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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

作者:刘同舫 发表时间:2018年09月27日  

    摘 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一项具有战略高度和现实紧迫感的伟大构想,充分彰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和智识精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破解全球性治理难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对21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的原创性贡献。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中不同社会形态基于互利共赢的基本导向和价值理念共同推进全球化发展的过程和图景,它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促进人类真正的“普遍交往”以形成具有更高“共同性”水平的人类利益,并在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推动全球生产力均衡发展,为实现人类社会更美好的世界景像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效应,创造了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新路径,使其具有新的思想形态,同时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性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实现了自身的理论目标和价值追求,必将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建构性世界观。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历史唯物主义 全球治理体系 普遍交往 共同价值

  作者刘同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杭州 31002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一项具有战略高度和现实紧迫感的理论命题与伟大构想,它以批判性重塑当代全球治理体系为旨归,充分彰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和智识精神。我们试图领会与把握这一伟大构想必须面对和承担的首要任务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下,全面深入地检审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建构起来的世界秩序及其全球治理体系。坚持重审、反思已有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绝非只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理论进路,但其理论视野无疑具有最为彻底的批判性取向。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阐述中全面深入地检视、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性前提。人类若要超越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建构的世界秩序,摆脱其意识形态的蒙蔽与束缚,就不能无批判地接受、分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诸多预设前提,而应该不断地迫使自身去迎接某种理论构想的挑战,这种挑战立足于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实践形态。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建构的世界秩序及其全球治理体系,已经完全背离了启蒙时代以来人类孜孜追求的以人为主体的“共同体”发展道路。在全球资本主义逻辑的主导下,一些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所殚精竭虑构想和追求的自由平等、公正合理的世界图景已逐渐暗淡,甚至悄然消逝。当下时代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和蒙蔽之下,逐渐形成了将资本主义永恒化的日常意识,以至排斥探索一套更符合人类发展的世界秩序及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张。正因为停滞于资本主义永恒化的精神状态,我们时代的世界图景想象、发展道路探索一度陷入精神危机和智识衰败。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制造的假象世界里,人们日渐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生产的意识形态所蒙蔽、束缚和奴役,却难以自觉地冲破,这些意识形态裹挟着“不证自明的正当性”,并试图使人们“合理”地舍弃某些世界图景和发展道路的设想与探索。但是,这些设想与探索有益于促成一种更加符合人类本身的世界秩序的建构,其内在精神在现时代依然具有崇高性和吸引力。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些被“合理”湮没的设想和探索,恰恰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它们在深层意义上真正揭示和阐明了全球化时代人类处境本身存在的问题。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性出场,表面上是中国提出的国际外交理念,实质上则是为破解全球性治理难题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一中国方案秉持着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性立场,这种批判性不仅针对当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且针对当代的智识精神景观,是对21世纪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原创性贡献。

  一、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的视域差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立场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中提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他从“立脚点”的角度区分了新旧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异。所谓“立脚点”,即是观察或判断事物时所处的地位、坚持的立场和采取的视域。马克思认为,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是一种“直观的唯物主义”,由于“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故其立脚点是“市民社会”。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把它们都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因而能够超越“直观的唯物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去理解人的本质的现实性,展现出其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脚点的理论特质。在马克思看来,新旧唯物主义的区分在于它们之间截然不同的“立脚点”,也就是“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的视域差异,这一视域差异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哲学立场的根本分歧。

  (一)“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

  从学术传承的意义上看,马克思最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考察与合理承续的是黑格尔的思想遗绪。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在一个形式的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相互需要,通过法治作为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手段,并通过一种外部秩序来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而建立的。”在黑格尔的理解中,“市民社会”包含着两个原则:一是市民社会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把自身作为特殊的目的,二是每个市民社会成员都必须通过普遍性形式的中介才能使自身得到满足。因此,有论者认为:“黑格尔在此对市民社会的基本界定遵循的是斯图亚特、亚当·斯密这些古典经济学家的自由市场模式。”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原则包含着正反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市民社会使具体的个人从古代或中世纪的共同体束缚之中解放出来,使自身作为特殊目的获得了合法性;另一方面,市民社会是满足个人私利的自由市场社会,具体个人之间的关联只是一种普遍性形式的联合,即成员之间关联性的建立无非是为了满足彼此之间的需要或自然欲望。

