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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明学导论---第六篇 一新说

作者:管理员 发表时间:2013年03月15日  

  文明学新说概要

  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

  ——爱因斯坦

  新文明学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新实践观”与文化人类学的“新历史观”,描绘了这样一幅恢弘而又简明的文明演进的世界图像:分属于原始文明系统、阶级文明系统、诗性文明系统的十大文明飞跃点,依次经历了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的发展阶段,趋向完成地球文明一个螺旋式的跃升周期;人类文明演进十大飞跃点的率先发祥地,依次经历了东方—西方—东方的发展行程,也趋向完成一个从区域文明向世界文明螺旋式的跃升周期。放眼世界,日新月异的地球文明面临着新世纪的大变局、孕育着新千年的大飞跃。面对前所未有的飞跃格局,作为新世纪新千年的新人类,我们应该做出更重大的独创性努力,创建新轴心时代的中华新学,创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新文明学说,形成无愧于伟大民族的新文明学派!

  6.01 文明内涵论新说

  读完本书前几篇,一定会见有人摇头,并奉送上四个字:“离经叛道!”君不见中外考古学家都把新发掘的史前遗存称之为“史前文化”,现在标新立异为“原始文明”、“采猎文明”、“史前文明”,科学吗?把旧石器、中石器时代的采猎文明与人类文化进化的起步称之为人类文明的第一次大飞跃,把新石器时代的农牧文明与创生实践系统的确立称之为人类文明的第二次大飞跃,符合马克思、恩格斯赞同的摩尔根的文化发展三阶段论吗?

  我们的回答是,本书这些提法确实不同于一百多年前的经典著作的某些论述,但并非不科学。为说明这个问题,实有必要先做一番“文化”、“文明”的词义溯源,澄清“文明”概念的科学内涵,并简要论述马克思主义在文明学说上的新发展。

  词义溯源对于学术创新来说至关重要。我的同乡钱钟书老先生曾说,我在哲学及训诂学方面作的考证工作,有点像海德格尔式的研究,类似海氏在《林中路》等著作中的工作,是从语根上找哲学。这确是治学的精辟之论。海德格尔进行现代本体论革命,正是从辨析“在”、“在者”、“此在”的词义着手的。尼采研究悲剧起源、道德谱系,福科创建权力话语新说,也进行了细致的语源学考证工作。语词是人类思维的结晶,词义变化反映历史变化,词义溯源可以折射人类早期认识成果。从中获得的信息,可以突破今人的知识结构与思维定势,为我们的学术创新提供另辟蹊径的灵感启示。

  “从语根上找哲学”的学术创新方法,同样可以应用于“文化”与“文明”的词义溯源。我们发现在西方文化中,“文化”(Culture)与“文明”(Civilization)有着明显不同的词源学意义。

  “文化”(Culture)的词源来自拉丁文(Cultus)。其最原初的涵义是与农耕文明相关的土壤改良和家畜养殖。以后从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逐渐引向精神生产活动,增添了新的含义:(1)艺术与智力;(2)作为整体的社会生活习性、信仰、思想方式与特征。在现代英语中Culture同时具有如下含义:(1)养殖、栽培;(2)文化艺术;(3)文化修养;(4)文化、文明。例如古希腊文明是Ancient Creek Culture,部落文化是a tribal culture。据统计,英语中文化一词具有260种含义与用法,是英语中词义最丰富的少数几个单词之一。

  “文明”(Civilization),在最早的希腊语词中是指作为公民整体的城邦,以后逐渐成为概括文化艺术和整体精神生活方式的“文明”。在现代英语中, Civilization具有二义(1)开化、教化;(2)文明、文化。

  在晚近的西方学术叙事中,“文明”与“文化”虽然通用,并给了他们200多种不同的理解,但由于其最初的词源含义不同,一些学者还是在以下两个方面强调了它们的差异。一是如日本《世界大百科辞典》所指出的,“文明在许多情况下是指维系、支持人的意识等的精神侧面的物质状态、基础而言”,因而它更多地与物质生活、政治制度联系在一起,而“文化”则日益偏重于精神生活。二是由于最早的“文化”词义与上万年前开始的农耕革命联系在一起,最早的“文明”词义与3000年前的古希腊城邦文明联系在一起,因而如《世界文明史》的作者伯恩斯和拉尔夫所指出的:“文化一词通常用来指尚未有文字、总的水平比较低下的社会或时期。”“文明”则是一种先进的文化发展阶段。“我们可以说,一个文化一旦达到了文字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使用,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已有某些进步,政治的、社会的、经济的制度已经发展到至少足以解决一个复杂社会的秩序、安全和效能某些问题这样一个阶段,那末这个文化就应当可以称为文明。”《韦伯斯特大词典》概括道:“文明是被认为已经达到了社会和文化发展之高级阶段的国家与人民。”

  中国古代文明是一种发达的延续的农耕文明,在它的早期发展中没有像欧洲那样在农耕文化内部衍生出一个断裂的异质的雅典城邦文明,因而也就不可能产生将“文化”、“文明”视为两个不同等级的观念。

  《周易•乾•文言》说:“见龙在田,天下文明。”《易•贲•彖传》说:“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在这里,“人文”的内容就是“文明以止”,而用“人文”“化成天下”,即是称之为“文化”的这种功能性行为。

  西汉以后,“文化”正式作为专用名词使用。如“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也,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1]“设神理以景俗,敷文化以柔远”,[2]“文化内辑,武功外悠”。[3]显然,中国古代的“文化”概念,是指与武力相匹配的“文治教化”,基本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

  汉语系统中“文明”一词,更接近于西方广义的文化(Culture)概念。唐人孔颖达疏解《尚书•舜典》“睿哲文明”时说:“经天纬地曰文,照临四方曰明。”在这里“文”的范围扩充到“经天纬地”——认识自然,改造自然,改造社会;“明”的光芒“照临四方”——人化自然,教化社会,其内蕴已接近兼容物质创造和精神创造的广义文化。李渔在《闲情偶寄》进一步提出:“辟草昧而致文明”,则包含着文明是蒙昧、野蛮的对立面的可贵思想。

  近代以来,西学东渐,中国传统学术话语淡化,西方学术语言成为主流。在“文化”、“文明”的概念内涵规范上,同样如此。国内学术著作普遍把“文明”视为比原始文化更高的发展阶段。例如,1999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汝信副院长主编的11卷本《世界文明大全》,在总序中说明该书所使用的“文明”概念的内涵时,“基本上采取目前国际上比较通行的看法”。这就是“文明”(Civilization)一词来源于拉丁文civis,而civis不仅是指罗马的公民身份,而且也含有比当时外国人或蛮族的原始生活状态优势的意思,所以后来有人用“文明”一词来指与原始社会,即“野蛮”阶段相区别的较高的人类历史发展阶段。

  当然,国内、国外也有不少专家学者不把“文化”、“文明”视为两个不同的等级、阶段,而用中国传统学术话语来阐述“文明”。例如在李世安主编的《世界文明史》中,“文明”就被用来泛指人类脱离动物界的蛮荒状态,建立社会以来到今天为止的一切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成就的总和。“世界文明史的酝酿,是人类从动物界中演化而来后开始的。”“在原始粗陋的‘石器文明’中,孕育着人类日后文字文明的基础。”“在整个人类文明史上,从250万年到1万多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占据了绝大多数时间。而如果以当今人类取得的文明成果来看,旧石器时代留下的文明成果似乎是微不足道的。然而这些成果不仅显示了人类祖先所走过的最初文明的轨迹,而且对人类文明后来的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4]2007年李学勤主编的《中国古代文明起源》一书导言认为:“文明起源的始点是原始文化曙光初现,终点是国家的诞生。”①2010年考古学家刘庆柱也明确限定古代文明起源问题实质上是指以“国家”出现为标志的阶级文明的起源问题:“中国古代文明起源、形成研究,实际上就是现在所说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关于古代文明的研究,夏鼐先生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就发表了非常精辟的论述。古代文明起源问题实质上是‘国家’出现、形成问题,就经典作家关于古代文明的论述来看,国家出现是其具体标志。”②

  吸取中华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借助现代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的最新发现,依据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探索社会主义文明建设新道路的过程中对文明这个概念提出了科学而简明的新定义:文明是人类在改革世界的实践活动中所创造的物质和精神成果。改造自然界的物质成果就是物质文明,它表现为人们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人们的主观世界也得到改造,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这方面的成就就是精神文明,它表现为教育、科学、文化知识的发达和人们思想、政治、道德水平的提高。社会的改造,社会制度的进步,最终都将表现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就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这就是说,狭义的先进文化(观念文化)就是精神文明,广义的先进文化则包括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从中我们可以引伸出“文明即各亇时代创造的文化中的积极部分、先进部分”的新定义、新结论。正因为文明关涉着各个时代的文化创造,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教授认为“这种对于全球化、文明、文化的研究,不仅仅是一种纯知识性的探索,它已经成了解决人们面临的严峻问题的一门科学”,即“文明学”。

  从文明学的新视角看,“文明即先进文化”论,突破了摩尔根的文化发展三阶段论。这个新的文明定义外延包括了物质领域与精神领域,与西方广义文化的外延相同。这个新的文明定义内涵,强调物质生产的进步和物质生活的改善,社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生活得到发展,也就是说文明应该是人类在改革世界的实践中所创造的进步的、积极的成果。如果说,文化是相对自然而言,那么文明就是相对野蛮而言。如果说,人类所创造的文化又总有积极与消极、先进与落后两个方面,那么文明就是其积极的、先进的方面。文明作为一种积极的、先进的文化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始终。标志着人类文化创造的第一把石斧的制作,正是物质文明的第一缕阳光。火的使用,弓箭的发现,陶器的制造,农业革命的发生,不正表现了原始社会物质生产与物质生活的改善吗?因此,原始社会中并非只有黑暗的蒙昧,只有食人的野蛮,而且更有映照黑暗的文明曙光,更有突破蒙昧的要素文明的积累、基础文明的创造。进入阶级社会,虽然文明进步成为历史发展的主导方面,但是又产生了新的野蛮,产生了新的阶级剥削与阶级奴役。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意日法西斯主义的野蛮兽行给世界带来的深重劫难,可以说超过有人类以来的任何一个时期。“文明即先进文化”论,承认文明作为一种积极的、进步的文化贯穿于人类历史的始终,又以进步的范围、进步的程度为标尺将人类文明区分为不同的等级、不同的类型,这就进一步丰富、完善与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与文明学说。

  综上所述,文明与野蛮相对,与文化相联,但文化与文明不是分置在两个不同等级层面上的概念。文明不仅是“文化与社会的高级发展阶段”,文明起源不能仅限于以“国家”出现为标志的阶级文明的起源,只有上下六千年历史,而是人类文化创造的积极部分、先进部分,文明存在于文化的进化中,贯穿于社会演进的每个阶段、存在于人类史的全过程。这就是“文明内涵论”新说。

  6.02 文明阶段论新说

  将“文明即先进文化”论作为马克思主义文明学说的新定义,显然与马克思、恩格斯曾经赞同的摩尔根的文化发展三阶段论有矛盾。要消除这—矛盾,就需要我们对摩尔根的文化发展三阶段论重新作出评价,并提出我们的文明三阶段论。

  路易斯·亨利·摩尔根是19世纪美国著名的人类学家。他长期研究美洲的印第安人部落,于1877年发表了《古代社会》一书,试图揭示原始社会的发展规律,在历史学和社会学领域起了革命性的作用。

  马克思于1881年5月至1882年2月间研读了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很赞赏这部书。他在对该书的详细摘录和批语中,重新安排篇目结构,打算用唯物史观来阐述摩尔根的研究成果。但马克思没有实现自己这一心愿就逝世了。

  恩格斯继承马克思的遗志,根据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写出了伟大的经典著作《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恩格斯认为,在论述社会的原始状态方面,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就像达尔文学说对于生物学那样具有决定意义。摩尔根的主要贡献是:

