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中国梦需要深入认识的重大命题
大国崛起于精神
公方彬
大国崛起于精神。没有精神支撑的经济繁荣不会走出很远，更不敢言真正崛起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全国人大十二届一次会议闭幕时的讲话中强调指出：“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为实现中国梦而奋斗”。这是迄今为止，中国领导人第一次提出中国精神。正是这一开创性阐发明确了一个需要国人深入认识和思考、甚至带有启蒙性质的重大命题——大国崛起于精神。
大国兴衰的根本动因
大国崛起于哪里是个看似简单、实际艰难的命题。讲简单，是因为哪怕找个路人，也能数出当今世界的几个主要大国，并且知道谁是“领头羊”。既然很容易弄清谁是大国，在此基础上谈大国生成的原因，自然不会有多大的困难。问题在于，当我们切入本质，寻找深层次的有形大国背后的无形元素及其动因时，问题便不再简单。一定意义上，国民观念和意识中的大国概念还很传统，甚至说落后，绝大多数人所追求和认定的大国不过是有形部分。大国没有硬实力不行，没有有形大国便不存在无形大国，但仅从有形方面辨析，很难分清什么是大国，更难把握大国兴衰的规律。
地域广阔是否可以认定为大国?应当说是重要指标，但不等同。人口众多是否可以认定为大国?也是重要指标，也不等同。以色列人口不到千万，却屹立于伊斯兰世界。那么，是否可以以富裕程度衡量大国?最新人均GDP排名，前10个国家除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外，排名前三的是卢森堡、卡塔尔和挪威。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都排在15名开外。军事实力强大是否可以认定为世界强国?同样是重要指标，但不具有规律性和决定性。以2400万人口养着上百万大军的朝鲜，以及近9000万人口养了近50万军队的越南，都称不上是大国。相反，仅有6万左右武装部队的加拿大，却是八国集团中的成员，世界很多军事行动都有其身影，并且一再强调自己的世界领导力。
以上简单比对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仅仅有形的存在并不必然成为大国，特别是世界大国，更进一步说单一指标很难成就大国，多指标叠加才会造就大国，并且每增加一项指标，大国的基础就越扎实，地位就越牢固。特别需要强调的是，上述指标皆为有形，更有无形的大国支持要素存在，包括文化创新、制度创新、科学技术创新的能力和成果，这些恰是人类文明发展程度与贡献的最重要体现，所谓软实力主要是这一范畴。
既然文明创造是大国崛起的鲜明标志，为什么创造文明者都不能维持永恒，而是一个个走向衰败呢?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研究认为，人类历史上曾经产生过21种文明，其中14种已经消失，6种处于衰落中，唯一繁荣起来的是最古老的苏美尔文明，该文明延续和发展为古希腊文明，再由古希腊文明发展为欧洲乃至全世界的工业文明。到目前为止，该文明仍然主导着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且无衰落迹象，亦无替代者。历史发展存有变数，但总趋势不会被改变。应当承认历史发展存在着偶然，但更决定于必然，即使当时思想家们选择的是其他文明，最终仍然要回到古希腊文明上来，这要归因于这种文明蕴含着人类发展最需要的丰厚基因。正所谓外因是条件，内因是根本。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大英帝国。英国是美国之外的真正领导过全世界的国家，并且是第一个。原因在于英国创造了超越其他所有国家的文化与科技。早在1215年，英国国王约翰就与贵族签订了日后成为其君主立宪法律基石的《大宪章》，也就是说有了《大宪章》，“议会代表整个王国”的宪政道路才在人类社会开创。洛克早在300多年前就系统阐述宪政民主政治和人的“自然权利”，强调捍卫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权。他首倡权力分配和权力制衡，把政治权力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对外权三种，认为立法权高于其他两权，但立法权仍要受到人民的管束，当人民发现立法行为与他们的委托相抵触时，有撤销立法机关的权力。这些思想和政治理念深刻地影响了英国、美国、法国的政治走向，甚至影响着世界。之后不到百年，现代经济学的鼻祖亚当·斯密的经典著作《国富论》问世，一只“看不见的手”直接影响了西方政府构成和政治与经济的关系，这种思想理论不仅影响了西方资产阶级经济理论，而且影响了无产阶级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有了这两个人的思想理论，再加上牛顿带来的自然动力向人工动力的转变，工业革命出现在英国而不是其他国家就成了自然而然的事情。总体而言，美国与英国的崛起动因是一致的，因为最早踏上新大陆的那批移民，原本就来自英国，他们把英国的文化和价值观都带到新大陆，其最明显之处便是共同签署的“五月花号公约”。只是由于文明进步的原因，或美国形成于移民的原因，后者比前者更具包容性和创造力。
