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史的序幕，是在一种深刻的民族忧患意识中拉开的。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仅道明了中国军事和技术的落后，而且揭示出整个中华文明体系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西方工业文明的强势冲击下，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将何去何从?这场旷日持久的思想交锋，焦点之一就是中国能否作为一个文明主体自主地完成现代化转型，而非成为西方的附庸或复制品。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时指出：“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习近平文化思想为我们突破百年困局、走出历史迷宫提供了思想罗盘，也为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新文化指明了方向。
一
“古今中西之争”涵括“中西体用之争”、“中西优劣之争”、“中西源流之争”、“国学实学之争”、“新学旧学之争”、“科学玄学之争”、“东西文化之争”等若干命题，汇成一条自19世纪以来经纬交织的思想主线。毛泽东同志指出：“所谓‘古今’就是历史的发展，所谓‘中外’就是中国和外国，就是己方和彼方。”“古今”标志着时间，为纵轴;“中外”标志着空间，为横轴。“古今”与“中外”垂直交叉构成一个坐标系。在这个坐标系中，时空两维的交汇点即为中西文化论争的核心问题。
“古今中西之争”的核心话语并非一成不变。明清之际就有人倡导“中学为源，西学为流”(“西学中源”，亦称“中源西流”)，及至晚清洋务派则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中体西用”)。这里，“体”仅指中国封建社会的纲常名教，“用”则指“坚船利炮”等西方工艺技术。所谓“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大抵把“西学”局限于“器”或“术”的层面。至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宣告了洋务派变“器”而不变“道”的破产。随之而来的维新变法，康有为、梁启超等人试图效仿西方君主立宪制来改造中国的封建专制政体，意味着变法的焦点已经触碰了延续两千多年根本性的“中体”即“道体”。然而，戊戌六君子的鲜血告诉人们：此路不通。在此阶段，“西学”内涵与此前相比发生了质变——它不再是“术”，也不只是“制”，而是在理念上同皇权至上的“道体”产生明显的背离。直至辛亥革命，一部分中国人决心要用暴力手段变中国封建专制政体为西式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如同毛泽东同志指出的，“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新文化运动(尤其是五四运动之后)无疑是一个决定性的分水岭，真正将“古今中西之争”推向了价值理念与文化本体重构的新阶段。这是比辛亥革命大大向前跨进了一步的地方。新文化运动高举“德赛两先生”(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对以儒家思想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进行了猛烈批判。“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部分新文化运动领袖人物义无反顾地接受了这一“新文明”，在同工人运动的结合中，中国诞生了共产党，中国革命的面貌从此焕然一新。另一部分固守资产阶级政治理念的新文化运动人物则分化为西化自由主义派。文化保守主义者也由主张“昌明国粹”到兼提“融化新知”，几经嬗变成为“返本开新”的现代新儒家。马克思主义派、文化保守主义派、西化自由主义派成为现代中国主要的思想文化学派，从上世纪20年代开始争论声浪此起彼伏。在思想文化思潮的激烈互动博弈中，中国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赢得了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为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文化难题奠定了全新的政治前提和制度条件。
二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近代以来，由于西学浸染，中国文化主体性处于深度危机之中，同国家命运的危机具有高度一体化特征。中华民族本来就是一个生于忧患的古老文明，文化危机和民族危机加深了全民族的整体忧患意识。近代以来的两大忧患隐含在“古今中西之争”的深层意识之中。
