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要立足时代特点，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恩格斯曾经指出，我们的理论“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它在不同的时代具有完全不同的形式，同时具有完全不同的内容”。面对当今世界的深刻变化，我们要深入思考和研究:ニ十ー世纪与ニ十世紀、十九世紀有哪些不同，时代问题和时代任务有哪些变化，如何更好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只有真正搞懂面临的时代课题，深刻把握世界历史的脉络和走向，才能科学构造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习近平：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四十三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要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科学构造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首先要立足时代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时代化，科学构造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哲学新的理论形态。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实践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统一，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范畴，贯穿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始终。时代的发展，必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范畴具有新的与以往时代不同的内容与形式，必然发展为新实践哲学。从1844年以后马克思的一系列哲学著作及后人特别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发展中，新实践哲学不仅包括实践内涵的理性、德性、诗性三个层次，而且包括实践本原的人类“如何活”与“为什么活”两个尺度，回答人如何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世界这一最高目标;还包括从实践主体的双重关系(人与物的关系与人与人的关系)中区分出两种基本的实践活动类型(生产实践与交往实践)，形成当今世界的两大主导哲学观念(生产实践观与交往实践观)。新实践哲学由于辩证处理了实践内涵的三个层次、实践本原的两个尺度、实践主体的双重关系，全面把握了实践—改造世界的总体系统，因而它能成为联结认识论、价值论、本体论，沟通自然观、社会观、人文观，贯穿本体范畴、主体范畴、总体范畴，将人天关系、人际关系、人性关系、人文关系内在建构于一个核心范式的宏伟的哲学体系构架。我的研究就表明，新实践哲学的哲理构架与文化人类学的历史构架，与智慧思维学的集成构架，具有内在对应的同构关系。这种同构关系正反映了“世界体系的每一思想映象”，总要同时受到客观的历史状况与主观的思维逻辑的制导。
进入二十一世纪后，世界更是面临着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更是比以往任何时期更接近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进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新时代。新时代新的实践方式决定新的思维方式、新的发展理念，推进我们承担新的历史使命，完成新的伟大事业。这就需要我们以更新的思维理念、更大的勇气担当，去完成时代使命，去开拓人类更美好的未来。就像古代那些大哲学家说的：“六经责我开生面”，要“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按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要求，面对当今世界出现的一系列新情况、新矛盾、新问题、新课题，我们要努力投入到探新道、创新说、开新业的伟大事业中去。
第一，新时代新实践哲学的新人天观，倡导“为天地立心”，用“天人合一”、生命情调与宇宙意识相统一的生态文明去化解世界性的人天对抗危机。
以西方工业文明为主导的现代文明，使世界面貌发生了急剧改变，它创造的社会生产力大大超过了以往人类历史的总和，但另—方面也造成了全球资源紧缺、气候变暖、三废成灾等危胁人类生存的严重的生态环境危机。据统计，人类历史到公元1900年为止时，全世界的经济财富总规模可折算为6000亿美元。在经过了100年世界全球化工业化后的今天，全世界每年仅新增产值就可达到那时总财富的一半。与100年前相比，全球工业生产增加了100倍，然而能源消耗增加也超过了100倍。人类现在每年所消耗的矿物燃料，相当于在自然历史中自然界花费100万年所积累的数量。换言之，按现在的这种发展模式走下去，要不了多少年，全部地球资源就要为现阶段的人类文明所耗竭，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生态系统的总崩溃。这一严峻的全球危机，要求上升到哲学人类学的高度，从根本上追问主导现代世界文明格局的西方文明的合理性、可行性。全球性生态危机首先发生在西方工业发达国家，对西方文明核心范式合理性、可行性的重新审视也首先由西方学者发起。这就是西方学术界方兴未艾、直指要害的对西方现代文明的后现代批判运动。世纪之交，这场由西方学者发起的后现代批判运动，从根本上颠覆了构成近现代西方文明核心的工具理性论、资源掠夺论、西方中心论、享乐至上论等支撑理论。