英国和美国的发展道路充分证明，文化和科技创造、制度和价值观创新是近代以来大国崛起的根本动因，那么又是什么因素让他们更具创造力，或者什么力量激发出其创造力?这就涉及到一个更深层、更根本、更核心的命题——国家或民族精神。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没有了牺牲而来的精神，永远不敢言强大。甚至可以说，一个国家和民族在任何发展阶段如果没有因担当而来的牺牲，这个阶段就是苍白的，甚至会被人类社会所忽略。至此，我们可以作出一个基本判断，大国崛起于精神。没有精神支撑的经济繁荣不会走出很远，更不敢言真正崛起。
中国崛起的精神制约
中国要实现强国梦，抑或实现大国崛起的制约因素或瓶颈到底有哪些?
第一，缺少对人生意义的更为深刻理解，难以产生大国必备的赢得他人尊重的担当意识和行为。
由于文化品质和文化传统的原因，中国人对幸福的理解很受局限，大多情况下限于物质和感官享受层面，对尊严和优雅等现代文明素质几近盲点。我们的很多官员与民众只知道权力贵族、财富贵族，不理解也不追求精神贵族。我们经常批判西方社会金钱至上，但没有思考金钱背后还有什么，没有注意到每张美元上都印有“我们信仰上帝”!
每一个民族秉承的价值观念，都有着深厚的文化基因，尤其是一些民族性格的形成一定经历了长期的文化塑造的过程。西方人所讲的，“千年的历史造就百年的世家，百年的世家成就一世的淑女”，“300年出绅士”，都说明着同一个道理。其实，这其中又不能不让我们悟出一个规律，优良的民族文化传统和精神品质，必造就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是从追求平等起家的，正是因此而获得拥戴，然而走到今天，却形成了越来越严重的以官位为核心的等级观念，这严重地背离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如果到美国的国家公墓，我们就会发现上至总统、五星上将，下至列兵，每个死者都占有同等大小的墓地、同等大小的墓碑。而在国内，你仰视官员的同时又会俯视劳动者。世界绝大多数国家，上至总统下至平民都一律被称为先生和女士。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从体制机制上切断了权力、职位和利益的关联，总统、首相离职后也得自谋出路，其他所有政务官员退职后的第一要务是找饭碗。
为什么我们的物质生活水平越来越高，幸福指数不升反降?为此，人们越来越强烈地追问人为什么活着和该怎样活着的问题。或许有人认为，这种问题属于价值观的范畴，甚至为私德所关照，不关他人。问题是私德必然外化，成为处事原则与行为方式，特别是普遍性的个体行为必会化作群体行为，本国家本民族的行为必波及外部国家和民族。以备受诟病的功利主义和短期行为为例，关起门来做事的时候，特别是这些行为成为国民普遍无意识的情况下，也没有什么了不得的，问题是中国已经走向世界，我们的经济发展已经高度影响世界，这时的不良效应就开始发酵。
第二，缺少对大国崛起本质和世界精神脉动的准确把握，难以产生占领人类文明制高点的价值坐标和价值追求。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成中国之梦。以此号召全民激发出积极力量，有其必要性，但是更需强调的是，在凝聚民众力量的同时，还要帮助国民认清大国崛起的本质，尤其现代文明下的大国崛起的意义。比如，在我们的话语系统中经常出现，清代中国经济总量占全球的30%，唐代占40%，如此便有了“梦回大唐”、“万国来拜”、“纳贡称臣”，而这样的价值坐标和价值追求，也反映在外部评价上。比如评价西方国家的行为基本上是功利评价，但如此一来，难免别人反过来会认为，中国一旦强大，必定以自身利益为核心，并不会承担起大国应有的责任。
有一个思想理论我们未必已真正理解且把握。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善于把党的主张化为国家意志”，这原本是一个影响党的执政方式，同时引领大众思维方式和价值判断的思想理论。由于政治观方面的制约，我们在意识形态领域确立了一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以新中国成立为价值起点，同时以此标定历史。这在阶级对抗时期是正确的，但在阶级斗争熄灭、阶级对抗不再、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进入执政阶段，我们就必须考虑这种划线会不会切断中华民族精神血脉的问题，至少会形成选择性记忆和选择性接受，进而导致功利主义和短期行为，久而久之还会造就出缺少辩证思维的不理性的国民。举例来看，不承认以国家意志条约的方式割让的领土，那么以国家意志开拓来的领域是否承认?我们经常讲不承认腐朽没落的晚清签订的丧权辱国的条约，那么是否承认满清早期开拓的疆土?不承认国民党政府的腐朽，是否承认外蒙古的独立?是否承认新中国成立后出让给越南、朝鲜乃至俄国、印度等国家的土地?如果承认后者不承认前者，并且追溯百年前的割让国土，是否有说服力?