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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日报:2019年理论学术研究观点要览

作者:北京日报 发表时间:2019年12月30日  

      马克思主义哲学篇

  科学总结新中国成立70年成功实践 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伟大篇章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同时也是五四运动爆发100周年。学者们认为,新中国的成立,彻底改变了近代以来中国积贫积弱、受人欺凌的悲惨命运,中华民族走上了实现伟大复兴的壮阔道路。有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是一部社会主义发展史,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有学者认为,新中国70年积累了宝贵经验,最为关键的一条就是要坚持党的全面领导。

  学者们认为,新中国70年、五四运动100年的实践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才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真理,作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必将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深入推进而不断丰富发展,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伟大篇章。

  牢记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 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自我革命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根本动力。有学者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映照着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指引着新时代中国在民族复兴征程上阔步前进,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根本任务是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有学者提出,要深入探讨中国共产党人初心使命的哲学基础,明确“什么是中国共产党、党为什么存在、党需要什么作为”等重大理论问题。有学者认为,党的初心和使命是党的性质宗旨、理想信念、奋斗目标的集中体现,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丢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色,越不能忘记党的初心使命,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要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就必须牢记初心和使命,在新时代把党的自我革命推向深入。有学者提出,马克思主义是指导我们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为推进社会革命和自我革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

  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必须增强防风险能力和斗争本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正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有学者提出,我们依然处在马克思所指明的历史时代,这个历史时代是资本主义仍然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替代资本主义并最终战胜资本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时代。有学者认为,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核心是一个“变”字,本质是世界秩序重塑,全球治理机制完善,主要表现是世界权力转移对象出现根本性变化,国际格局剧烈动荡,世界秩序出现坍塌的危险,世界正面对大调整、大变局要素的比拼前所未有,国家治理机制、手段和执行力的比拼成为主导变局走向的主要因素。我们应抓住机遇、应对挑战,推动变局向有利于中国的方向发展,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创造良好外部环境。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只要中国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社会主义制度,各种敌对势力对中国西化、分化的图谋就不会改变;中国离民族复兴目标越近、离世界舞台中央越近,敌对势力越会想方设法攻击抹黑中国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加紧进行意识形态渗透和价值观渗透,加大策动“颜色革命”力度。“颜色革命”是西方国家开展意识形态斗争的长期战略,我们要做好防范和抵御西方“颜色革命”的长期准备,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重大贡献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世界未来发展指明正确方向

  新中国成立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越走越宽广,使世界上正视和相信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人多了起来,使世界范围内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深刻转变。有学者表示,中国发展为广大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成功经验、展现了光明前景,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作出的重大贡献。有学者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发展的历史必然,为解答“世界怎么了、世界向何处去、我们怎么办”的时代之问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世界未来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所做的重大贡献。

  (作者李建国为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经济学篇

  减少资源的错配 推动高质量发展

  资源错配问题持续成为经济学界的重要话题。在资源错配的原因方面,有学者指出,国内市场逐步形成了上游国有企业为多寡头,下游民营企业为垄断竞争的“垂直结构”,这种市场结构使得下游民营企业存在进入不足的问题,导致了资源错配,降低了社会总福利。因此,未来的产业政策应该鼓励民营企业进入,减少垂直结构导致的资源扭曲。另一些学者指出,增值税多档税率会导致抵扣链条出现“低征高扣”和“高征低扣”现象,扭曲中间投入价格,由此造成资源错配和全要素生产率损失。为此,应该尽量减少增值税的税率差异,最好是实行单一税率。还有学者认为,城市之间的资本配置扭曲是导致中国大中城市偏少、小城市数目过多的重要原因。如果消除资本配置扭曲,将使得社会福利提高38%,并伴随着50%的人口重新配置。此外,有学者运用企业数据进行估计,认为中国资源配置效率的改善空间仍然很大,未来10年里即使只释放出配置效率改善空间的一半也能保证每年3.85%的经济增长率,改革“红利”仍然十分丰厚。

