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70年来，我们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一步步为中国人民的自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华民族复兴大业中，文化、文明的发展是极其关键的一环。作为软实力，它担负着与经济、军事等硬实力相匹配的建设任务，塑造着我国走向世界舞台必不可少的角色形象、价值解读、话语构建等方面的要求与规范。与高度发展的技术进步、经济数字等硬实力相比，我国文化软实力准备相对不足的状况，已经严重制约作为大国复兴的步伐。文化软实力是文化自信的基础，反之，文化自信也同样影响文化软实力的建构。研究文化自信在理论和实践中触及的深层次问题，将有助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战略的铺展与推行。
一、“中、西、马”视域下文化自信核心与目标
文化自信，首先是建立在对文化本身当代重要性的自觉认知上。在国家和民族的较量中，军人更倾向于对硬实力的自信。的确，硬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增长会提高自信心、自负感。但其实政治、军事统帅们还有另外一种看法：毛泽东说“我要用文房四宝打败国民党的四大家族”，拿破仑说“一支笔杆子胜过两千条毛瑟枪”，艾森豪威尔说“一美元的外宣费用等于五美元的国防费用”，尼克松说“三份不友好的报纸比一千把刺刀更可怕”。在战斗中，剑强于笔，但从长远看，却是笔指导剑。所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丢掉了这个魂，国家、民族是立不起来的。体现一个国家综合实力最核心的、最高层的，还是文化软实力，它事关一个民族精气神的凝聚。”现代国家综合实力的对比，正在向精神文化方面倾斜。中国梦的实现，一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均衡发展、相互促进的结果。
一般把文化自信涉及的外延分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近代以来革命特别是现代红色文化以及当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这种划分方法基于文化在时间长河中的演变脉络，纵深凸显，有利于从历史角度将层积起来的优势转化为“资源”式的运用。如果分析20世纪对中国现代历史进程影响较大的文化类型，那么显然学界公认为“中、西、马”这三种文化代表;直到现在，它们还在持续作为根基性的背景，融浑在民族复兴的意识之中。通过对文化的横断面进行剖析，能从现实比较中得出我们应采取的态度和方法，以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要“善于融通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外社会科学的资源”。
先说马克思主义文化。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马克思主义诞辰200周年大会上讲，马克思主义不仅深刻改变了世界，而且深刻改变了中国。马克思和恩格斯是德国人，马克思主义本身是德国形态;从德国形态变为中国形态、欧洲形态变为亚洲形态、西方形态变为东方形态，这就有一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在不同时期，我们先后产生了毛泽东思想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形态。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集几十卷就放在那里，对此我们能否自信起来?或许德国人、犹太民族比我们更自信——这是源于他们国度和民族的思想文化。我们的自信在于，将这种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引进来，结合我们自己的革命和改革实践，变成指导思想，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产生出自己本土化的“主义”，发挥出巨大的改造社会作用。因此，中国人或我们党真正自信的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
对于定位为“借鉴”来的西方文化能否成为我们自信的对象?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技术的知识体系在教育中的全面引入及其在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的实践运用，使得科学的文化及其精神已经成为我们民族共同的认知;它相当程度地优化并改变了中华民族的认知方式、思维方式、实践方式、交往方式，经过一百多年的引进、消化和吸收，当然是我们所依赖的文化自信内容。对根植于其社会历史传统的西方哲学社会科学文化，则需要认真分析。那些远离主流意识形态的语言学、逻辑学、人类学以及部分文学艺术，反映了人类思维、审美的共性，相通性较大，可交流性强，易于为我们所吸收。而对于那些具有明显意识形态指向的经济学、政治学、法律学等理论，在介绍和引入时必须增强警惕性。
