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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林:清楚自身在时间洪流中的位置

作者:陶 林 发表时间:2019年11月10日  

  清楚自身在时间洪流中的位置

  来源:解放日报2019-11-09 09:43 作者:陶 林

  提到历史类书籍,尤其是横贯古今中外的通史类著作,不能绕过的就是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全球通史:从史前到21世纪》(以下简称《全球通史》)。

  它是一部面向所有人的通史类著作。如果你是想要回溯漫漫历史长河的兴趣爱好者,这里有人类的起源、文明的嬗变、帝国的更迭、宗教的扩散,它用精准的语言,减小了读者的阅读压力,也降低了踏进历史领域的门槛。

  同时,《全球通史》也是一部富有时代感和现实感的著作。它并非一味地把读者拉向遥远的过去,而是试图让读者用过去的历史经验反观现实生活中的问题,让我们更加清楚自身在时间洪流中的位置。

  它能带给我们的,正如历史学家汤因比所说:它有助于人们理解未来——包含各种可能性和选择的未来。

  超越时空的“第三方评价”

  历史学是一种超越时空的“第三方评价”,因为不涉及当时当地的利益,就必须要尽量科学、公允地呈现事实、总结过去,这是一项重要的使命。所以,历史学比其他任何一门学科都更需要科学精神和宽广的视野。《全球通史》之所以广受全球读者的认可,正因为斯塔夫里阿诺斯的写作兼备了这两点。

  中华民族是一个对历史极为重视的民族。雁过留声,人过留名,有着浓重“春秋”情结的中国人大都知道,与时间的长河相比,生命是极其短暂的。历史是对这短暂过程的记忆与追思。一旦进入历史记忆,没有人能够掩盖自己行为的因果、动机,更消弭不了行为的结果以及“众口铄金”的评判。

  通过大量阅读中外史学著作,跟踪大众阅读的兴趣,我发现,对于历史的重视,中西方是有所区别的。中国人比较勤奋地记录历史,但西方学者比较勤奋地思考历史。中国学界更多关注自己,耐心细致且超越功利地了解外部世界则有所欠缺。相比之下,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著作,之所以解中国读者的“渴”,也是借大家一副“外眼”,能够换一种超脱于一族一国的眼光来打量人类文明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正因为有他的《全球通史》作为“教科书”式的铺垫,才有了后续简史类历史作品的全球流行。

  通史,是人们追求对历史进行概览的心结产物,是一种渴望整体性了解过去的冲动。在《全球通史》一书中,斯塔夫里阿诺斯有一个核心的观点:“社会变革滞后于技术变革一直是人类许多灾难的根源。”因此,他非常耐心地描述世界各地每个历史阶段,现在看来是非常细微的技术变革,仔细阐述这些微末之端的变革对人类历史的重大意义。相反,那些帝国的兴衰、王朝的更迭,在他的笔下只是历史之表象,并非主导世界进程的力量。少数人的权力、意志其实左右不了全球的潮流,正如无法左右漫长的历史一样。

  围绕这一点,斯塔夫里阿诺斯把历史由1500年划分为两个阶段,便是我们熟知的西方地理“大发现”之前和之后。对于此,很多人觉得他是基于某种“西方中心论”的眼光来看待全球史。我认为,读者倒不必去这么计较。首先,作为西方学者,他的学术资源和来源自然偏于西方;其次,我们也非常需要这种“他者”的视野帮助自己完成定位和确认。

  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看来,中国发展的很多障碍,毫无例外地也因为社会变革过于滞后(甚至是长期封闭、倒退),难以容纳、助推在细微处做出改进的技术文明。历史学家通常只做效果评价,对于各种各样的“大词”堆砌出来的时代喧嚣当有天然之免疫——在历史中,说些什么和做出什么往往南辕北辙。

  是心灵拼图的重要底色

  全世界各种文明、各个国家组织形态不同,但是遵循着基本的技术底线。某一个国家在一个时期内,因为国内体制的发展,其技术会领先全球其他国家不少,但很快,技术的流传会促进其他的民族或者国家跟进,把全球的技术底线向上拉升。粗略地看全球的历史进程,无不遵循这个长期的波动。当然,这个波动的过程是痛苦而动荡的,伴随着数不清的战争与冲突,枉死了无数的生命。