  第一,他在原始社会研究领域内独立地重新发现了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摩尔根认为人类的进步是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开始的,人类社会依次经历了蒙昧社会、野蛮社会、文明社会。它取决于由低到高发展的获得生活资料的生存技术以及顺序相承的人的生产方式——家族形态。

  第二,摩尔根对近代社会提出了直接的共产主义的要求。他认为,原始社会以人身和氏族制度为基础,近代文明社会以地域和财产为基础,而“以财产为惟一的最终目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将揭开社会的下一个更高的阶段”。[5]

  对摩尔根的原始社会分期法,恩格斯认为:“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想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以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6]恩格斯在自己的著作中就采用了摩尔根的分期法。但是摩尔根的分期法在当时就不是全面的,所以恩格斯在扼要介绍了摩尔根的分期法后指出:“这幅图景跟我们研究终了时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幅图景比较起来,就要显得太暗淡和可怜了。”[7]在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发表14年后,恩格斯又评议说:“这14年间,关于原始人类社会历史的材料,已经大大丰富起来;除了人类学家、旅行家及专门的原始社会历史学家以外,比较法律学家也参加进来了,他们有的提供了新的材料,有的提出了新的见解。结果,摩尔根的某些假设便被动摇,或甚至被推翻了。”[8]

  现在,距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发表之时已超过130年。130多年来,人类学、民族学、考古学、历史学的新发现更是摩尔根、恩格斯那个时代所不可比拟的。将这些新发现、新资料加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总结,就会发现摩尔根的分期法已不是很适用了。

  一是分期时段错误。摩尔根假定人类生存在地球上的时间为10万年,蒙昧阶段占6万年,野蛮阶段占35000年,文明阶段占5000年。现代考古学已证明早在500万年前就开始了人猿相分离的历程,在250万年前就已进入旧石器时代,而进入所谓“野蛮阶段”的原始农业革命仅在1万多年前才开始。

  二是分期标准不科学。摩尔根说蒙昧时代中级阶段始于发明用火,终于弓箭的发明,这就差不多包括了整个旧石器时代。按此分期法,生活在50万年前的北京猿人与3万多年前的山顶洞人就要归入同一发展阶段。摩尔根认为野蛮低级阶段从制陶术开始;野蛮中级阶段在东大陆从驯养动物开始。然而考古学的发现证明,制陶术的发明不一定比驯养动物开始得早,如北伊拉克新石器时代的卡里木——沙希尔遗址,发现当时已驯化绵羊、山羊,但还没有制陶技术。西亚的考古发现,已确认前陶新石器文化的存在,当时有了原始农牧业而尚未发明制陶术。认为东大陆农业的发明晚于畜牧业,也已被考古发现的事实否定了。从我国到近东、欧洲,作物栽培与动物驯养差不多是同时开始的,在农业时代之前并无一个纯粹的畜牧时代。

  三是分期标准应用与史实不符。例如摩尔根将澳大利亚人归入蒙昧中级阶段,是不符合史实的。考古学证明,至少从1万年以前开始,地球上就不再存在属于旧石器时代的原始人类了。科学研究表明,美洲西北部印第安人诸部落的社会发展水平一般要高于美洲东部诸部落(如易洛魁人),显然摩尔根将美洲东部诸部落归入野蛮中级阶段,将西北部印第安人归入蒙昧高级阶段,是不妥的。摩尔根认为,野蛮高级阶段是从冶炼铁矿石、使用铁器开始的,可是现代考古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成果已经证明世界上大多数文明大国,如埃及、苏美尔—巴比伦、印度、中国、墨西哥、秘鲁等,早在铁器时代之前,甚至青铜时代之前的金石并用时代就已经进入阶级文明时代。

  四是“白人中心论”、“欧洲中心论”的错误。摩尔根认为“美洲的土著一直未能达到野蛮的最后一个伟大阶段”,[9]“严格地说,只有闪族和雅利安族这两支是未假外力独立地达到文明社会的。雅利安人代表人类进步的主流,因为它产生了人类的最高类型,因为它通过逐渐地控制地球而证明了它内在的优势性。”[10]现代考古学、历史学已经以充分事实证明,非洲、亚洲、美洲都为人类文明发展做出了独立的贡献,而“惟有雅利安人优越论”则为以后祸害人类文明事业的种族主义、法西斯主义开了绿灯。

  摩尔根的史前史分期法更严重的问题是,由于时代的局限,作者使用了西方传统的术语表述,即把文化与文明视为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今天当我们经历了130年的近代、现代文明大变革、大进步,站在21世纪门口回首审视这个产生于19世纪后期的分期法时,就更感到用蒙昧、野蛮、文明这三个词来表述人类文化发展的三个阶段甚为不妥。

  第一,20世纪国内外的考古大发现表明,原始人在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上的发明创造远比原先估计的要丰富得多,深刻得多。例如20世纪80年代发掘的舞阳贾湖遗址,证明了8000年前黄淮流域已是稻作农业的起源地之一,契刻符号很有可能是汉字的滥觞,已具备七声、八声音阶的骨笛,更是让人匪夷所思,其准确度与今天世界上公认的C6音高相距甚微,显现了中国音乐文明的曙光。不久前,在我国的大汶口文化遗址还发现了5000年前的古人开颅术。原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苏秉琦教授根据大量的新出土文物,把中国历史概括为四句话:“超百万年的文化根系,上万年的文明起步,五千年的古国,两千年的中华一统实体。”[11]现在,“史前文明”、“原始文明”的概念已为国内外许多专家学者认同。断言原始社会只有文化,没有文明,于事实、于逻辑都难说得通。

  第二,用蒙昧、野蛮来标志史前时代,用文明来概括有文字记载的时代,也与史实不符。人类学家罗伯特•路威专门写了《文明与野蛮》一书,从吃饭穿衣到弹琴写字,从中亚土人一分钟捉89个虱子到法国国王坐在马桶上见客,从马赛伊人拿太太敬客到巴黎医院里活人与死人睡在一床,感叹文明人的“文明”和野蛮人的“野蛮”往往很难分别高下,感叹所谓文明人有时很野蛮,而所谓野蛮人有时候倒很文明。

  第三,在野蛮与文明的较量中,历史常常显示两条不同的规律。一方面,诚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他们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12]另一方面,诚如恩格斯所揭示的:“使欧洲返老还童的,并不是他们特殊的民族特点,而只是他们的野蛮状态,他们的民族制度而已”,“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13]如果不是人类在长达数百万年的原始社会中把握了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关系的基本准则,后一历史规律就不会起作用。

  第四,阶级文明时代仅是人类文明史上的一个阶段。20世纪长达80多年的对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实践探索,表明了摩尔根所看到的“文明时代”,不过是“公开的而近来是隐蔽的奴隶制”始终伴随着的“文明时代”,其“基础是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的剥削”,“卑劣的贪欲是文明时代从它存在的第一日起直至今日的动力;财富、财富,第三还是财富,——不是社会的财富,而是这个微不足道的单个的个人的财富,这就是文明时代惟一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目的。”[14]20世纪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的伟大实验,欧美发达国家内社会主义实质因素的迅速生长,证明了不同于以往文明类型的一种新质态文明存在的生命力。“这将是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却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15]摩尔根的这一猜测,实际上已突破了他的文化分期法,突破了西方文化背景中“文明”概念的特定内涵。

  如果不是从马克思、恩格斯限于时代局限、考古发现滞后的亇别命题出发,而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观点、方法出发,那么我们认为将人类历史区分为原始文明、阶级文明、大同诗性文明三个阶段,要比摩尔根的蒙昧、野蛮、文明的文化发展三阶段论更符合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社会形态发展理论。马克思曾将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划分为以古代公社所有制为基础的“原生形态”,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次生形态”,在更高阶段上回复到古代类型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再生形态”。人们公认原始社会是人类的没有文字记载的“史前时期”,但马克思又以是否消除对抗和人的自由发展为分期标准,把人类社会的历史划分为资本主义及其以前一切社会的“史前时期”和未来的共产主义的“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16]在这种分期中,摩尔根的“文明时代”不过是属于人类的第二个“史前时期”,而远未达到“真正的人类历史时期”。用新的文明发展观看,原始史前时期,仅是初级的要素文明的萌芽、基础文明的创造时期;资本主义及其以前的阶级社会的第二个“史前时期”,仅是包含着奴役与对抗的阶级文明发展时期;而以自由个性、审美诗性为标志的共产主义社会,才是高级的人类文明繁荣时期。这样,“文明三阶段论”就将文明进步贯穿于人类发展史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又以文明进步的范围和程度为标尺将人类文明区分为不同的发展阶段,为我们科学地把握文化、文明演进轨迹提供了一个视域更为广阔的理论框架。

  综上所述,人性结构的两重性与实践的历史超越性,决定了每一个时期的文化创造、文明飞跃都必须经历同蒙昧的抗争、同野蛮的搏斗、同沉沦的抵衡、同落后的较量。作为积极文化的文明,必然有一个从低级的原始文明阶段经中级的阶级文明阶段向未来高级的诗性文明阶段逐步演进的发展过程。这就是“文明阶段论”新说。

  6.03 原生态文明论新说

  对“文明三阶段论”中的原始史前文明,历来的评价都不高。

  人猿相揖别,

  只几个石头磨过,

  小儿时节。

  毛泽东《贺新郎•咏史》词的这几句话,点出了处在人类“儿童时代”的原始文明的基本特征。长达数百万年的原始史前文明史,正是一部用石头垒筑起来的人类“小儿时节”的成长史。它不能如文字史那样洋洋洒洒、细细道来,但是如同任何宏伟的建筑都必须有埋在泥土下的坚实的石头基础一样,冒出地表仅仅五六千年的文字文明大厦必须以这数百万年才垒成的石器文明为地下基础。

  高楼万丈不能凭空起,没有地下文明默默无言的支撑,就没有地上文明的辉煌。尽管地下文明早已被历史尘土湮没,尽管至今不少人仍不承认它具备文明的资格,然而仅从我们目前所知道的出土遗存看,其惊人的成就早就超出了人们对它的估量。完全可以说,原始史前文明对整个人类文明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一系列后人无法替代的基础性历史贡献。

  首先,原始史前文明奠定了人类文明发展的主体智慧基础。我们的地球母亲,用整整40亿年的生命演进史为人类的出现做了全部生理上的准备,然后在大约500万年前开始向智慧人类的方向发起冲击。在250万年中许多试图放弃动物本能而尝试以智能方式去求生存的探索先驱都悲壮地灭绝了,只有在采猎劳动中打制出第一把石斧,点燃起第一支火把的早期猿人才吹响了划时代的文化进化革命的号角。文化进化与基因进化相互作用,就使原始人脑以倍增的速度加快演进,终于在4~5万年前的晚期智人阶段逐步形成目前宇宙中最完美的智慧结构、最聪明的信息处理中心。在采猎文明的推进下,人脑的演进是如此之快,以至于我们的母亲们还未来得及在生理上做好接受的准备。人类的分娩因为婴儿的头颅太大而在哺乳动物中是最艰难的。正如忻迎一在科教片《宇宙与人》中动情赞美的:“生育和哺育乃至教育,都是人类从古至今最为艰辛的劳作,而这一智能生命和生理器官的不匹配,几乎完全是由人类的女性默默承受的。人类的进步,是因为我们有坚强的母亲。”[17]正是在史前文明阶段快速增长的人类大脑,为以后更辉煌灿烂的文明创造奠定了最重要的主体智慧基础。从思维科学的视角去考察原始史前文明,我们必须充分肯定在这种简单而纯朴、混沌而有机的原始思维中己初步奠定了人类智慧思维理性、德性与诗性并峙的基本构架。

