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作为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文艺创作，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不仅功能特殊，而且作用重大。从诗经、楚辞、汉赋，到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共同铸就了灿烂的中国文艺历史星河，其独一无二的理念、智慧、气度、神韵，增添了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内心深处的自信和自豪。
一
中国有5000多年的文明，而文明的核心意涵就是丰富的思想积贮与饱满的精神遗存，以及由此所蕴育和发展的道德、品格、情操、意绪，乃至永不涸竭的进取性与永远旺盛的创造力。这是文明的价值和意义所在，更是文明所赋有的先进思想和进取精神的本质与灵魂，并由此为我们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造激情和永不泯灭的前进动力。这是我们的骄傲，更是我们的优势，使中华民族早在被雅斯贝尔斯称作“轴心时代”的公元前5世纪就站在了人类思想的前沿与社会道德的高峰，并以卓越的智慧和昂扬的精神开拓和创造了人类历史文化的早期辉煌。
那么，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在什么地方呢?就在文化遗存中，就在文艺作品中，就在经由文化和文艺所蕴寓、传承、浸润、濡染而所氤氲、形成的中华民族的文明意识与民族精神中。时光荏苒，岁月悠悠，在这个过程中所铸成的文化遗迹与文艺经典成为了中华文明的载体，成为了中华民族思想的酵母与精神的源泉。当诸如阿房宫、铜雀台、大明宫之类“物”的豪华与丰赡已销铄湮灭，而中华文明的胜迹还可见诸文化与文艺之中，尤其是具有经典价值和传世意蕴的文艺作品中。因为文艺不仅是文化的主要审美载体和主流形式，而且更能借助意趣盎然的故事情节和栩栩如生的人物形象，使思想具象化、精神人性化、道理生活化、品格社会化。文艺作品讲故事和写人物，始终都是以社会生活为基础与原型的，这就使其在表达思想和扬励精神的过程中，最容易接地气和最便于通人脉，从而不仅更便于传播，而且也更令人易于接受和乐于接受。而这正是文艺与其他文化形态的重要区别，同时也是文艺自身的特点和优势所在。
为什么在文明的抟铸与传承中文艺总比其他文化形态更广泛、更直接、更便捷呢?根本原因就在于文艺是通过讲故事和写人物进行艺术化、审美化、情趣化、大众化式的传播，而其他诸如哲学、历史、伦理学等文化形态，则是通过理论阐发和逻辑推理进行传播的。在文艺中，人们是满怀审美情趣和艺术愉悦接受思想的传播与精神的激扬的。这是一种接受，但这同时也是一种享受。正因为如此，文艺就更应该融思想于故事情节之中、涵精神于人物形象之内。否则，其故事和人物一旦缺少思想和匮乏精神，甚至是讹误思想和委顿精神，就会对社会和人们造成比其他文化形态更大、更深、更广的负面影响。
惟其如此，优秀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堪称经典的文艺作品，就必定和必然成为实现文化传承和文明赓续的普遍方式与主要渠道。想想看，在世界文化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如若没有由荷马、埃斯库罗斯、拉伯雷、司汤达、巴尔扎克、雨果、弥尔顿、狄更斯、歌德、莱辛、席勒、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高尔基、马克·吐温、杰克·伦敦、欧·亨利、海明威、贝多芬、舒曼、列宾等为环扣而所链接起来的一个又一个创作高峰的矗立与绵亘，那就不仅文化会枯萎，文明会断裂，并因此而造成人类思想的湮灭与精神的萎顿。例如莎士比亚笔下的戏剧故事尽管多以伊丽莎白时代为生活背景，但所阐发的深邃思想和在人物身上所迸发的精神光彩，却启迪、烛照和鼓舞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世纪的人们。而这便是莎剧获得成功和久演不衰的最大奥秘，也是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在其著作中屡次引证莎剧中诸多人物和故事的原因。
二
在中国，在从先秦到现代这无比璀璨辉煌的文化长廊中，诗歌、戏剧、小说的体量、质量、价值和作用尤为显赫而重要。孔子在以文艺施行教化之初，就高度自觉地站在君子人格美学立场上指出：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而兴、观、群、怨所信守和遵循的，则始终都是“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2500多年后，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之骁将和旗手的李大钊，则从更新和更高的目标指向上明确要求：“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这便是要在文艺创作中以优美的艺术形式和广阔的审美视阈将先进思想和义理精神贯注其中、传播开去，并在人们的心灵和情愫中形成观念，铸成性格，见诸实践和行动，乃至产生思想感应与精神效能，以使社会生活更富于人性光彩和更具有进取力量，通过赋有先进思想和开拓精神的人强有力地驱动社会发展与历史进步。
