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社会学理论、方法、对策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提出了社会运行、和谐社会等诸多理论。在实践上，中国社会学基本具备了能够回应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的能力，为社会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社会学界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既有活力又有秩序的社会学理论、方法、对策方面做出了极大努力，提出了社会运行、和谐社会等诸多理论。在实践上，中国社会学基本具备了能够回应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挑战的能力，为社会建设作出了应有的贡献。
改革开放促进社会学发展
“4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变迁，促使社会学者追踪改革开放的每一个步伐、追踪改革中出现的每一件新生事物。”清华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强表示，考察近40年来中国社会学研究者所探索的主要问题，包括农村人民公社解体与乡村重建、新的社会组织生成、产业与职业结构巨变、数以亿计的农民工外出、新型农村社区迅猛发展;城市单位体制、就业体制、住房体制、医疗体制、养老体制的全方位变革等。
“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个十年，社会学研究集中于对中国社会学学科定位的探索。第二个十年，研究转向改革开放背景下的社会分化和发展问题。同时，中西学术界展开了深层次的交流和对话，其中最有影响的包括市场转型与社会分层研究、社会网络与社会资本研究、组织社会学研究等。”西安交通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边燕杰表示，进入21世纪后，中国社会学研究在保持议题多元化的态势下，开始关注共同学科资源和研究规范化建设。
在华东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院长文军看来，自1979年恢复重建以来，中国社会学在理论研究方面大致经历了“缺失—移植—融合—反思—重构”的过程。20世纪80年代中期对欧美社会学理论的译介，为中国社会学的全面恢复与重建注入了强大的活力与动力。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学理论在不断增强对欧美社会学反思性探索的基础上，开始重构富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理论，并在某种程度上极大地促进了中国社会学发展。
文军表示，随着20世纪末信息化、全球化趋势的加强，人文社会科学知识相互渗透、融合的趋势也越来越明显。社会学与其他学科在研究领域方面的区分也日益模糊，许多学科乘机“入侵”社会学传统的研究领域，并呈现出了一种泛社会学化的态势。一方面，社会学的一些传统研究领域，如家庭、婚姻、组织、犯罪、社区、行为等，已不再是社会学的绝对优势领域;另一方面，社会学超越了传统的研究边界，在诸如权力结构、区域发展、话语实践、市场网络、消费行为、信息传播、生态环境等过去陌生的或属于其他学科的领域中，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果。
研究范式呈现多重整合趋势
“40年来，中国社会学家的调查研究大大促进了社会调查研究理论与方法建设。”李强介绍，针对我国人口规模巨大、疆域辽阔，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差异大，社会群体构成复杂等特点，中国社会学界探索了多种调查方法，寻求怎样用最小的成本获取最有代表性的样本。在现代统计学理论和计算机技术的渗透和推动下，从抽样到数据形成的整个过程日益规范化和科学化。在数据的分析方法上，从常用的频数表、交互表，到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对数线性模型、事件史分析等，研究者运用更多的统计方法探索数据间的内在联系，从而更加深入地描述和解释社会现实。他表示，近来，大数据成为新事物，社会学家正在思考如何从记录人们行为轨迹的大数据中探索社会关系、社会互动。
信息技术的发展大大提高了社会调查的效率和质量，电脑辅助调查越来越广泛，大数据为探索社会现象、预测社会发展趋势以及制定社会政策等提供了更多的可能。边燕杰认为，社会学者如何有效利用大数据的优势，克服其劣势，为研究以及社会服务，关系着未来的学科发展方向。以互联网实验、文本分析等新方法为代表的计算社会学，实现了社会学在社会现象的演化及预测、社会行为的实验控制，以及融合定性和定量研究等方面的新突破。
“网络时代的来临改变了传统社会学赖以立足的现实基础，促使社会学研究突破传统‘民族国家中心论’范式，将其与‘全球系统论’范式结合在一起，以实现从单一的研究范式向两种甚至多种研究范式的整合。”文军表示，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由过去关注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开始转变为关注人自身、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关系。这有助于打破长期以来主宰社会学研究的“主体—客体”二元思维结构，并在研究内容和方法上将“主体—客体”与“主体—主体”统一起来，以实现从全球性的“主体—客体—主体”三级结构角度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变革。在他看来，对诸如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主观研究与客观研究、理论研究与经验研究、个体主义研究与整体主义研究等一系列二元对立的多重研究范式进行整合，将成为未来社会学理论发展的必然趋势。
进一步扩大中国社会学影响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中国社会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的建设带来了新的机遇。
李强表示，“世界村”的形成使全球社会学家开始研究一些共同面临的问题，进一步加强了中外学者间的学习与交流。然而，中国社会有其独特的社会文化模式，发源于西方的社会学理论并不能解决我们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中国学者在学习国外经验、引进国外理论的同时，也渐渐开始反思和自省，社会学“中国化”的问题再次被推到了前台。以社会生活、社会实践为基础，探索建立在理解中国人、中华民族行为特征基础上的本土化的社会学概念、社会学理论，提炼出解读和指导我国社会发展、社会建设的方法，是中国社会学界最重要的任务和使命。
“掌握理论体系的话语权，使本土知识走向世界，与世界有效沟通和衔接，才能扩大中国社会学的影响力，并为世界的发展作贡献。”边燕杰认为，关系社会学将是推进中国社会学学科建设的重要突破口，是我们开展和加强国际学术交流的新的阶梯和渠道。当中国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时，“关系”一词也进入了国际商界、政界、学界的话语体系。但是，关系主义的现象并不是中国文化独有的。中国的关系社会学应该国际化，成为世界的关系社会学的蓝本。在他看来，对我国社会学本土知识加以有效提炼，特别是运用中西特征比较的方法创造性地将之国际概念化，让全球的社会学家都听得懂、能接受，让本土知识真正走出去，实现与国际社会学界的有效交流，是我国社会学者的时代重任。
“中国社会作为若干‘转型社会’中的一个典型样本，为转型社会学研究的兴起和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研究实践。我们要在全球化与本土化之间的张力中去挖掘中国社会转型实践的应有之义，以及厘清中国转型社会学研究的作用和立场。”文军认为，中国特色转型社会学的建构，一方面可以为中国社会学研究的本土化凝练更为具体的研究方向;另一方面也可以利用其“后发”优势，在吸收借鉴西方转型优秀研究成果的同时，结合中国转型实践特色，对西方转型研究中的不合理因素予以批判和回应，真正建构出既有中国特色，又能引领“转型社会”研究的学科体系和理论范式。
来源： 《中国社会科学报》2019年1月16日第161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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