提出这些问题并不意味着颠覆历史，而是我们需要更理性和更辩证地思考问题。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由于长期的阶级教育、仇恨教育，民众形成了特有的价值系统与价值取向，虽然随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中国社会和民众已经不再凡事以阶级斗争的马首是瞻，但冷战思维还是严重地存在于一些人的思想深处，再加上弱国心态与民族主义，难免会与西方世界发生冲撞。我们习惯讲谁在百年前伤害过我们，总有一天要报这个仇。这种观念和思维不仅仅是政治斗争决定的，也有文化传统的影响。在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之时，仍然要求主赦免施暴者的罪恶。西方人很不理解中国人为什么总是盯着百年前的八国联军侵略中国，半个世纪前日本侵略中国，那些人都已经作古了，怎么能把仇恨转嫁到毫不相干的这一代人身上?这其中的道理引人思考。
第三，受小农经济基础上的文化心理的羁绊，难以形成世界眼光和胸怀，无法产生支撑国家崛起的文化创造力。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强调用世界的眼光看问题，强调要有更加宽阔的胸怀，这是很有针对性的。中华民族是一个高度依赖土地、高度亲近土地的民族。当年英国人到中国，看到富可敌国的买办的社会地位竟然比不上一个拥有几百亩地的土财主，大为惊诧，这其实是拜历代封建王朝所赐。北魏的保甲制强迫人们与土地结缘，明代的特务统治进一步把人民束缚在土地上，其间秉承的价值观一直是天不变道亦不变。直至西方工业革命如火如荼，我们仍然在土地上沉睡，正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成在中原的土地情结和农业文明，把每一个进入中原的游牧民族同化掉;败则败在文明虽早，但终于无缘受到崛起的海洋文明的浸润，把自己封闭于一个大的圈子内，很难超越。
亲近土地的结果之一是熟人道德与面子意识，这恰恰抑制了包容性和创造力。尽管欧洲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过神学的千年统治，但由于有了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达芬奇、拉斐尔、米开朗基罗等一批思想和艺术巨人，将人文主义旗帜高高举起，个性得以解放，愚昧迷信被横扫，人成了现实生活的创造者和主人，因而价值和尊严得到张扬，再加上长期的多元价值观并存，谁都不能以权力压人，只能用思想征服人，如此便奠定了批评的传统和习惯。哲学家笛卡尔把《哲学沉思录》手稿寄给一些学者征求意见，霍布斯看后写文章批评，笛卡尔在该书出版时将霍布斯的诘难连同自己的回复一起作为附录付印。不仅如此，霍布斯的《论公民》出版后，笛卡尔还大加赞扬。
中国有两千年的封建统治，一直没有实现人性的彻底解放，尽管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推翻了有形的三座大山，但无形的思想和精神领域的三座大山一直没有清除，而没有人格尊严的民族，智慧和创造力是不可能真正激发出来。
塑造中国精神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中国实现崛起离不开精神的力量，问题在于精神力量从哪里来，其间要做的工作有很多，这里特别强调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以更大的包容度推动更多思想家的产生，以获得强有力的思想引领，进而激发精神。
思想家如何才能产生出来?自身的努力是前提，只有不断修养才能够产生为国家、为民族担当的情怀，才会有高远的境界，进而产生超前超远的思想。同时执政者的包容与社会的宽容是关键，因为有思想家及其思想，没有环境条件同样无法保证其作用的发挥。这些在世界所有国家都是相通的，只是在中国表现得更突出。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言，“中国人缺少高尚之目的”。封建统治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驯化知识分子，为什么中国历史上大的焚书事件就有十数次之多，这在世界上绝无仅有。焚书的目的就是想控制思想，到了现代，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本来拥有比西方更大的思想包容度，但各种原因导致外部挑战和压力从未间断，于是为了保证主导思想的绝对优势，始终限制与之相左的思想，有时甚至出现错杀。西方则不同，诸多原因决定着西方一直占据着思想的高地，拥有着思想理论的主导力。
既然宽容和包容思想家及其思想十分重要，那么我们就需要做两项工作。一是更新观念，做到“把党的思想化为国家意志”，真正适应多元的时代与开放的社会，适应网络等新媒体的到来，学会思考和求异。二是让最有思想的人从事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同时不断改善管理者的人文品质，因为自己有思想便不怕别人有思想，就会支持别人产生思想。如果意识形态领域的管理者多是思想僵化、不思进取，且把弄权作为乐趣的人，就不要寄希望于中国出现思想的辉煌。