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为中华民族克服困难、生生不息、顽强拼搏、永续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思想动力和坚贞的精神支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没有中华文化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的复兴需要强大的物质力量，也需要强大的精神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过程中，文艺具有的独特价值和重要作用，既不可或缺又无以替代，其原因正在于习近平总书记给出的答案：“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文艺要成为时代前进的号角，就必须在艺术的形制中灌注丰富、先进、积极、向上的思想，在美的醇醪中融入开拓、进取、昂扬、向上的精神。
这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历史的事实从来如此，文艺的实践尤其亦然。唐朝是一个诗的时代，宋朝是一个词的国度，而唐诗宋词的兴盛繁荣，正是与当时社会的变革和发展互为动力、交相感应的。在唐人为诗歌赋予饱满的思想容量和精神粹质的同时，唐诗更以其充沛的思想涵负和昂扬的精神粹质武装并提升了唐人乃至后来人的情感心愫与精神境界。所以，闻一多讲道：“一般人爱说唐诗，我却要讲‘诗唐’，诗唐者，诗的唐朝也，懂得了诗的唐朝，才能欣赏唐朝的诗。”为什么?因为唐诗以其所特秉的思想、情愫与精神浸润和塑造了唐人的素质、禀性与人格。清代以降最为流行的唐诗选本《唐诗三百首》，就正是按照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标准从多达五万首唐诗中精选出来的，从而致其无一不是在炉火纯青的艺术浸润中强烈地彰显着纯正的思想和高度地激扬着丰赡的精神。同样，只要我们诵读范仲淹、苏轼、陆游、辛弃疾、文天祥等人的诗词，便可感同身受地体悟到宋人的思想风貌与精神境界。一如“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夜阑卧听风吹雨，铁马冰河入梦来”、“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等。这是文艺创作，这是诗，但这更是爱国思想的鼎沸与奋斗精神的激扬。惟其如此，这诗才有了纯贞的心愫与刚正的灵魂，并因此使文艺创作得以自然而然地生发出正确的思想引领效能和强大的精神力量。
诗是这样，小说和戏剧又何尝不是这样呢!《红楼梦》所写的看似家长里短、人情世故、儿女情长、吃喝玩乐，但本质上却是对世道人心的精妙刻划和深刻挖掘，并常常在极富感情色彩的具象化描写中包容和体现厚重的思想涵寓与深挚的精神内蕴。惟其如此，才使不同的读者从中得到不同的感悟和体验，直如鲁迅所说的那样，在《红楼梦》中，“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而对这部小说精读多遍的毛泽东，则从中发现了封建社会必然走向没落和趋于灭亡的内在规律与天然合理性。此种情况，在以凸显艺术表达和博取审美愉悦为直接目的的戏剧表演中，则往往更为鲜明和普遍。自戏剧产生以来，“高台教化”就始终是戏剧创作和演出的至高追求。也正因为如此，关汉卿和王实甫才赢得了广大的崇拜者，而纪君祥则以其《赵氏孤儿》首先冲出国门，为世界认识中国早早打开了一扇极富魅力的艺术之门。
鲁迅是文学家，但他首先是思想家。正因为有了大思想家的鲁迅，才成就了大文学家的鲁迅。以《创业史》名世的柳青，在谈及自己40余年的文学经历与创作体验时，深有感悟地说，做一个合格的作家，必须同时从三个学校毕业，即政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生活的学校。其中被排在首位的政治的学校，是作家、艺术家厚植思想资源和培孕向上精神的重要场所与中心环节。一个合格的优秀的文艺家，只有首先在政治的学校通过考试，才有可能在创作的道路上跻臻高峰。
这不仅是规律，是法则，更是党和人民的热烈期待与殷切冀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凡作传世之文者，必先有可以传世之心。”这就要求广大文艺工作者必须言为士则、行为世范，以自身的思想和精神高度托举文艺创作的思想与精神高度。文艺要塑造人心，创作者首先要塑造自己。作者的思想纯度和精神高度始终都是决定其作品水平和质量的基础。“求木之长者，必固其根本;欲流之远者，必浚其泉源。”我们要厚植中华优秀文化，激扬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动力，不辜负时代召唤、不辜负人民期待，创造出更多更好的文艺精品，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作者：山西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文学理论批评委员会委员)
来源： 《红旗文稿》20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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