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工业文明的冲击，将中国置于“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漩涡。这场争论，实则是拥有五千多年不间断历史的中华文明，在存亡危机的触发下，对自身发展道路所进行的系统性反思与艰难探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这一重要论述标志着新时代的中国，“古今中西之争”已不再是一个需要被动应对的难题，而是一个可以通过主动创造来解答的时代课题。
一
作为中国近代以来历史难题的“古今中西之争”，焦点是“古今”、“中西”所衍生的两对矛盾的交织。一是时间维度上的“古今之辨”衍生的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认知;二是空间维度上的“中西之辨”衍生的民族与世界的关系破解，由此构成了一度困扰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根本性难题。
从社会发展的历史脉络看，这场争论的演进经历了由表及里的三个阶段。鸦片战争后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标志着中国在“中西”碰撞之初于器物层面所作出的初步回应，体现了对外来文明冲击的早期调适。至甲午战争后，戊戌维新与辛亥革命相继发生，争论的焦点逐渐深入到制度层面，展现出中国在“古今”转型过程中所经历的艰难求索。进入新文化运动时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将争论进一步推向文化与价值的深层结构。在这一阶段，“全盘西化”论调与儒学复兴观点彼此对立，折射出中国在文明道路选择上的深刻分殊。
在这场持续百余年的争论中，“中体西用”论作为最具影响力的调试方案，其根本缺陷在于将有机的文明生命体机械割裂为“体”与“用”的二元对立。这种思维范式无法理解现代化作为一个系统对社会生活的全面重塑，更难以应对“古今”转型与“中西”碰撞带来的复合性挑战。更深层的困境，在于“现代化=西方化”的思维定势。在这种西方中心主义的线性历史观笼罩下，非西方文明的现代化进程往往陷入“模仿—焦虑—失落”的恶性循环。中国的特殊困境在于，它既是一个“文明型国家”，拥有自成体系的文化传统;又是一个“后发国家”，需要在较短时间内完成现代化转型。这种双重身份使得“古今中西之争”显得尤为复杂和深刻，任何简单的“一边倒”方案都无法真正破解这一历史难题。
二
为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中国共产党人进行了长期的深入探索。1942年3月，毛泽东同志在中央学习组谈如何研究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时阐述了“古今中外法”，“弄清楚所研究的问题发生的一定的时间和一定的空间，把问题当作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古今法”就是要通古今，增强今人的本领。他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讲话时指出，“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延安的人要通古今，全国的人要通古今，全世界的人也要通古今，尤其是我们共产党员，要知道更多的古今”。“中外法”就是要认清中国和外国各自的长处和短处，知彼知己，取长补短，提高中国人的本领。外国“有我们必须接受的、进步的好东西，而另一方面，也有我们必须摒弃的腐败的东西”。毛泽东同志强调：“向古人学习是为了现在的活人，向外国人学习是为了今天的中国人。”中国共产党人掌握和运用“古今中外法”，极大地提高了学习和工作的本领，有力推动了革命、建设、改革事业不断走向胜利。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守正创新中丰富和发展了对“古今中外法”融通中外的理解认识。在“古今”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古为今用、以古鉴今，坚持有鉴别的对待、有扬弃的继承，而不能搞厚古薄今、以古非今，努力实现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使之与现实文化相融相通，共同服务以文化人的时代任务”，“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要把优秀传统文化的精神标识提炼出来、展示出来，把优秀传统文化中具有当代价值、世界意义的文化精髓提炼出来、展示出来”。在“中西”问题上，习近平总书记要求坚持“洋为中用”，“对丰富多彩的世界，我们应该秉持兼容并蓄的态度，虚心学习他人的好东西，在独立自主的立场上把他人的好东西加以消化吸收，化成我们自己的好东西，但决不能囫囵吞枣、决不能邯郸学步”，“对国外的理论、概念、话语、方法，要有分析、有鉴别，适用的就拿来用，不适用的就不要生搬硬套”，“我们积极学习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有益成果，欢迎一切有益的建议和善意的批评，但我们绝不接受‘教师爷’般颐指气使的说教”。“两个结合”尤其是“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标志着我们党在处理“古今中西之争”这一百年难题上实现了根本性突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这一重要论述从根本上揭示了文明发展的正确路径在于有机的、系统的融合创新，为破解“古今”与“中西”双重困境提供了全新的理论范式。
在“古今”维度上，“第二个结合”从理论层面超越了“厚古薄今”与“崇今抑古”对立思维模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如果不从源远流长的历史连续性来认识中国，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国，也不可能理解现代中国，更不可能理解未来中国。”传统并非现代化的障碍，反而可以成为其创新的源头;现代化也不意味着断裂传统，而是实现其创造的过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与道德观，不仅能够与现代社会发展相协调，更能为其贡献独特的智慧资源。“第二个结合”在“古今”维度上彰显出贯通历史与未来的可能及必要，为我们理解中国道路提供了新的理论视野。
