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我们一直在防范别的国家会进犯中国，现在中国周边的国家都在防范中国进攻他们，这是一个安全形势的大转变。在这种大背景下，我们更应有自信“不战而屈人之兵”
随着近来领土争端的集中爆发，尤其是钓鱼岛事态不断发酵，久违的战争言论再次浮现。要不要通过战争维护我们的领土权益，成为街头巷尾和媒体讨论的热点。然而，古人讲“先谋势而后动”，在战与和这种关键问题上，我们一定要慎重。分析战争与和平的辩证关系，首先要对我们所面临的安全局势有清晰的判断。事实上，除了领土争端，有一些更为基本的因素决定着我国的安全环境。
用好政治，化解危机，创建安全环境
新中国建立后相当一段时间内，政治关系是主导我们周边安全环境的主要因素。在当时社会主义国家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抗的大背景下，我们处于共产主义国家阵营。后来中苏关系破裂后，政治关系仍主导了安全环境，以前的盟友加兄弟变成了敌人，再加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在我们周边构筑的反共包围圈，于是大部分国家都是我们的敌人，朋友很少。政治关系影响了我们与周边国家的关系，而敌对关系又直接威胁着我们的安全环境。
改革开放以后，我们的安全环境发生了很大改变。改革是向内的，而开放则是对外的，主要是向西方开放，这需要解决一个政治关系的问题，即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所以我们以中美关系改善为契机，从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到1979年中美关系正常化，我们全面改善了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随后，邓小平接连访问日本、东南亚和欧洲，把我们周边与西方主要国家都走遍了。最后在九十年代初，冷战结束后，我们与韩国改善了关系。这样我们就把一大批邻国从过去的敌人变成了现在的朋友，冷战结束后我们又改善了同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中亚国家和东南亚国家(如越南、老挝)等的关系。
自改革开放到九十年代初，我们已逐步把所有周边国家都由敌人变成朋友。这是第一次周边国家由敌变友的转变，新中国建立以后几十年由周边敌对国家带给我们的威胁至此已基本消失，这是很大的转变。
冷战结束后，如何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一度成为我国的重要课题，于是我们又创造性地提出构建伙伴关系，把几乎所有国家都变成了伙伴。这是中国外交对世界和平的重大贡献。当时我们特别担心，因为世界上只剩下中国、越南、朝鲜、古巴这四个社会主义国家了。当时美国跃跃欲试，美籍日裔学者弗朗西斯·福山提出“历史的终结”理论，称从此以后再也没有共产主义国家。这个结论也意味着另外一场大对抗的开始。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确定了对美关系原则：一是避免对抗，二是寻求合作。同时我们与周边国家建立了许多伙伴关系。尽管伙伴关系不同于结盟关系，是非约束性关系，但总的来说，伙伴关系就是非对抗关系，即协商、共处关系。伙伴关系对冲了对抗结盟，和平也就得到了保证，这几十年我国没有卷入战争，也缓和了矛盾，增加了协商与合作，保证了和平发展的大局，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所没有的。
这里，至关重要的因素有两个：一是中国的决策判断。比如，中国在做出改革开放的大决策时曾有一个大判断，即世界战争一时打不起来，可以集中精力发展经济，于是才着力改善实施改革开放所需要的外部和平发展环境，放弃了准备打仗的政策;二是中国不断提升的运筹能力，即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带来的综合实力增强，大大提高了中国主动构建对外关系和环境的能力。回顾过去几十年的经验，可以说，正确的政治判断与决策和包容的政治关系在防止战争、构建和平发展环境上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有着巨大的影响力，代价最小，收益最大。这些经验对我国应对复杂的国际关系与环境仍然有积极的意义。
