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基本上是一个新的时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来没有到过这样一个阶段。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院长 王振耀
原文标题《王振耀：在善经济时代，社会价值开始引领经济价值》
“善经济不是慈善经济”
《中国慈善家》：2013年前后，你提出“善经济”的理念，认为“善经济时代来了”。你得出这一判断的依据主要有哪些?
王振耀：世界银行一般把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作为发达国家的标志。2011年，全球人均GDP已经达到一万美元。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整个人类的生产力已经高度发达，人类已经正式迈过短缺经济。
在短缺经济时代，主要满足的是人类的基本生活需求，是量的需求，停留在有和没有、多和少。现在不是了，经济开始追求好和更好。注意，这个经济追求的是好，你不好，门儿都没有，比如你生产的油，无论多便宜，但是如果有质量问题，立即哗啦啦全部下架，马上就倒台。
在这样一个阶段，人的潜在需求被提升到了第一位。一个手机屏幕怎么划，这居然能够成为消费者判断和选择手机的标准?别说二十年前，就十年前谁能想到?但这就是现实，哪个更为方便，哪个就马上会获得消费者的青睐。也就是说，企业慢慢到了开发人的需求的发展阶段，好上加好地满足这些需求成为整个经济运作的根。
《中国慈善家》：在这样一个经济发展阶段，产业结构与产业形态呈现出哪些新的特点和趋势?
王振耀：第三产业起来了，而且发展非常广阔。本来第三产业在咱们看来“不算正业”，因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才是真正的、过硬的产业。但我通过研究发现，发达国家服务业的比例会占到70%、80%。一般来说，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服务业的比例就开始超过50%，然后就业的人口也很快超过50%。
第二点，以人为本的服务业，包括养老、儿童、医疗、教育、文化，最有意思的是旅游，过去我们称之“不务正业”、“吃饱了没事干”，旅游能算产业?可是现在怎样?包括旅游在内的以人为本的服务业竟然成为了很多地方的主导产业，并且结构越来越优化发展。再有就是，一些艺术家跑到798研究创意，原来只是点缀的、个别艺术家的行为，现在也居然成为了一个大的产业。
业态变了，大量企业为人做服务，天天研究如何更好地服务老人、服务儿童等等。我在日本看到，一个拐杖就有上万种发明，还发明了辅助机器人、老年人的汽车等各种各样的装备、设备来满足老年人的需求。它已经绝不是简单的服务，而是带来了很多装备、设备的应运而生，第二产业于是也变了;接着这个影响又冲到第一产业，开始有了有机农业，很贵，但在市场上很受欢迎。就是说，第三产业原来只是个后端的服务，现在反过来改造第二产业、第一产业，使得整个社会的产业结构和产业形态发生了重大变化。
《中国慈善家》：在善经济时代，价值体系是否也发生了变化?
王振耀：我认为，在善经济时代，社会价值开始引领经济价值了。企业没有社会价值，会被人瞧不起了;可能前些年还敢简单地说，制造就业就是尽到了企业的社会责任，现在呢?不仅仅是就业，你还得满足多种社会需求，包括对员工要好，产品的质量要好⋯⋯很多富豪也开始思考，我要这么多钱干啥呢?年轻人中，过去流行的是开好车，现在要看志愿服务了，考个国外的大学什么的，都说我的志愿服务拿了多少分。你看，这个社会逻辑开始发生变化了，原来是对等的，你付钱，我干活，现在是你不付钱，我还排着队申请做志愿服务。就是说，这时候整个社会价值开始起来了，大家都有意识地去做慈善，开始有意识地参与社会活动，公共伦理的空间开始起来了。
综合这些，我的基本判断是，善经济时代来了，这基本上是一个新的时代，人类文明的发展从来没有到过这样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人类的生产力水平超过了人类的基本需求，已经开始开发和满足潜在的、更好的需求。而且，它开发人类的善，大量以解决社会问题为使命的社会组织大概要对整个经济产生很大的影响，成为新的一种生产力。在国外，很多基金会投资建企业。例如，宜家就是由瑞典的一个基金会投资的。有一次我们去英国访问，和一个养老集团打交道，弄了半天，它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基金会，总共办了80家养老院。
《中国慈善家》：张维迎教授曾援引亚当·斯密的观点指出：“应该充分肯定慈善界推动社会进步的重大贡献。但我们也需要认识到，在体制改革过程中，正义比慈善更重要。从经济学的角度看，倡导慈善，一定注意不要代替或者超越正义，避免排列失序与错位的现象。”对此，你怎么看?