其一，文明根脉断裂中的主体性忧患。一个拥有悠久辉煌历史的伟大文明，突然发现自身的精神价值体系被视为现代化的阻碍，其心理冲击无疑是震撼性的。“古今中西之争”涉及的各方，无论立场如何对立，却有着共同的问题起点：中国能否作为一个独立的文明主体，而非西方文明的模仿者或附庸，来完成自身的现代化转型?西化自由主义者以决绝的反传统姿态试图斩断过去，以“西方标准”重塑主体;文化保守主义者则试图回归传统，固守“东方精神”实体。二者看似南辕北辙，实则共同体现着关于“主体性迷失”的困局忧患。马克思主义作为最先进的科学思想体系在中国落地生根，成为唯一能燃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普罗米修斯的圣火”。马克思主义创造性地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尤其是指明了在不同的经济和社会环境中，人们生产不同的思想和文化，思想文化建设虽然决定于经济基础，但又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由此折射出一个需要面对的深层次问题——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推崇的是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工业化成就，但假若近代西方没有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和启蒙运动，近代自然科学与工业化成果就不可能产生。特定的理论体系和文化形态是特定时代精神的精华，离开了先进文化的光芒，任何“科学救世”和“工业报国”只是在黑暗中的摸索。有了马克思主义这盏明灯，中国的前景便光明起来。
其二，国家民族前途发展道路的选择忧患。明朝末年，徐光启就意识到“中学”存在着短板，可借助“西学”来弥补;鸦片战争后，魏源等痛心于中国的失败，公开提出要向西方学习;甲午战争中，中国输给了“蕞尔小国”日本，梁启超回忆“甲午丧师，举国震动，年少气盛之士，疾首扼腕言‘维新变法’”，“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维新变法、辛亥革命，都是中国人为救亡图存而向西方寻求真理进程中的道路选择，选择的结果却一次次令人失望。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作为战胜国却摆脱不了被瓜分的厄运，义愤填膺的北京大学生一怒之下烧了赵家楼，群体忧患终于转变为火山爆发式的集体激情。
五四运动的历史功勋毋庸置疑。但恰在五四时期，一种极端的西化理论问世了，这就是“全盘西化”论。正如毛泽东同志指出的那样，“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他们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这种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方法，就影响了后来这个运动的发展”。“全盘西化”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深入骨髓的西化执迷。毛泽东同志批评道：“所谓‘全盘西化’的主张，乃是一种错误的观点。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他说的这个“大亏”，就是文化自信心的丢失和民族主体性的丧失。
“西方标准至上论”(或称“西方至上论”)容易使一些人失去对西方文化的批判和质疑能力。他们无视19世纪西方学者编撰书籍中一些违背历史事实的虚构成分，以及那些充满种族主义和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他们不知道一些当代西欧主流民族在5世纪时还处于“蛮族”阶段，更不了解“蛮族”起于15至16世纪的海盗发家史。为了掩饰自己的野蛮史，一些西欧民族强拉罗马、希腊甚至埃及、巴比伦的古代民族作为自己的文化祖宗，把不属于自己的悠久文明用“编年史”的方法巧妙地嫁接到自己头上，甚至大言不惭地自称“神圣罗马”。但正如伏尔泰所说，他们“既非罗马，更不神圣”。
而与此相对应，这一时期另外一个极端思潮是沉迷于“复古原教旨”的文化保守主义及其各种转换形态，试图把现实拉回到一个纯粹的、未经西化“污染”的民族文化的乌托邦境界。有些文化保守主义者无法直面现代性的复杂挑战，常常把儒家经典或其他传统思想当作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认为一切未知之知在那里皆知，一切未解之解在那里皆解。“四书五经”、“三坟五典八索九丘”，似乎皆可原封不动直接拿来应用于现代社会治理。他们忽视了传统文化得以产生的社会基础，更无视传统文化中存在着需要淘汰甚至已被淘汰的成分。
极端复古主义往往伴随着盲目排外主义，为反对“西方中心论”而复活“华夏中心论”，就可能把“古今中西之争”引入死胡同。毛泽东同志多次指出，相比西方，近代中国落后了，我们应该向西方学习，学习人家好的东西为我所用。他还特别指出，“中国的和外国的，两边都要学好”，“这不是什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是指基本理论，这是中外一致的，不应该分中西”。这种独具慧眼的卓识，至今仍闪烁着思想光辉。由此，更应清醒认识，人类文化从来就是在互动与互鉴中发展壮大的，东西方各民族都为当代人类文明做出了各自的贡献。当我们“不忘本来”时，也不要忽视“吸收外来”。
