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极思维研究院院长文三先生高度评价太极思维是“事物发展的规律，中华民族的精神特征，人们心灵深处共通的自然法则，人类社会的文化精髓”。这不是虚妄之言。诚如英国著名学者李约瑟在尽其大半生精力研究中国科技发展史后所指出的：“当希腊人和印度人很早就仔细地考虑形式逻辑的时候，中国人则一直倾向于发展辩证逻辑。与此相应，在希腊人和印度人发展机械原子论的时候，中国人则发展了有机宇宙的哲学。在这些方面，西方是初等的，而中国是高深的。” (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3卷“数学”，第337页.)
太极思维在世界文化史上的地位为什么会这样高呢?文三院长进一步揭示道，因为它的基本内容是阴阳互根、阴阳对立、阴阳消长、阴阳转化，核心构架由秩序、交换、平衡三部分构成。阴阳即矛盾，而宇宙的根本规律就是矛盾的对立统一规律。太极思维正是在最深的层次上触及了辩证逻辑与有机宇宙的哲学，成为人类最高级的思维方式。用这一人类最高级的思维方式，去理解、阐释、把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理论基石——新时代主要矛盾的变化，就会对其深层内涵有新的感悟。
—、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新的追求创造新的主体
人是什么?有没有永恒不变的人性?太极思维认为，阴阳互根，矛盾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人是复杂的多维度多层次的矛盾组合体，没有单—的纯人;人性结构随生存环境的改变而改变，今人不同于古人，未来人也不同于今人，人性结构的主导维度随社会文明的演进而不断提升。
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人性结构、主体形态及其价值追求的提升与社会文明的演进具有对应性，其推进的根本动力是在生产实践与交往实践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个体自由度的增大。那么，怎样来测量不同层次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呢?唯物史观认为，可以用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比例关系变化的这根标尺来度量。必要劳动时间就是满足人类最必需的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时间。如果一个社会生产的产品在满足生存需要后仍有剩余，那么生产这部分剩余产品的时间就是剩余劳动时间。当社会生产力都表现为必要劳动时间，人类生产还不能创造剩余产品时，就只能实行原始共产主义的平均分配。这时人类还未分裂为阶级，人们还是受制于自然分工、以人的生产为主导尺度的“血缘人”。多维度的人性结构及其价值追求，只能围绕着亲缘性、族群至上的原始德性这根主轴旋转。当生产力发展到这样的阶段，社会生产已能形成一定的剩余产品，而这种剩余产品又不能普遍地满足每一个社会成员需要，即人类总劳动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于剩余劳动时间时，就势必产生阶级分化、阶级剥削和阶级对抗。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这些社会剩余产品大都落到了享有特权的统治阶级手里，成为它们特享的阶级文明。这时人类就分裂为对抗的“阶级人”，多数人仍处于匮乏状态下为生存奔波的“经济人”水平。多维度的人性结构及其价值追求，只能围绕着功利性、物性这根主轴旋转。
马克思进而指出，阶级的产生仅与人类生产有所发展，社会有一定的剩余产品但还不多这样特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剥削的秘密就在于对剩余价值的遮盖与掠夺;在未来社会，通过科技进步与生产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后，剩余产品与自由时间一定会造就新的人性结构新的社会主体，一定会使人的审美的“内在尺度”成为社会主导尺度。“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26页.)，即以追求发展创造需要为惟一人生目的的审美主体。而人类真正追求的“自由的领域，是在必要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是在狭隘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第926页.)