正如一些西方学者指出的，当代西方经济思想的主体，天生是反生态的，全部价值被缩减到私人利润生产的惟一目标上。由此出发，必然导致人天关系的高度紧张，导致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在这种危机面前，改变旧思维旧观念，倡导新时代新实践哲学的新人天观，发展“为天地立心”的生态文明就显得特别重耍。习近平主席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名言所以深得民心，原因就在这里。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天人合一”、“为天地立心”，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处。新人天观倡导的生态文明，作为人类文明的更高发展阶段，作为人类文明演进新的飞跃点，将消除生态与文明的外在对峙，而达到文明生态化、生态文明化的内在统一境界。这就意味着，生态文明将开创人天关系的第三个阶段，即不是只有混同禽兽的“自然之子”的“天人不分”，不是只有奴役万物的“宇宙之主”的“天人相争”，而是将二者内在统一起来的“天人合一”、“天人超越”。这就需要人类超越利己主义的功利尺度，从谋生功利人进化为自由审美人。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按照非功利性的审美尺度去创造世界、协调生态、提升自然。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的，建设生态文明是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于年大计。必须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像对待生命一样对待生态环境，统筹山林田湖草系统治理，实行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话方式，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建设美丽中国，为人民创造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贡献。
只有世界各国都在新思维新理念的导引下坚持这样做，人天关系就会发生世界性的结构变化，自然自发进化与人类文化进化在审美尺度的规范下就会进入互相协调、互相促进的新阶段，达到生命情调与宇宙意识的高度统一。在诗性制导的文化进化推动下的自然与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成长的人类，将同时获得超越提升。整个世界将在人天审美超越大系统中朝着更高级的方向演进。
第二，新时代新实践哲学的新人际观，倡导“为生民立命”，用高科技与高人文相结合的平等而多维的网络文明去化解世界性的人际对抗危机。
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的500年，已发生了两次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殖民主义的全球化浪潮，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门，它形成了世界市场，迫使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第二次是20世纪下半期在贸易自由化框架与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它形成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促使民族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这一时期，尽管世界殖民主义统治已经崩溃，但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旧秩序依然存在。1965年世界最发达的7国与最贫穷的7国人均收入差是19倍，1995年为38倍，2000年近58倍。今天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1%的收入相当于最穷国57%的收入。世界上有五分之一的人每天靠不到1美元维持生计。这种严重两极分化的状态，必然引发人际关系大危机，需要我们倡导“为生民立命”的新人际观，用高科技与高人文相结合的平等而多维的网络文明来化解世界性的人际对抗危机。正如新自由主义者中谷岩在其忏悔性的新著《资本主义为什么会自我崩溃》中写道，“全球化资本主义”这头“脱缰的怪兽”以无限扩张的私欲为动力，固然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活力，但也把人变成经济动物、扩大贫富差距、撕裂社会和谐、破坏生态环境，让世界蒙受巨大灾难。这也必然导致霸权主义、强权政治与恐怖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两个极端对立面的恶性发展，导致世界性的人际对抗危机，并从反面激发新人文主义、新民主主义、新社会主义的再振雄风。