  其次,原始史前文明奠定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物质技术基础。旧石器时代火的使用、中石器时代狩猎技术的革命、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都是人类劳动技术史上划时代的发明。特别是新石器时代的农业革命,确立了创生性实践系统,开创了人类自给经济的新阶段。以后的文明演进史表明,所有能够进入更高文明形态的民族,都必须以发展农牧产业、形成自主经济为基础。

  再次,原始史前文明奠定了人类文明发展的社会联合基础。人必须联合成社会团体才能应付险恶环境的挑战,而人类社会联合的最基础的制度创新与道德原则已在最早的母系社会中得到很大发展。曾受到恩格斯好评的巴霍芬在《母权论》中赞誉道:“一切文化、美德和生存中较高贵的层面,都是以母亲跟孩子的关系为根源;在充满暴力的世界里,母子关系是神圣的爱、结合与和平原理,展现着力量。由于生育子女,女人比男人更早就知道把爱的关切扩充到自我以外,去关切爱护另一个生命,把她所能有的,所能做到的一切,都用来保护和改善另一个人的生活。这个阶段的女人,是一切文化、恩泽和奉献的源泉,也是对生命的关切、对死亡的哀伤源泉。母性所产生的爱不仅更强烈,而且也更普遍……”[18]显然,在以后的阶级社会中被大大削弱的这种社会结合原则,正是我们在创建未来新文明中所需要大力提倡的。

  上述三大基础性历史贡献,奠定了原始史前文明作为人类第一大文明系统所具有的原生态地位。19世纪后期,当发掘与探索原生态社会、原生态文明的第一批成果出版后,马克思、恩格斯便以极大的热忱投入到再研究之中去。马克思不顾晚年体衰多病,接连多年写下了《马•柯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体的原因、进程和结果〉一书摘要》、《路易斯•亨•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亨利•萨姆纳•梅恩〈古代法制史讲演录〉一书摘要》、《约•拉伯克〈文明的起源和人的原始状态〉一书摘要》、《约•巴•菲尔〈印度和锡兰的雅利安人村社〉一书摘要》等大量人类学笔记。

  20世纪前期,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第一任院长梁赞诺夫在国外收集马克思恩格斯手稿时,拿到了马克思这些人类学笔记的复制本。然而这位院长读后评价不高,认为马克思在年迈体衰和肩负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任的情况下开始的这一新研究,除了表明他学风扎实外,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学究气”。[19]基于这种价值评判,他们断断续续用了34年时间,直到1975年才全部出版了马克思的这些人类学笔记。

  研究原生态社会、原生态文明是一种“不可饶恕的学究气”吗?在发生了东欧剧变、苏联瓦解这一系列震惊世界的重大事件后的今天,重新来认识这个问题,就深感马克思晚年以再下地狱的勇气从事的这一新研究,具有极其重大的理论创新意义与实践指导意义。

  在理论创新上,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原生态社会、原生态文明的新研究,才克服了以往的理论局限性,进一步发展了唯物史观。第一,在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问题上,纠正了把物质生产的决定作用推广到史前社会的错误,提出了史前社会人的生产重于物的生产的“两种生产”的理论;第二,在史前社会的结构问题上,纠正了把父权制家庭看作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社会组织的错误,提出了原生态、次生态、再生态“三种社会形态”的理论;第三,在阶级斗争问题上,纠正了把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都看作是阶级斗争历史的错误,科学地回答了私有制、阶级和国家起源之谜;第四,在人类社会发展道路问题上,纠正了过分强调五种社会形态演进理论的普遍意义的片面性,提出了注意研究东方社会的特殊性与特殊发展道路的问题,提出了东方落后国家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等等。[20]

  在实践指导上,马克思、恩格斯正是通过对原生态社会、原生态文明的新研究,寻找到私有制过渡性、历史暂时性的历史证据,从而推进了20世纪无产阶级与被压迫民族的解放运动。站到21世纪的新起点上,我们更深切、更全面地感受到原生态史前文明、次生态阶级文明与再生态诗性文明这三大文明系统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一,在人天关系上,原生态文明更切近自然与文明的结合点,可以启示我们克服近代工商文明人天对抗的矛盾,更自觉地搞好生态文明建设;第二,在人性关系上,原生态文明突出人是生产的目的,在目的追求上比围着个人财富打转的现代社会要崇高得多,可以启示我们对未来诗性文明的设计;第三,在人际关系上,原生态文明凸显了阶级对抗的历史局限性,呼唤人类在更高形式上复活古代氏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第四,在生成关系上,原生态文明一再显示了“多极共生——多向互动——多元一体”的文明创造与发展规律,确证了在当今世界被边缘化的亚非拉地区在早期文明创造中的发源地作用,展现了中华文明作为从未中断的古文明代表所具有的历史常态性。原生态文明所提供的诸如此类的历史启示,对于新世纪的新文明建设,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借鉴意义。

  综上所述,原始社会不是只有蒙昧与野蛮,不是仅有“文明要素的萌芽”,不是对改造当代社会、创建未来文明毫无意义的历史遗存,而是在主体创造、经济发展、群团联合、道德规范上奠定了人类社会基础的独立的文明运行系统。这就是“原生态文明论”新说。

  6.04 文明形态论新说

  文明作为人类创造的一种积极的先进文化,它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地域、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社会领域,必然会有不同的形态表现。

  以文化的三种不同存在方式来区分,可将文明形态分为观念-精神文明、行为-制度文明、器物-物态文明。

  以人天、人际、人性三种关系来区分,可将文明形态分为生态文明、社会文明、人格文明。

  以社会构成的经济、政治、文化三大子系统来区分,可将文明形态分为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

  以社会制度来区分,可将文明形态分为原始公有制文明、贵族制文明、奴隶制文明、封建制文明、资本主义文明、社会主义文明、共产主义文明。

  以生产方式来区分,可将文明形态分为采猎文明、农牧文明、工商文明、信息网络文明。

  以人类集聚方式来区分,可将文明形态分为农村文明与城市文明。

  以地域来区分,可将文明形态分为非洲文明、中华文明、两河文明、埃及文明、印度文明、波斯文明、希腊罗马文明、犹太文明、玛雅文明、印加文明、欧美文明、日本文明等。

  以时代来区分,可将文明形态分为前现代文明、现代文明、后现代文明。

  以人性指向来区分,可将文明形态分为神性文明、理性文明、德性文明、诗性文明。

  以文明运行的整体系统来区分,可将文明形态分为原生态史前文明、次生态阶级文明、再生态大同诗性文明。

  以上诸多文明形态区分,都有各自的分类标准与特定的应用范围。其中具有根本意义的,按照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文明形态分类主要应取决于社会实践基础上的经济结构与人性结构取向。

  第一轴心期的意识形态革命为什么能导致古典文明类型分叉?我们通过对各轴心地意识革命发生过程的简要回顾,只想强调这一点,那就是由于轴心期随铁器的广泛应用而引发的天崩地裂般的经济社会大变革,由于人类思维方式的演进与能够独立思考的知识阶层的形成,那些“先知”、大师们已从不同侧面认识到文明创造与深层人性结构的关系。从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出发,他们在重建社会文明时或者强调人的理性力量,或者强调人的德性力量,或者强调作为人的本质异化的神性力量。这样,就逐渐形成了古典文明的类型分叉,这就是早有学者论述过的人类文明演进“三径向”——以古希腊为代表的理性文明,以古中华为代表的德性文明,以古印度为代表的神性文明。这三大类型的古典文明,因各侧重于人性结构的某一方面,故而各具特色,各有短长。在历史舞台上,他们各因自己的特色和长处而闪耀异彩,辉煌一时,也因结构缺失而种下衰败的根苗。

  古典文明三大类型基于人性结构的缺失,可以通过相互比较而认识短长,通过相互借鉴而“和而不同”,通过相互吸纳而多元互补。例如古希腊学者对东方游学考察的注重,古罗马文明对古希腊文明与东方文明的综合吸纳,就是如此。一些新宗教的创始人也是虚怀若谷,清朗可鉴。穆罕默德在创教时就很注重对其他宗教的学习,甚至要求犹太人接纳他为“先知”。被拒绝后,他仍在伊斯兰教的古兰经中承认犹太教、基督教的先知与经典,使以后的伊斯兰文明在综合各类古典文明上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第一轴心期除发生上述古典文明三大类型分叉外,还开始了对诗性文明的自觉探求。诗性文明与神性文明都是对人的本质力量与生存意义的观照,对雅斯贝尔斯强调的“超然存在”的展示,它更深触及到人在世界上独有的创生本原论存在意义与“精神基础”,其区别仅在神性文明取人神颠倒的形式,诗性文明则是对人的本质力量直接肯定的形式。马克思早就指出,人和动物为了维护自己的生存都得进行生产,然而动物的生产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直接的肉体的生存需要,而人的生产除解决人的生存需要外,还要在自己创造的对象中观照自己的本质力量,这就产生了人类特有的审美需要与审美能力。它的外化对象、表征对象就是我们所说的诗性文明。从理论上说,审美能力、诗性文明与人类的诞生与提升同步,但在人类早期极端艰难的生存斗争中,它毕竟不是急切的第一需要,因而长期处于萌生与附丽的地位。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与人性的提升,按照我们在前面提到的“人性结构的二尺度三层次模型”,诗性文明终究要扬弃神性文明,要制导理性文明与德性文明而上升为人类社会的主导文明。

  文明形态的类别变化更多的是受到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影响。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原始史前文明、阶级文明、大同诗性文明就可以看作是广义的三种文明类型。而它们之间的互动关系,更是造成了复杂的社会文明形态变化。

  从三大文明阶段的过渡与衔接来说,从极端平等的原始社会一下子跳跃到极端不平等的奴隶社会,如果没有非常特殊的历史环境,可能性很小。因而古代东方,特别是中国所经历的从劳动分工、宗族分支、社会分层到家国同构的贵族制国家的出现的延续性发展道路,就具有更大的普遍性。而兼具公有与私有二重性的东方农村公社的长期存在,也反映了从原始文明向阶级文明过渡的延续性、长期性。此外,更为原始的游牧民族“狼性化”的生活方式对不断重塑过于“羊性化”农耕文化也起着重要作用。炎帝作为一位重要的中华人文始祖,属于西戎羌族中的姜姓部落,开始在西方游牧而后进入中部转为农耕。中国第一个“大一统”并不是由儒家帝王建立的,而恰恰是由焚书坑儒的狼性秦始皇建立的。创造盛唐文化的李氏家族,也混有西北游牧民族的血统。①

  ①参阅姜戎:《狼图腾》,长江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366-369页。

  从三大文明阶段的碰撞与融合来说,我们也可以进一步明白为什么处于文明较低发展阶段的游牧“蛮族”能使在垂死中挣扎的古老文明重焕生机。以罗马来说,当它刚崛起时仅是台伯河畔的一个蕞尔小邦,但它在以后的发展中把氏族的民主政治与贵族政治、君主政治的优点混合于一身,执政官、元老院、人民大会、保民官彼此制约监督,互相制衡,在保持高效率的同时能够避免任何一方专权而导致腐败。罗马人获得成功的另一原因是,他们对待意大利其他民族的做法比奴隶制的希腊高明。罗马准许半岛1/4的居民享有充分的公民权,其余的人享有拉丁公民权,所有的人都享有人身自由。这一政策挽救了罗马,因为在迦太基的汉尼拨在半岛上转战南北、所向披靡的关键性几年里,罗马的意大利同盟者仍对罗马保持忠诚。罗马成为帝国后,当奴隶主的大庄园因奴隶的消极怠工与反抗而衰败时,新崛起的日耳曼“蛮族”却以更开明的奴隶政策而赢得人心,并确立起新的封建经济关系。原始文明在总体发展水平上虽远低于阶级文明,但是它在数百万年发展中确立的处理人天关系、人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却比以追逐个人私欲为动力的阶级文明更高明、更高贵。这也就是原始“蛮族”在不同质文明撞击与融合中能够给垂死的古老文明注入活力的根本原因。