王振耀：对，亚当·斯密的这个观点我也注意到了，他强调社会一定要崇尚正义。其实，从我研究的角度来看，善经济不是慈善经济，它在一定意义上超越了慈善，其实是社会价值促成的经济，而社会价值是包括正义的，并且以正义为基础，你不能坑蒙拐骗什么的。这个跟亚当·斯密是一致的。
慈善只是善经济里的一部分。善经济里的“善”不是慈善，这个“善”，英文里面一般说Goodness，边界比较宽，其实是“好”。这个“好”就包含着多重含义，包括产品的质量要好，个人的各方面要好，有形式的好，有内容的好，自己的企业要尽社会责任等等。
“善经济的理念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新常态”
《中国慈善家》：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的大背景之下，你提出“善经济时代”，二者之间是否存在衔接点?
王振耀：有一个衔接点。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政策大量地在推动社会改革。为什么要推社会改革?社会改革是要释放社会生产力，释放出来的是高质量的服务业，让资金进入到社会领域去解决人的问题。大量的养老服务需求有待满足;对于儿童的成长困境，大家都已经焦躁得受不了，例如留守儿童问题过去是一个词汇，现在社会不能容忍了。
经济发展的速度是一定的，但是质量要有提高。善经济的理念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新常态。你看一些欧洲国家，当它们第三产业的比例超过50%时，经济发展速度确实是慢了下来，但是发展得更健康了。
《中国慈善家》：从全球的层面看，在善经济时代的潮流里，中国正处在怎样一个发展阶段?
王振耀：我算了算，中国大概有九个省市自治区，包括内蒙，差不多两亿多人口，人均GDP已经超过一万美元了。那么，整个中国什么时候人均GDP过一万美元?其实照这个速度，前年是6700美元吧，去年是7500美元，今年呢?估计8000美元有吧?8000美元之后呢?我认为，2017年或者2018年全中国人均GDP超过一万美元是绝对的，只要没有极大的灾难。
中国社会跟全球潮流基本是同构的，甚至可以说，中国引领了全球。为什么?Made in China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商品让全世界的消费者得到更好的消费。其实，这对于中国来说是千载难逢的机遇。大家开始讲究产品的质量，讲究美;现在很多艺术家都来了，各种各样的社会领域的发展也开始起来了。
《中国慈善家》：但是，经济依然是推动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
王振耀：从呈现方式上看，经济是主要动力，但是推动经济的不再仅仅是赚钱的欲望。比如，阿里巴巴还是经济，但是推动阿里巴巴、推动马云的不仅仅是财富的积累，还有使命、对消费者的服务、对社会的责任和价值。
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经济还是推动社会发展的相当重要的力量，但是经济形态不一样了。经济形态是什么?社会服务。这个领域不发展，就不行了。推动经济发展的“第三只手”是什么?社会价值，伦理，对人的尊重。不研究老年人的需求、不关注儿童的成长，企业的事办不了，也发展不动。
《中国慈善家》：通常认为，企业逐利而发展。在“善经济时代”，企业要发展、要基业长青，在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的交汇点上，应做何战略选择?
王振耀：这是非常重要的，必须做战略选择。我们过去的企业是粗放型发展，到善经济这个时候，企业一定要转变和调整理念了。暴富的情况在这个时代会越来越少。企业必须要注意开发社会价值，不能像原来那样拖欠工资什么的，那样的企业还能生存吗?不仅是尊重员工，还要和员工一起做慈善，做公益，要尽到社会责任。
这是一个新的时代，它对我们整个企业的经营和管理方式产生了非常大的挑战。我们要做好这样的思想准备，社会价值其实最终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
《中国慈善家》：你认为，商业领袖的资源、能力和企业家精神可以通过什么样的过程体现在“善经济时代”中?
王振耀：他们正在自觉地往这方面走。中国的商业领袖现在几乎没有不言慈善、不言社会价值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潮流。再一个，要注意卢德之先生说的资本精神。其实，现在整个社会对资本精神的关注度还不高。我认为，卢德之先生提出的资本精神很好地研究了中国乃至世界商业文明的内在价值。
《资本精神》那本书，我读了好几遍，我的有些思考也受此启发。我发现，到善经济时代，社会价值越来越往前发展了。这个时候，如果说原来资本精神还表现为资本的冲动、拼命地赚钱，那么到了善经济时代，因为财富的量大了之后，你会发现奉献和赚钱的过程融为一体了，想赚钱得先考虑社会价值。
“中国的民间力量还没有得到很好发掘”
《中国慈善家》：从经济总量上来说，中国已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2014年人均GDP将近7500美元，社会捐赠总量超过1000亿元;但是，中国社会捐赠总量占GDP比例远不到1%，2014年慈善捐助指数排名世界倒数第八。对此，你怎么看?
