现强国梦
北京大学南亚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姜景奎告诉记者，在印方看来，世界大趋势不会改变，但印度切实感受到安全威胁增大，因此对恐怖活动十分敏感;在经济上，印度主观认知非常乐观，认为印度是区域经济的火车头，也是经济增长最快的经济体，印度的地位会越来越重要。
姜景奎表示，莫迪政府上台以来，推行现实主义的内政外交政策，十分注重发展经济，其一切政策的出发点可以说都是围绕经济服务的。
内政方面，为了实现印度的强国梦，莫迪政府提出了很多概念，也采取了很多措施，比如其最先提出的一个目标就是“印度制造”，即将印度打造成全世界的制造业中心。这也是其所有计划的重中之重。为此，莫迪政府极为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加大了对公路、铁路、房地产等的投资，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除了“印度制造”，政府还推出了“新创印度”。政府宣布为新创公司制定新政策，要促进制造业的创新技术，并提供赋税优惠给那些未上市的小新创公司。新政策的更大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整的生态圈。为了应对人口迅速城镇化，政府还提出了修建100座“智能城市”的“智慧印度”计划。此外，莫迪另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和口号是“数字印度”，其目标是，到2019年实现25万个村庄通网络，并将创造超过1亿个就业岗位。
外交方面，莫迪政府保持了印度一贯的大国平衡外交政策，目标主要还是围绕为实现印度的强国梦。被称作“飞人”的莫迪总理频频出访，出访中一个重要任务就是吸引外资。据统计，2015年莫迪一共进行了26次出访，是世界所有领导人中出访最多的。其出访的国家中重点突出，一是周边邻国，二是中、美、俄、日及欧洲大国。另外，国际多边舞台也频频刮起“莫旋风”。但不论是哪个国家，经济外交都居于重要位置。每到一地，游说外国投资者和当地印侨对印投资都是重要出访内容。
对于印度周边国家，包括孟加拉国、斯里兰卡、尼泊尔等，印度力图保持其在南亚地区的主导地位，但是从现实情况看，这些国家也面临繁重的发展任务，需要大笔的外部投资，这是印度无法提供的，因此表现出心有余而力不足。
实现印度的“强军梦”。就任总理后，莫迪对印度实施了20多年的“东向政策”作修正，进一步提出“向东行动”政策。专家认为，“向东行动”除了经济上的意义，也表明印度建立军事大国的雄心。
这一目标首先是为了维护印度在南亚地区的主导权，同时也是为了维护自身国家安全，并为在世界上实现印度的大国梦提供军事支撑。印度石油公司声称在南海争议区域与越南联合勘探开发，军方宣称印度在南海有“必须捍卫的利益”等，显见印度不甘心做印度洋的印度，其“向东行动”不会只是个口号。为了实现军事大国梦，印度一方面配合美国的“亚太再平衡”战略，加强与美日关系，另一方面大力发展武器装备，特别是在武器进口方面不遗余力，目前印度已经是全球头号武器进口国家，过去5年进口武器约占世界武器进口总量的14%。此外，莫迪政府重视“软实力”，重点向外推广印度的核心文化，比如瑜伽、佛教等。
来源：《瞭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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