三
为什么说“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呢?首先是历史条件发生了重大变化，延续数千年的农耕文明已为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所取代。更关键的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已经掌握了破解“古今中西之争”的法宝与利器，这就是“两个结合”。
“第一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使我们找到了通向民族复兴的现实道路，奠定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实践基石;“第二个结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解决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文化进路问题。“两个结合”对应百年来的两个忧患和两个极端思潮，不但破解了“古今中西之争”的逻辑悖论，而且打破了其背后的形而上学思维惯性。“第二个结合”的重大价值在于为“古今中西之争”提供了一种全新的、辩证的科学解决方法。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
“两个结合”特别是“第二个结合”，不仅为我们走出“古今中西之争”的历史迷宫、破解百年困局提供了方法论钥匙，还深刻总结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经验，精准把握了中华文明发展演进的内在规律。它告诉我们，文化的生命力拒绝固守传统和封闭思维，只有擅长吸收不同文化系统的精粹才能增强自身的优势，从而促进优秀传统文化的再生。“结合”不是机械的拼凑，而是有机的化合;“结合”不是取消主体，而是壮大主体，从而产生“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
所谓“熔铸”，原是冶金学术语。如同青铜礼器之“熔”，需要铜、锡、铅在1200℃环境下重新结晶，最终生成一种全新合金。这意味着“古”与“今”必须在高温中发生重新熔炼和锻铸，既保留“古”、“今”的优良品质，又生成一种高于“古”、“今”的全新性能。文化意义上的“熔”，意味着让传统的符号、记忆、情感、伦理与当代的技术、叙事、场景等深度反应，产生新的“文化晶体”即新质文化成果。这种新质文化成果代表着文化发展的未来式，既有基因记忆，又有当代光泽，但却是未来的文化样式和愿景。
所谓“汇通”，不是简单的交汇和沟通，而是让中西在同一“问题域”里互相解锁，结出累累硕果。譬如，中国的“天人合一”与西方的“生态科学”，表面看是两种话语，一旦放进“气候危机”这一共享议题，两者的本质联系便显现出来——可生成“中国山水式生态城市”的新范式，既非传统园林的简单复刻，也非西方绿色技术的生硬移植，而是人类共通情感与共识理念的有效结合，从而创生出新的城市生命体。
因此，“熔铸古今、汇通中西”而生成的重要成果，一方面要在文明对话中产生可共享的新符号、可体验的新情感、可转化的新知识;另一方面要锻造新的文化主体，其衡量标准是自主的精神价值体系、自主的评判标准体系、自主的话语叙事体系、自主的知识生产体系。若达不到这几点，再华丽的文化汇通也只能是拼贴或嫁接;离开了主体性，文化汇通的生命力很可能只是昙花一现。
我们有理由确信，文化创造可以成为新的“天下公器”。人们常说，“唯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如今，还要补一句——“唯有世界的，才可能是未来的”。通过“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锻造之法，既能安顿中国人的精神乡愁，又能回应人类共同面临的传统性与现代性失调和转换带来的困境。譬如，当宋锦的绞经工艺与可回收航天材料一起编织成火星基地的遮阳帘，当《牡丹亭》的“至情”观与脑机接口技术共同疗愈阿尔茨海默病人的记忆缺失，当国际著名科学期刊《细胞·代谢》封面上融入中国泼墨山水画元素时，更多的世人将愈发认同这样一个道理——文化创造不是复古，也不是媚外，而是在更高维度上对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的“再发明”。让我们以新文明主导者兼合伙人之名，在数字与青铜、算法与诗词、碳纳米与水墨画等交汇处，开创一个“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创造新局面——那将不仅是中国的“文艺复兴”，更是人类文明的又一次“轴心突破”。
(作者：上海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红旗文稿》2025/2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