  改革生育和养老政策 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

  有学者研究发现,过去40多年,中国生育率的下降和预期寿命的延长对经济增长产生了正面作用,但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这种正效应正在消退,向负效应转变。因此,当前中国应尽快出台提高生育率的人口政策,以便优化人口年龄结构。多位学者注意到,养老金政策会对劳动力供给产生影响。有学者发现,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会激励职工提早退休。这意味着,中国应稳定养老金增长率,并适时推出渐进式延长退休年龄政策。还有学者指出,为了弥补养老金不足,可考虑国有资本划转养老保险基金。研究发现,从促进劳动力供给增长的角度看,划转的同时降低缴费率,并引导父母同等重视子女数量和质量,将有助于实现养老保险制度与劳动力市场的良性互动发展。也有学者认为,与延迟退休政策相比,人工智能可以较好地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不利影响,因此中国可以通过发展人工智能来应对老龄化对经济增长的冲击。

  积极应对贸易摩擦 提高中国出口地位

  学者们对中美贸易摩擦高度关注,并提出了应对策略。有学者从贸易摩擦导致的不确定性入手,分析了贸易摩擦对企业出口的影响。研究发现,企业在面临贸易政策不确定性时,适度地等待进入时机有助于提高后续出口的稳定性,但过度的等待会适得其反。这意味着,中美两国及时达成贸易协议,消解贸易摩擦,对两国企业的福利损失会较小,而错过最佳窗口期则会使两国企业利益受损。还有学者从舆论对国际贸易影响的角度进行了分析,发现美国舆论环境恶化会促使美国进口贸易下降,但舆论环境趋好对美国进口贸易的影响并不显著。并且,加工程度越复杂、差异化程度越大的产品受到的负面舆论影响越大。

  要减少中国在贸易摩擦中的负面冲击,关键还是要做好自己的事情,提高中国出口产品的附加值和国际地位。诸多学者均发现,产业或区域集聚是提升中国出口质量的重要渠道。至于中国出口产品附加值提高的原因,有多种说法。一是企业空间集聚程度的提高有助于增加中国企业的出口国内附加值。二是中国加大人力资本投资,显著推动了加工贸易的升级。三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之后,贸易自由化提高了中国企业出口的国内附加值。

  拥抱数字经济 完善金融监管

  互联网革命使中国实现了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有学者发现,中国的数字金融不但在落后地区的发展速度快,而且显著提升了家庭收入,尤其是对农村低收入群体而言。可见,数字金融促进了中国的包容性增长。渠道研究表明,数字金融的发展帮助改善了农村居民的创业行为,并带来了创业机会的均等化。与此同时,有学者提出,应加强数字经济时代的金融监管,创新监管理念和监管手段。有学者梳理了我国新金融业态的发展历程与主要特征,发现出险前网贷平台普遍面临较大的资金流压力,而规模较大、利率异常的平台出险会加大网贷系统风险;网贷行业出险对银行业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不确定性存在溢出效应,而舆情不是网贷平台出险的决定因素。因此,应重视新业态风险对正规金融市场系统性风险和金融不确定性的溢出效应,并建立金融科技监管沙盒制度、明确准入机制、大力发展监管科技并实行穿透式监管、加强对风险预警和缓释机制的建设。

  (作者聂辉华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经济学院教授)

  伦理学篇

  诠释“新时代美好生活” 实现中国道路价值引领

  美好生活是人类孜孜以求的愿景和向往,也是人类世代相续的梦想与追寻。新时代美好生活则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独特命题,是基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独创性而展开的。有学者认为,正确阐释的美好生活必然是自主的生活、成功的生活和有意义的生活。有学者指出,伴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新时代美好生活”成为了一种新的生活样态,它内在地包括了“人民主体,政党引领”的主体样态、“矛盾转变,供需融合”的发生样态、“劳动为本,共创共享”的实现样态与“理想同构,世界延伸”的外部样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只有扬弃“物的依赖性”并秉持“自由个性”的实践意旨,新时代的美好生活方能完成向“人本身”的“复归”,实现对于中国道路的价值引领。有学者认为,立足当代中国境遇和接续人类精神谱系的新时代美好生活诉求,既有必然的现实逻辑,也有内在的哲学逻辑,其充分展开离不开这样三个维度:一是在本源维度中基于感性生活、德性生活与超越性生活的共生,守护美好生活的生成根基;二是在认知维度中聚焦传统、现代与后现代生活方式的共在,重塑美好生活的观念认知;三是在价值维度中基于意义逻辑、价值尺度与品质境界的共显,映照美好生活的价值关怀。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寻求共同的价值依归