当然，现阶段的发展离这个光辉的未来目标还有很远很远的路要走，我们不能把理想当作现实，但从今天的发展现实中，从近百年来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改变中也并非—点都看不到这个未来的理想之光。
例如，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主要矛盾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中国共产党和代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抗日战争时期，主要是中华民族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解放战争时期，主要是中国人民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建国后则主要是解决一化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正是抓住了各个时期的社会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才制定了正确的革命路线，带领人民推翻了“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中国人民才真正“站起来”，从政治上到经济上当了自己国家的主人。
又如，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基本完成，我国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党的八大作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的重大判断。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作了进一步提炼，指出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正是基于这样的重大判断，中国共产党才沿着正确的轨道前进，开创了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的良好局面，中国人民才逐渐过上了“富起来”的生活。
在“站起来”、“富起来”，逐步满足基本的生理生存需要与社会生存需要后，主体结构才会产生更高层次的需求。正是有鉴于此，习近平总书记才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作出了一个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判断：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从而抓住了新时代中国基本国情的主要特征，彰显了新的主体结构中更高层次的审美诗性之维;同时把建设“美丽中国”与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中国并提，带领中国人民走上“强起来”的新征程。
二、新的创造主体才能担当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时代大任
唯物辩证法的矛盾学说告诉我们，任何一个社会都充满各种矛盾，其中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是主要矛盾，它对社会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只有抓住了主要矛盾，其他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中国共产党在每个发展时期，都会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准确判断社会主要矛盾，作为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的根本依据，作为破解难题、拓展空间、推动全局的关键。在解决主要矛盾时，能否抓住起主导和支配作用的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成为关键中的关键。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认为，影响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发展不平衡，主要指各区域各方面发展不够平衡，制约了全国发展水平提升。发展不充分，主要指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一些方面还有发展不足的问题，发展的任务仍然很重。现阶段，我国存在的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相互掣肘，带来很多社会矛盾和问题，是现阶段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根源，已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必须下功夫去认识它、解决它。
冷溶的这段分析是符合当前中国的实际状况的，但真理多跨前一步就变成谬论，如果有人据此把新时代主要矛盾中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筒单理解为需求方，把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生产筒单理解为供给方 ，新时代主要矛盾就是解决需求方与供给方的矛盾，那就会把新时代主要矛盾这个根本性、全局性的重大判断的深刻的历史意义与丰富的内在联系筒单化、扭曲化、形而上学化了。
首先，太极思维认为太极生二仪，一阴一阳之谓道。阴阳相生相化，矛盾相辅相成，新时代主要矛盾不能简单理解为主动的供绐方去单向满足受动的需求方。对生产供给与需求消费相互作用的辩证关系，马克思有一段经典的论述：“艺术对象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大众。——任何其他产品也都是这样。因此，生产不仅为主体生产对象，而且也为对象生产主体。”(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95页.)例如对艺术生产不能仅仅理解为创造某种艺术表现形象，还应该看到，新生产的艺术表现形象通过征服、改造鉴赏者的审美心理结构，同时创造出懂得艺术和能够欣赏美的鉴赏者大众。法国现代剧作家尤奈斯库的《秃头歌女》最初上演时仅有三个观众，看完后还大呼上当。但十年之后，他的戏风靡了欧洲。在文艺史上，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一些新的艺术形象，如此深刻地影响着自己的鉴赏者，甚至造成一种新的风气，一种新的习俗。华特·司各特创作的长诗《湖上美人》受到了读者们的热烈欢迎。《湖上美人》不仅使作者因此致富，而且使洛克·卡特林地区附近的每一个客栈老板、车夫、马夫和导游都增加了收入。因为，英国的每一个地区，甚至欧洲大陆，都有“大量游客来参观这个北方才子在他著名的长诗中所描绘的山地景物……这一带的每户人家、每家旅馆都是宾客盈门，络绎不绝。”可以说，是这一首长诗，造成了一个新的旅游景区。同样的道理，正是在解决温饱和总体小康之后，才有越来越多的人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追求，而这种更高层次的主体需求推动生产供给方去开拓新的更高质量的产品 ，去提供更高品味的服务。新的需求主体并不是被动的接受者，富起来的中国人对衣食住行更高的追求，才使房地产市场、汽车市场、娱乐市场、国内国际旅游市场一片兴旺。统计数据显示，仅2018年上半年国内旅游总人数就达到28.26亿人次,同比增加11.4% ,出入境旅游总人数就达到1.41亿人次,同比增加6.9%。
