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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擎:全球秩序的困境与未来

作者:刘擎 发表时间:2018年12月04日  

  全球秩序的困境与未来

  刘擎/华东师范大学政治学系教授 

  过去几十年中,世界局势的发展常常超出人们的预估,这要求我们重新思考国际秩序的来龙去脉与内涵。

  事实上,一个完整意义上的全球秩序还尚未建立。迄今为止人们谈论的全球秩序或国际秩序,实际上是“二战”结束后在美国主导下建立“大西洋秩序”,也常常被称为“国际自由秩序”,最初只是北美和西欧的区域秩序。“大西洋秩序”,以自由主义民主和自由市场经济为特征。但西方一些政治家和思想家有一种构想,就是这个大西洋秩序会不断向外扩展,最终会成为覆盖整个世界的全球性秩序。二十世纪后半叶的一些历史进程激励了这种构想,比如,1970年代末“新兴工业化国家”(NIC)包括“亚洲四小龙”的崛起,以及所谓“第三波民主化”的成就。而几十年的冷战最后以苏联解体而告终,更是对这个构想的极大鼓舞。这造成了一种自由秩序的“普遍化”错觉,就是许多西方思想家过高估计了这个自由秩序在理论上的普遍有效性,认为这是全球适用的国际秩序,却忽视了这种秩序的建立和维持实际上依赖于许多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

  然而,近三十年来世界格局的发展并没有印证这个普遍化构想。在冷战结束后,西方“自由秩序”在新一轮全球化过程中迅速向外扩张,在带动新兴经济体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广泛的不满与冲突,在许多方面侵蚀和瓦解了这种秩序赖以生存的重要条件,也就动摇了这种秩序的稳定性。这至少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经济全球化是大西洋自由秩序扩展的一个重要动力,但这个扩展进程越来越难以应对大规模异质人口的“排异反应”。最初形成大西洋秩序主要是西欧和北美,加起来只有近十亿人口,在向外扩展的过程中更为直接和深入地介入了新兴经济体国家的内部秩序,引发了非西方国家在文化、政治和经济上“抵制西方化”的各种反弹。新兴经济体包括中国、印度和一些南美国家,大约有三十多亿人口的规模,而且这是在文化和制度方面具有高度差异性的大规模人口。大西洋秩序在体量上和规范性上都无法适应这种迅速的扩展。尤其是经济秩序的扩展不可能隔绝于文化与政治的要求,而新兴经济体在加入全球化经济的同时,都在不同程度上抵制西方秩序的文化与政治影响,形成紧张、对抗与冲突的局面。

  其次,冷战年代曾被基本限制在其地理区域的“伊斯兰世界”,也在新一轮全球化进程中(再次)与西方世界更为直接地相遇。伊斯兰文明本身也是一种普遍世界秩序,与西方文明秩序如何能够和平相处是一个悠久的难题。目前全球有16亿穆斯林人口,高生育率将带来其人口的迅速增长。因此,大西洋秩序也面临着文化冲突与宗教极端主义的挑战。中东与北非地区的战乱,恐怖主义的威胁,欧洲的难民危机,都显示出非西方地区(尤其伊斯兰世界)不愿或难以顺应西方主导的现代化进程,西方自由秩序的过度扩张可能正在导致其不可承受的后果。近几年来西方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包括自由派的学者)对西方秩序的普遍性表达了质疑和反思。比如英国政治理论家约翰·格雷将向外输出西方体制的企图称作“愚蠢的进军”。

  第三,大西洋秩序向外扩展的进程不只遭遇到一些非西方国家的反弹,引发了不满与冲突,同时也反过来造成了西方社会的内部矛盾,包括经济与文化方面的问题。全球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与资本的自由流动,加剧了西方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造成中产阶级的挫折与失望,这都构成了对自由秩序正当性的质疑。新一波全球化的特点是在大部分国家内部同时造成了受益者与受挫者,我称之为全球化的“(国内)断层线”。经济学家米兰诺维奇在其名著《全球不平等》中提供的证据表明,1988年以来新一轮的全球化缩小了国与国之间的贫富差距,但加剧了国内基于阶层的不平等。西方发达国家内部的经济不平等加剧,以美国最为严重(基尼系数超过了0.4)。1985年以来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增长基本停滞,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下降,在经济“一代更比一代强”的期望落空,深切的挫折与失望感越来越广泛。在文化层面上,全球化对各国的本地传统价值、生活方式以及民族认同都会造成冲击。在移民和难民大量涌入、恐怖主义袭击时而发生的新局势下,加上某些政客的夸大、煽动,这种文化冲击就变得更加敏感和尖锐。西方思想界的主流信奉多元文化主义与全球主义,但却未能找到有效的方式来回应这一冲击,在民众之间产生了对文化认同的对立格局。经济利益的冲突与文化诉求的矛盾相互交织、彼此纠葛,造成了西方社会严重的政治极化现象。所以,当特朗普声称要代表美国利益的时候,他要代表的是加州硅谷的美国还是“锈带”地区的美国,就成为一个麻烦的问题。这种分裂和极化对于自由民主体制吸纳和安置现代社会多样性和差异性的能力构成了威胁。

  另外,新技术革命,尤其是人工智能的迅即发展,对现有的生产、劳动和消费结构冲击,以及对文化变迁的深远影响,都可能超越既有“现代秩序”的有效框架,蕴含着巨大的未知风险。

  所有这些变化,都促使我们重新思考“二战”之后的所谓“国际自由秩序”。在我看来,并没有充分的证据断定西方体制已经濒临崩溃,但可能有相当强的理由说,“二战”之后的“国际自由秩序”正在面对严峻的挑战,它不只是面对向外扩展的困难,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处于内外交困的局面。很可能进入了一个“巨变”的时期。这个巨变未必导致崩溃,但会造成长期的动荡不安,需要重新确立目标、多方面的改革和调整内外政策。目前的趋势是从对外扩张转变为向内收缩或退守,体现在本土主义的兴起、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弹以及其他一些“逆全球化”的迹象之中。这个是一个高度不确定的时期,可能会很长,持续十年或二十年也不令人意外。

  与此同时,既有国际秩序的困境或者危机,未必对中国就是一个“利好消息”。有人认为现在西方衰败了,正好给中国带来“反守为攻”的好时机,这种想法很可能也是一种错觉和误判。中国已经是世界结构中重要的一部分,世界秩序的变化也会对中国产生影响,包括许多不确定性。中国领导人多次表示,中国并不是要取代现有的国际秩序,而是要做国际秩序的参与者和改造者。当今的世界已经不可能相互隔绝,而是一个“联通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实际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完全单独解决自己的所有问题,完全单独决定自己的命运,每个国家都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员。这需要重建真正的全球秩序。而全球秩序的未来,不可能把一个区域秩序的价值和原则强加给整个世界,而应当在尊重各个民族国家及其文化传统的基础上,展开真正的对话和商谈。这种互动不只是为了达成相互理解,也要求各自的改变,要求各个国家为了人类的共同利益,为了和平与公正的全球秩序做出变革的努力,其中也不可避免地会包含相互批评、竞争甚至一些冲突。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在更深入的层面上展开全球对话,以此构建新的世界秩序的原则框架。

  (本文系刘擎11月13日在上海全球治理与区域国别研究院“联通世界与未来”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发言)

 

 来源:澎湃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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