  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应对国际复杂挑战、着眼于世界前途和人类发展提出的中国方案,在国际社会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有学者认为,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一种伦理共同体,它从根本上反映了当代人类对世界发展的国际道德价值判断和诉求,并彰显了当代人类增进共同价值和共同利益的希望。它以强调“世界各国或人类命运与共”作为国际道德价值观念或国际伦理精神的核心,同时倡导同舟共济、同甘共苦、同心同德、同生共荣、同进同退五种国际伦理意识。当今世界强有力的伦理整合力量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现实基础。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具体构建,有学者指出,我国提出的“公平正义”在方法论上是集体主义的,是破解个人利己主义“公平正义”价值疑难、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方法。也有学者认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需要一套与之相适应的共同价值观,从根本上说取决于爱国主义思想的生命力、凝聚力、向心力和感召力。

  应对数据时代挑战 构建数据伦理规范

  大数据技术具有强大的张力,给人类社会生产、交往活动及思维方式带来系统性、革命性的改变,但它是一把“双刃剑”,在为人类服务的同时也带来了许多挑战。有学者指出,数据是人的第二肉身,数据时代隐私的核心是数据隐私,隐私危机的核心是数据隐私危机。人既是复数的存在,亦是单数的存在。无隐私则无人性陶冶、人格及其尊严。有学者则从“微观权力”的视角切入,认为数据对世界的“解蔽”是对人的“赋权”,“遮蔽”是对人的“祛权”。数据的“赋权”与“祛权”既体现在“同一主体”身上,也体现在“不同主体”之间。其结果会引起社会权力结构的调整,原有的权力结构被打破,新的权力结构被建立。有学者认为,数据化催生了数据主义,数据主义主张数据流最大化和信息自由是至善,其实质是从以人为本走向以数为本,用数本主义取代人本主义,从强调人的自由走向强调数据的自由,用数据主义取代自由主义。因此,为避免数据主义的弊端,应倡导人本主义数据伦理,尊重人的自由和权利。

  审慎对待“人类增强” 维护人类根本尊严

  “人类增强”是当今时代超人类主义思想运动的一项浩大工程,它希望利用新科技改善或增强人的体能、智力、情感以及道德等方面,超越人类现有状态和限度,趋向后人类目标。基于人类增强在人类进化中的重要作用,有学者提出了人类增强是否可以作为道德义务的疑问。对这一疑问,有学者认为人类增强的伦理学呼吁一种负责任的人类增强事业,只有作为一项负责任“事业”的人类增强才是我们应当去推进并接纳的道德义务。有学者则认为,人类增强虽不会侵犯人类直接来自物种的普遍尊严,但会通过破坏主体间性,给个体发展各种人类的典型潜力设置障碍,从而侵犯或威胁人的获得性尊严。在人类增强技术中,道德增强获得了更多学者的关注。道德增强是以生物医学为技术中介的一种全新的道德建构,用以实现道德主体对道德客体的自由驾驭。道德增强的交锋实质上是传统道德自然主义与道德非自然主义两派博弈的理论翻版,它把技术与道德关系的思考引向深入,有助于人类探寻道德发展的新路径。

  (作者龙倩为北京市委党校哲学与文化教研部讲师、郭清香为中国人民大学伦理学与道德建设研究中心副教授)