  这正如作者所言:“问题的关键是,在从技术变革的产生到允许其大规模发挥效用所必需的社会变革的出现之间,存在着一个时间差。造成这种时间差的原因是,技术变革因为能够提高生产能力和生活水平,通常很受欢迎,所以马上就会被采用;而社会变革则由于要求人类进行自我评估和自我调整,通常会让人感到受威逼和不舒服,因而通常也就会遭到抵制。”

  就历史的大脉络来看,漫长的几千年现有人类史,确实如他所说。无数人的命运沉浮,无数部族、民族和国家的兴衰成败,全系于其中。农耕的发明使得任何河谷式的文明得以从游牧、采摘部落中脱颖而出;战车和金属的使用,使得埃及文明、赫梯文明绵延良久;治理水利,使得中华文明得以凝结、沉淀、前行;航海技术使得荷兰人先拔头筹;蒸汽机的广泛使用,使得大英帝国纵横全球。这是直观可见的工具技术,还包括城邦的民主管理、帝国制度、封建制度、现代金融制度等林林总总软性的制度技术。

  而这所有技术的归宿,又全部指向斯塔夫里阿诺斯所划定的时间界限——“1500年”,那是现代意义上“全球化”开始的地方。有若干的民族,想通过自己倔强的文化和力量极力抗拒这一历程。但总是“形势比人强”,全球大市场的形成,是一种无声无息、力量巨大的潮流。很多民族和国家想尽办法抵制它,付出了极其巨大的代价,然而几乎没有能够违逆潮流的可能。这是斯塔夫里阿诺斯一再向读者强调的,1500年以后的世界,我们只有从全球高度上思考任何问题,才能解决好一时一地的问题。

  现在,任何有识之士都能体察到,没有任何一个人能脱离全球化而存在,人类的确被日益密切地连接成了一个命运共同体。因此,国民阅读中“大历史热”也一热再热。有论者认为西方读者因为有《圣经》情结,所以热爱看这种能从过去讲到未来的“大历史”著作。这种论点,完全忽略了这是一种普遍的心理需要:全球意识,总体的历史,是我们心灵拼图的重要底色。

  说到底是“以史为用”

  在全书的最后,斯塔夫里阿诺斯总结说:“简而言之,人类作为一个种群所面临的问题就是,如何解决自身知识的不断增长与如何运用这些知识智慧的相对滞后之间的矛盾。我们将会看到这一平衡问题曾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反复出现,并在今天由于我们运用知识的智慧无法赶上人类日益增长的知识而显得更为频繁和迫切。”

  这句话简化来说,人类历史巨大的困境往往是由“知识太多,智慧太慢”所造成的。如何破解这种困境?

  我们自然不必盲信斯塔夫里阿诺斯。他的若干判断,其实也囿于其学术研究的生命长度、受限于他认知产生的时空。出于几十年前流行的“生态主义”信念,他对于中国历史走向的判断常常失之偏颇。比如他一直担心中国的快速发展会增加全球的负担。但实际上,中国解决了很多被认为是无解的问题,却没有给全球环境造成灾难性的冲击。

  最后,实在有必要借助于斯塔夫里阿诺斯这部长盛不衰的《全球通史》来,对比一下中国的史学研究。中国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一直到清代,留下了卷帙浩繁的史书,包括史书性质的游记、笔记等。以做学问的眼光来看,这些史书资料极为丰富。在古典时代,皇权从这些浩如烟海的史书中获得合法依据,臣民则获得有限制衡皇权的“理由”,双方以史书为媒介进行着博弈,以达到各自都能接受的默契程度。“以史为鉴”,说到底就是“以史为用”,以一时一地的功用来探讨史学问题。因而,中国研究历史常常缺乏超越时空的视野,源于学问,终于一用。时而至今,这种传统依旧强大。

  相反,如斯塔夫里阿诺斯这样,纯粹通过书写漫长人类历程获得自己清晰思考和判断的写作品质,非常值得我们中国的写作者借鉴。历史不是细节的堆砌,也不是人物或者有限人群那些成功或失败的故事。历史是一种人类命运,一种滚滚潮流,细节和人都只是滚滚潮流中的小片段而已。从后者思考历史,或许更能帮助我们弄懂身处的社会和国家,更懂得芸芸众生为何而生,为何而动,也更能完善我们自己的人格,清晰地认识这个世界,思考自己去选择怎样的生活。

 

来源:光明网文艺观察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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