第二，解构神性、人性、兽性，弄清生命的意义，确立民族性与普世性相结合的核心价值观，为人性觉醒和神性张扬奠定坚实的基础。
我们特别需要做好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是为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找到精神力的生长点，这个生长点的入手在于利益。马克思主义认为，人们奋斗的一切都和利益有关，离开利益就要出丑。这就意味着我们建设党员干部的精神大厦，必须着眼于利益关系，物质和精神原本就是一个平衡与互换，物质利益区分好了，精神追求就会得到加强。具体地说，如果官员失去了权力寻租的空间，必然追求社会价值和道德形象，目前情况不理想，就是因为利益分配不均，形成了负面诱导。所以，重构利益价值坐标对于缓解社会的紧张十分重要，在中国，只有形成文化创造的自然科学家、社会学家，财富创造的企业家，社会管理的政府官员“三驾马车”并行，才会实现有效分流，才会让人们各得其所。当各个职业领域都可以获得社会价值和精神享受后，才不会扭曲自己，精神空间才会丰富而充实。
另一个是要为社会大众找到精神力的增长点。由于文化传统的原因，中国与西方社会的精神力量的源泉有很大的差异。西方的文明有两个源头，基督教的博爱教育下的精神力量多不从仇恨的角度激发，而是从道义和责任上激发，这就形成了中国与西方世界的差异。他们的军人有时并不因为是敌人而忽略英雄，他们会敬仰勇敢的敌人，日本军人就向抗日英雄杨靖宇和狼牙山五壮士鞠躬，这不是鼓励对手消灭自己，而是让自己的官兵崇尚英雄。西方人并不因为失败而轻看打了败仗的人，他们甚至会奖赏被俘者。我们的力量来自阶级矛盾和阶级对抗。在世界发生重要变化，我们要求他人不能再有冷战思维时，自己也不应停留于冷战思维，我们必须以博爱之精神、责任之担当提升自己的大国情怀。
第三，以新政治观突破思想和观念制约，强化自身优势，建立起富于时代特征、满足现实需要的精神体系。
所谓新政治观强调的是世情、国情、党情发生重大变化后，我们原有的政治观已经无法有效解读变化了的世界。原有的支撑我们精神大厦的核心是共产主义信仰，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需要以社会主义消灭资本主义，最终实现共产主义。随着时代的发展与中国共产党理论的突破，我们已经不再追求消灭资本主义，十二大党章就删除了国际共运的内容，中央领导人出访也明确强调，“我们不输出革命”，再加上“命运共同体”的最新表述，自然给人们以共产主义无法实现的感觉。当一种精神目标永远无法实现后，也便失去了魅力。实际上，中国共产党又不可能放弃共产主义，因为放弃的结果就是唯功利目标，只有眼前目标而没有远大目标。既然共产党的优势在远大目标，而过去的实现途径已经切断，那么我们就需要开拓新路，让追随者感知认知，进而追随。这个工程是宏大而艰难的，其过程与结果都涉及新政治观的确立，别无他途。
(作者为国防大学教授) 《 人民论坛 》(2013年第11期)
刘德斌
从美国的视角来观察1949年之后的中国外交，恐怕就没有“软”的时候。中国多少年来一直被认为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而不是建设者而存在的
国际秩序的“挑战者”
近代以来的中美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在鸦片战争敲开中国大门之前，大多数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了解不多，甚至不知道美国与英国是两个国家。在东南沿海最早与西方打交道的人之中，也还有人认为“美国”是英国人捏造出来以欺骗中国人的“故事”。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竞相宰割中国的过程中，美国一方面积极参与，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表现出与其他列强的差别。1899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平衡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客观上对保护中国领土的完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世纪初期，美国又是最先拿出部分“庚子赔款”支持中国开办大学和医院的国家，后来又在二战期间给予中国战场以强大支持，并率先逐步废除与清王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美国曾设想把中国作为战后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再起和苏联向亚洲扩张的基地，为此不顾英国和苏联的反对，而让中国获得了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位置。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使美国的战略构想落空，因此转而支持日本战后重建，变中国为日本作为它在战后远东的战略基石，中美从二战期间对抗日本的战略伙伴也很快就转变成战略敌手了。