  政治学篇

  中国之治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之志

  中国制度优势持续化为治理效能

  2019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许多政治学研究者分析了中国特色的国家治理道路。有研究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治理的核心元素和鲜明特色包括“两导”(党的领导、国家主导),“三化”(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四治”(法治、德治、共治、自治)。对于后发现代化国家,强有力的政治领导是制胜的决定性因素,因此必须坚持并加强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领导作用。中国之治,离不开中国之制;中国之制,离不开中国共产党之志。同时,中国的各级政府必须在国家治理中起着主导作用,即发挥政府在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中的龙头牵引作用,实现“有效的政府治理”。

  有研究者认为,中国治理的成就源于治理观念变革、治理体系改革、治理政策变迁和治理行为调适。一个国家的开放性和创新性,其观念、体制、政策和行为方式的不断调试变化,正是这个国家得以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国共产党既强调不忘初心,又倡导与时俱进,这是中国保持持续高速增长的根本原因。

  有研究者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实现制度定型、保持制度定力、完善制度定向,带领中国人民摆脱自近代以来的制度自卑,走进制度自信,走向制度自觉,取决于党的品格。党的初心使命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道德性,党的科学理论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科学性,党的群众路线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人民性,党的开阔胸襟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开放性,党的组织力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稳定性,党的自我革命精神保证了制度和治理体系的革命性。中国的制度优势之所以能够持续转换为国家治理效能,取决于党的领导制度。

  中国政治学学科和研究格局基本形成

  全力融入中国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之中

  新中国成立70年来,中国政治学学科建设取得了很大成就。有研究者指出,中国政治学经历了建制化、专业化、国际化的渐进演化,研究也不断精细化、科学化,已经基本形成结构合理、特点突出、适应国家需要的中国政治学学科和研究格局。

  有研究者指出,当前中国政治学健康发展最为关键的是要全力融入到中国的实际社会政治生活之中。研究者指出中国政治学下一个学术繁荣黄金时期的到来,必须实现“学术自主”“文化自觉”和“致用自觉”的有机统一,要激活中国理论的创新之源,唤回其经世致用之魂,使之更合理地回答中国问题,更有效地应对时代挑战。

  研究者普遍认为,要用学术语言讲述中国政治,就要熟读马克思主义经典,熟读党史国史文献,深刻学习领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全面理解中央的重大决策部署,潜心研究党和国家关注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要善于从政治立场和政治角度看问题,时刻保持政治敏锐性和洞察力。

  正确认识对待危机 不断革新治理方式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中国面临的几大风险包括政治风险、意识形态风险、经济风险、科技风险、社会风险、外部环境风险、党的建设风险,并就防范和化解这些风险提出了明确要求,要求运用底线思维的方法,在最坏的可能性上制定政策,防范风险应对挑战。风险往往具有意外性和破坏性,化解风险不仅要为事后危机的发生做好应对预案,而且也要为实施的政策和行为事先制定备选方案,必须警惕概率小而影响大的“黑天鹅”事件和概率大且影响大的“灰犀牛”事件。

  有研究者指出,对待危机,一方面,要明白问题和危机很多时候是系统发展和创新的重要机会和动力;另外一方面,要从治理的角度,提升制度化水平进行风险管控和危机应对。研究者指出,化解风险、防范危机的根本之道在于:首先,建立有效的信息交流和沟通机制,准确判断风险所在;其次,倡导不变性应变,即以不变应万变,建立完备有效、富有权威的法治体系,提升治理能力;最后,创新性应变,即与时俱进,不断革新治理方式。

  有研究者指出,当前世界政治结构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世界政治中诸如极端宗教势力、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等纷纷抬头,一些发达国家把国内矛盾转移到国外,中美贸易摩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美国转移国内矛盾的措施。有研究者指出,政治风险防御要重点放在抵御“颜色革命”风险上,善于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一手构筑防范境外敌对势力渗透颠覆破坏的铜墙铁壁,一手铲除境内影响政治安全的土壤。

  (作者张宁为北京大学国家治理研究院副研究员)

  党史学篇

  党史和文献工作十分重要

  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党史国史的重要论述,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丰富和发展了党史国史基本理论与方法论。有学者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深刻阐明了党史和文献工作在党和国家工作全局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党史和文献工作必须坚持正确的政治原则、政治方向和政治立场;把深化党史研究作为党史和文献工作的第一位任务进一步抓好;党史和文献工作要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掌握科学的历史观和方法论。