在“中西”维度上，“第二个结合”突破了本土与外来、特殊与普遍对立困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华文明是在中国大地上产生的文明，也是同其他文明不断交流互鉴而形成的文明”。近代以来的“中西之辨”往往陷入两种极端：要么是“全盘西化”，将西方道路视为现代化的唯一模板;要么是“闭关自守”，将外来文明视为威胁。“第二个结合”通过确立文明对话原则，实现了对“中西”对立思维的超越。它告诉我们，马克思主义不是外来的异质元素，而是与中华文明精神特质高度契合的真理体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不是封闭的特殊存在，而是包含着人类文明共同价值的智慧宝库。这种认识使我们能够在保持文化主体性的同时，以开放包容的姿态吸收人类文明一切优秀成果。
在价值论层面，“第二个结合”重构了文明评价的标准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模式，各方应该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和发展模式多样化”。“第二个结合”打破了以西方现代化为唯一标准的价值评判，确立了“和而不同”、“美美与共”的文明共存理念。在这一价值体系中，文明的发展不再是单一模式的复制推广，而是多元文明的交流互鉴;文明的进步不再是非此即彼的替代过程，而是相辅相成的共生过程。这种价值重构，使我们能够摆脱“现代化=西方化”的迷思，建立起基于文化自信的科学现代化观。
在方法论层面，“第二个结合”创造了处理文明关系的全新范式。它超越了“中体西用”的机械拼接，也超越了“西体中用”的简单移植，开创了“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融合路径。这一方法论强调，既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审视和发掘传统文化，又要通过优秀传统文化的智慧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第二个结合”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例如，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时，我们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国际主义精神，又汲取“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传统智慧，形成了既具有中国特色又体现人类共同价值的新理念。
三
中国式现代化是一场深刻的文明实践。它通过对发展主体的重塑、文明逻辑的重构与发展路径的创新，从实践层面历史性地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不仅为这一百年难题给出了最具说服力的答案，更在实践中开辟了文明发展的新境界。
中国式现代化标志着文化主体性建构的确立，从根本上突破了“中西”二元对立的思维窠臼。近代中国，曾深陷“古今中西之争”的认知困境，一些人长期在“复古拒外”的文化守成与“全盘西化”的路径依附之间摇摆，陷入非此即彼的被动选择。面对这一文明困境，中国共产党人明确提出“既不能刻舟求剑、封闭僵化，也不能照抄照搬、食洋不化”，彰显了立足自身传统、面向现代世界的文明自觉。这一自觉，推动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摆脱了对西方模式的简单模仿，也超越了“传统天下”的自我封闭，形成了具有自主知识体系与发展逻辑的文明新形态。以“一带一路”倡议为例，这一重大实践既激活了古丝绸之路的互联互通智慧，又植入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新理念，不仅是基础设施的“硬联通”，更是规则、标准与理念的“软联通”，以及文明互鉴的“心联通”，完成了对“中西之辨”的实践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文明建构的多元路径，实现了对“古今之辨”的创造性解答。“古今中西之争”往往将传统与现代置于对立的两极，而中国式现代化打破了这种非此即彼的思维定势。在发展动力上，形成了创新驱动与传统文化韧性相互促进的独特模式，既以科技创新为现代化建设注入前沿动能，又深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的哲学思想、人文精神，让传统智慧在现代语境下焕发新生;在治理体系上，构建坚持党的全面领导、以人民为中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等有机统一的治理结构，既吸收中国传统“德主刑辅”、“德法共治”的治理智慧，又融入马克思主义群众观和现代法治精神，实现了传统治理智慧的现代转型;在价值旨归上，确立“以人民为中心”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贯通的价值取向，既延续了中国传统“民惟邦本”、“协和万邦”的价值追求，又以马克思主义人类解放思想为指引，将实现人民幸福与促进全人类共同发展紧密结合，实现了价值维度的“古今”融合与“中西”超越。
中国式现代化展现了系统性、整体性的创新特质，实现了对“古今中西之争”的实践性破解。在经济发展领域，创造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新型经济形态，成功超越了计划与市场的对立，形成了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更好结合的新范式;在科技创新方面，新型举国体制将制度优势与市场机制有机结合，实现了从技术追随到自主创新的跨越，摆脱了依附性发展的困境;在社会建设层面，“共同富裕”的根本导向确保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既做大“蛋糕”，又分好“蛋糕”，实现社会公平正义，超越了西方现代化伴随的社会撕裂问题;在生态文明领域，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付诸实践，既源于中华文明“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又体现马克思主义自然观，开创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新路径;在全球治理领域，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既继承了中国“和合”文化的精髓，又回应了时代发展的需要，通过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参与全球发展合作，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提供了中国方案。这些方面的创新既在实践中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难题，也以系统性、原创性的文明品格为人类文明新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