在这种世界性的人际对抗危机面前，改变旧思维旧观念，倡导新时代新实践哲学的新人际观，倡导“为生民立命”，倡导高科技与高人文相结合的平等而多维的网络文明就显得特别重耍。进入21世纪后，人们有望在高科技与高人文相结合的信息网络时代迎来平等互利、合作共赢的更高级、更合理的全球化浪潮。近年来加快推进的由5G技术带动的宽带移动化、移动宽带化、通讯网与电视网、互联网与物联网融合，加快推进的以智能化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带来了网络世界以及人-网、人-物关系的巨大变化。未来的计算机技术、通讯网络技术、多媒体技术、物联网技术将提高到一个新的等级，全球信息高速公路、国际、洲际航路、公路、铁路、国际电子金融商路，特别是习近平主席倡导的、得到多国支持的“—带一路”建设将把“地球村”更紧密地联结在一起，数字地球将为国际社会提供更详尽更精确的全球信息资源与模拟实验基地，合理、公正、平等、互利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也将经过各国人民的共同努力而逐步确立。正如一些未来学家预言的，互联网、物联网、智慧地球、人性化电脑、5G技术、卫星即时通讯的最终目标在于建立全球范围的万物互联、群体关联，这终将动摇现存的不合理的秩序、组织和社会。种种迹象表明，原来的思维方式、生活方式正在被淘汰，一种新的思维方式、生存方式即将到来。简言之，信息技术革命使社会生产力的工具系统日益智能化、自动化、高效化，同时又使人的社会交往关系网络化、互动化、全球化。这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将把人类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推到一个全新的阶段。“生产力——财富一般——从趋势和可能性来看的普遍发展成了基础，同样，交往的普遍性，从而世界市场成为基础。这种基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可能性……”马克思提出的“世界普遍交往”的未来发展目标，将建筑在全球性的平等而多维的人际网络结构关系上，从而形成更合理的“国际分工”、“国际竞争”，形成新型的“生产的国际关系”与更高水平的“国际生产力”。新实践哲学“为生民立命”，要求确立以仁爱公平为目标的新人际观，正是建筑在这种更先进更具革命意义的人类文明新的飞跃点——平等而多维的信息网络文明的基础之上的。
第三，新时代新实践哲学的新人性观，倡导全面“为往圣继绝学”，用统率理性与德性的诗性文明去化解世界性的人性对抗危机。
西方强势文明导致的外在的人际对抗、人天对抗大危机，说到底是内在的人性对抗大危机的反映。尽管现代西方人的物质生活水平比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要高得多，但是在“上帝死了”、“理性死了”之后，精神空虚、信仰缺失，已成为当代西方的世纪病。现代人最大的危机在生存意义的缺失，而人不能容忍无意义的活着，不能容忍没有信仰追求、没有精神支柱的生活。西方人数千年来苦苦寻求着永恒不变的本体世界，但是现在他们却发现整个西方文明赖以确立的精神基础破裂了。工具理性与人文精神的对峙、物欲感性与社会理想的对立以及真善美三大领域的割裂，使西方文明的根基陷入不测的深渊。美国著名战略家、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其论著《大失控：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一书中，就痛心疾首地分析了美国价值观的没落所带来的深刻社会危机与精神危机。他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不可自拔地掉入了“自由放纵的丰饶角”。富足的物质生活正在培育空虚颓废的精神温床，人们在纵欲无度的道德混乱与感官享受中正在失却宗教信仰和道德操守，精神的颓废和漂泊正在耗尽西方的“阳刚”之气。布热津斯基厉声警告，“哲学没落”、信仰衰微、道德混乱，将使美国逐渐失去内聚力，失去价值感召力，最终将失去作为全球领导力量的驾驭力。“如果人类要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克服全球精神危机。”
与此相反，新实践哲学倡导以自由诗性为指归的新人性观，它既要全面地“为往圣继绝学”，又要突破它们各自的历史局限。它既反对古代社会以神性来压抑理性、贬抑人性的神秘主义，又要反对近代西方文明片面吹涨的工具理性主义;它既要打破西方传统文明以真为首、理性至上的偏窄格局，又要突破东方儒家文明以善为首、德性至上的狭隘视界。唯有这样，新实践哲学才能合理地确立真的性理世界、善的功利世界与美的生命意义世界的各自地位，全面地高扬人的超感性、超生物性——理性、德性与诗性，全面地高扬钱学森院士名言“集大成，得智慧”。新世纪翻天覆地的社会革命与高科技—高人文革命，加速提高了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能力，使人类向着“两个尺度”统一的自由诗性境界大大前进了一步。然而，当今世界一个也没有解决的和平与发展的两大主题以及一系列全球性危机，又迫使人们在新世纪新时代不能不再次严肃地反思人类自身的本性、使命、前途、命运。人们日益意识到，人类在新世纪新时代需要一场更深刻的革命，未来的科技革命、经济革命、社会革命、人自身的革命应该转变成具有人类总体解放与个体自由发展性质的诗性文明的革命。这样，新时代新实践哲学才能为创造人性结构和谐的未来新主体与以诗性为主导的未来新文明提供全新的理论指导与路径设计。
第四，新时代新实践哲学的新人文观，倡导“为万世开太平”，用构建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去化解世界性的人文对抗危机。
20世纪上半叶规模空前的两次世界大战，下半叶危及人类生存基础的“冷战”，进入21世纪就发生的“9.11”恐怖袭击以及偏离反恐轨道的战争升级，当今单边主义者发动的贸易战，使世界人民渴望永久和平的梦想一次又一次宣告破灭，使世界人民日益认识到只要西方强国不改变其社会达尔文主义立场，只要弱肉强食的丛林规则仍是当代文明的主导规则，世界将永远不得安宁。解决世界性和平难题的出路何在?希望何在?从根本上讲要靠世界人民的共同努力，推进世界文明格局的结构转型。汤因比在比较了世界各地区的文明类型后，曾将希望的目光投向中华文明。他预言“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