王振耀：我在管慈善事业发展的时候就发现这个问题了。美国社会捐赠总量的3000多亿美元是怎么计算的?它的税收制度跟我们不一样。税收制度不一样，计算方法就不一样。比如，在美国捐赠一件值几美元的衣服，教堂或民间组织开一个证明抵税，这就能计算进总量里去。照这样计算，我认为，中国至少有1000亿的捐赠没有算进来。据我所知，一年里仅衣服的捐赠就是上亿件，它们一般是不算在免税里头的。
再一个，在美国有大量的家庭基金会，钱不多，十万、八万的都有，他们用这种办法回馈社区，资助社区里面的人上学等等，运作得比较规范。咱们采取了什么方法呢?咱们就是亲戚邻居们都捐一点钱，吃个饭，送个礼。还有，咱们没有社区基金会，目前仅深圳、南京一些地方开始在探索。
我认为，中国的善缘是非常深厚的，而且中国人的善根、善因非常强。全世界只有中国干了最漂亮的汶川救灾。地震发生后的前两个星期，我在现场，作为民政部救灾司司长，我感受很深，当时因为路坏、电坏、水坏，我们的政府官员，以北川为例，40%的官员遇难了，整个组织是毁了的。前两个星期还主要是靠民间呀，民间的力量非常强大，那就是善心嘛。其实，中国的民间力量还没有得到很好发掘。
《中国慈善家》：导致中国的民间力量没有得到很好发掘的原因有哪些?
王振耀：中国人还是愿意奉献的，只不过我们现在还不太适应，还没准备好。人均GDP这么快就要超过一万美元了!谁想到?小平当年给我们规划的时候，是到2050年人均GDP4000美元。我们到2000年还不敢相信。为什么?2000年，好不容易用20年时间，人均GDP才到1000美元。多少未来学家都没有预测出中国最近十几年这种飞速的变化。所以说，人类文明还没有做好准备来接受中国，中国自身也没有做好很多准备。
再一个是我们的体制、机制不太顺，很多法律还存在问题。例如，股权捐赠还得收你的税，这善税还很重。以后呢，我估计善税可能要免了吧?国务院已经有文件了嘛，我相信也不会太远了。再过一些年，一旦遗产税开征，那是什么概念?中国人比谁都会合计、会算账。算什么账?算捐赠账。我估计，那个时候中国人一年的捐赠总量达万把亿是正常的。
我是觉得，我们的障碍尽管还有很多，但总体上的方向是对的，没有出现太大波折，大家越来越明确地感受到善的重要性。国务院的文件只是个落实问题，在落实的过程中出一些洋相也正常。
《中国慈善家》：但是，大家关心的恰恰是落实问题。
王振耀：我觉得两方面都要做调整，一方面，政府的行为方式要调整，改变治理体系，另一方面，大家，包括慈善界也要做调整。
当然，国外体制不一样，比如大家都会说它民主、多党制、选举竞争⋯⋯其实，就贯彻执行而言，美国、欧洲的政府大量地使用智库。比如，在美国，一个关于慈善界的白宫文件下来之后，最少有几十家智库去研究、讨论。在中国有几家?我在政府工作几十年，我知道，一个处也就几个人，它贯彻政府文件的时候，假如没有现代智库来给它做配合论证、调研、分析，行动起来也是很难。
在美国，这些智库往往是慈善界支持的，我觉得咱们的慈善界也应该有这样的智慧。有的基金会现在开始推这些事情了，我觉得下一步应该更多地推一推，有意识地跟政府合作，去跟政府提方案，主动地沟通。这样的话，可能从国务院到地方政府行动能力最少能强化十倍。
我认为，在善经济时代，中国可以通过政策调整、通过民间组织的调整，让善根更现代化一些，发展得更大一些。如此一来，中华文明对善会有特殊的贡献、特殊的引领作用。
《中国慈善家》：你离开体制内并创办中国公益研究院已经五年。在这五年里，中国公益慈善事业发展有哪些重要进步?
王振耀：我看重的是最近五年整个公益慈善(领域)的社会服务能力提升了，跟政府的良性关系基本形成了，不像五年前，政府还有些担心，政府采购服务(的政策)还不太开放，现在呢，国务院都下发了政府采购服务的文件。从这些方面看，善治开始出现了，民间和政府学会正向互动了，不像前些年彼此埋怨，都很紧张。
说老实话，这正是我离开政府想努力达到的一种环境：做慈善的有时候做得不够周到，政府比较包容;政府有些政策不太妥呢，社会也没有那种剑拔弩张。我觉得，这是一个良性的、善的社会框架形式，斗的东西越来越少，社会的合作精神起来了，这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政府和民间能够开始这种良性的互动是一个国家大变革的社会基础，它对中国产生的正向作用是基础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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