近代中国，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赓续中华文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无数仁人志士进行了艰辛探索，而只有中国共产党找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体现科学社会主义的先进本质，借鉴吸收一切人类优秀文明成果，代表人类文明进步的发展方向，展现了不同于西方现代化模式的新图景，是一种全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标志着中华民族在理论与实践双重维度上实现了对“古今中西之争”的根本性破解。这不是简单的调和或折中，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和创造性实践。
在文明范式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从“二元对立”到“开放包容”的范式跃迁。人类文明新形态以“不忘本来”坚守文明主体性，确保文化基因的赓续传承;以“吸收外来”保持文明开放性，推动文明成果的交流互鉴;以“面向未来”彰显文明创新性，促进文明形态的与时俱进。这种方法论建构既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创造性运用，也是对中华文明守正创新传统的现代诠释。在时间向度上，它以“古今贯通”破解认知壁垒，既非复古守旧的文化怀旧，亦非割裂传统的历史虚无，而是通过“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让中华五千多年文明智慧在现代性语境中实现价值重生;在空间向度上，它以“中西融通”拓展文明视野，既拒绝照搬西方现代化模式的路径依赖，也摒弃封闭自守的文化狭隘，始终以文化主体性为根基，以开放姿态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有益成果，实现了对文明发展空间维度的范式创新。
在文明演进路径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从“道路困惑”到“主体创新”的历史性跨越。这一跨越深刻回应了近代以来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的双重张力中如何确立自身的现代化道路问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每一种文明都延续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血脉，既需要薪火相传、代代守护，更需要与时俱进、勇于创新。”中国式现代化的开拓性实践，从三个维度实现了对西方中心主义现代化叙事的根本超越。一是“守正创新”的文明定力，既扭转了“全盘西化”的倾向，也打破了“食古不化”的桎梏，在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中实现了文明血脉的当代延续;二是“五位一体”的文明格局，突破了西方现代化进程中物质主义膨胀的单一维度，构建了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共进的全面发展范式;三是“和平发展”的文明逻辑，彻底颠覆了“国强必霸”的西方现代化逻辑，开创了通过自身发展促进世界和平的文明新路。这种文明意义上的主体性确立，标志着中华民族在精神上的彻底自主，为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文明愿景上，人类文明新形态实现了从“文明冲突”向“文明共存”的境界转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共同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坚持文明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包容超越文明优越。”这一重要论述解构了所谓“文明冲突论”的理论根基，通过三个维度的价值重构实现了重要突破：在价值本体论层面，确立“和而不同”的文明观念，承认文明差异性的本体地位，将多样性视为文明发展的内在动力而非冲突根源;在价值目的论层面，追求“美美与共”的文明境界，以各文明主体的共同发展替代零和博弈的西方现代化路径;在价值实践论层面，开创“合作共赢”的文明路径，通过共建“一带一路”等具体实践，构建起平等互惠的文明交往新模式。在这个意义上，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是对西方现代性局限的超越，更是对文明发展规律的深刻把握，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重要支撑。
“古今中西之争”的百年激荡，通过“第二个结合”的理论创新和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探索，得到了创造性的解答。这条破解之道清晰地勾勒出中华民族从精神觉醒到文明复兴的壮丽航程。在这个过程中生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照亮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程，也以其独特的东方智慧与包容的天下情怀，为人类的共同未来贡献着中国方案。
(作者：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级教学名师，江苏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基地执行主任)
来源：《红旗文稿》202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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