  从三大文明阶段的转化与变更来说,原始文明因素不仅能渗透到阶级文明阶段,而且对促进否定之否定阶段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革命也至关重要。例如作为“亚细亚生产方式”基本社会组织的农村公社,居然在一些国家经过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而进入资本主义时,还能顽强地生存下来,那么保持这种古老生产方式的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就有可能借此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跳跃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去。根据这种新的认识,马克思晚年曾三次专门讨论俄国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提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互相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21]马克思这个借助遗存的原始公有制因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跨越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设想,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没有在19世纪的俄国实现,然而却在20世纪的中国变成了现实。从古到今,世界上惟一没有中断过的中华文明,在其上古时代没有经历普遍的奴隶制社会,在近现代又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直接跃入社会主义社会。站在西方的立场上,用传统的眼光看,这是一条非常特殊的社会发展道路。然而,用宏观的着眼于三大文明阶段的延续、变革与转化的新视界看,中华文明所走过的道路恰恰是一条正常而健康的发展道路,是一条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明演进道路。

  综上所述,人类社会演进并非只循一个线性公式,只呈现为“社会五形态”(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古希腊罗马的奴隶制社会仅是特例,延续性的古中华贵族制社会更具世界普遍性。社会实践基础上的经济结构水平与人性结构指向决定了基本的人类文明类型分叉。这就是“文明形态论”新说。

  6.05 文明飞跃论新说

  览古抚今,我们看到,人类文明演进存在着渐进性积累与革命性飞跃两种方式。文明的革命性飞跃要以渐进性积累为基础,但又有自己特殊的发生规律与实现方式。从人类诞生期的文化进化革命、原始农业革命,到城市革命、国家管理革命、“轴心期”意识革命、近代工业革命、现代科技革命、网络革命、生态革命,再到未来更高层次的大同诗性文明创新革命,文明大飞跃的生长点与支撑极多种多样,内容与形式各各不同。研究以往人类文明大飞跃时期正反两面的历史经验,把握不同历史时期文明大飞跃之间的内在联系、运行规律,将有利于我们投入创建未来更高级文明的伟业中去。

  从人类文明演进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十大飞跃点来看,其集中分布的时段是原始农业革命发生以来的1万年。在1万年前的原始农业革命刚发生时,已有数百万年探索历程的人类文明的第一个飞跃点——采猎文明仍占主导地位。人类文明演进的第二个飞跃点——农牧文明,从其发生、发展、直到成熟,也贯穿了这1万年的绝大部分时段。五六千年前,开始出现人类文明的第三个飞跃点——阶级文明,同时伴生了人类文明的第四个飞跃点——城市文明,人类社会开始进入所谓“文明时代”。这个“文明时代”探索演进了近3千年时间,才在公元前500年左右出现人类文明演进的第五个飞跃点——第一轴心期的精神文明革命与古典文明的类型分叉。古典文明积累演进了近2千年,直至“1421年,世界从此改变”,伴随航海大发现而出现了文明演进的第六个飞跃点——资本主义的工商文明。又经过四五百年的积累演进,在最近的100年中依次出现了第七个飞跃点——高科技文明,第八个飞跃点——信息网络文明,第九个飞跃点——生态文明。现当代的这三个文明飞跃点还在生长过程中,然而它们全方位构建的新的人性关系、新的人际关系、新的人天关系,正在孕育人类历史第二个轴心期的美学革命,正在打通从阶级文明向诗性文明“大过渡”的新道路,并且预示了未来文明演进第十个飞跃点——大同诗性文明崛起的必然趋势与灿烂前景。

  我们在对过去的万年时段作“千年回眸”的简要描述时,已经表明了一部完整的世界文明演进史总是量变与质变、连续与间断、肯定与否定、渐进与飞跃辩证统一的发展史。而我们在这里所强调的人类文明演进十大飞跃点,仅是浩瀚大海中叠起的巨大波浪,仅是历史高原上耸立的突兀尖峰。人类文明演进史与它的基础——科技文明演进史十分相似。著名量子学家狄拉克认为,科技演进史中的“物理发展可以描绘为一个由许多小的发展所组成的相对稳定的发展过程,再叠加上几个巨大的飞跃。当然,正是这些大飞跃构成了物理学发展中最有意义的特征。作为背景的稳定发展大都是逻辑性的,这时人们得出的一些思想都是按照标准的方法从以往的结果推导出来的。但是一旦有一个大飞跃,这就意味着必须引入某种全新的观念。”[22]古生物学家斯蒂芬•古尔德也认为:“渐进主义认为所有变迁必须是平顺、缓慢与稳定的,但这种说法却未从岩层判读中获得验证。这代表了一种普遍的文化偏误,部分源于19世纪的自由主义对当时革命年代的回应……我所读到的生命史,是一连串稳定状态,其间有少数迅速发生的重大事件所界定的间隔,并借此建立了下一个稳定状态。”[23]

  为什么作为渐进的稳定状态中断的“大飞跃”是生物演进、科学演进、文明演进中“最有意义的特征”呢?因为它带来“全新的结构”、“全新的观念”,或者用科学史家库恩更准确的表述来说,是因为它带来“全新的范式”。由不同时代不同社会实践水平决定的文明的“范式”,是该时代文明运行方式的核心,它规范着新的文明飞跃点特异的推进结构与生长潜质,规定着该时代文明飞跃所能达到的发展高度。随着时代的发展,社会实践水平的提高,人们就会象登山一样,不断攀上一个比一个更高的山峰。站在后继的更高的山峰上,借助新的文明“范式”,人们必然会打开眼界,突破旧的视野,看到旧的范式无法说明的新的现象、新的联系,从而产生新的视界、新的世界图景、新的文明运作方式。因此,人类文明史每一时段的历史面貌必须由文明飞跃点垒起的时代高峰来说明,一部世界文明史本质上应是一部人类文明飞跃史。这也就是我们在“历史构架”中从“大飞跃”的视角,选取人类文明演进中最有代表性的十大飞跃点,来重新阐释世界文明史的缘由。

  综上所述,文明演进不仅是一个同质态的量的累积过程,而且是一个在不同质的文明飞跃点、生长极推进下的大飞跃过程。大飞跃构成文明发展中最有意义的特征,而具有不同推进结构与能级水平的文明飞跃点则决定该时代文明大飞跃所能达到的高度。这就是“文明飞跃论”新说。

  6.06 文明转型论新说

  不同质的文明飞跃点不断推动着人类文明形态的转变与提升,细加考察,不同形态的文明转型也是有共同规律可寻的。

  第一、文明转型的孕育动因——危机困逼,创新开拓。

  汤因比在他的《历史研究》中先后研究了26种区域文明起源、生长、衰落与灭亡的过程,认为文明的诞生与转型可以归结为“挑战与应战”这个公式。环境向社会不断地进行挑战,而这个社会则通过它的有创造性的少数人对于这些挑战进行成功的应战。文明的生长乃是这个社会的少数精英,在回应挑战的过程中不断进行的“退隐与复出”。[24]汤因比的合理之处在于他看到了新文明诞生和成长过程中挑战与应战、危机与创新的互动关系,缺点在过份夸大了少数精英的创世作用。

  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心理学家理查德·科斯最近提出了一个新观点,他认为人类的祖先在走出非洲丛林时,并不是手拿长矛与飞镖的猎人,而是诚惶诚恐的易于被其它猛兽捕杀的猎物。科斯引用非洲地区的考古发现来证明自己的观点:科学家在南非发现了许多距今100万——300万年前的野兽巢穴,里面发掘出324只狒狒和140只南方古猿(人类祖先)的骨骼化石,其中许多化石上都有大型猫科动物或鬣狗的齿印或爪印。科斯更进一步提出,人类对野兽的恐惧不仅遗传到今天,甚至可以说,人类的进化就是被这种恐惧逼出来的。科斯甚至还认为,人类区别于动物的两大特征——语言和制造工具,也有可能是作为一种防御野兽的手段而发展起来的。[25]也就是说,正是为了对付野兽的威胁,人类才产生了采猎文明这第一个文明飞跃点。采猎文明是如此,其他类型文明也无不孕育于挑战与应战、危机与创新之中。可以说正是波及全球、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才促使西方有识之士深刻反思西方现代文明的结构缺陷,才促使各国政府纷纷采纳可持续发展战略,从而使生态文明这个新的飞跃点获得了从政府到民间最广泛的支持。

  第二、文明转型的发生过程——多极共生,多向互动。

  在近现代文明史研究中,由于“西方中心论”长期占踞主导地位,因而导致了文明发生上的“单一中心论”、“单向传播论”。但我们的研究表明,人类源于同一祖先,只有人种肤色之别,没有文明创造能力上的高低贵贱之分。在相似的环境挑战与危机困逼下,会有大致相似的应战能力与创新方式。这就决定了多极共生、多向互动、多元互补是一个具普遍性的文明发生模式。

  英国考古学家C.伦弗鲁在《文明之前:碳-14革命和史前欧洲》一书中借助20世纪60年代发明的碳-14年代测定法,给“文明发生单一中心论”、“单向传播论”以致命的一击。例如用碳-14年代测定法证明玉米在公元前5000年的墨西哥地区已得到系统的采集,在公元前3000年已显示出人为改良的迹象,从而表明美洲农业是独立发生的,而不是从欧洲移植进来的。原来认为苏美尔和埃及文明的传播导致爱琴海古典文明的产生,以后南欧文明进一步向北传播到巴尔干和后来的德国、英国。但是在碳-14革命之后,这种单线传播模式就产生了严重问题。因为实际上广泛分布于大西洋一带的巨大的石柱文明,有些在年代上要早于爱琴海古典文明1000多年。①

  遍及全球各大陆的石器遗存的发现,证明人类诞生期的文化进化革命是多元发生的。在相似的气候与环境变化条件下,西亚、东亚、南亚与美洲的原始农业革命几乎同步发生,且各有自己的农牧文明特色。灌溉农业、集约农业在肥沃的大河流域的率先发生,导致了四大文明古国首先出现国家管理革命与城市集聚革命。铁器的发明与扩散所带来的生产力飞跃,使当时很少往来的古希腊、希伯来、古伊朗、古印度、古中华等五大轴心地几乎同时出现“天崩地裂”式的社会剧变与意识形态革命,出现了一批触及人类精神基础的大师级人物。

  近代工商文明虽然发端于西方,但深入考察其发展阶段与发展模式,我们也可以发现其多极共生、多向互动、多元互补的特征。发生在17世纪后期的英国工业革命,主要是轻纺工业的革命;发生在19世纪中叶的化工技术革命,使德国仅用40多年时间就完成了英国100多年的事业,成为世界科技与经济的中心;1879年到1930年的电气技术革命,使工业革命又深入一步,也使后起的美国完成了工业化,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强国。在工业化的推进方式上,前苏联与日本、东亚诸国都有不同于西方的新创造。因此正如不能把影响人类命运的农业革命完全归功于一国一地那样,工商文明也是人类集体智慧的结晶。

  第三、文明转型的突破机制——领先遏制,弱环突破。

  斯塔夫里阿诺斯在《全球通史》中,吸取人类学研究成果,总结了一条“遏制领先法则”。他认为,在文明转型时期最为成功的社会要想改变和保持其领先地位也是最困难的。相反,落后和较不成功的社会可能更能适应新的变化,并在转变中处于领先地位。例如,从公元500年到1500年,西方都是欧亚大陆的不发达地区。然而在文明转型期这种不发达较之中国的发达是一种优势,因为中国的发达成为抑制其发展的因素。中国人拥有高度发展的文化、先进的工艺、大规模的商业、以功绩为基础的有效的官僚政治和提供社会凝聚力及思想理论基础的儒家学说。十分自然,中国人认为他们的文明优于其他文明,他们将外国人视为“野蛮人”。当第一批西方人出现在中国沿海地区时,中国人想当然地认为从这些奇怪的“大鼻子野蛮人”那里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东西值得他们学习的。这种态度尽管可以理解,但它却使中国人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没有发生变化。相反,恰恰因为西欧人比较落后,所以他们准备并渴望学习和适应。他们拿来了中国的发明,尽全力发展它们,并将它们用于海外扩张。这种扩张反过来又引起更大的技术进步和更多的制度变化。最终的结果是中世纪文明转变成现代文明,而欧洲人则成为该转变的先锋和受益人。[26]

  我们应该牢牢记取这个教训。世界历史表明,文明的转型、更替、突破是有其内在规律的。一种文明越是发达成熟,越是在当时世界上居领先地位,就越容易受既有模式与传统势力的束缚,就越难超越自己。古希腊罗马发达的奴隶制没有发育出发达的封建社会,中国发达的封建社会也没有发育出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相反,一种新的文明、新的制度总是在原有文明、原有制度的薄弱环节首先突破与发展起来的。辩证认识、自觉运用“领先遏制,弱环突破”的文明转型机制,显然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从现在的发展态势看,突破保持了几百年优势的西方现代文明框架的后来者,更有可能是来自更新后的东方文明。这就是后浪推前浪,一浪高一浪!