其次，太极思维认为阴阳互根，矛盾同体。你看中国古老的太极图，黑白阴阳鱼相拥相抱，此消彼长，互相转化，而且黑鱼有一只白睛，白鱼有一只黑睛，正说明阴在阳之内，阳在阴之内，阴阳互根，矛盾同体，而不是形而上学的外在的互相对立。新时代主要矛盾中的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中的需求主体是谁?是人民大众;新时代主要矛盾中的不平衡不充分的社会发展主体是谁?还是人民大众。新的需求与新的发展的矛盾是同一主体自身的矛盾，这一矛盾的解决最终也要靠同一主体自身的智慧、力量和劳动。在近代史上，中国人民曾经是三座大山的被压迫者被剥削者，但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他们也是三座大山英勇的推翻者、自己站起来的解放者。在现代史上，中国长期一穷二白，但中国人民靠自力更生建立起独立的工业体系，靠自己的智慧搞出二弹一星，靠改革开放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在当代史上，站起来富起来的中国人民才有了更高层次的对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新追求，同样，这一不同于解放初文盲占了人口的大多数，贫穷占了人口的大多数的新的创造主体也一定能担当起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时代大任。
再次，太极思维认为其核心构架由秩序、交换、平衡三部分构成，观察分析新时代主要矛盾不仅要看一国一时的秩序构架，还要把它放在全球经济政治发展的大背景之中考量。这个大背景就是20世纪下半期在贸易自由化框架与新技术革命推动下的经济全球化浪潮，它形成了全球经济一体化格局，促使民族经济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这种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它促使生产要素能在全球范围内自由流动与优化配置，从而如马克思早就指出的创造出一种高于民族生产力的“国际生产力”，在空前激烈的经济竞争中推进了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生活的大发展。另一方面这种以西方强势文明为主导的全球化以不公平的产业分工和价格体系也带来了全球性的人际对抗、人天对抗、人性对抗的大危机。这一时期，尽管世界殖民主义统治已经崩溃，但不合理、不公正、不平等的世界经济政治旧秩序依然存在。当今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1%的人的收入相当于最穷国57%的人的收入。世界上有五分之一的人每天靠不到1美元维持生计。中国在这种二重性的全球化中尽管也付出了代价，但依靠辽阔的市场、低廉的劳动力、健全的产业体系与优越的制度优势，迅速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当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超过美国不能容忍的60%时，当中国实施工业化2025规划，实现产业结构从中低端向中高端转化时，美国便露出帝国主义、霸凌主义的真面目，抛弃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自由贸易原则，单方面挑起征收高关税的贸易战。由此可见，全球经济政治发展的大背景下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不仅要处理好两个市场、两种资源间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而且要反对霸凌主义、单边主义，像习近平主席倡导的“一带一路”那样，逐步建立起公正、公平、合作、双赢的世界经济政治新秩序。
三、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不仅需要生产力的发展，而且需要生产关系的改革
中国共产党在解决革命与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时，积累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要把抓社会主要矛盾与推进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紧密联系起来。八大后有人把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简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简化为生产力层面的供给与需求的矛盾。对此，毛泽东批评说，抓主要矛盾不能只讲生产力，不讲生产关系。改革开放40年来的一条成功经验是，在抓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时，始终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不断以思想解放为先导推进生产关系与上层建筑的改革。在表述新时代主要矛盾时，更是明确指出，影响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需要的因素有很多，但主要是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而要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显然同时包括生产力推进与生产关系改革两方面的内容。
太极思维认为，阴阳消长，万事万物始终在进行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而社会文明所以能不断演进，就因为智慧之人能借助科学技术认识并运用规律，形成在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上有更强大功能的社会生产力。
人类文明演进史表明，在社会生产力构成诸要素中，科技比重呈现加速递增的趋势。正如恩格斯表述的：“科学的发展同前一代人遗留下来的知识量成比例，因此在最普通的情况下，科学也是按几何级数发展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621页。)⑴人类知识量翻一番的时间在缩短。据统计，如果把公元1750年人类知识量算作2倍的话，1900年增加到4倍，1950年增加到8倍，1960年增加到16倍，知识总量翻番的时间由150年逐步缩短到50年以下。当前，世界情报资料每年递增7—8%，约12年翻一番。⑵知识结构老化的过程不断加速。18世纪知识结构老化周期为80至90年，19世纪到20世纪初期缩短为30年，近50年又缩短为25年。⑶科学通过技术转变为直接生产力的周期不断缩短。根据对蒸汽机、火车等39项重大技术发明的统计，从研制到产品实现，18世纪末以前，大多在70年以上;到19世纪，缩短为20年;到20世纪则缩短到20年以内，其中像激光器缩短到仅有2年。⑷据测算，20世纪初，科学技术因素在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所占比重仅为5—10%;一些发达国家50年代达到25%，60年代达到50%，80年代达到60—80%。这一切都证实了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在当代已成为“第一生产力”的论断，都显示了生产力构成诸要素中科技比重加速递增的规律。世界政治中的领导国与挑战国之间的竞争，更是推动世界重大科技变迁的重要动力。近年来中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不断取得丰硕成果，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核能、高铁、造船、5G、大型计算机等产业也取得重大技术突破。