文化自信的前提是文化上充分的“拥有”。传统文化是我们真正所浸润其中的。遗憾的是，对这份珍贵的遗产经过百余年的批判和西化式的知识分类灌输，我们非但知之甚少，而且诿之于各种负面的性质。相当多的人把传统社会的“落后、腐朽”归之于文化的落后、腐朽。其实，中华文化一向以其伦理道德为突出特色，诉诸于向善的正能量的吁求，道义色彩极其浓郁。当我们提出要建立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当我们把今天的成就与五千年文明史极力连接起来，当我们确立吸取传统文化精神道德资源的时候——我们试图正在夺取、占领精神和道义的制高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我们不需要在别人的眼神和口中去找寻价值意义的肯定，需要的是非盲目而清醒地在我们历史上和现当代确立的伟大成就中找回自信和认同的依据。
文化是一个不断被建构的历程。对以上三种文化资源采取的态度和做法，体现了对中国文化根的尊重和扬弃、对中国文化魂的坚守和创新、对外国文化的包容和借鉴;但实现这三种文化资源真正的“融通”，未来要走的路还很长。
我们把文化自信的内涵理解为，“一个民族、国家和政党坚信自身文化理念的正确性，由此而产生对自身文化价值的认同与肯定，以及长期积淀的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其中文化自信的主体——民族、国家、政党并不相同，它们各自形成的文化记忆与传承在时间、内容、指向等方面差异非常明显。这里，我们仅对文化自信的内涵再作进一步的剖析。
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观，文化自信的核心是价值观自信，文化的影响力首先是价值观念的影响力。当今的世界冲突归根结底是价值观的冲突，争夺价值高地，比拼价值观的正确与否、善恶与否，成了新的“战场”。在2014年2月24日的中央政治局第十三次集体学习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要“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他指出：“我们要在全社会牢固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让中华民族以更加自信、更加自强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价值观的树立，不是铺天盖地的一阵风，而往往是润物细无声的涓涓细流。核心价值观的自信要立足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着眼弥合价值分歧。在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中，道德价值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这就揭示了价值观上的努力方向——从道德角度去着手。
坚定理想信念，是文化自信的目标。习近平总书记在十八届中纪委七次全会上指出，要“依靠文化自信坚定理想信念”，实际上为文化自信确定了目标。自信，是用已有的经验或理论来处理当下现实问题或面向不确定未来的心理态势，其中包含运用“耐力、定力”等因素追寻理想信念的实现。理想信念合起来可以理解为对理想及实现理想道路方式的坚信。从“初心”到“终心”，理想和信念始终坚定，自信满满，方得始终，目标才能达到。共产党人的信仰自觉是文化自信的最突出表现：不仅深刻地理解自己选择共产主义信仰的根本理由，而且明晰地意识到这一选择对于自己人生理想和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更清醒地觉悟到在一些特殊时刻、特殊情景中，自己应该选择什么。“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目标蕴含着中华民族的价值追求，要从中华传统文化精华中汲取智慧和力量，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
二、在激发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中提升文化自信
文化自信的现实表现就是，我们逐渐形成了一条文化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是中国共产党人站在历史与现实的高度，综合世情国情，对文化发展道路的艰难实践抉择与自觉理论探索的结果，实质就是文化自觉之路、文化自信之路、文化自强之路。文化自信的最终目的在于实现文化自强。一个民族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的强大，可能赢得世界的畏惧与服从，但这种有形的力量，只能维持一时的现状;一个民族精神文化的强大信心和深厚底蕴，才是创造力的根本：这种无形的力量，能赢得人们永久的尊重。
党的十九大指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应该而且一定能够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这其中“新的文化使命”究竟是什么?毫无疑问，它应该就是新时代的社会主义文化。在这样一个时代，适应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一个重要表现就是：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物质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存在着“不平衡”;当我们物质上的高楼大厦在大地上遍地林立之时，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厦建设相对地讲并“不充分”。可见，精神文化的自信距离社会发展更高阶段的要求还有很大差距。