  第四、文明转型的动力能级——层级跃进,几何加速。

  文明转型是有强大的动力系统支撑的,处在不同发展阶段上的文明转型具有不同能级的动力支撑系统。人类学家莱斯利·A·怀特正是抓住这一点揭示了文化进化的基本规律:“其他因素保持不变,文化随着人每年使用的能量的增加或随着使这些能量施用的工具的效率的提高而演进。当然,这两种因素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和意义。能量因素是根本和基本的因素,是原始的推动力,是能动的因素;工具是服务于这种动力的方法。能量因素可以无限增长,但工具的效果只能局限于一定程度,当达到这种限度时,就会促进工具的改进。所以,人们可以说,归根到底是能量左右着文化的进程。”[27]

  怀特的这一观点是与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相一致的,马克思正是把以工具为指示器的生产力能级系统作为推动社会演进、文明飞跃的根本动力系统。原始社会简单的石器工具与用火技术,使原始文明只能处于低级的缓慢的萌发阶段。金属工具的发明与使用,使阶级文明获得能够产生剩余产品的更大能量。矿物燃料的发现和使用使我们进入现代工业社会成为可能。正是通过开发煤、石油和天然气的潜力,正是通过蒸汽革命与电气革命,近现代文明建设所需要的能量迅速增长。城市文明作为人流、物流、能流、信息流的集聚空间也相应地急剧扩张。

  能量利用的层级跃进,反过来推进文明演进的几何加速。我们已在前面指出,科技文明演进中,人类知识翻一番的时间,知识结构新老更替的时间,科学通过技术变成直接生产力的时间,都在成倍数缩短;网络文明演进中,摩尔定律揭示计算机运算能力18个月增长一倍,吉尔德定律揭示主干网带宽每6个月增加一倍,麦特卡尔夫定律揭示网络的价值同网络用户数量的平方成正比。当代科技文明与网络文明呈现的这种几何加速态势,必然引起社会生产力的加速发展与社会形态的加速更替,从而以更大的能级打通阶级文明系统向未来诗性文明系统“大过渡”、“大飞跃”的道路。

  第五、文明转型的演进趋势——系统跃迁、综合超越。

  文明转型的演进运动是一个辩证的否定之否定的前进运动。它正如老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所描述的:“前进的运动每向前一步,每个继续的规定,都是同没有规定的开端越离越远,但同时又是越来越近地向开端返回”,“因此,最丰富的是最具体的和最主观的”,“它不仅没有因其辩证的前进运动而丧失了什么,丢下了什么,而且还带着一切收获物,使自己的内部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28]黑格尔这段话尽管讲的是概念运动的基本规律,但经过唯物主义的改造,同样适用于揭示文明飞跃的演进趋势。

  从人类文明演进过程中已经发生、正在发生和将要发生的十大飞跃点来看,确实越是初始的文明飞跃点越是结构简单、能级低下、有序度较小,越是后续的文明飞跃点越是结构复杂、能级增大、有序度变高。初始的文明飞跃点为后继的文明飞跃点奠基,没有初始的文明飞跃点也就没有后继的文明飞跃点;后继的文明飞跃点由初始的文明飞跃点支撑,但后继的文明飞跃点又不仅是初始的文明飞跃点的量的扩张,而是具有新势能、新结构、新功能的质的跃迁。当然这种初始飞跃点与后继飞跃点之间的奠基与跃迁关系不是简单的兼收并蓄关系,而是同时包括了肯定与否定两个方面的扬弃关系。这样,文明转型就不会因其辩证的前进运动而使已有的积极要素丧失了什么,丢下了什么,而会带着所有文明飞跃点的一切积极收获物使自己内部不断丰富和充实起来,并使整个文明演进过程显现一种终端仿佛向开端返回的螺旋式上升趋势。如果说作为地球文明史开端的原始文明系统是肯定阶段,作为地球文明史中端的阶级文明系统是否定阶段,那么作为地球文明史最高阶段的诗性文明系统则是否定之否定阶段,它呈现出终点又回到起点的趋势。早在100多年前,摩尔根通过对原始社会与高级文明社会的对比研究,就发现了这个否定之否定的螺旋式运动趋势。他在《古代社会》一书的结语中作未来的展望时写道:“只要进步仍将是未来的规律,像它对于过去那样,那末单纯追求财富,就不是人类的最终的命运了。自从文明时代开始以来所经过的时间,只是人类已经经历过的生存时间的一小部分,只是人类将要经历的时间的一小部分。社会瓦解,即将成为以财富为惟一的最终目的的那个历程的终结,因为这一历程包含着自我消灭的因素。管理上的民主,社会中的博爱,权利的平等,普及的教育,将揭开社会下一个更高的阶段,经验、理智和科学正在不断向这个阶段努力。这将是古代民族的自由、平等和博爱的复活,但那是在更高级形式上的复活。”[29]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由于文明转型是一种有规律的历史现象,所以世界历史才不会变成杂乱事件的堆积,而成为“多”中有“一”、有着内在联系的“总体史”,成为人类文明演进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大飞跃而不断向上跃迁的提升史。这就是“文明转型论”新说。

  6.07 文明大过渡论新说

  原始文明、阶级文明、大同诗性文明,是处在不同层级、不同阶段上的三大文明运行系统。人类文明演进史已经表明并正在继续表明,在这不同层级、不同阶段上的三大文明运行系统之间,存在着两亇漫长的、曲折的、由此及彼的大过渡时期。

  在这个问题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仍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1852年3月5日马克思在给约·魏德迈的信中是这样表述自己的新贡献的:“我的新贡献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30]

  这就是说,阶级分化与阶级剥削不是人类社会的永恒现象,它的产生仅仅与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在人类生产不能产生剩余产品的条件下,只能实行原始社会的平均分配。当生产力发展到这样的阶段,社会生产已能形成一定的剩余产品,而这些剩余产品又不能普遍地满足每一个社会成员需要时,就势必产生阶级分化与阶级剥削,出现原始文明向阶级文明的第一次大过渡时期。社会生产的剩余产品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是人类文明递升的基础。当这亇基础发展到足够的强大,人类又会突破私有制与阶级文明的狭隘眼界,出现阶级文明向大同诗性文明的第二次大过渡时期。

  新世纪新千年正在向我们奔来的高科技—高人文革命、信息网络技术革命、生态文明革命,就在逐步改变旧的人天关系、人际关系、人性关系,打开第二次大过渡的道路,迎来导致新旧文明根本范式转换的第二轴心期美学与诗性文明革命。

  文明水平与科技水平有正相关性,人类文明演进史上的重大飞跃都与重大的科技突破相关。然而在人类历史的大多数时期,我们只能像一个旁观者一样,观察自然界优美的舞蹈。但在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划时代的高科技革命的开端,即从自然界的被动观察者变为“自然界舞蹈动作”的主动设计者。人类将成为物质、生命和智慧的设计师,将成为参与自然进化、创造未来世界的“准上帝”。未来的这个“设计师”必须具备理性、德性、诗性协调发展的新人性结构,未来的这个“准上帝”必须受到高人文的规范制导。惟有如此,我们才能迎来真正造福人类、泽惠世界的高科技—高人文时代,才能通过高科技与高人文的联手把人类文明进步事业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

  如果说多媒体技术、人性化界面、信息高速公路是打开数字化生存的后信息网络文明时代的通道,那么构建数字地球、开拓地球智慧圈,就是后信息网络文明时代必须首先实施的一项伟大的全球化工程。信息处理中的计算机革命,信息传播中的互联网革命,信息传感中的“物联网”革命,将为建构“智慧地球”、“智慧中国”奠定技术基础。建构数字地球、开拓地球智慧圈,对变革人类文化进化机制也具有重大意义。我们已在前文指出,人类特有的文化进化机制是人区别于物的基本特征,是文明演进与飞跃的内在动因。然而,多少万年来,在物质的原子世界中人类文化进化遵循的主要路径是从物质文化层的变革进入到制度文化层的变革,再进入到观念文化层的变革,非常缓慢也十分费力。进入信息网络时代的比特世界后,我们可以借助模拟现实技术,先从无重量无形状的比特世界中的信息建模做起,然后进行模拟实验,找出事物发展的内在联系与规律,实验各种可能的设计方案,耗费不大就能找出最佳方案,再付之改造现实的实践。这样,人类文化进化在比特世界中遵循的主要路径就倒了过来,即从观念文化层的变革迅速进入制度文化层的变革,再进入物质文化层的变革。这一路径的转换,对人类文化进化机制的改革具有历史性的重大意义。

  人类进入近代社会以来的500年,已发生了两次全球化浪潮。第一次是殖民主义的全球化浪潮,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列强用坚船利炮打开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大门,它形成了世界市场,迫使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转变。第二次是20世纪下半期在关贸总协定(1995年后是世界贸易组织)贸易自由化框架与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它形成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促使民族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这一时期,尽管世界殖民主义统治已经崩溃,但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旧秩序依然存在。进入21世纪后,人们有望在后信息网络时代迎来个人直接参与、推进世界发展的更高级、更全面的第三次全球化浪潮,有望开创从两重性的阶级文明向无阶级的大同诗性文明“大过渡”的历史新时期。在这个“大过渡”的新时期,人类文明有可能发生根本性的“大转型”——“世界普遍交往”将建筑在全球性的平等而多维的人际网络结构关系上,从而形成更合理的“国际分工”、“国际竞争”,形成新型的“生产的国际关系”与更高水平的“国际生产力”,形成让更多个体自由发挥与发展其创造性才能的世界“梦工厂”。随着社会结构与主体结构的逐步转型,人类才有可能真正解决人天对抗的矛盾,共同致力于解决全球性的环境、资源危机,建设更高水平的生态文明,建立起人天双向超越的审美大系统;随着全球性的人与自然、个体与类两大对抗的逐步消除,人类才能真正开创世界历史的新纪元,步入无阶级的大同诗性文明社会,并全面实施追求人类终极价值的星际文明开拓战略。

  人类文明演进的这一宏伟目标,是与最先进的工人阶级肩负的历史使命联系在一起的。这是因为工人阶级只有不断推进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先进社会制度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阶级存在的经济基础与主体条件后,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因此“无产阶级只有在世界历史意义上才能存在,就像它的事业——共产主义一般只有作为‘世界历史性的’存在才有可能实现一样。”[31]要完成这一伟大的世界性历史使命,没有更为曲折漫长第二次大过渡时期所进行的更为高级的创造性建设是行不通的。特别是我们今天还处在“初级的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更需要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在借鉴全人类创造的—切优秀的文明成果的基础上,探求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新路。现在我们已经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不仅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初级阶段,而且是在经济基础、主体水平、制度结构、运行方式、建设规律上有着自己质的规定性的独立的社会形态。原先的东方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不仅可以把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方式结合起来,在制度层面上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且可以以国际化、信息化、生态化带动工业化、城市化、城乡一体化,在生产力层面上跨越传统工业经济的“卡夫丁峡谷”。

