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日遮蔽我们理智和目光的纸上财富在2008年被烧掉一角，人们得以从金钱的奴役中暂时摆脱出来，来思考一个非物质财富的真正要命的命题——人的未来还有希望吗?
1，华尔街崩溃与“单极世界”梦破灭
那就让我们先试图预演金融大危机的未来可能吧。金融大危机的演变已经脱离了现代金融学为之设计的轨道，我们只能回归常识，而不是再向教条求助。美国精英们曾以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权力加速实现其“单极世界”梦想——它就像一个巨大的帐篷，居中的一个支柱是超级军事实力，四角固定的绳索分别是：1，通过华尔街泡沫与美元的垄断印刷，不断吸纳转移它国创造的真实物质财富;2，通过英美的“七姊妹”石油公司，控制全球石油价格跌宕起伏，进而控制全球实体经济周期;3，通过超级规模的农业跨国巨企，以巨额的农业补贴为后盾，以转基因种子为武器，控制人类的饥荒周期;4，通过好莱坞、美国篮球和美国财富享乐梦控制全球青年精英对美国的崇拜与追随。
2，西方文明的困境与灾难性逻辑
1991年，前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其在全球的控制力和影响力已经超过了古罗马帝国和成吉思汗帝国，达成了人类历史上一个最高峰。从20世纪末表面的事实来看，西方式自由民主的政体在过去300年确以武力和智谋战胜(或压制了)了它所有的对手。但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政体却被内部贪婪的欲望所征服，被奴役在了金钱的统治之下。它外在权力登峰造极的时候，它内部争斗也越来越激烈，更要命的是精神品德的沦丧也已达到极致。
在西方启蒙思想家卢梭(1712-1778)的眼中，政体并没有先天的优劣之分，它是立国时博弈选择的结果，他曾写道：如果一个人在能力、品德、财富和威信上都超过超群出众，而且只有他一个人当选为行政官，则国家因此就成为君主制国家;如果几个差不多相等的人胜过其它人，并一起当选，就成为贵族制国家;如果大家在财富和能力上都相差无几，大家共同执掌最高的行政权力，而国家也因此成为民主制的国家……美国式民主的形成恰恰是后一种。美国建国前的民众，基本都是从欧洲中世界政教合一的压抑中逃离的。主要分为两类，少量是为了追求生命的平等和个人精神自由;更多的则是为了冒险暴富，他们均甘冒被大洋吞没的风险而登上新大陆，并联合推翻了英帝国的统治。因为没有谁能够特别具有控制力和影响力，就很自然地形成了美国式的民主制度。
但是，这种宣扬“人人生而平等”的制度从《独立宣言》开始就埋下了不平等的种子，其主要起草人杰弗逊(1743-1826)迫于南方奴隶主压力不得不删掉了对黑人奴隶制和奴隶贩卖有力谴责的条款。我们必须承认美国开国之父们中有具有高贵品德者，比如杰弗逊在就任美国第三任美国总统时，他拒绝乘坐马车，从寓所步行前往就职，他认为这是践行“人人生而平等”的自然之举。但与此同时，另一位开国之父，本杰明·富兰克林(1706-1790)则埋下了“金钱至上”的实用主义价值观的种子——“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赚钱”。美国的历史可以被看成是富兰克林式的“赚钱至上”对杰弗逊式的“人人平等”价值观不断攻击、瓦解和腐蚀的过程。在民主制设计下，在生产力的各要素中，资本的力量天生最集中，也最聪明，它以自由的旗号，很容易就将雇工等其它力量各个击破，从而使资本的雪球越滚越大，实业寡头、金融寡头应运而生。
如果以赚钱最大化为人生目标，那么那些最聪明的寡头很容易达成共识：最快赚钱的方法是最聪明和最有实力的极少人结合在一起，一起控制政权以出台有利于自己的游戏规则，控制媒体进而影响群众性情绪，控制资本市场的大涨大跌，乃至控制货币发行的放水与抽水，来洗劫那些“无知和愚笨的羊群”，这样赚钱效率会高出很多很多。当1914年，他们实现了私人财阀对美国中央银行——美联储控制的时候，金钱其实已经战胜了一切，成为资本主义社会真正的主宰。尤其是当1971年，已经成为全球资本主义主要交易和储备货币的美元摆脱了黄金的最后掣肘时，金钱对人统治，对人的异化达到了巅峰。
过去一个世纪，从物质生产力的发展角度而言，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黄金时期;但如果从人的高贵情操和灵魂自由的角度，这是人类全所未有的黑暗时期。在尼采(1844—1900)哀叹“上帝死了”之后，存在主义者萨特(1905-1980)承认：“如果上帝不存在，那么一切都是容许的”。它很容易推导的结论是：既然上帝死了，天堂无望了，精英们就可以毫无顾忌地掠夺大众的财富。
