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穗生
【光明国际论坛笔会】
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以“黑天鹅”面目给全球化带来巨大挑战，加剧了国际社会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复杂程度。
首先，疫情给全球化带来非常严峻的现实挑战。当前，全球化和反全球化、跨国合作与民族主义、合作共赢与零和博弈，这两股力量处在历史性的交锋点。从当前形势看，两股力量都非常强大。在人类历史上，这种博弈的结果通常取决于两种因素。一是战争、瘟疫等重大的灾难，人们会对全球化、国际合作、民族利益等问题进行重新思考;二是出现非常有影响力的大国或领袖人物承担领导责任，比如美国的华盛顿、罗斯福、里根，中国的毛泽东、邓小平、孙中山等，他们以其卓越的领袖素质思考全球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改变历史进程。面对波及全球的疫情，灾难呼唤大国承担责任、领袖人物出来改变历史进程。
什么是全球化呢?就是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发生的事情对其他地方都会有很大的影响，任何一个国家的决定对其他国家都有影响。这是全球化的重要表现。疫情绝对不是哪一个国家的问题，疫情已经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出现。疫情会对全球化产生影响，同样也要求用全球化的合作和协调方式来寻求解决方案，汇集全球所有的资源和力量来共同应对。近期，各国的一些学者、政府官员甚至政治领袖都在推动携手抗疫，共克时艰，如举办G20峰会以及一些学术研讨会议等，这表明合作的势头相当强劲。
与此同时，反全球化的势头也很强。一些国家加强国界封锁，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非常兴盛。在全球化条件下，疫情传播有一个过程，总是从一些国家开始，逐步蔓延扩散到其他国家，所以有些国家通过封锁国界、以邻为壑，来应对危机。这是反全球化的方式。
应该看到，这种反全球化的趋势不光是在疫情以后发生的。目前这一波全球化始于20世纪80年代特别是冷战后，其特点之一是每个国家在全球化过程中受益程度不一样，导致一些国家对全球化不满。这种反全球化的力量在一些国家非常强大，甚至可与全球化力量相匹敌，近些年已经导致了全球化在北美和欧洲的倒退趋势。
目前的疫情危机出现在两股力量激烈博弈之时。在最需要全球化解决方案的时候，面对的是反全球化的挑战和全球化的倒退。这个时候就呼唤领袖，需要有远见的大国承担政治领袖的责任。二战以后，美国在历次国际危机当中曾经承担过大国领袖领导责任，但是最近这些年在推卸责任，不断退群。在最需要国际领袖的时候，世界面对的是领袖的缺位。3月27日，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话，强调两国要排除干扰，加强抗疫国际合作。歧视解决不了问题，因为病毒无国界，它是人类共同的敌人，它不管你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富人还是穷人，黄种人还是白种人，这种时候政治领袖的重要作用表现了出来。
但是中美以及世界各国目前仍然存在对全球化的不同认识。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各国应对疫情的方式。中美对全球化的理解不完全一样：美国是一种自由主义的全球化，强调政治上的民主化、经济上的私有化和市场化;中国的全球化强调政治的多极化、经济的跨国化、文化的多样化。有人认为这是两种政治制度的竞争，我认为这是一种治理方式和文化的差异。治理方式多样化和文化的多元化很重要。这些不同是各个国家不同的历史文化造成的。重要的是应对危机的效率和结果。要尊重不同国家的文化、历史和生活方式，各个国家的领导人要互相交流信息，形成相互尊重、相互合作的各种双边、多边协调和沟通机制很重要。
中美两个大国更应该相互沟通，相互尊重，相互支援。高层领导人之间的交流非常重要，大国领袖一定要从人类命运与共这个角度，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案，仅仅从本国利益、独善其身的角度，不可能找到解决全球化中出现问题的方案。