没有自己创造出来的东西，什么都靠汲取和拿来，就自信不起来。党的十九大指出，要“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文化的原创力是根本，否则体制机制的改革创新将流于形式，而文化传播亦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文化内容创新需要用心灵来培育呵护。在精神文化领域搞建设，与物质经济领域的盖大楼、修高速公路不一样，必须遵循文化自身的发展规律。历史上有影响的文化经典名篇、文化大家大师，都是在人类文化长期积淀和接力中问世和诞生的，不是一朝一夕能出现的。建国后有一段时间我们没有处理好文化与政治的关系，片面强调文化的意识形态特别是其政治属性，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文化的繁荣发展;现在则要处理好文化与经济的关系，防止把文化完全市场化，不能用抓经济发展的路子来搞文化建设。与模式化、流水线的工厂生产产品不同，源于人民生活和实践的精神文化领域创新，往往凝聚了人自身独特的“高峰体验”;尊重这种文化机理，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尊重科学研究灵感瞬间性、方式随意性、路径不确定性的特点”，就是尊重精神领域的创造规律。文化的繁荣发展不能仅仅体现在文化产品的数量上，更要体现在文化产品、文化服务的质量上。文化内容创新需要以品质来保证优秀。只有数量和规模的扩展，没有质的提升，文化的发展将不可避免地陷入泡沫化。文化建设的核心是人内在素养的深层建构、积淀与发挥，包括知识、智力、思想、信仰、意志、品德、情感、技能、情操等方面。其中核心的价值观是根本的标准，决定着人的爱憎取舍，决定着道德价值模式、是非善恶等意识。价值观通过人们的行为取向及对事物的评价、态度反映出来，支配和调节一切社会行为，涉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思想观念越是多样化，越需要共同的核心价值观来统领。否则，社会就不会有统一的步调，国民就会离心离德。文化的力量生发于其所蕴含的价值体系的力量。如果没有这个最核心的东西，一种文化就立不起来、强不起来，一个民族就没有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一个国家就没有统一的意志和共同的行动。有品质的文化，能够塑造正确的价值观，才能成为进步的基点;成色不足、品质低劣的文化，使人堕落，往往是心灵的枷锁、进步的桎梏。既然是精神深层领域的建设，那就不只是唱歌跳舞、雕塑景观等浅层文化表现形式，更应注重深层次的哲学社会科学等理性文化基础建设。这些深层文化，才能支撑起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价值大厦。
对中国梦目标的解读，也讲到文明复兴的意义，但一些看法比较模糊，多数还停留在经济、军事硬实力的对比上。一个螺旋式发展后的中华文明复兴究竟是什么样子?应该是提供给世界新生活模式、新生产模式的人类新文化、新文明的诞生。因此，中华文化、文明的新突破，不是某个领域“术”的进展，而是整体“道”的跃迁。没有这一自信的基础，我们的目标就不清晰、不高远。整个人类社会已经进入到了人类文明发生根本变革的时期，资本主义社会就孕育着共产主义的萌芽。在这一进程中，恰恰应能把西方文明的精华——当代自然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使民族复兴的目标与执政党的共产主义目标结合起来。建立以人为中心，人和社会统一、人和大自然统一的整体和谐，用中华文明的智慧来解决当代的矛盾和冲突。在实证层面解决中西文化之争。争的结果不是比出孰优孰劣，而是在中西文明精华融合的基础上再造文明，使之提升到新的文化、文明高度。
只有实现了文化强国的目标，我们的文化自信才能更彻底地建立起来。文化自信建立在文化实力基础之上。文化软实力增强了，文化自信即能增强。可以说，文化软实力建设，就是文化自信的力量建设，两者是统一的。大国崛起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全球化信息化时代，越来越多的国家意识到运用文化战略去配合实现国家利益的重要性和有效性，认识到文化软实力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硬实力”的合法性、感召力和影响力。“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必将伴随着中华文化的伟大复兴。”中国和平发展与中华文明复兴是同一过程，中国发展将具有文明史意义。我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应承继中华民族“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广阔胸怀、宏大视野，既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又反映“全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为“人类提供正确精神指引”。总之，大国文化战略的建设目标，是实现与国家的政治经济在国际上的影响力的同步增长，拥有与一个大国地位相称的、影响世界文化发展的力量。
三、在不忘初心中以政党文化自信为突破口
在文化自信的主体中，政党文化自信至为关键。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一切的”，这一核心地位决定了我们党自身文化建设的重要性。新时代，正在形成以政党文化自信为核心，将民族文化与国家意识凝聚起来，调动社会和个体积极的创新力量，推进对“共同理想”的追求与实现。政党自身的文化自信，亦同样源于“长期积淀的对自身文化生命力的坚定信念”，可以追溯至党建立时定位的“初心”以及由此产生的某种使命感。“欲事立，须是心立。”马克思讲，“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人类区别其他动物的关键在于，人的活动是受人的意识活动支配的，并表现出“有意识的、自觉的”特性。按此观点，一个政党也好、一个人也好，在进行任何重大社会实践活动之前，都要有设想和目的，将之作为指向，引领前进。初心就是在当初所立之志向，它铭刻于道路的坐标上，飘扬在引领的旗帜上，铸就至业绩的丰碑上。
