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需重新定义中国与这个世界
——美国视野下中国外交的判定
刘德斌
从美国的视角来观察1949年之后的中国外交，恐怕就没有“软”的时候。中国多少年来一直被认为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而不是建设者而存在的
国际秩序的“挑战者”
近代以来的中美关系实际上是一种非常特殊的关系。在鸦片战争敲开中国大门之前，大多数中国人对外部世界了解不多，甚至不知道美国与英国是两个国家。在东南沿海最早与西方打交道的人之中，也还有人认为“美国”是英国人捏造出来以欺骗中国人的“故事”。鸦片战争之后，在西方列强竞相宰割中国的过程中，美国一方面积极参与，另一方面又不断地表现出与其他列强的差别。1899年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平衡列强在中国的利益，客观上对保护中国领土的完整起到了积极的作用。20世纪初期，美国又是最先拿出部分“庚子赔款”支持中国开办大学和医院的国家，后来又在二战期间给予中国战场以强大支持，并率先逐步废除与清王朝签订的不平等条约。美国曾设想把中国作为战后遏制日本军国主义再起和苏联向亚洲扩张的基地，为此不顾英国和苏联的反对，而让中国获得了联合国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的位置。但国民党的腐败无能和共产党在内战中的胜利，使美国的战略构想落空，因此转而支持日本战后重建，变中国为日本作为它在战后远东的战略基石，中美从二战期间对抗日本的战略伙伴也很快就转变成战略敌手了。
以美国的视角来观察1949年之后的中国外交，恐怕就没有“软”的时候。新中国刚刚成立，中国领导人就敢派兵赴朝作战，与当时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国家——美国在朝鲜战场上一决雌雄，把美国的势力重新逼回到三八线以南，让全世界对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刮目相看。后来美国学者贝文·亚历山大写了一本书，题目就叫《朝鲜，我们第一次战败》。当然，中美两个大国在东北亚对峙的战略格局也从此固定下来。在上世纪60年代苏联大国沙文主义愈演愈烈的时候，中国又不惜与苏联“决裂”，从“一边倒”走上了“两条线”战略，敢于同时与两个超级大国对峙，甚至认为自己已经取代“苏修”而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面对美国在越南战场咄咄逼人的战略攻势，中国政府于1970年5月20日向全世界发表了题为《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520”声明，以世界各国人民代言人的身份和美国“叫板”!时至今日，当你漫步天安门广场时，会发现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的天安门城楼一侧的标语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另一侧的则是“世界人民大团结万岁”。可以说，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一个大国，敢于像中国这样如此明了地宣誓本国的命运承载着世界人民的担当。即使把自己视为“山巅之城”，以引导世界从黑暗走向光明为己任的美国，也没有把自己的理念明示在华盛顿特区国家大草坪的某个建筑上。作为一个通过“共产主义革命”缔造的国家，没有人会相信中国的外交会变“软”。实际上，中国多少年来一直被认为是现有国际秩序的挑战者而不是建设者而存在的。
20世纪70年代以来“明智和现实”的中国外交
中国的外交也被美国战略家认为是明智的和现实的，特别是1972年以来的中国外交。中国是共产党领导的“共产主义国家”，以拯救或维护世界人民的福祉为己任，但中国的外交实践中更多地表明中国也是一个国家利益至上的现代民族国家。20世纪70年代初，当苏联在中国的北部大兵压境，中苏之间战云密布的时候，中国放弃了“两条线”的外交战略，通过民间外交和秘密外交的手段，与美国实现了和解。当然，美国当时也希望借助于中国的帮助从越南战争的泥潭中脱身。伴随着1972年尼克松访华，中国逐步实现了与日本及西欧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中美之间甚至一度结成了无形的同盟关系，共同对付苏联的战略威胁。也恰是借着与美国及西方国家关系的改善，中国在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融入世界经济体系中来，并且在短短30余年的时间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完成了从政治大国向经济大国和综合实力强国的过渡。
美国的尼克松和基辛格与中国的毛泽东和周恩来共同开创了中美关系的新时代。这两位美国战略家对中国领导人洞悉世界的睿智和改变敌友关系及世界格局的勇气钦佩不已。作为在20世纪世界政治舞台上活动时间最长、也最具影响力的美国战略家和外交家，基辛格博士对其辉煌生涯中最为津津乐道的还是20世纪70年代前期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位智者的交往。在其新作《论中国》中，基辛格博士指出两国关系合作与矛盾交织，合作从来没能消弭矛盾，但矛盾也从未遏制合作，这得益于双方的外交理念与外交政策都是灵活而务实的，并提出中美关系的前途在于两国如何实现“共同演进”(co-evolution)的设想。美国的另一个大战略家布热津斯基也不断指出，中国是在欧亚大陆上能与美国博弈的重要棋手，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中国的外交手段也不断成熟，但这个棋手的对外战略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
外交是智者的游戏
实际上，从美国的视角来观察中国或任何一个其他大国的外交，着眼点都是一国的外交明智不明智，该国外交所展现出来的国家战略高明不高明，都很难用“软”或“硬”来概括和分析。因为外交是智者的游戏，即使外在的表现有“软”有“硬”，但都应该是基于国家战略目标的缜密思考而精心设计出来的。国家战略必须是现实、明智和与时俱进的，否则就会把国家拖入灾难的境地。
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改变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生存环境，为终结“文革”，实行改革开放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尽管“文革”的终结和改革开放都发生在毛泽东逝世之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让中国得以在冷战终结、经济全球化迅速蔓延、大国关系良性转变、美国一国独享“单级世界”的过程中专注国内经济建设几十年，即使在邓小平离开我们之后依然发挥着指导思想的作用。在这个过程中，中国的生产力得到了释放，经济迅速发展，GDP总量跃居到世界第二位，中国成为世界多数国家主要的贸易伙伴。中国的利益全球化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历史性变化。与此同时，世界也发生了变化，一批新兴国家成长起来，促使世界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的对比发生了变化;在经济全球化重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的进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既有的发展模式，还是发展中国家正在探索的成长道路都面临着诸多问题和挑战;经济全球化在挑战主权国家政府权威的同时，还把各国社会卷入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应对工业化和后工业化、国内矛盾与国际矛盾、区域问题与全球问题交织的，挑战和变革并存的态势中。国家内政和外交的界限进一步模糊，任何一个大国都难以一厢情愿地贯彻自己的外交构想了。中国所面对的是一个与1949年、1972年、1978年和1999年乃至2009年都不一样的急剧变化着的世界。在这样一种形势面前，中国不仅是世界各种经济利益和关系的交汇点，也非常容易成为多种矛盾和冲突的交汇点。
中国必须重新定义中国与这个世界，进一步定义中国与美国，中国与日本、韩国、朝鲜、俄罗斯乃至所有主要利害国家关系的性质，才能更为有效地调动和使用中国的外交资源。毛泽东与尼克松握手的前提是中国重新定义了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敌友关系;邓小平提出“韬光养晦”指导思想的背景是中国重新定义了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平发展”的判定取代了“战争与革命”的构想。美国的领导人和战略家认为1949年特别是1972年以后的中国外交一直是现实的和明智的，中国也一直是美国所主导的世界经济、政治和安全秩序的获益者，现在是中国应该对这个世界秩序的巩固有所作为的时候了。中国可以对美国和任何其他国家让中国“负起责任”的召唤置之不理。但不同于以往的是，中国已经把自己置于世界舞台中央的聚光灯下了。
(作者为吉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教授、博导) 《 人民论坛 》(2013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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