  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制度史研究

  不仅要见“人”还要能见更为丰富的“人”

  近来,中共制度史逐渐成为中共党史研究的热点议题。《中共党史研究》2019年开设“长时段历史视野下的中共制度史研究”笔谈专栏。有学者提出,“中共制度史”的内涵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中共制度史”是指中共自身的制度建设及其实践的历史,广义上的制度史则包括中共自身制度建设和实践的历史、中共主导下的国家和社会制度建构的历史及实践。有学者认为,“中共制度史研究”概念的提出及其理论探讨,既体现了历史研究尤其是史学理论自身演变的“钟摆效应”规律,也彰显了部分党史研究者的学术批评和学科反省甚至自我批判的自觉意识。有学者提出,从纵向界定符合中共制度史研究实际的“长”单位,从长时段理论开拓制度史研究的问题渠道,从横向层面对制度进行深入解剖。有学者认为,对于制度史研究而言,或许更要拓展的问题在于,不仅要见“人”,而且要能够见到更为丰富的“人”;不仅要关注制度的实践过程,还要关照制度的生成过程;不仅要讨论制度的历史效果,还要考察制度的理念价值。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史与思潮史的深入展开,或可为中共制度史研究的进展提供更多的可能路径。

  概念史、观念史领域取得新进展

  “人民”如何转化为现代政治概念

  2019年,中共党史研究在概念史、观念史领域取得新的进展。有学者考察了“规律”一词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逐渐成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表示“客观性”“必然性”含义的正式术语的过程。有学者考察了毛泽东1912至1921年对“国民”“人民”等词汇运用在语义学意义上的变化,阐述“人民”怎样从一个倾向于泛指广大社会中下层民众的整体性社会概念,转化为以阶级为标准、以区分敌我为功能的现代政治概念。有学者考察了五四时期“解放”观念的历史演变,认为“解放”观念在五四时期从作为启蒙观念的“个人解放”转变为作为革命观念的“阶级解放”和“民族解放”。有学者考察了对五四运动性质的“反帝反封建说”是如何取得经典地位的,强调毛泽东对五四运动的系统论述充分体现了革命、理论和历史的统一,此后人们再谈及五四运动,很多都是围绕毛泽东的论断而展开的。

  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具有根本意义

  努力构建国史通史“八通”研究方法

  党史是国史的核心,国史研究深化和拓展党史研究。从严格意义上说,国史主要是指国史通史。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和根本意义,其学理基础蕴含着深远的历史思维、哲学思维及其思想理论体系。有学者提出了国史编纂学,努力构建国史通史“八通”研究法。他认为,在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和历史观的指导下,国史研究和编纂围绕关于新中国的国家理论,构建并形成国史观、国史理论和国史研究理论。国史、国史研究的综合性也决定了国史通史研究和编纂的多重性。概括起来,国史通史具有如下相互联系、交叉融合的“八通”研究和编纂法:中华民族史总体法,新旧中国对比法,改革开放前后历史时期统一法,“五位一体”统筹法,思想、制度和实践融合法,中央与地方关系互动法,中国与世界比较法,党史国史一体法。

  (作者宋月红、孙钦梅、章舜粤单位均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

  文化学篇

  回顾新中国成立70周年 开创发展文化建设新征程

  以新中国成立70周年为契机,学术界对新中国文化建设史研究给予高度关注。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是70年来我国文化发展最重要的一大理论成就,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不仅要坚持中华文化立场、立足民族本位、依靠自身力量,更要有世界眼光、现代意识和全球视野。在总体发展进程中,呈现出传统文化市场向现代文化市场转移、中国文化市场向全球文化市场开放、城乡文化市场融合发展、现实文化与网络文化市场交相呼应等状貌特征。