虽然2010年我国制造业超越美国，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第一服务业大国、第一贸易大国，但总体上我国的经济大而不强，产业结构不尽合理，产业链集成、协同和优化能力不足，产品创新能力不强，信息化程度不高。为此我国提出了《中国制造2025》行动纲领，开启制造业智能化升级国家战略，加快从制造业价值链的低端向中高端、从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从“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从“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的进程。
历史经验表明，要解决发展不充分的问题，必须抓住技术革命推动工业革命推动生产力大发展的重大机遇。以蒸汽动力应用为标志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为世界开启了机械化生产之路;以电力的应用为标志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催生了流水生产线与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以电子信息技术与互联网的应用为标志的第三次工业革命，促使制造业实现了自动化控制;而即将到来的以智能技术、大数据分析技术和物联网的应用为标志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把人类带入个性化、网络化、智能化的生产时代。第四次工业革命将彻底颠覆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方式，推进创新驱动变革、效益竞争优势变革、绿色制造变革、服务型制造变革，大大改变人们的知识技术创新方式，为人类带来全方位的智能生活，为解决新时代主要矛盾中发展的不充分问题、为新的生产方式的出现提供技术支持和保障。
太极思维还认为，阴阳相薄，刚柔相摩，八卦相销，事物发展非覆即变，逐步走向阴阳平衡。文三院长提出的太极思维的核心构架由秩序、交换、平衡三部分构成： 其中，秩序是基础：上下相生，左右相克;交换是过程：有无相生，此消彼长;平衡是目标：内外兼顾，符合规律。平衡既是我们的生活状态，又是我们的人生追求，要养成主动平衡，心静神清的习惯，形成“储蓄祝福，改善人生”的意识，达到“小爱伤已，大爱受益”的境界。
新时代主要矛盾把解决发展不平衡的问题，放到了当前工作的突出地位。不平衡是从发展的领域上来讲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地区间的不平衡。受地理位置和政策影响，我国整体上呈现东、中、西三大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局面。改革开放后，东部地区先一步改革，先一步开放，也先一步发展，但也带来了东部与中西部地区间人均GDP和人均收入迅速扩大。第二，城乡间的不平衡。根据2016年中国统计年鉴的数据，我国城镇居民消费水平为27088元，农村居民消费水平为9630元。目前我国城乡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城乡及城市内部的二元结构矛盾突出。第三，不同群体收入分配上的不平衡。民生领域还有不少短板，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住房、养老等方面仍面临不少难题。2016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基尼系数为0.465。基尼系数超过0.4就属于差距较大。收入差距大，极易诱发社会矛盾。第四，社会文明、国民素质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不平衡。不少地区、单位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手硬一手软，社会上还存在着功利主义、享乐主义、拜金主义，假冒伪劣、欺诈贪腐等行为屡禁不止，社会文明和国民素质亟待进一步提高。
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他还指出，一个社会如果搞得腐败成风，两极分化，那这个改革就不能说是成功的。
从统计数据看，这些年一部分人先富的目标实现了，但标志社会主义本质特征的共同富裕的目标却差距更大了，贫富、城乡、行业、地区四大不平衡都被放大了。90年代初期，在初次分配中，劳动报酬占GDP的53.4%，到2008年下降到39.4%，在初次分配中把劳动报酬挤压到非常小的空间。二次分配中用于民生的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依然较低，发达国家在四大支出中是56%-70%，而中国这些年虽不断增加对民生的投入，但2009年占比只有28.8%。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自1994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除1999年)，并总体趋势逐年上升。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公布中国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2003年是0.479，2004年是0.473，2005年0.485，2006年0.487，2007年0.484，2008年0.491。然后逐步回落到2016年的0.465。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自2003年以来，我国基尼系数一直处在全球平均水平0.44之上。中国基尼系数高于所有发达国家(如日本基尼系数为0.3到0.35之间)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2009年，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数据报告，最高收入的20%人口的平均收入和最低收入20%人口的平均收入，这两个数字的比在中国是10.7倍，而美国是8.4倍，俄罗斯是4.5倍，印度是4.9倍，最低的是日本，只有3.4倍。
如何改变这种发展不平衡的状态呢?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值得借鉴。
20世纪资本主义制度的内部改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社会主义制度的内部改革及其价值取向对它的否定和批判。苏联在1925年10月开始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曼·泰勒就写了一篇文章《社会主义国家生产指南》。1933年，刚刚上台的美国总统罗斯福为度过严重的经济衰退危机采纳了泰勒的建议，实行“新政”。“新政”的实质就是用国家宏观调控来指导市场经济。到1935年，经济学家凯恩斯总结罗斯福“新政”的经验，提出了著名的“凯恩斯主义”，降低自由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破坏性，使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逐步确立起来。《科技导报》的一位驻美记者认为，现在回过头来看，当年罗斯福新政中，影响最深、最远、最有根本效应的干预对策，就是把马克思的“高额累进所得税制”、“高额累进遗产税制”和“社会失业保障制”通过立法程序变成了可操作、可执行、可运行的法律法规。无怪乎，罗斯福施行新政之初，受到大垄断家庭财团的强烈反抗和攻击，公开称罗斯福是“赤色总统”，是“共产主义代理人”。时至今日，当年靠马克思“三大良方”法律疗治几十年下来的结果，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不仅是北美，还包括北欧、西欧、大洋洲等资本主义社会，也纷纷推行马克思的“三良方”)大面积、大范围地出现了社会主义实质因素的成长。(蔡德诚：《西方何以推马克思为千年第一思想家》，载2002年7月11日《社会科学报》.)