初心包含着动机，即为了谁?“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初心包含着实现的途径和方法，即用什么样的目标纲领来支撑其完成事业，百折而不挠。“共产党人坚持的初心，就是对共产主义理想的坚定信仰”。初心是否能够不忘，关乎能否最终实现。不忘不只是心理层面的时时提醒、内省，更是行动中的坚持、执着、担当。一旦能坚守此初心，政党就获得一种使命感，仿佛来自上苍给予的力量，似乎给拧上一个足足的“发条”那样充满活力。为什么强调不忘?那是因为征程中，忘记的大有人在。条件艰苦，坚持不下去了，违背初心，改弦易辙，似能博得几分同情;环境优越，迷失于名缰利锁，陷入“温柔陷阱”，不求上进，滞步半途，最为可惜可叹。路途中当然可以调整、可以完善，但一定不能“忘”;忘了，不但前功尽弃，重新的选择意味着更大的代价付出。只要初心端正，何妨一守到底，直至“无限高峰”尽显。
在高度评价过去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之际，我们并不讳言存在的种种问题，甚至有些还比较严重。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物质满足之后，社会层面的信仰阵地被蚕食、基层群众的精神信仰被他化，需要引起我们的高度警觉。这也提示我们：“引领”不能停留在只是“实利”的表面，更需要无形的价值信仰贯穿其中。以党内思想理念、理想信仰影响党外、引领社会的前提是，共产党人首先必须“坚定”。在一个14亿人口的国度，如果几千万党员的信仰能够坚如磐石，毫无疑问，对非党人士、广大群众的辐射力将非常强大、持久。相反，“老虎”腐败的背后，信仰资源又是多少的流失?物质生活好了，肉体骨骼之“钙”丰满了，信仰之钙、精神之钙却患上了“软骨症”，揭露出来的“毫无理想信仰”、“毫无道德情操”之表现，甚或降低到普通民众“做人”以下的水准。最近几年有节奏的“惩恶”，换个角度来说也是信心的恢复、信念的整治、信仰的高扬。倡导文化自信的背后实际上是精神和灵魂的重塑、再造。我们回顾“不忘初心”的动机，那是为了在起点上更校准;我们擎举“牢记使命”的旗帜，那是为了在目标上更精准。
政治理想、政治路线、政治立场、政治纪律等政党文化内容，隐含着对党员及其领导干部一系列高标准要求及规范。我们强调理想信念，比起经济社会的GDP、比起各种实业项目，似乎显得很“虚”很“空”，但若没有这个精神支柱和灵魂，满足于当下取得的成绩中，一切的发展走向就可能迷失而不自知。若党员大部分中断和放弃，没有形成合力，淹没在富裕的安逸中，任何伟大的社会理想最终只能是遥遥无期。共产主义意味着生命的觉悟和解放，意味着自由自觉自主潜能的释放，意味着人和自然、人和人、人和自我冲突的解决。在最终理想上求高求远，同时又能脚踏实地，化之为现阶段社会主义的共同理想，寓引领于目下，中华民族的复兴即有了人类社会前进和探索的世界历史意义。理想信念的指引是最高的规范，其动摇和滑坡的“连锁反应”将带来政治信仰的崩溃，极有可能使政党仅仅变成靠权利和经济利益的纽带连接起来的“乌合之众”。忘记了初心，做“撞钟”的和尚，“脚踩西瓜皮”，就逃脱不了周期律的惩罚。
20世纪一些大党、老党令人唏嘘的历史提醒我们，政党的生命如不注意时时自我更新，就会一步一步走向衰亡。政权的丧失、旗帜的降落，看似发生在一朝一夕，实则为积累甚久的问题直至最后的一根稻草拖垮而已。中国最近几十年的变化有目共睹，共产党的丰功伟绩有目共睹。可是也应看到，倒下去的党、政、军、国企等高级干部也不少。不解决好自身的问题，就难以带领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组织的功能发挥，不光是表现在处理大量繁重的日常重要事务上，尤其表现在自我纠错能力如何、自我革新能力如何，特别表现在大是大非上的立场态度、方向把控等方面。无以伦比的胜利、辉煌的业绩，极易结聚习惯的经验和做法，惯性使之往往墨守成规、拒绝新事物的融入。要按照信息化时代的特点，研究政党生存及其意识形态的传播规律，及时调整策略和手段，确保党员党性修养、党性意识的纯化和提高。
初心在过程中容易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染污，只有通过不断的净化，时时恢复明净的状态，才能永葆青春。我们党“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它所开创的宏伟事业——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推动，无论是改造、改革、开放都是一种自我调节、自我完善、自我发展;它自身作为主体的进步从整体上讲也是一种自我调节、自我完善。即使是出现了问题，甚至在某个阶段出现带有一定全局性的问题，也还得通过自我革新来解决。道理很简单——我们不可能等这个社会诞生一股“异己”的力量，重头再来。历史上的周期律，是一种后果很严重的体外恶性循环，并没有彻底地解决问题。要打破它，实现历史性的转变，就要通过“吐故纳新”来实现良性的循环。这就是我们强调“勇于自我革命”的目的。
(作者系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安全学院教授)
来源： 《前进》2019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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