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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少青:“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

作者:周少青 发表时间:2019年05月21日  

  “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

  □ 周少青

  

  习近平主席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开幕式上的讲话,吸引了国内外关注的目光。习近平主席说,“每一种文明都扎根于自己的生存土壤,凝聚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非凡智慧和精神追求,都有自己存在的价值。人类只有肤色语言之别,文明只有姹紫嫣红之别,但绝无高低优劣之分。认为自己的人种和文明高人一等,执意改造甚至取代其他文明,在认识上是愚蠢的,在做法上是灾难性的!”并一针见血地指出,“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只是要有欣赏所有文明之美的眼睛。”

  “文明冲突论”是西方学者对冷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发展走向的一种判断。其代表人物、美国当代学者塞缪尔·亨廷顿预言,冷战后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中华文明、印度文明等七八个文明板块之间,将会存在一定程度的冲突和竞争,世界秩序将被基督宗教、伊斯兰教和儒家文明等7种主要宗教文化所塑形。亨廷顿特别强调“文化”和“价值观”的作用,认为它们是决定国家发展乃至世界格局的决定性因素:“文化深深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这些由文化界定的偏好对于社会经济现代化具有持久的影响力,最终将压倒由现代经济学所界定的理性的自我利益。”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将经济以及作为经济集中体现的政治置于“文化”或“文明”之下,将世界各国、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差异和冲突归结为文化和价值观的差异和冲突。这一学说或论断不仅掩盖了当前世界冲突、战争不断的真正原因,而且客观上起到了为整个西方集团近代以来的殖民、侵略活动辩护、背书的巨大作用。

  “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冲突的是某些国家谋求地区和世界霸权的野心,而世界大多数国家尤其是一些弱小国家和民族渴求和平、安宁,谋求独立自主发展。21世纪以来,霸权国家利用压倒性的军事优势,一连摧毁中东、北非多个弱小主权国家,使得这些“失败国家”的国民一夜之间沦为难民并大批涌向欧洲,其在当地的言行被描述成“伊斯兰文明与基督宗教文明冲突”的活的样板。

  “各种文明本没有冲突”,冲突的是一些国家要保持自己在经济和科技方面的霸权,而另一些新兴国家谋求经济和科技发展。比如,某个国家的政党竟然祭起“文明冲突”的大旗,公然声称与中国的竞争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文明和意识形态的战争”。

  尽管作为一种学说,“文明冲突论”提出于上世纪90年代,但是作为一种行动理念和实践,它早在数百年前的殖民时代就已经渗透在殖民者的扩张和掠夺行为中。为了掩盖罪恶的殖民行为,殖民者打着“教化”“传播文明”的幌子,去改造、同化甚至公然灭绝他们眼里的“野蛮”民族。

  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文明冲突论”既是对西方国家数百年国际政治历程和政治逻辑的总结,又是对其未来走向的一种预测。有所不同的是,亨廷顿作为保守的代表,在正式提出“文明冲突论”时,心中所期冀的可能是西方文明的回缩和自保。他虽然强调“文明圈”或“文明的冲突”,却不主张普世价值,不提倡将产生于基督宗教文明圈的自由和民主制度输送到包括伊斯兰世界在内的其他文明圈。但他的后继者们在历史惯性和路径依赖的双重作用下,为谋求在中东、北非的霸权和政治经济利益,选择性地使用了他的这一理论。

  事实表明,所谓“文明的冲突”不过是一个幌子,甚至是一个谎言,深藏于其后的是经济上的掠夺、政治上的压迫和文化上的霸权。亨廷顿宣称,“相较于跨越文明边界的范围,同一文明单位内部存在更多的团结:在同一文明单位范围内,文明开始像19世纪的帝国国家一样结成同盟来反对异己。”这一立论不论是在历史上还是现实中,都存在着大量的反证。从历史上看,仅以基督宗教为例,天主教与东正教的长期分裂与对立,天主教与新教之间的血腥战争,近代以来造成巨大伤亡的“一战”和“二战”,无一不启动于基督宗教文明圈。从现实上看,中东的伊斯兰国家之间互相攻讦,不时大打出手,没有一点基于“同一文明圈”团结的影子。至于眼下发生的美国与伊朗的对峙,相信谁都不会将此理解成“文明的冲突”。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历史和现实一再证明从来没有过什么真正的“文明间的冲突”,有的只是赤裸裸的(有可能表现成隐晦的)霸权和利益争夺,但现实中大量亨廷顿的拥趸总是不能自拔于西方的话语。他们津津乐道于以族宗教或文化划界,喜欢以“文明的冲突”来解释世界、理解世界。

  事实上,“二战”后世界的进步、政治文明以及人权标准的建立,恰恰是建立在否定那种以族划界、以教区分敌友的“文明圈”理论基础之上的。“二战”后联合国的成立,《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公民权利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等一系列国际规范和标准的建立,既是国际社会摆脱所谓“文明圈”理论的体现,也为国家和其他类型的共同体设定了新的行动标准和人权底线。

  “文明冲突论”的要害在于,它企图以“文明”或“文化”为抓手,将变动不居的世界和人们的身份认同固定在不同的文明或文化(宗教)阵营中;它最大的危险在于,试图将人类业已取得的政治文明和进步重新拉回到“二战”前甚至更早的丛林时代。在那里,国家或人群的行事逻辑是,只问文化(宗教)身份的归属,不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文明冲突论”严重挑战业已建立的价值原则,而这正是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大威胁。

  习近平主席的文明观揭示了当前世界部分地区冲突和动乱的真正动因,也是对长期以来流行于西方学界、政界乃至国际社会的所谓“文明冲突论”的一个有力回应。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世干智库》顾问专家组顾问。)

 

来源:中国民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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