  有学者认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成为新时代文化建设最重要的趋势。优秀传统文化与数字技术相遇,新的创意、新的设计与传统文化相结合,赋予传统文化以当代审美和当代价值观,最大限度地将传统文化资源转化为社会共享的文化成果,为社会经济文化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新的文化动能。

  5G构建“文化+科技”战略新格局

  重构文化产业布局推动跨越式发展

  5G是下一代移动互联网连接技术,是未来数字经济的重要引擎。学者指出,在以5G为背景的“加速度”时代,5G带来的数字技术创新,将促使文化生产要素在创新过程中实现优化组合,为文化产业赋予更多的新内涵,催生更多业态涌现,具有可视化、交互性、沉浸式等特性的数字创意产品和服务将成为5G时代的发展趋势。同时,5G通信技术加快了人类社会传输和处理数据的速度,在“万物互联”语境中,网络攻击具有前所未有的“连锁效应”,这对移动办公安全、敏感数据乃至国家基础设施都带来致命的影响。

  学者认为,首都作为全国文化、科技高地和5G的首批试点城市,为5G时代“文化+科技”的战略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2019年中关村5G创新应用大赛”“2019世界5G大会”“北京创新创业大赛”以及《北京市5G产业发展行动方案(2019年—2022年)》的公布,意味着北京将集中优势力量在5G关键元器件等技术及应用薄弱环节补齐短板,这有助于首都文化企业在全国发挥引领示范效应,打破固有的思维定式,提前布局,实现新的跨越式发展。

  以业态创新开辟文化消费新模式

  探索文化产业与互联网深度融合

  随着新业态的涌现及影响力的提升,以文化科技为核心支撑的数字创意产业被纳入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规划中。学者指出,新常态下数字文化产业表现出爆发式增长的态势,为中国经济发展走出工业化迈向后工业化阶段发挥了引擎功能,其业态彰显出的“跨界创意融合”特征,有助于文化产业寻求价值链的提升、重塑和协同,推动了传统的文化产业通过融入新技术、新模式、新要素等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新业态必然需要新消费模式与之相适应,有学者在论述消费新模式时,以“消费降级”的批判性质疑为突破口,梳理了当前电商平台消费模式、“线上+线下”一体化消费模式、垂直传播消费模式、IP产业和IP消费模式、网络直播消费模式、众筹消费模式、文惠卡消费模式,重新配置了传统消费模式的生产关系,展现了文化产业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学者认为,社交网络营销的重要性日益凸显,如影视剧中弹幕的流行、消费者对网站评论的关注等,都彰显出数字时代生产、营销与消费之间的界限正在被打破。

  夜经济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引擎 夜间文化消费得到培育与拓展

  《关于加快发展流通促进商业消费的意见》的出台,使得“夜经济”上升到国家顶层设计层面。学者认为,“夜经济”是城市活力的重要指标,也彰显城市的现代化治理水平。“夜经济”的爆发式增长进一步促进了消费升级,体现出新时代人们内在的更高的文化需求、中国城市构建新的社会功能的需求,以及新一代消费群体时尚、浪漫、休闲的新潮流。大力发展“夜经济”,有助于驱动当代城市经济的创新发展。

  学者指出,北京出台《关于进一步繁荣夜间经济促进消费增长的措施》,旨在推动北京打造具有全球知名度的“夜京城”消费品牌,而实现这一目标,应跳出“深夜食堂”的传统思路,完全释放夜间消费潜力,这需要破解公共交通基础设施不完善、夜间消费有效供给不足、夜间经济整体布局不足等突出问题。强化夜间文化消费内容的时尚化、创意化、体验化是拓展消费空间的关键,而持续优化夜间消费环境、加强“互联网+”宣传助力夜间消费,以及精准满足不同群体的消费需求等,成为探索北京夜经济消费的重要途径。

  (作者王林生为北京社会科学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员,金元浦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教授)

