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2月15日至16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着力提高城镇化质量”被列入2013年经济工作六大主要任务。一周之后的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也释放出打破城乡二元结构、保障农民土地承包经营权、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等信号。在城市和农村之间徘徊的2.5亿农民工脚步杂沓，“城镇化”必须在这个背景音里奏出一个完美的和弦。
世界经济低迷，中国经济调结构、稳增长亟待破题。在经济下行、扩大内需的压力面前，推进高质量的城镇化建设是一剂调中理气的良方。与基础建设投资、刺激出口这类猛药相比，它是一个固本培元、长滋久养的过程，因此更需要一种不急功近利的态度。数据表明，城镇化每提高1%，可以替代出口10万亿元。但是每一个抽象的1%，都是以教育、医疗、住房、基础设施、公共文化建设为支点;都隐含着诸如“更好的教育”、“更稳定的工作”、“更满意的收入”、“更舒适的居住条件”、“更优美的环境”等具象的指标。
基于这个考量，中科院近期发布的《2012中国新型城市化报告》中提出了以往城镇化进程五大战略性弊端：其一是在世界格局中，中国的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所对应的“非匹配”;其二是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明显地表达出土地城市化快于人口城市化的“非规整”;其三是中国的城市化亟需克服“城市和农村、户籍人口与常住人口”的非公平;其四是中国的城市化偏重城市发展的数量和规模，忽略资源和环境的代价，呈现出粗放式生产的“非集约”;其五是中国的城市化必须解决如何进入现代管理制度、消除城市病的“非成熟”。在中国内地城镇化率突破50%之时，这五个警告必要且及时。
城镇化率达到51.27%，但城镇户籍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却只有约38%。从这两个数字之间的差距中可以读出丰富的信息，最为直接的就是大量农村人口职业已经转变但身份仍未改变的“半城镇化”现象——城市发展饥渴需求土地，却固执地排斥那些失去土地的“外来者”;社会保障附着于户籍之上，导致大面积的真空地带出现;大批在城市和农村间候鸟般生存的农民工，面临着丢失精神家园的困境。郑州中州大道高架桥下冻死的农民工，江西贵溪因校车侧翻而罹难的11名留守儿童，都是嵌入中国城镇化背景中的小碎片，时刻提醒着我们，观察这幅大图景，不能仅止于远远一瞟。
城镇化的每一步，其实都在拷问着我们的制度环境。变革包括户籍制在内的社会治理方式、完善不同类型社会保障之间的流转覆盖、加快农村集体土地的确权登记、加大公共产品的供给力度，都是高质量城镇化提出的命题。这些命题翻译成百姓语言，就是留在乡村的人不再是“种地无田，上班无岗，社保无份”的三无农民，去往城市的人不再与孩子老人分离，被城市文化排斥。对中国经济的发展进程，中外描述者用了太多的广角镜头，而所谓“高质量”的城镇化，应该也必须经得起近景观察。
《 民生周刊 》(2012年第51-5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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