  综上所述,面向未来不断拓展的当代高科技—高人文文明、信息网络文明、生态文明,不仅是实现超常规跨越式发展的现代化建设的重要内容,而且具有颠覆现代西方强势文明与传统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后现代性。它们建构的新的人性关系、人际关系、人天关系,正在打通从阶级文明向未来诗性文明大过渡的道路。这就是“文明大过渡论”新说。

  6.08 轴心文明论新说

  我们在简要勾勒人类文明演化的历史进程时指出,在原始文明、阶级文明、诗性文明这三大不同时域、不同等级、不同运行方式的文明总体系统之间,存在着两个渐进的局部质变的“大过渡”衔接阶段。这两个不同性质的“大过渡”衔接阶段,各有自己的因触及人类的精神基础而大放异彩的时代,这就是第一轴心期的以神学、哲学为中心的学术思想革命与第二轴心期的以科学、美学为中心的学术思想革命。

  轴心期理论是与海德格尔并称为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的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来的。在他看来,人类历史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时期是史前,第二个时期为古代文明,第三时期是轴心期(Axial Period),第四个是近现代的科学技术时代。在雅斯贝尔斯看来, “轴心期”比其它三个时期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基。“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①

  从人类文明演进史来看,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轴心时代,确是一个社会变革、百家争鸣、巨人辈出的伟大时代。由于轴心期较高发展阶段的人具备了能够把握世界普遍联系、洞察事物底蕴的抽象范畴思维、逻辑思维能力,因而他们能够第一次自觉深入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层面,探索精神文明与学术体系的基本结构框架。再加上当时仅隔二三百年时差的冶铁技术革命在各轴心地的急剧推开,就引起了几乎同步的“天崩地裂”式的经济社会革命与相应的意识形态革命。这个伟大的意识形态革命,实现了对素朴的原初文化的超越与“突破”,确立了学术体系的框架,奠定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基础,形成了精神生产的独立群体,使人类文明发展又获得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新飞跃点、新支撑点。只有经历轴心期革命或接受轴心期革命成果的,才能真正跃入文明的自觉阶段。

  据此,本书在雅斯贝尔斯的“轴心期理论”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轴心文明论”新说。我们认为,“轴心文明”揭示了人类精神文明的深层内核,它植根于人性的二尺度三层次复杂结构,凝聚、提升了原始先民在数百万年岁月中逐步形成的文化-心理基因,反映了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与终极的目标愿景。因此,它也必然经历从“旧轴心文明”到“新轴心文明”的历史展开过程。

  “轴心文明”的源头可追溯到原始社会的“集体表象”与“原型心理”。我们已在前文指出,原始社会的原型,作为处于混沌状态的人类学术思想发生的源头,大致包括两亇方面:一是理性思维“逻各斯”,内含原始先民对同异性、因果性、必然性的观察与发现,这是一亇刚刚开启的性理世界、规律世界;二是神话思维“密索思”,原始先民以神性统率对功利价值、伦理价值、审美价值的感受与思考,这是一亇价值世界、意义世界。从远古时代起,智人就察觉到,神话思维和“逻各斯”各有分工。他们把“逻各斯”用于发展工具;而把神话和仪式用于抚慰自己,回答人类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原生态文明”作为一种在主体创造、经济发展、群团联合、道德规范上奠定了人类社会基础的独立的文明运行系统,其积累的思想成果都溶化到了这种靠一代接一代的口语、仪式与行为相传而形成的混沌的“集体表象”与“原型心理”之中。正是这种深层的文化-心理基因,成为轴心文明的主要内涵,影响着“次生态文明”的走向与“再生态文明”的重建。

  “轴心文明”的确立,表现为第一轴心期“元典”的形成,各种学术谱系核心范式的奠定。神话思维的“密索思”在各民族的神学谱系中获得进一步的深化发展,特别是在希伯来先知确立的一神教教义、古波斯袄教的善恶二元体系、古印度释迦牟尼对苦难人生的深层思考中衍生出影响至今的世界三大宗教。古老原型中内涵的理性思维的“逻各斯”,在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西学谱系中得到片面而又充分的发挥。改变近现代世界面貌的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可以溯源于此,也应该归功于它。早熟的古中华学术,以“道”代“神”,但又全面承继与提升了原型中的文化基因。第一轴心期的先秦诸子从各亇侧面开拓的“道”范畴,可与包罗万象而又混沌一体的“原型”范畴相对应。道家强调的道的自然诗性之维,儒家强调的道的伦理德性之维,墨家强调的道的认知理性之维,法家强调的道的规范功利性之维,形成了从认识论、价值论到本原论的完整学术建构。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轴心期各种“元典”有一亇基本的价值取向,即面对私有制社会急剧膨胀的私欲、权欲、占有欲及其引起的社会危机,学术大师们都想返归到原始社会中去寻找解救的药方。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共产共妻制,《圣经》中浑朴无知的伊甸园,《老子》绝智弃圣的“小国寡民”,墨子的“兼相爱”,孔子的“泛爱众”以及后儒追慕的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都是对原始文明的理想化描述,然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共同的终极的价值追求与目标愿景。正是依托于轴心文明的这一深层结构,迷失了方向的后人才会一次又一次地返归轴心地朝圣,再度中兴的后续文明才要一次又一次地从第一轴心期各种“元典”中去吸取灵感。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伴随经济社会的急剧变革与飞速发展,“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文明”开始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亇热点。突出的有如下几种观点:

  希伯来大学的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轴心》一文中提出,在轴心文明之一的基督教欧洲文明内部,有一种含有强烈诺斯替教成分的异端理想,这种异端理想试图把上帝之国引入尘世,以后它借着启蒙时代和几次大革命,成功地从社会的相对边缘的区域转移到中心的政治舞台上,这种转移可称之为第二轴心时代。显然艾氏的“第二个轴心时代”,其实只是“西方现代文化”(即发源于基督教欧洲文明的现代文化和政治方案)的一个代名词。余英时先生读了艾氏论文后说:“他从古代‘轴心’跳到启蒙运动以来的‘第二个轴心时代’,语焉不详,似尚未有透宗之见。”更主要的是,按照雅氏对历史的划分,启蒙运动所开辟的科学技术时代,只是轴心时代之后的一个漫长的间歇期。雅氏在分析科技时代与轴心时代的本质区别时说:在科学技术时代,“精神本身被技术过程吞噬了。甚至科学也得服从技术,代代相传的结果加强了这一趋势。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在其专业之外表现出惊人的愚蠢;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技术家在其任务之外智力极其贫乏,须知他们的最终目的虽然是完成这些任务,但这并非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这也可揭开变得越来越非人性的世界缺乏幸福的秘密。”② “德国的唯心主义者费希特、黑格尔和谢林把他们的时期说成是历史最深刻的转折点。这是在基督教轴心理论基础上的解释,它假定已达到顶峰和完美。我们认为它是极其鲁莽自负的精神自我欺骗。相反,我们现在所处的状况是十分明确的,现在并非第二轴心期。与轴心时期相比,最明显的是现在正是精神贫乏、人性沦丧,爱与创造力衰退的下降时期,只有一点仍可与以前的一切比美,那就是科学和技术的产生。”③ “与技术时代的出现同时或更早,已经发生了一种奇特的世界现象,即精神和心理的衰退遍及世界,今日它也成为欧洲的运动”,“如果我们现在进入人性的新的急剧质变,那么它不是轴心期的重复,而是与其根源不同的事物。”④ “从内部看来,涉及到一些与轴心期表现十分不同的东西。那时是丰富,而现在则是空虚。如果我们意识到这个转折点,我们便知道我们仅处于准备阶段,现在的时代是一种真正的技术和政治的改造,还不是永久的精神创造。我们宁可把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壮观的科学发明和技术发明,比作发明工具和武器,最初使用家畜和马的时代,而非孔夫子、佛陀和苏格拉底的时代。”⑤据此雅斯贝尔斯认为西方科技时代不但称不上是第二轴心时代,而且今天的世界在人性与精神层面上远处于历史上第一个轴心期的水平之下。

  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更是多年致力于“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文明”的研究。2000年元旦,杜维明在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刊出论文《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对话》,指出世界上已出现了生态意识、女性主义、宗教多元和全球伦理四大思潮,为我们提供了继承启蒙精神和超越启蒙心态的新思维和新契机。他认为,这四点也正是“新轴心时代”的特质,他说:“新轴心文明时代不再是由少数精英或全体男性所塑造的时代,而是属于每一个人的时代。也许一种符合生态原则、能满足女性主义的基本要求、充分肯定宗教多元性而且还能建构全球伦理的人文精神,才是新轴心时代的特质。”但是杜维明总是把“新轴心时代”和“儒学第三期”两个论题放在一起,“新轴心时代”主要是为他的“新儒学”理论提供宏观背景。而如果仅仅局限于“新儒家”的理论视界,显然难以真正揭示新轴心文明的本质。

  和杜维明相比,中国的汤一介教授不仅讲儒家,而且崇道家,更加注重正面回答“我们是否能说当今人类社会的文化正在或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在《论新轴心时代的文化建设》等论文与讲演中,他提出三个证据: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由于殖民体系的瓦解,原来的殖民地国家和受压迫民族有一个很迫切的任务,就是要从各个方面确立自己的独立身份,而民族的独特文化正是确认其独特身份的重要支柱。2、由于经济全球化、科技一体化,信息网络的发展把世界连成一片,各国各民族的发展将不可能像公元前五、六百年前那个轴心时代各自独立发展。3、就当前人类文化存在的现实情况看,已经形成了或正在形成在全球意识关照下的文化多元化发展的新格局。据此,可以说当今人类社会的文化正在或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何二元先生在《慎谈“新轴心时代”》一文中批评说,汤一介所讲的三条,实际上就是一条,即全球一体化背景下的民族独立文化身份的确认。这固然也是雅氏轴心时代理论的题中之意,比如雅氏说过轴心时代几大文明是在彼此隔绝的条件下同时发生文化超越的,今后如果有“第二个轴心时代”,那么一定不会再是这样——但是,这并不是轴心时代理论的全部内容,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内容,更难以以此区分新旧二个轴心时代在文明发展水平上质的差异,因而汤先生仅凭这一点就认为现在已经进入“新轴心时代”,证据并不充分。⑦