  法学篇

  民法典编纂意义重大 引发学界讨论与热议

  2019年12月23日,民法典草案以完整版形态首次亮相,并首次提请立法机关审议。作为新中国历史上第一部法典化的法律,法学界从未停止过对民法典编纂中难点疑点问题的讨论,其中既有民法基础理论及民法典内在体系的研究,比如对民法典编纂体系而言,有学者对我国民法典编纂采取的“两步走”思路进行反思,认为结合当前立法实际,有必要对这一立法思路进行修正,回到法典化的目标上来,完善民法典的整体设计,对总则编和分则各编草案进行系统的整合,也有各分编相关制度构造及立法技术的分析,比如有学者在对民法典担保权编立法模式的研究中指出,担保权独立成编,有其理论基础和现实要求,既符合法典编纂的形式逻辑,也有利于激活各类担保交易,且域外担保法改革确有先例。还有针对司法实务中的实际问题进行的探讨,比如大数据时代公众普遍关心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有学者认为草案应当跳出“信息自决”的束缚,以信息保护和信息利用平衡为视角,重构相关内容尤其是信息处理的合法性条款,从而实现在保护个人信息的同时,保障相关产业发展的制度目标。

  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新应用

  引发网络个人信息保护法律问题

  信息技术革命推动了人类社会的改变,也给法学研究带来了新的课题。随着新技术新应用的发展,大量立法空白需要填补,网络空间衍生的新问题也需要法学理论予以解释。比如人工智能技术在不同部门法领域的基础理论、立法规制、法律适用等问题,利用深度学习、虚拟现实等技术进行的“深度伪造”问题,大数据“精准画像“背景下的个人信息保护问题,个性化算法模型信息推送问题,算法偏见甚至算法歧视问题,以及人工智能武器化问题等等,都引发全球性的法理与伦理争议。特别是在网络信息内服服务方面,网络生态治理就成为突出问题。

  全民法治期待高涨与各方认识偏差并存

  深化依法治国实践需要理论进一步深化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法治建设取得重大成就。立足现实,继承传统,借鉴西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已经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初步构建。在此背景下,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深化依法治国实践”的战略要求。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这是因为全面从严治党对依法执政提出新要求,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对完善经济法治提出新要求,全面深化机构和行政体制改革对建设法治政府提出新要求,全面深化社会体制改革对建设法治社会提出新要求,全面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对文化法治提出新要求。但是我国目前的法治建设仍然存在不足,比如全民法治期待高涨与各方法治认识偏差,法治建设宏观成就巨大但公民个体微观感受不佳,法治倒退论不时响起。在这情况下,应将法治建设的重心转向更加具体的实践方面,倡导“微观法治”,让法治成为公民的生活常态。

  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成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共识

  国内法的域外适用问题引发国内学术界关注

  随着时代发展,现行全球治理体系不适应的地方越来越多,国际社会对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呼声越来越高。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是国际社会共同的事,要坚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使关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主张转化为各方共识,形成一致行动。要坚持为发展中国家发声,加强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特别是近两年来,围绕美国对中兴、华为等中国公司的打压,以及美国压力下加拿大对孟晚舟女士的非法扣留,“国内法的域外适用”或者“长臂管辖”问题引发国内学术界广泛关注。为积极应对全球治理变革,法学界围绕“国内法的域外适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网络空间国际治理”等课题开展研究。“长臂管辖”是美国的惯用手段,近几年美国愈加频繁地在涉中国事项中滥用“长臂管辖权”,也引发国内学者对我国国内法的域外效力和域外适用问题进行思考。有学者认为,不同于美国霸权主义的“长臂管辖”,在不违反国际法的基础上适度采取国内法域外适用措施,可以起到保护本国企业和公民利益的作用,这与中国日益增长的海外利益保护诉求基本契合。