由于人性越来越贪婪投机，不劳而获风气弥漫，世界越来越匮乏真正创造物质财富的人，渴望占有掠夺他人财富者越来越多，越来越大的纸上财富的泡沫被制造出来，而它与创造真实财富的背离越来越大。在此过程中，越来越多的金钱被实际重洗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社会的贫富分化反而日见加剧。当国与国之间，阶层与阶层之间，人与人之间为利益争斗的排斥力越来越大，而其凝聚力和向心力越来越小，其最终溃散为一地碎片在所难免。
3，东方明灯的千年寂寞：等待盗火者。人与动物的唯一不同是，人对未来有新希望，那么希望在哪里?我们可以向西方文明的源流中寻求解决之道吗?这个答案会令人失望，因为西方文明的源头——希腊在2008年岁末的时候已经陷入了大规模的骚乱。因为即使是古希腊的柏拉图(约公元前427年-前347年)——那个将“正义”概念引人西方的智者说：建立城邦的时候，我们关注的目标并不是个人的幸福，而是作为整体的城邦所能得到的最大幸福。这样的城邦中我们最有可能得到最大的幸福。以此为出发点，西方人相信向外征服，并将收获向内分配是“正义”的行为，但现在的问题是，地球已成内闭的村庄，人向地球的索取也已经达到了极限，而人口仍在增长，那么，以此逻辑，人除了相互消灭还能干什么呢?我们是否可以向“上帝”求助?但现代人已经抛弃了上帝。那么，人类还有出路吗?有的!它就在东方，从中国盛唐时期起，所有当代西方人被困扰的谜题的答案就已经在哪里，它就像一盏智慧的明灯一直点燃在哪里，等待这“盗火者”前来，这个盗火者就像普罗米修斯用一根长长的茴香枝，在烈焰熊熊的太阳车经过时，偷到了火种并带给了人类。这个盗火者就像中国唐朝的玄奘，历经千难万险，从天竺带回了大乘佛学，从而使得盛唐文明终于抵至融会贯通的大成境界。
4，中华精英的使命：融东西方精华创造新文明。东方的智慧钥匙真的能解决西方的心病之锁吗?是的!例如什么是“正义”?这个命题困扰了西方数千年，而在东方智者的眼中，它非常简洁明了。孔子说：己不所欲，勿施于人。用西方话语就是，正义就是不能对人对己使用双重标准，你自己不想受到的伤害，你也不要让别人蒙受。就如同西方人自己不愿在政教合一的统治下受难，也不要试图让西藏人在政教统一下受苦。佛学称：因果报应，循环不爽。用现代语言来说，人的确有做各种行为的权力，但你必须为此付出相应代价，这不仅仅是指干了坏事要被判刑，而比如，如果一个人成为金钱的奴仆，他就必然失去灵魂的高贵和民众的信赖。《道德经》云：“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也就是说——天地不情感用事，对万物一视同仁。圣人不情感用事，对百姓一视同仁。圣人首先要对自己的子女与他人的子女一视同仁，否则他就会失去统御天下的合法性。
根本而言，西方文明中最关键缺失就是一直没有找到这个遁去的“一”。这个一就是对人对己不搞双重标准的一，是每一个行为都有一个对等后果的一，是统治者对所有人一视同仁的一。这个一对人与人的社会关系而言，就是“公正而不偏私”。老子云：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侯王得一为天下贞。这个“贞”的含义正是“公正”，做到了这个公正，就会天下太平。而今美国是天下各国中的侯王，因为它失去了这个公正，越来越贪婪，向各国盘剥本不属于自己的利益，这才是天下大乱的根源。
《道德经》一语道破世界与宇宙演变之玄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西方文明是以二元为起始，我与他对立，他人即地狱;物质与意识对立，总要有个权威;人的兽性与神性对立，势必倒向一方。它从二元出发，演绎出不断膨胀的享乐欲望，对自然资源的过分掠夺，演化出千变万化的物质商品和货币形态，错综复杂的对立博弈和不断加剧的种族对抗——这就像一个越飞越高的风筝，天上的风越来越大，我们手中唯一的线——公正却失去了，它难免迷失在风中，找不到回家的路——在好莱坞电影《角斗士》哀伤的音乐中，我们能够深深地体会到西方精英内心深处的悲凉。因为找不到真正的精神家园，古代的武士精英们在角斗场上厮杀到死，现代的智慧精英在金融市场上厮杀到人生终点。同样的悲怆，在斯宾格勒如同交响乐的行文中也流露出来：人是一个小宇宙，人的悲剧在于，它与大宇宙是隔绝的，它使得人的意识无法与宇宙精神合二为一，长久存在，这是所有精英悲剧的根源。