  从上述的学术争论中可以看到,原创或更新一亇具有视界的高度、内涵的深度、理论覆盖面的广度的新范畴、新公式,绝非易事。世界级的科学大师爱因斯坦曾说过,人们总想以最适当的方式来画出一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于是他就试图用他的这种世界体系来代替经验的世界,并来征服它。这就是画家、诗人、思辨哲学家和自然科学家所做的。这幅简化的和易领悟的世界图像,必须凝结在具有革命意义的新范畴、新公式之中。因此马克思强调,任何学术上的革命都是从学术名词的更新开始的。学贯中西的文化巨匠钱钟书先生也在《管锥编》中指出,没有新名词,就没有新思辨。轴心文明和诗性文明都是本书赞同、新创或赋予新义的概念。这是两亇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文化大概念:强调轴心文明,可以贯通前现代性、现代性与后现代性,适应全球化背景下的“时空压缩”、“浪潮重叠”、“多元文化交汇”;高标诗性文明,则可以凸现人类文明转型的后现代发展趋势,远眺“诗性实践”、“自由亇性”、“自由人联合体”的未来指归,展示“新轴心时代”学术革命的新统标帜。然而着眼现实世界,轴心文明无疑比诗性文明一词的外延更广、包容性更大,它包含了理性、功利性、德性、诗性诸多内容,它触及了人的“超然存在”(早期的终极神性与未来的自由诗性),但并未不顾现实条件强行以诗性为主导,幻想在市场驱动的功利世界,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人都变成“自由主体”,变成“美丽新世界”中的“美丽新天使”。恰恰相反,轴心文明允许文化的多元共存、文明的互补共荣,只是主张在义与利、理与欲、人与人、人与天之间取得某种和谐平衡,它正是贯通不同时段、相异领域、对峙学派的“深层潜流”,正是整体性推进理工人文跨学科研究、中西神马跨文化对话的中介桥梁。从目前社会的发展阶段来看,轴心文明可以作为有一定现实基础的可行的理想追求目标,诗性文明主导的大同社会则是更遥远的未来境界。诗性文明很美好,只是离今天的现实太远了。先行轴心文明,则可以在现实社会与理想社会之间架起一座有可行性的“大过渡”桥梁。此外轴心文明作为一个大概念,可以包含过去的第一轴心期的学术思想革命与今后的第二轴心期的学术思想革命,可以容纳处在不同时段、不同层面的神学谱系、中学谱系、西学谱系、马学谱系,自然也可以统领本书在认识论、价值论、本原论诸层面、自然观、人文观、历史观诸领域展开的分课题、分学科研究成果。

  本书还认为,因触及人类的精神基础而大放异彩的两亇轴心时代分别处于两亇“大过渡”阶段。从阶级文明向未来更高的诗性文明的大过渡、大飞跃,难度更大,所需时间也必然更长。以人的生产为主导的原始文明、以物的生产为主导的阶级文明、以美的生产为主导的诗性文明建筑在相距悬殊的不同层面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不同人性结构的主体基础上。支撑自由个性与自由人联合体的新的物质基础与新的主体条件,决不是短短数百年可以造就的。21世纪刚展开的高科技—高人文文明、信息网络文明、生态文明,仅仅是第二次大过渡、大飞跃的开端。因此,新轴心文明从理论上的逐步展开到实践上的全面推进,很可能始于新世纪的开端,成于新千年的终结。21世纪作为公元第三个1000年的开端,如果能记取20世纪的历史经验与惨痛教训,如果能大力培植新的文明飞跃点,就可孕育人类文明的第二亇轴心期,开启“新轴心时代”;而“审美诗性的太阳”从升起东方到普照人间,则要经历公元第三个1000年的漫长历程。在这个漫长历程中逐步完成的新旧文明核心范式的转换,将带来“人类学常数”与全社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变更,带来主体生存方式与生存目的质的提升。因此,新轴心文明作为“奠定我们新人性基础的精神革命”⑥,要实现在多数民众精神上的升华与在社会上的主导,必须依赖第二轴心期的以科学与美学为中心的学术思想革命的深入,必须依赖第二个大过渡时期以人为中心的更全面的经济社会生态革命的展开。

  “新轴心时代”之所以新,是因为它更深地触及新的人类存在方式与精神基础,因而它要求出现更高水平的百家争鸣,推出更具原创性、前沿性的当代经典,拥有更新的理论范式与思想体系。这种更新的理论范式与思想体系,绝不会是仍然偏执一端的“新儒学”、“新西学”或“新神学”。按照笔者提出的以实践为本的真善美超循环自提升系统的运行模式,理性之真、德性之善、神性之圣、诗性之美具有由低到高的层次性,因而认知—思维科学、价值科学、神学、美学也具有由低到高的层次性。在这种层次系统中,以真为首、理性至上的西学谱系,以善为首、德性至上的儒学谱系,以圣为首、神性至上的神学谱系都只能作为多维多层的新实践观、新历史观、新思维观的构成环节,受到更高层次的诗性之维的制导,从而拓展出自由诗性的新学统,创建“新轴心时代”更高形态的中华新学。

  综上所述,只有随着以人为中心的更全面的经济社会生态革命的展开,只有在更高更新的社会生产力的驱动下,这种在诗性之维的制导下进行的中、西、神、马四大学术谱系的自身转型与互动对话才能逐步深入,我们也才能不断深化理论创新的新境界,不断开拓“轴心文明”的新视野。而唯有依托这种“轴心文明”的新视野,我们才能以更宏大的理论构架重建中华新学,开拓诗性学统,展开“奠定我们新人性基础的精神革命”,从而以更切实的理想追求与更和谐的蓝图设计重建中华文明、推进世界文明。这就是“轴心文明论”新说。这也就是本书的宗旨与主题之所在。

  ①②③④⑤⑥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魏楚雄、俞新天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14页、112页、113页、159页、160页、55页。

  ⑦何二元:《慎谈“新轴心时代”》,中州学刊2006年第1期。

  6.09 文明本质论新说

  如果说,文化相对自然,文化即人化,那么,文明相对野蛮,文明去除文化中的蒙昧野蛮部分而取其精华,文明是按照马克思提出的“美的规律”在人的“两个超物种尺度”上的外化。据此,我们可以引出文明本质论新说,这就是文明的本质就是人的最高本质,就是美的本质,就是审美诗性的最高境界。

  人是什么?人能什么?人为什么?人从何来?人向何去?哲学人类学所提出的这些关于人自身的根本问题,比其它任何问题,更引起人的关注。正如一些哲人所讲的,人是一种奥秘,必须识破这种奥秘。“遍历痛苦之万劫,人渴求知道:他是谁?他从哪里来?他将归依何方?”[32]

  建于三千年前的希腊德尔斐神庙,门前有一句石刻铭文:“认识你自己!”这一铭文驱使无数哲人去思索“人是什么”的奥秘,这样人的问题就逐渐成了哲学的中心问题,人对人的自我认识就逐渐成了哲学史的主要内容。

  那么自德尔斐神庙铭文向人类提出“认识你自己”的要求近三千年以来,哲学家在对“人是什么”的追问中,得到了哪些主要的结论呢?

  旧唯物主义者,把人归结为“自然的人”,他们或者把人分解为某种自然的物质“始基”,或者干脆就宣布“人是机器”。

  唯心主义者,把人归结为“精神的人”。或者像黑格尔那样把人看作是受客观的“绝对精神”支配的工具,或者像贝克莱主教那样,把人吹胀成一架“发疯的钢琴”,认为“万物皆备于我”,离开人的主观感觉,整个世界都将不存在。

  直到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诞生后,才完成了“人的哲学”的革命。马克思既不把人归结为纯自然的人,也不把人归结为纯精神的人,而是站在实践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把人定义为“实践的人”。马克思对以往各派旧哲学的超越,不在于要不要讨论人的问题,不在于承认不承认哲学的人类学主题问题,而在于让各派哲学中的抽象人回到现实的人间,在于赋予人的解释以科学之“本”。这个“本”,就是拓展了内涵的“物”,就是自然存在与社会存在,就是具体的历史的社会的物质实践活动。可以说,马克思主义“新世界观”的出发点是人的物质实践,归宿处是人的解放与自由超越,从而关联到必须按照“美的规律”去创造。这样,对“人是什么”的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就必须同时联系到对“物是什么”与“美是什么”的回答,就必须同时强调两个相互联贯的基本定义:一是实践的人,即始终处于感性物质生活之中,处于一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能够制造工具、从事着物质生产的现实人。二是实践的人提升的最高境界——全面发展的自由人。这也就是实践本原论美学所追求的在自觉自由实践水平上达到“两个尺度”统一的“审美人”。以物质实践为本的自由“审美人”,这就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立场上,我们对“人是什么”所做出的最高阐释。

  循着从“人是什么”追问“美是什么”的这条思路,我们可以进一步看到传统美学流派的时代局限与认识局限。

  康德在分析美的本质特征时曾把“非功利而生愉悦”的审美快感归因于对象的纯形式。其实审美的这种非功利的自由愉快的深层原因应该植根于超越了动物式的功利需要的人在世界上的创生本原论使命的“内在目的”、“内在尺度”。人类特有的两个超物种尺度,使地球上的这个“万物之灵”既有全能、全面的生产创造能力,又具有能够超越物种狭隘的“为我”的外在功利目的,以“我为”的内在创世目的、以“生产整个自然界”为目的的崇高使命感,这就造就了惟有人类才能“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的基本条件。据此我们就可以导出:

  美的规律就是人按照“神”的能力尺度、“圣”的目的尺度塑造客体、创造世界的规律。美的创造尺度正是人的两个超物种尺度,正是超越了狭隘功利价值论(善)的实践本原论尺度。美凝结的正是人神圣的本质力量,展现的正是人的神圣形象,确证的正是人的超越所能达到的神圣境界。美对应于“神”与“圣”,美是诗性的“内圣”转化为诗意的“外王”。马克思将“美的规律”与人类特有的“两个尺度”联系起来,就极其科学地揭示了美的本质的深层根源,揭示了美的价值高于其它价值的科学依据,揭示了审美诗性是文明创建的最高境界的历史谜底。

  价值论美学的创导者、前苏联学者列·斯托洛维奇在《审美价值的本质》中,列出了如下的一张价值关系表:

  主体

  


  物质——实践价值

  


  个人 道德价值 审美价值 社会政治价值 社会


  


  认识价值

  


  客体

  列·斯托洛维奇把审美价值放在各类价值的中心。“第一,这种状况表明,审美因素能够参与到一切形式的人类活动中,因此审美价值能够处在其他形式的价值中。第二,这表明审美价值本身的综合本质,这种本质包括多种多样的社会——人的关系,具有各种意义的综合。”“至于宗教价值——宗教崇拜的对象,它也是综合性的……不过,它的意义和性质和审美价值的意义相对立。”[33]

  列·斯托洛维奇的这张价值关系表,有助于说明审美价值对认识、道德、经济、政治等各种价值的渗透性、综合性,却无法揭示审美价值区别于各种功利价值的特殊性、高层性。其原因就在这张表格用单一的价值关系把分属于认识论、价值论、本原论层面的对象硬凑在一张平面图之中了。有鉴于此,我们提出如下的真善美比较关系表:

  神学谱系神性维度 神——人的自我异化


  马学谱系诗性维度——本原论:创造对象 创造主体:美——人的自我确证


  伦理价值之德


  中学谱系德性维度——价值论:价值对象 价值主体:善 政治价值之义


  经济价值之利

  科技价值之效

  理性真理


  西学谱系理性维度——认识论:认识对象 认识主体:真


  感性真相

  这张真善美比较关系表,既包含了斯托洛维奇价值关系表的积极成果,表明了美对真、善的渗透性、综合性,又纠正了他的价值关系表的错误,揭示了美对真、善的高层性、指导性,划清了审美价值与功利价值的本质区别:审美价值反映“我为”关系,表示人的本原创造意义;广义的功利价值反映“为我(亇体与群体)”关系,包括科技价值之效、经济价值之利、伦理价值之德、政治价值之义,表示对象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程度。

  更重要的是,这张真善美关系表把审美与宗教都放在本原论的高度,这就有助于我们从更深的层次理解审美超越的真谛。如前所述,审美与宗教的区别正在对人的不同态度上,一个是对人类最高潜在力的确证、对象化,一个是对人类最高潜在力的异化、神化。它们都表现了对人的“终极的眷注”,都在寻求有限生命的终极价值,探索超凡入圣的终极超越。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怀特海认为“哲学与诗境相通”,桑塔雅赞美“伟大的宗教境界即是诗之降凡人间”。①然而作为“人类学常数”(匮乏与丰裕之比)的正负两极,随着人类在社会实践中逐步展开其“最高潜在力”,将现实中的人提升为想象中的“神”,盛行一时的宗教最终将被审美所取代。这时,只有到这时,美的形象才最充分地展现其实质上是人的形象,是人的自由创造的形象,是人的超凡入圣的形象,是人的神圣形象。也正是在这一文明创建的最高境界中,未来主导的诗性智慧思维方式才能包容与吸纳神性的“密索斯”思维方式、理性的“逻各斯”思维方式、德性的意向思维方式中的合理成分与积极成果,未来综合的中华新学才能扬弃“神学”,超越传统的“西学”与“国学”,仿佛又向历史的起始点返归,在全面肯定人的本质的更高层面上与初始“原型”的整体性、与“神学”关注的终极性贯通了。