应对美国要打太极拳，不要打拳击
近代历史上，中国衰落，不断受列强侵犯，如鸦片战争、日本侵华、还有为了保卫新生政权的抗美援朝战争等。如今，美国战略紧逼，遏制崛起的中国。有人说，美国的战略是亡我，崛起的中国必有一仗。美国要在战略上遏制中国，这是真的，因为它担心中国会替代它，会把它从亚洲赶跑。然而，尽管美国战略上咄咄逼人，而我们也必须做应付最坏情况的准备，但是，一则，我们对于战略大局要有全面的分析，要做出准确的判断;二则自己要有足够的自信和大智慧，争取主动。
在我看来，现在中国主要面临的是战略遏制，美国高调宣示重返亚洲，是一种综合的战略调整，遏制中国的崛起是这个战略的中心设计，但也不全是对付中国;再则，美国要建立的是防御圈，不是进攻圈，这样我们就可以与之周旋，要用中国的太极拳法，练好内功，外柔内刚，让它靠近不得，对美国这个大块头，不要去跟它打拳击。美国要拉盟友对付中国，有时也会煽风点火，但可以真正跟着与中国作对的，尤其是帮着美国打头阵的国家为数不多。我们自己要有自信，也有巨大的空间去开展工作。
当今，国际关系复杂，各国为自己的利益多面下注，我们也可以增加自己的影响力，缓和局势，化解矛盾，把局势拉向对我有利，或者至少不对我有大害的方向。况且，中美之间也不是当年中苏之间那样的关系，我们也要学会“转移视线”。某些美国人说，中国是一个孤独的大国，没有朋友，但笔者认为事实并非如此。国内也有一些人把什么事都往自己身上拉，认为我们现在面临着一个包围圈，其实这是缺乏自信。
评估周边局势应该首先有基本判断，中国现在的传统安全威胁不再是外敌入侵。过去我们一直在防范别的国家会进犯中国，现在许多周边国家在防范中国会进攻它们，这也是安全形势的一个大转变。我们要应对的主要还是战略竞争，至于一些周边热点，只要把握得好，就掀不起大浪。
把握大局，化解冲突，创建和平
目前，大家比较关注的是领土、海域争端升温如何控制，会不会引起军事冲突等问题。
钓鱼岛是当前中日发生冲突的一个焦点。解决争端，无非是三个出路：一是谈判，划分主权，但中日之间谈判很难，日本不干，因为它管着，又有美国撑腰;中国也不干，因为中国认为本来是自己的，为何要谈?特别是它勾连着过去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二是既然谈不拢，那就如中国过去提议的，搁置争议，联合开发。如邓小平所说，让后人去处理。搁置争端就是谁也不能去触动它，把它冷冻起来，而日本恰恰触动了它，把它国有化，这样，搁置就没有前提了，中国只有冲破日本的国有化和所谓的行政管理，在此情况下，要回到当年的搁置和“默许”，那就难了。三是打一仗，夺回来，夺回来也许易，但守住难，那就意味着冲突下去，这显然是不可取的。因此，搁置还是上策，新的搁置要与旧的不同，不能认可国有化，又不能恢复日本的独家管理，可以“退半步，前一步”，退半步就是主权不放弃，但也不争取，前一步就是绕开钓鱼岛主权，在大海域合作，或者协作开发。我看只能走这条路，现在中日之间对话渠道还敞开着，机会还在。
一般地说，对于一个崛起大国来说，在崛起过程中有两大风险：一是过于高估自己的力量，采取冒险行动，进行扩张，主动挑起战事，历史上的德国和日本均是如此，最后落败;二是国家的政策被极端势力和舆论牵导、绑架，使决策失误，偏离理性。在当今媒体时代和信息时代，后者的危险更大。现在信息源的发布者分散、快捷，容易有轰动效应，对决策者形成巨大压力。
其实，战争与和平之间有时只是一念之差，一事之故。人们需要的是和平，但是战争总以各种诱因被引发，而一旦被引发出来，总是要付出巨大代价才可以重新实现和平。有人认为，和平是打出来的，然而，回顾历史和总结现代案例可以看到，和平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争取来的，只是在极端情况下才是打出来的。主动发动战争者从来都不是为了和平，而只有和平创建者才是尽可能要避免发生战争的。
当今中国最需要的是和平发展的环境，近代史以来，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具有避免战争、创建和平的能力。对此，我们要有充分自信。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国际学部主任、学部委员，本文系人民论坛记者边文锋根据对作者的采访录音整理而成，发表时经作者审定)
《 人民论坛 》(201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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