  (作者刘晶晶为上海大学社会学院博士研究生,支振锋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

  新闻传播学篇

  新闻传播学成为显学 各学科成就前所未有

  新中国的新闻与传播学在70年的学科发展中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

  学者认为,“新闻无学”的认知和论争贯穿其百年学科史,但新闻学最终形成理论谱系并成为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显学”;学者认为,新闻史方面通史、专题史、个案史、史料整理方面成绩斐然,研究方法突破了过去的革命史范式;学者认为,中国传播学发展分为理论译介、理论发展、理论批判和理论创新四个逻辑主线,如何突破西方理论的问题语境和阐释框架,形成本土性的思想成果,依然任重道远;学者认为,中国广告学从无到有,从一个研究领域到一门独立学科,经历了宣传话语、去意识形态话化、市场逻辑主导、技术与断裂的转型四个阶段的历史演进;学者还认为,新闻传播学科研究方法上依然存在质化与量化之间的争议、方法对知识贡献的价值不大、方法会束缚研究者、量化研究过于简化等不同声音。

  传播技术日新月异影响远 建设性与断言式新闻流行

  传播技术的发展一直在重塑传统媒体的新闻生产,最近又引发了建设性新闻和断言式新闻模式的流行。

  建设性新闻主要根植于积极心理学,要求采用积极心理学中的不同技巧进行采访报道。它关注的议题包括政治挑战、冲突和社会问题。报道框架集中于对社会问题提出解决方案,并注重赋予受众权力。建设性新闻能对受众的情绪带来积极影响,促进受众精神的健康,有更强的社会政治参与感,推动社会稳定。建设性新闻对改善我国网络环境中的负面化情绪具有较大意义,媒体可以通过采用建设性新闻的方式对受众情绪加以引导,促进其产生积极的态度与行为。

  随着新闻传播技术的不断改进,新闻的传者与受众愈加重视新闻时效性,其结果之一就是断言式新闻逐渐取代传统的确证式新闻,成为当今全球的主要新闻模式。断言式新闻有利于促进传统新闻定义向“对话”与“知识”转变,并从生产过程出发关照新闻失范行为,进而反思“后真相”的新闻模式。这一新闻模式强调,如果我们发现记者或内容提供者只是让人们说话,却不尝试核实事实、质疑断言和检验证据,那他们就在践行一种新闻失范行为,而不需要等到对新闻生产结果的判定。

  区块链技术助力提高公众信任 高度透明性实现权威重塑可能

  区块链技术是一种偏向空间的技术,目前还处于理论建构阶段,它将在互联网上建立一本公共账簿, 所有参与者都被允许记账和核实,这点决定它能够对“后真相”进行重构。尤其是在构建透明公开的新闻生产模式、社交传播平台、重塑公众信任等方面有着显著的技术优势和发展前景。学者认为,社交媒体中区块链技术能够扩大传播的空间,有效地将碎片信息整合到公共的新闻公告板上。在传播过程中,“技术把关”代替传统的“价值把关”,中心节点的存在将不再固定,由人们自由决定。学者还认为,在传统新闻生产模式的变革中,透明性是一种追求事实与真相的方法与程序,其背后包含了互联网时代机构媒体针对当下新闻业危机的自我救赎和权威重塑。区块链技术提供了这种技术操作上的可行性。作为一种新兴的技术范式, 区块链具有去中心化、高度透明性、防篡改和可溯源等特性, 为陷于重围中的机构媒体新闻生产的透明性重构,提供了一种新的可能。

  大数据背景引发对隐私问题关注 隐私权保护需多种手段齐头并进

  近十年来,互联网技术尤其是大数据技术的快速发展引发学界对隐私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学者认为,大数据时代隐私侵权的一个新特点是隐私主体对隐私侵权行为造成的“精神痛苦”会“无感”。这种伤害不能及时感知, 它有滞后性, 因而其造成的“精神痛苦”往往会更严重。

  学者认为,公共监管机构、商业机构、公众对隐私问题都负有相应义务。我们不仅要借鉴欧盟、德国、美国监管部门与立法机构的经验,尤其要借鉴全球性商业巨头在数字信息经济中平衡商业利益与公众伦理诉求的做法,以在技术层面、法律层面、个人自控层面建立一套隐私保护机制。学者提出,未来的立法可在信息与数据之间作出区分,研究将信息纳入市场机制考虑其财产化的可能;延用分级理论中“保护弱者”的理念,通过事后救济补偿数字弱势群体。

  (作者黄春平为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

 

来源:北京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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