东方的智者早就解决了这个问题。用道家的语言就是：“致虚极，守静笃”，进而“炼精化气，练气还神，炼神返虚，炼虚合道”，这个道，你也可以称之为存在，或者是宇宙精神。在守静笃中，“无人相，无我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关闭视觉之眼，打开内心之门。打个比方，人的灵魂与肉体，就像鸟与笼子的关系，现代人的精神之鸟无法飞离肉体牢笼，无法自由翱翔在大宇宙的自由天地中，乃至因肉欲贪婪而肉体牢笼越来越坚固，精神自由之鸟反而日益委顿，甚至奄奄一息。东方智慧的关键是化贪婪为智慧——转变“牢笼柱子”的能量为“笼中之鸟”的成长力量，当笼子栅栏越来越细弱，而笼中之鸟越来越强大，终有一天，精神的大鹏会破笼而出，一如庄子所言——“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其极致就是个人精神的小宇宙与大宇宙合二为一——无大无小，无生无死，无悲无喜，无在而无不在。这个方法不只是一种理论设计，而是一种不断被验证的结果。只不过它的钥匙不是贪婪索求，而是放下一切执着，尤其是对金钱色情的执着。
只有让人类精英找到更值得追求的理想，并且这个理想的实现是可以通过其个人主观体验证实的，人才可以真正主动地摆脱金钱的奴役，才能摆脱因金钱梦的破灭而仇恨一切，用暴力之血来发泄愤怒毁灭富人的悲剧循环。这个理想在东方已经吸引了无数最有地位和才华的人，宁愿放弃一切去践行它。与此相反的极致是，在韦伯式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下，无数现代西方精英以死在赚钱的岗位上为荣。
这种追求，在当今时代中，也不仅仅是遁世逃避，仅仅寻得个人的思想和灵魂的自由;也应该示范于众人，每一个有这种追求的人都应该成为一座现实的指路明灯，这也是自我美德完善和圆融境界提升的需要——正如最完美的瓷器要在最高压的锅炉中烧炼而成。老子云：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馀;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孔子说：格物致知(革除物欲才能达成真知)，正心诚意(以公正之心诚恳之意)，(进而)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佛学有云：自利利他，自度度人。这将是真正中华精英的核心使命，创造更和谐美好的社会，修养个人智慧、美德和意志为西方精英的示范，创造更加公正和谐的社会作为人类社会的示范。诚然，我们现在离这个目标还很远，我们不仅要复兴东方智慧美德，还要向西方学习其程序透明的法治，将两者合二为一，方能创造更高水平的新文明和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
智慧、美德和意志的示范不是软弱可欺，别人打我的左脸，我将右脸也送上，而要遵循天道无情之法，以德报德，以直报怨，给良善予和煦鼓励之慈，对贪婪以当头棒喝之威。在当下，尤其表现为坚决反击那种试图将金融大危机转嫁到中国来的图谋——将危机转嫁到中国来，几乎是“金钱王朝”挽救其崩溃的命运的最后机会，那些忠诚的金钱奴仆和那些尚未从金钱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人，他们为了追回逝去金钱的渺茫希望，会千方百计把中国拖入金融、经济和社会政治危机的深渊，殊不知自己在毁掉人的未来希望。分辨他们的不是靠肤色和国籍，而是他们是否试图将别人口袋里的正当财富巧取豪夺为己有。他们是狼性掠食者文化的代表，对于他们，真正的中华精英与之没有丝毫妥协的余地，只有坚决的斗争。这不仅是捍卫中华文明复兴的必然，更是护佑人类文明升级的责任。
现代西方精英，尤其是美国右翼精英，他们就像得天独厚，娇生惯养，自私任性的青年。欲拯救他们，绝不可割肉饲鹰，必须先在竞技场上先战胜他们，折服他们。欲要战而胜之，必先实现我中华精英与西方精英同样强大，甚至更加强大的独立意志，克服自身不善在经济金融领域博弈和抗衡的弱点，成为站在西方精英面前的自信自强的猛士——没有人会向手下败将学习。这才是21世纪中华精英的真正“世界大同“和”天下主义”。只有让对手心悦诚服，他们才会真正地开始诊视东方绵延千年的智慧之火，进而使之成为全人类的精神瑰宝。
展望未来一二十年，人类两条道路的选择已经日益清晰：一条是人类的精英战胜自我的贪婪和恐惧，从金钱的奴役中自我解放出来，变掠夺财富的才华为人类文明升级突围的智慧，拯救他人的同时也救赎自己;另一条是夕阳西下的投机贪婪终于耗尽宝贵的自我救赎的时光，世人终于忍无可忍，愤怒的群众以暴力和鲜血推翻金钱和精英的统治，人类文明在世界性战争后陷入半衰周期。
每一个人都可以为此做出选择，如果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了前者，并在全球形成了一场波澜壮阔的东西方文明精华融合的“新主流”潮流。那么，2009，就是人的转折之年，是人类文明升级的新元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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