以美国的视角来观察1949年之后的中国外交，恐怕就没有“软”的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国领导人就敢派兵赴朝作战，与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一决雌雄，把美国的势力重新逼回到三八线以南，让全世界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刮目相看。后来美国学者贝文·亚历山大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当然，中美两个大国在东北亚对峙的战略格局也从此固定下来。在上世纪60年代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愈演愈烈的时候，中国又不惜与苏联“决裂”，从“一边倒”走上了“两条线”战略，敢于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对峙，甚至认为自己已经取代“苏修”而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面对美国在越南战场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中国政府于1970年5月20日向全世界发表了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520”声明，以世界各国人民代言人的身份和美国“叫板”!时至今日，当你漫步天安门广场时，会发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的天安门城楼一侧的标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另一侧的则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可以说，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大国，敢于像中国这样如此明了地宣誓本国的命运承载着世界人民的担当。即使把自己视为“山巅之城”，以引导世界从黑暗走向光明为己任的美国，也没有把自己的理念明示在华盛顿特区国家大草坪的某个建筑上。作为一个通过“共产主义革命”缔造的国家，没有人会相信中国的外交会变“软”。实际上，中国多少年来一直被认为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而不是建设者而存在的。
20世纪70年代以来“明智和现实”的中国外交
中国的外交也被美国战略家认为是明智的和现实的，特别是1972年以来的中国外交。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国家”，以拯救或维护世界人民的福祉为己任，但中国的外交实践中更多地表明中国也是一个国家利益至上的现代民族国家。20世纪70年代初，当苏联在中国的北部大兵压境，中苏之间战云密布的时候，中国放弃了“两条线”的外交战略，通过民间外交和秘密外交的手段，与美国实现了和解。当然，美国当时也希望借助于中国的帮助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脱身。伴随着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逐步实现了与日本及西欧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中美之间甚至一度结成了无形的同盟关系，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威胁。也恰是借着与美国及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来，并且在短短30余年的时间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完成了从政治大国向经济大国和综合实力强国的过渡。
美国的尼克松和基辛格与中国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开创了中美关系的新时代。这两位美国战略家对中国领导人洞悉世界的睿智和改变敌友关系及世界格局的勇气钦佩不已。作为在20世纪世界政治舞台上活动时间最长、也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战略家和外交家，基辛格博士对其辉煌生涯中最为津津乐道的还是20世纪70年代前期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智者的交往。在其新作《论中国》中，基辛格博士指出两国关系合作与矛盾交织，合作从来没能消弭矛盾，但矛盾也从未遏制合作，这得益于双方的外交理念与外交政策都是灵活而务实的，并提出中美关系的前途在于两国如何实现“共同演进”(co-evolution)的设想。美国的另一个大战略家布热津斯基也不断指出，中国是在欧亚大陆上能与美国博弈的重要棋手，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外交手段也不断成熟，但这个棋手的对外战略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