两次世界大战给陷入重重危机中的西方列强以深刻的教训，促使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从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三个层面对当代资本主义进行重大调整。这种重大调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在产权关系上，出现了所谓资本社会化的趋势。这种资本的社会化是通过两种渠道来实现的。一是建立和发展一定比重的国有经济。从1984年到1993年的10年间，国企在国内总固定资本形成中所占的比重，美国、日本、德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国家分别保持在12%～23%之间。二是企业股权分散化。在早期的资本主义企业中，资本家既是所有者又是经营者;早期的股份公司也是如此，很多公司的股票都集中在资本家手中。而战后情况就不一样了，社会个人买股票和企业法人之间互相购买股票的越来越多，出现了股权分散化和社会化的倾向。德国大众汽车公司原来是一家100%的国有化企业，后来按股票的面额的80～90%把股票卖给职工和国内公民，规定每个股东不得拥有超过5%的股份，目前已有70万个小股东，共拥有80%的股票。
二是改善劳资关系。80年代以来，欧美等国普遍推行企业民主管理。如欧共体各国普遍实行共同决定制度，按规定，企业必须吸收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进入董事会，否则将属违法行为;德国企业是监事会领导制，监事中工人代表约占1/2或1/3。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工人参与企业管理的情况，在有些国家往往又是同职工与企业的盈利关系联系在一起的。比如美国不少大公司开始实行与工人分享利润的做法，当利润超过10%时，就应当把超过这部分中的10%分给工人。凡此种种，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劳资矛盾。
三是调整分配关系。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前，收入分配完全是资本家的事，国家没有实质性的干预。战后国家开始通过初次分配和再分配这两个渠道全面介入个人收入分配。在企业层面的初次分配上，国家不断调和劳资分配矛盾。同时通过高额累进所得税与遗产税，将资本家的财产转为社会所有。在国家收入二次分配的层面上，目前西方国家每年通过税收能够集中起来的国民收入大约在1/3以上，其中约有60%要用于贫困救济、免费医疗、失业补贴、养老金发放、教育等社会福利开支。工人和贫困人口的生活费用中来自财政收入再分配的比重越来越大，如瑞典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主义政策，工人收入中有1/3来自社会福利。
当代资本主义正是由于经过了这一系列全方位的重大调整，使它的经济增长呈现出加速发展的趋向。在18世纪，以资本主义经济为主的世界经济年均增长只有0.5%，19世纪为1%，20世纪前半期达到2%，1950～1985年上升到4.5%。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980年美国国内生产总值比110年前的1870年增长了42倍，德国增长了23倍，日本增长了55.5倍。
只要我们以更宽广的眼界、更开放的心态、更辩证的思维来总结、吸取这些世界文明演进中的历史的经验教训，我们前进的步伐就会迈得更坚实，我国的发展就会更充分更平衡更全面。
党的十九大后，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强调推进以人民为中心的全面改革与发展，强调新时代的主要矛盾是要在继续推动发展的基础上，着力解决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大力提升发展质量和效益，更好满足人民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等方面日益增长的需要，更好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这充分彰显了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这一重大战略决策是非常及时非常必要的。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从“落后的社会生产”到“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关注的光圈变大了，问题的对焦更精准了。这一关系全局的新时代的主要矛盾的历史性变化，是对党的十八大五年来中国发展历史性成就和变革的深刻总结，也是对近40年来改革发展进程的历史回应，更是对未来中国发展方向、发展目标的精准定位。让我们牢固确立“四个自信”，更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解决新时代的主要矛盾的实践中，奋力实现中华复兴的伟大“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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