  马克思批判性地吸收了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的描绘与理解。日本学者望月清司认为,“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看成是与人的共同本质相分离的、利己的人(homme)的权利领域”,并用于指称作为近代政治革命结果而产生的近代市民社会,“其本身同时还存在着无政府性竞争和追逐私利体系的奴隶制(市民社会的奴隶制)”,据此理解,整个市民社会就是一场露骨的、追逐营利的“普遍运动”。在这场“普遍运动”中,市民社会成员由于受到自身自然禀赋和后天条件的限制,必然会在市民社会内部形成区别和分化,也就是黑格尔指出的个体分属于各方面的特殊体系而形成了“等级的差别”。黑格尔早已指明,作为精神特殊性的客观法“在市民社会中不但不消除人的自然不平等(自然就是不平等的始基),反而从精神中产生不平等,并把它提高到在技能和财富上、甚至在理智教养和道德教养上的不平等”。基于此,马克思得出结论:市民社会就是私人等级,私人等级是市民社会直接性与本质性的等级。市民社会本身蕴含着等级性,等级结构就是市民社会的本质性结构。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和深入,市民社会的等级性结构也随之嵌入到“世界市场”的范围内。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叙事中,现代世界范围内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族群组织、跨国公司以及个体公民都是世界市场中普通的、平等的主体成员。但各层次的主体成员在经济实力、政治影响、生活水平等方面都现实地存在着等级差别,而且这些差别以它们固有的方式发挥作用,并表现出自身的特殊本质。由此,资本主义全球化显示出两种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关联的特征:一方面在形式上宣称所有主体成员都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使不同的主体成员形成等级差别,在经济上形成“先进—落后”的发展格局,在文化上形成“文明—野蛮”的文明史观,在政治上则形成霸权主义的国际秩序。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带来了经济全球化,并历史性地建构出一个世界市场,但它没有形成与之相应的民主化、法治化及合理化的全球善治秩序,反而使得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始终只能是部分霸权主义国家的附属品。

  从理论分析上说,全球化过程中所形成的霸权主义是市民社会等级性结构的政治表现,而从历史发展上说,霸权主义形成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市民社会的殖民特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市民社会”内在地要求海外殖民,现代世界的市民社会不可能只是一国之内的自由市场社会,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蔓延,必然成为超出民族和国家的世界市场,催生这一结果的过程就是“殖民扩张”。黑格尔曾指出:“市民社会受这种辩证法推动而超出自身之外,首先是超越这个特定的社会,以便向它之外的其他民族去寻求消费者,从而寻求必需的生活数据,这些民族或者缺乏它所生产过剩的物资,或者一般地在工艺等方面落后于它。”诸如自由贸易、海外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等体现市民社会殖民性特征的历史作为,正是黑格尔“世界历史”的现实起点。在黑格尔看来,一切发达的市民社会都必然被驱使走向殖民事业,它们之间只不过存在着零散与系统的区别。在这种具有等级性和殖民性的世界市场中,所谓的“发展”其实只能是“片面发展”,而不可能是“共享发展”。这种发展模式不是将全人类都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主体成员,不是为了满足所有主体成员的需要,也不是为了促进所有主体成员的全面发展,而是为了满足一些拥有“资本”和“霸权”的主体成员的利己主义的需要与欲望。不同主体成员之间的普遍联合,无非就是一种形式上的联合,其普遍性也只是“抽象的普遍性”—— “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根本无法走向人类真正的联合与解放。

  (二)“人类社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由于市民社会本身的局限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存在的等级性和殖民性问题,全球发展日益呈现出不平衡、不合理的矛盾状态:一方面,一切民族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现象,整个世界日趋一体化和同质化;另一方面,在资本关系所到之处,各种新的经济差异和政治等级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结果,“由跨国资本主导的特定全球化形式表现为一种‘单向度的全球化’,即发达国家单方面主导、渗透和支配不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模式”。正是基于这种“单向度的全球化”的发展状况,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形成了一套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治理体系。无论是世界市场的形成还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出现,都有助于将整个现代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使得原本分散的国家、民族逐渐形成互相依存的结构性关系,由此客观地推动全球性共同体的发展。但是,由于当前的世界市场和全球治理体系都是以具有高度逐利性的资本作为治理全球的主要手段,因而,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全球性共同体不过是立足于“市民社会”视域的“货币共同体”或“资本共同体”。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它通过世界市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运作,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利益结构扩展到全世界范围内。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格局具有“同构性”:在国内,“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在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全球性的“资本共同体”如同“国家”一样,本质上还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也存在着某些占据霸权地位的主体成员把自身的特殊利益伪装成人类普遍利益的现象。 