这是因为历史地形成的中国文化，是一个不事扩张的和平主义的文化，是一个“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天下主义文化，是一个曾经消灭过战国规则的后战国文化，中国人天然地有着丰富的建立新的全球文化的精神资源。毫无疑义，新实践哲学将在亚洲文明互鉴、中西文明互补中继承弘扬这份优秀的精神遗产，大力倡导各美其美、美美与共的新人文观，倡导和谐社会、平等共荣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的建设，倡导用“文明互补论”取代“文明冲突论”，坚持世界上不同类型文明在比较中取长补短，在互补中共存共荣。正如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的，中国人民的梦想同各国人民的梦想息息相通，实现中国梦离不开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际秩序。必须统筹图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相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2019年5月在北京成功举办的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习近平主席的主旨讲话《深化文明交流互鉴 共建亚洲命运共同体》，就引来了各国人民强烈的心灵共鸣。
未来是我们的选择与创造，而不是不可变、不可逆的宿命。如果今后中国真正强大起来了，她将继续反对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她将永不称霸，也不屑于按照今天世界通行的丛林规则去做新的霸主，她的理想是消灭这一规则本身，创造共赢模式，追求共同发展，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逐步迈向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到那时，我们将为我们是有天下襟怀的中国人而由衷地自豪，不仅是因为我们富，而且是因为我们曾经贡献于结束现代战国时期的伟大事业——“为万世开太平”。
一百年前，“新学术革命”的倡导者梁启超先生曾说过：“新之有道，必自学始。”“有新学术，然后有新道德、新政治、新人文、新技艺、新器物;有是数者，然后有新国、新世界。” 他还预言：“他日合先秦、希腊、印度及近世欧美之四种文明而统一之、光大之者，其必在我中国人矣。”在新的世纪新的时代，改变旧思维旧观念，倡导新实践哲学的新人天观、新人际观、新人性观、新人文观，推进绿色生态文明、信息网络文明、审美诗性文明、人类命运共同体文明建设，化解世界性的人天对抗危机、人际对抗危机、人性对抗危机、人文对抗危机，创建强而美的新国、新世界，正对应了梁启超先生一个世纪前的超前预言，正对应了开国领袖毛泽东当年曾以非凡的气概号召：“中国应当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要作独创的努力，……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
历史和未来业将证明，中国人有能力担当起这个伟大的时代重任。这是因为我们拥有世界上唯一没有中断的文明传统，拥有博大精深的中华道学。从史前“天人合一”的巫史文化，到三代“敬德保民”的礼乐文化，到诸子“一本四维”的大道文化，古中华学术形成了从认识论、价值论到本体论的完整理论建构。进入近代，我们又遭遇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西方强势文明的冲击下，在前现代、现代、后现代的“时空压缩”“浪潮叠加”中，又在新的时代全方位开拓新道、探索新学、创建新业。经过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100年的多向探索，经过革命、建设、改革三期实践，我们已形成毛泽东思想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已在全面探索综合新法、洋法、土法的新方法论。在这一与时俱进的当代马克思主义创新理论与创新方法指导下，在新时代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可以站在新的时代实践平台上，以更高的视位、更远的视向、更广的视域，在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三次新飞跃上，在创建有全球襟怀的“中国自己的学派”，创建未来更高形态的中华新道、新学、新文明上一展身手，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为世界文明的格局转型，提供更深刻的理论支持与更合理的路径设计。我曾在《新文明学导论》的导言中说过这样—段话，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复兴，不仅仅是世界史上一再出现的大国崛起、主角兴替的历史现象，更应该象征着是古老的“中华诗国”的浴火新生，意味着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新质文明的兴起。我们创建新学，探索新道，正是为了“再造文明，复兴中华”，导引未来更伟大的有世界意义的新文明探索实践。这一灿烂的“中国梦”，将会成为世界文明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戴高乐曾说，在亚历山大的行动里，我们能发现亚里士多德;在拿破伦的行动里，我们能发现卢梭、狄德罗。同样，在人类走向更高文明的新时代，世人终将看到博大精深的中华“大道文化”的包容胸襟与天下情怀，看到有更高的理论深度、思想广度、境界高度的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新实践哲学、与时俱进的中华新学术和更高层次的中华新文明的引领作用。让我们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走茌前人用血汗开辟的大路上，为守护与实现世界文明史上最灿烂的“中国梦”尽心尽力。让我们心连心、手牵手，朝着这个伟大目标一代接一代地努力奋进!
来源：作者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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