  综上所述,我们从“物是什么”、“人是什么”、 “美是什么”贯通追问中,看到文明不仅有外在的物的丰裕尺度,而且有内在的人的超生物性(理性、德性、诗性)生成、展开尺度。第一轴心期哲学革命触及了人的“超然存在”基础,第二轴心期美学革命确立了联结认识论—价值论—本原论、沟通自然观—人文观—社会观、贯通主体—本体—总体范畴的“新实践观”,从而揭示了文明的本质就是人的最高本质,就是美的本质,就是审美诗性的最高境界。这就是“文明本质论”新说。

  ①转引自周为筠:《在台湾国学大师的1949》,金城出版社,2008年,第136页。

  6.10 文明宇宙论新说

  在文明创建的最高境界,中华新学扬弃“神学”,审美超越代替宗教超越,这样也就开辟了一条人类世世代代追求的超凡入圣的新道路。这条超凡入圣的文明创建新道路,只能是自觉自由的实践之路,只能是借助统一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人文科学,在实践中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之路,只能是“诗意栖居”的审美超越之路。

  “圣”是与“凡”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获得超越发展的。“凡”包括了“凡俗”、“凡常”、“凡尘”三方面的内容。“圣”作为“凡”的对立面,脱俗即圣,脱常即圣,脱尘即圣。因此,在文明创建中走超凡入圣的审美超越之路,必强强调抓好以下三个科学可行的基本环节:

  第一,在主体提升上,强调超越“凡俗”。

  这里所讲的“凡俗”,指的是主体束缚于名缰利索,困陷于世俗的功利追求。这些人就像王夫之所描述的“终日劳而不能度越于禄位田宅妻子之中,数米计薪,日以挫其志气,仰视天而不知其高,俯视地而不知其厚,虽觉如梦,虽视如盲,虽勤动其四体而心不灵,惟不兴故也。圣人以诗教以荡涤其浊心,震其暮气,纳之于豪杰而后期之以圣贤,此救人于乱世之大权也。”[34]这就是说,人们只有首先涤浊心,震暮气,脱世俗,才有可能使自己从一个碌碌无为的谋生功利人转化为追求自由发展的审美人。现代人不能超越以功利尺度为主导的商品经济发展阶段,但他们可以在人生目的追求上脱俗超凡、志存高远。只有志存高远,懂得为何而活的人,才能经受任何的痛苦打击,才能自由地创造未来。

  酝酿前无古人的新质文明大飞跃的新世纪、新千年,对人的这种脱俗超凡的要求显得更为迫切。19世纪与20世纪交替时,面对与今天不能比拟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恩格斯尚且期待世人用《共产党宣言》中讲的“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5]作为新世纪的追求理想。现在我们又进入20世纪与21世纪的交接期,进入阶级文明向诗性文明的大过渡时期,在西方经济危机深化、社会主义拓宽新路的背景下再次强调“马学”的这一最高原则,重申马克思的关于人类的最高目的应是致力于“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36],应是使“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37]的伟大思想,促成凡俗的谋生功利人向审美自由人的超越,就显得尤为必要。

  第二,在对象创造上,强调超越“凡常”。

  促进主体向审美自由人的提升,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发挥人类改造世界推进文明的创造性。衡量主体创造性的高低,只能看他所创造的对象对凡庸的常规事物超越的程度,对低序到高序进化过程的推动程度。主体超脱凡俗的平庸,只是为了更好地追求自由发展、从事高级创造活动;但是主体的创造追求,如果不和科学的认识、聪明的才智、求异的方法结合起来,化为超常的创造成果,还是不能进入“圣”的境界,放出“美”的光彩。因此,超凡入圣的文明创建之路,只能是在社会实践基础上逐步实现“超俗”与“超常”的统一过程。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当今世界对“凡常”的创造性超越,对进化的飞跃性推动,在现代文明的演进过程中表现得越来越显著。在超越的速度上,现代科技与现代生产力以几何级数发展着。人类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平均速度,从原始社会的每万年提高1—2%,发展到前现代社会的每百年提高4%,发展到现代社会的每年提高3%。不仅如此,现代文明在超越的广度与深度上也是传统文明所不能比拟的。以劳动工具来说,机器已从“人手的延长”发展到“人脑的扩大”。以创造成果来说,人类不仅能制造新材料、新产品,而且能用生物遗传工程控制生命、操纵生命、创造新物种。以曼哈顿原子弹研制计划、阿波罗登月计划和2000年6月26日美、英、日、法、德、中等6国科学家共同宣布的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胜利实施为标志,人类开始从工业社会走向信息社会,从物理学领先走向生物学领先,从核时代走向空间时代,从地球文明走向星际文明。现代文明发展这种前所未有的超越速度、广度和深度,加速了“人—天审美超越大系统”建构的进程。在未来人天关系的这一高级运转系统中,自然的自发进化机制与人类的文化进化机制将协调运作,从而形成更强大的超越合力,真正以“一天等于二十年”的速度推进世界的美化进程。这就是我们在文明创建上所持的乐观主义的“大进化观”。

  第三,在价值保存上,强调超越“凡尘”。

  按照自组织理论,世界确实出现了一幅从理化世界到生物世界到人文世界的有序的进化图景;“超俗”与“超常”相结合,文明创建也确实可达到“两亇尺度”相统一的审美诗性最高境界。然而按照克劳胥斯的熵增定律,世界又被描绘成从有序到无序的退化图景。并且宇宙的熵趋向于极大,“宇宙越是接近这个熵是极大的极限状态,进一步变化的能力就越小;如果最后完全达到了这个状态,那就任何进一步的变化都不会发生了,这时宇宙就会进入一个死寂的永恒状态。”[38]这就是克劳胥斯的“宇宙热寂说”,这就是里夫金悲观主义的熵世界观。面对这种世界熵增的总趋势,面对“宇宙热寂”、“世界末日”的最终结果,任何自然进化的历史成果,任何人类的文明创造,都将化为一缕青烟,其绝对价值、其终极意义,只能等于零。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只能把自己的最终寄托从尘世转向天国,从自身转向上帝,宗教的终极关怀还是会最终战胜审美的终极关怀。本书千言万语高扬的人的创造意义、倡导的超凡入圣的审美超越,最终将全盘崩溃。因此,必须解决迟早要归于热寂的太阳系中地球文明的价值保存问题,地球上最美的智慧思维之花的常开不败问题,也就是说审美超越还必须从人间凡尘中超越出去,从实践上解决如何“白日升天”,加入传说中的天上长生不老的“仙圣”行列中去的问题。如果我们突不破熵世界观,解决不了这最后一个超凡入圣的问题,就会功亏一篑,离胜利还有一步时全军覆没。

  人类文明创建能避免这一宇宙悲剧吗?回答是肯定的。

  早在一百多年前,实践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创始人之一恩格斯,就以其远见卓识批判了克劳胥斯的“宇宙热寂说”。恩格斯认为,宇宙演化的前途是物质运动的“永恒的循环”。“在这个循环中,物质的每一有限的存在方式,不论是太阳或星云,个别的动物或动物种属,化学的化合和分解,都同样是暂时的,而且除永恒变化着、永恒运动着的物质以及这一物质运动和变化所依据的规律以外,再没有什么永恒的东西……物质在它的一切变化中永远还是物质,它的任何一个属性都不会丧失,因此,物质虽然在某个时候一定以铁的必然性在地球上毁灭自己最高的精华——思维着的精神,而在另外的某个地方和另外的某个时候一定又以同样的铁的必然性把它重新产生出来。”[39]恩格斯的“大循环观”,为人类文明或类人文明产生、毁灭、再产生的必然性,做出了理论上的论证。现代宇宙学的“大爆炸理论”、“黑洞理论”以及能够“吞吃”热能和物质的中子态凝聚核的发现,表明热能和物质的扩散与集中是一个辩证的运动过程,表明了宇宙熵增只是其中的一种趋势。这就为恩格斯的“大循环观”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与事实依据。[40]

  恩格斯的“大循环观”对批判“热寂说”,对击溃熵世界观具有决定的意义。但是仅用“大循环观”还不足以解决既有的人类智慧之花、文明之果在地球热寂前的保存问题。而这个问题不解决,地球人在茫茫宇宙中存在的终极价值还等于零。爱因斯坦就说过,当哥白尼发现了日心说之后,人类便变得渺小而自卑了,甚至已没有了自傲的勇气。要打掉人的自卑,鼓起人奋斗的勇气,就不能不解决在宇宙时间这个大尺度下,地球文明的瞬间如何化为永恒的问题。我们不能责怪实践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创世人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为我们留下了这个理论上的遗憾。要知道,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电气发明不久,飞机还未出世。而到了我们的时代,仅仅在四、五十年的时间里,卫星就上了天,宇航员就登上了月球,宇宙飞行器就遥巡太阳系,无线电波就向银河系乃至河外星系发出探测性的人文信息。中国刚迈进21世纪,就成功发射了神舟号载人飞船与嫦娥号月球探测卫星。在这样的时代实践条件下,我们就可以提出地球文明的“大迁移观”,就可以探索与预测人类与人类文明创造成果超越地球“凡尘”,转移到其它星系中的适宜星球上去的各种可能性。对神奇的玛雅文化遗迹的研究及各种可能的天外来客遗物的猜测,表明星际间文明转移、价值保存、新文明的再开发确实存在着某种可能性。现在地球文明刚值盛年,但它已实际迈开了向星际文明进军的步伐。可以肯定,随着未来世纪宇航技术的进一步发展,人类对“凡尘”世界的超越将不会是一个遥远难期的梦。这样,借助“大循环观”、“大迁移观”,原来局限于地球范围的“人—天审美超越大系统”(实际上仅是“人—地球审美超越系统”)就由地球自然之“天”扩展到星际宇宙之“天”,由此便产生了名副其实的“大进化观”。以“三观”为基础的实践唯物主义“新世界观”,将从理论上彻底击溃悲观的“熵世界观”,为文明宇宙论奠定牢固的支撑基石,为人类超凡(超越凡俗、凡常、凡尘)入圣(实现自由诗性、天界圣性)指明充满希望的审美超越之路。

  综上所述,文明不仅是地球文明,而且必然发展到未来的星际文明、宇宙文明。人类在宇宙中所处的独特地位、所负的创世使命、所追求的终极关怀,必然要求文明创造超越天人、灵肉、古今、东西之争以及地域与地球的时空界限,在无限的宇宙物质运动的大进化、大循环、大迁移中实现超凡入圣。这就是“文明宇宙论”新说。

  毛泽东当年曾以非凡的气概号召:“学习马克思,超过马克思。”“在自然科学方面,我们也要作独创的努力,并且要用近代外国的科学知识和方法整理中国的科学遗产,直到形成中国自己的学派。”[41]

  回顾过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在世界上走出了自己独创的道路,我们一定能够创建立足“大道文化”的更恢宏的新文明学说,形成中国自己的新文明学派!

  展望未来,再度振兴的中华文明肩负着和平、发展、创新的历史使命,21世纪中华民族的复兴不应仅是近代史上常见的大国崛起、主角兴替,而应是一种更高的新文明的探索创建,为此我们应该创建更有远见的新文明学说,形成具有全球意识的新文明学派!

  放眼世界,日新月异的地球文明面临着新世纪的大变局、孕育着新千年的大飞跃,作为新世纪的新人类,我们有条件有能力做出更重大的独创性努力,创建新轴心时代的中华新学,创建无愧于伟大时代的新文明学说,形成无愧于千百年来人类理想追求的新文明学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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