外交是智者的游戏
实际上，从美国的视角来观察中国或任何一个其他大国的外交，着眼点都是一国的外交明智不明智，该国外交所展现出来的国家战略高明不高明，都很难用“软”或“硬”来概括和分析。因为外交是智者的游戏，即使外在的表现有“软”有“硬”，但都应该是基于国家战略目标的缜密思考而精心设计出来的。国家战略必须是现实、明智和与时俱进的，否则就会把国家拖入灾难的境地。
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环境，为终结“文革”，实行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尽管“文革”的终结和改革开放都发生在毛泽东逝世之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让中国得以在冷战终结、经济全球化迅速蔓延、大国关系良性转变、美国一国独享“单级世界”的过程中专注国内经济建设几十年，即使在邓小平离开我们之后依然发挥着指导思想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生产力得到了释放，经济迅速发展，GDP总量跃居到世界第二位，中国成为世界多数国家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的利益全球化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与此同时，世界也发生了变化，一批新兴国家成长起来，促使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在经济全球化重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进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既有的发展模式，还是发展中国家正在探索的成长道路都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经济全球化在挑战主权国家政府权威的同时，还把各国社会卷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应对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国内矛盾与国际矛盾、区域问题与全球问题交织的，挑战和变革并存的态势中。国家内政和外交的界限进一步模糊，任何一个大国都难以一厢情愿地贯彻自己的外交构想了。中国所面对的是一个与1949年、1972年、1978年和1999年乃至2009年都不一样的急剧变化着的世界。在这样一种形势面前，中国不仅是世界各种经济利益和关系的交汇点，也非常容易成为多种矛盾和冲突的交汇点。
中国必须重新定义中国与这个世界，进一步定义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乃至所有主要利害国家关系的性质，才能更为有效地调动和使用中国的外交资源。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的前提是中国重新定义了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敌友关系;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指导思想的背景是中国重新定义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平发展”的判定取代了“战争与革命”的构想。美国的领导人和战略家认为1949年特别是1972年以后的中国外交一直是现实的和明智的，中国也一直是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和安全秩序的获益者，现在是中国应该对这个世界秩序的巩固有所作为的时候了。中国可以对美国和任何其他国家让中国“负起责任”的召唤置之不理。但不同于以往的是，中国已经把自己置于世界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了。
(作者为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 人民论坛 》(201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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