  然而,随着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全球化,一切民族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逐渐具备世界历史性特征,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所开拓的世界市场也不再只是某些霸权国家的附属品,而是愈发成长为不由单一主体成员主宰的独立自主的世界体系。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这种深刻变化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可能超越压迫性的全球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克服“单向度的全球化”的发展状况,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治理体系,从而走向更平等、更合理、更多元的新世界秩序。在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后将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它不再是西方中心主义式的“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不再是为霸权主义国家利益服务的资本体系,而是奉行双赢、多赢和共赢的新理念,力求打造出由各国共同书写国际规则、共同治理全球事务、共同掌握世界命运的人类共同体,从而在共同发展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成果。这就是中国倡导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中,“共同体”范畴在时空上的演进形态是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经由“虚假的共同体”走向“真正的共同体”(或称“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一历史延展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逻辑的全新世界图景构想,为世界秩序的构成方式注入了一种新的实践观念,必将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从而极具针对性地回应从“虚假的共同体”向“真正的共同体”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全球性治理难题和挑战。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在现实基础和哲学理念上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但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进程的“拨乱反正”,充分昭示了“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和发展理念,故其基本立脚点或者说哲学立场必然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一立脚点决定了它能够在全球化时代引领各个个体、民族和国家的前进方向,为最终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奠定世界历史性的基础。


  在社会理想的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解放”或“真正的共同体”为价值诉求,这意味着,它是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哲学视域出发,对现存不合理的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反驳与批判的。这种反驳与批判不是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作完美的、固化的客体性存在,当作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相分离的形态而同资本主义全球化相对照,而是要在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发现、阐释和建构出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新世界图景。伊格尔顿指出:“马克思正是在现实逻辑失灵、步入自相矛盾的死胡同的情况下,找到了一个理想化未来的轮廓。未来的真正景象就是现实的破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批判意义就在于,把现行的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所掩盖的剥削性社会关系揭示出来,从而打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反抗与这种意识形态相适应的观念、概念和思维形式,结束那种将资本主义永恒化的精神状态的生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一条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通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性阶段,必须自觉地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哲学立场出发,变革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发展全球性社会生产力,即对全球范围内的物质利益关系进行革命性变革,逐渐把人们从全球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深化普遍交往的基础上不断扩大人类共同利益的交汇点,提升人类利益的“共同性”水平,减缓乃至化解不同主体成员之间的特殊利益冲突。

  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共同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指向


  无论是立足于“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还是立足于“人类社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现实表现和现实发展都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治理体系,必须在世界历史的理论视野中进行审视与考察。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由此“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由此可见,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全球扩展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个体、族群、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交往联系更加紧密,人类历史也实现了从自然形成的地域性民族史向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历史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一方面,资本无限增殖、扩大和宰制的逻辑,必然要求打破一切民族国家的闭关自守状态,把一切自然形成的区域性生产和消费变成由资本支配的世界性生产与消费,这使得一切民族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世界市场体系的结构性限制,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固有矛盾;另一方面,由于世界范围内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演进发展中不断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在“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的影响下也不断被消灭,从而形成了全球性的利益依赖关系以及全球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普遍交往。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全球资本主义矛盾的爆发,还是任何一国的经济动荡或政治冲突,都可能通过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蔓延到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扩展为对全体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威胁。这无疑是以否定性的形式肯认了世界各国具有越来越广泛的共同利益和价值共识,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各国共同面临诸多全球性治理难题。“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就此而言,在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指向:必须克服资本逻辑支配下的世界市场体系危机,并在深化普遍交往中提升人类利益的“共同性”水平,从而为变革、完善世界市场体系与全球治理体系以及为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全球治理方案奠定坚实的物质生产基础和精神智识基础。

  (一)资本逻辑与异己力量的形成

  从世界历史的演进历程来看,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最终促成的世界历史不同于以领土占有和宗教统治为主导的古代或中世纪历史,它是以贸易自由和经济一体化为主导的现代历史。有论者指出:“这一过程,超出了原有自然法基础上形成的以耕作为法理根据的殖民秩序,而将这种以基督教普遍性为基础的‘文明化任务’转化成了以商业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商业化运动’。与前者不同,后者所形成的世俗化的世界秩序中,其格局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不需寻求在一种神权意志下进行的平等教化。相反,则更希望在一种差序世界格局中,维持贸易的垄断与利益的最大化。”马克思对这种“维持贸易的垄断与利益的最大化”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在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的自我增殖本性必然推动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形成一个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这个世界市场体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运作机制,也构成了现代世界历史的现实基础。以世界市场体系为基础而形成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使人类摆脱了地域性的发展局限和对自然的宗教崇拜,突破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区隔与藩篱,整个世界由此呈现出一体化、同质化的发展趋势。但自20世纪以来,日益一体化、同质化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不仅没有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和人的主体性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