其次，疫情之下大国开始重新认识共同利益。传统上的国家安全是军事安全，往往是零和游戏。一个国家军事力量的增长给本国带来了安全感，但是给其他国家带来了不安全感。美国之前的国家安全观强调的是军事安全，认为大国关系是零和游戏。此次疫情危机出现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大国关系在非传统安全领域根本不是零和游戏，任何一个国家的安全都与其他国家的安全紧密联系在一起，不可能通过零和游戏的方式解决。过去我们说“安全两难”，指的是“我的安全就是你的不安全”，现在是你的不安全就是我的不安全，只有你安全了我才能安全。在非传统安全领域，包括气候变化、跨国犯罪、核武器扩散等，这些各国必须面对的现实安全问题，基本都是以非传统安全形式存在的。疫情使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其实有很多“非零和”的安全问题，这些问题必须要通过全球合作才能加以解决。
疫情暴发之初，很多人站在旁观者角度用反全球化的方式对待疫情，但最终砸了自己的脚。这次疫情对全球各国的冲击，比“9·11”事件、2008年金融危机甚至比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影响都要大，只有从全球化的角度合作来找到解决方案。
我现在很担心的是，美国在疫情开始之前就形成了一种“脱钩”理论，主张与中国脱离接触，要对在全球化过程中根据比较优势最优化组合形成的全球价值链进行人为重组，这种人为重组使得世界经济恢复的成本非常高。虽然这样有些国家可能会感觉安全一些，但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做到所谓的完全自给自足、自力更生。疫情后会出现一些全球调整，这可以理解，但要人为重组全球价值链极不理性，这就要求大国领导人要按照经济发展规律，寻求解决问题的合作方式。
虽然中国的疫情目前得到控制，经济开始恢复，但是如果其他国家疫情不解决，经济不恢复，中国的疫情不可能完全控制，经济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反之亦然。没有一个国家可以独善其身。
最后，大国一定要发挥领导作用。不管是中国还是美国。目前全球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国际公共产品供应不足。像疫苗研发，各个国家几乎都是关起门来自己搞疫苗，像是国力竞争一样。大国要提供国际公共产品，这不光是大国之间的问题，更直接关系到中小国家。中国目前基本控制住了疫情，我想美国动员起来以后，很快也能控制住疫情，但最害怕的是疫情在非洲等欠发达地区蔓延。
目前，我对美国在这次疫情中的表现比较失望。二战以来，美国能在全球得到认可，不光是经济和军事实力强大，也是因为在历次危机中提供了很多公共产品，但是这次没有，因为美国仍在“美国优先论”和单边主义影响下。中国在这方面可以做得更多，展示大国风范、大国风度。近期，中国捐赠给美国纽约州1000台呼吸机，美国人民很感谢，中国有能力向更多处在灾难中的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美国在这方面做得有问题。中国也有自己的困难，但是作为大国可以通过各种双边尤其是多边机制合作，如G20、联合国以及各种功能性组织等，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
当前，美国遇到了很大挑战，但是我认为美国不会很快沉沦下去。有个词叫“wake up call”，重新唤醒，美国一开始反应慢，但是它的动员和纠错能力很强。我认为，这完全不是一个制度竞争的问题，而是治理能力的竞争。近些年美国治理能力弱化了，冷战结束后，美国过得太舒服了，这次疫情给美国敲了一次警钟。美国会犯很多错误，但是它终究会纠正自己的错误，找到一个适合自己文化历史的解决问题的方法。美国不会照抄中国的作业，中国也不会走美国的道路。中美之间一定要加强合作，加强理解，共同对抗全人类的共同敌人，通过共同合作来造福世界和人类，包括进一步促进全球化发展。
近日，中国有100名学者发表联名倡议，美国也有近百名学者高官联合呼吁放下成见，加强合作，携手抗击疫情。这两件事事先没有任何协调，是一种偶然巧合，这说明两边的有识之士都意识到要真心诚意地加强合作，因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没有输者，大家都是赢家，任何一国做得好都不仅是对自己有益，对其他国家也有益处，相互指责没有任何意义。
我个人非常认同习近平主席说的这句话：“中美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两国一定要有正常的平等心态来相互合作，合作不排斥竞争，竞争和斗争是两回事，竞争不是把哪一方打败，而是通过一种良性向上的互动来增进共同福祉。
(作者：赵穗生，系美国丹佛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终身教授、美中合作中心执行主任 本报记者钟超采访整理)
来源:《光明日报》( 2020年04月16日 1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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