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好!欢迎来到《观察网》——为世界创新者服务!观察网2018年3月底暂停更新,8月起主要发布【世干智库】栏目内容。 观察网 |  会员登陆  |  会员注册
舆曙角度 您的位置:观察网 >> 舆曙角度  >> 舆曙角度  

刘同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创性贡献

作者:刘同舫 发表时间:2018年09月27日  

    摘 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一项具有战略高度和现实紧迫感的伟大构想,充分彰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和智识精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破解全球性治理难题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是对21世纪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展的原创性贡献。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中,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中不同社会形态基于互利共赢的基本导向和价值理念共同推进全球化发展的过程和图景,它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促进人类真正的“普遍交往”以形成具有更高“共同性”水平的人类利益,并在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推动全球生产力均衡发展,为实现人类社会更美好的世界景像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精神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智慧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理论效应,创造了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新路径,使其具有新的思想形态,同时通过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性阐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也实现了自身的理论目标和价值追求,必将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建构性世界观。

  关键词:人类命运共同体 历史唯物主义 全球治理体系 普遍交往 共同价值

  作者刘同舫,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杭州 310028)。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一项具有战略高度和现实紧迫感的理论命题与伟大构想,它以批判性重塑当代全球治理体系为旨归,充分彰显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理想追求和智识精神。我们试图领会与把握这一伟大构想必须面对和承担的首要任务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下,全面深入地检审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建构起来的世界秩序及其全球治理体系。坚持重审、反思已有的资本主义世界秩序,绝非只有历史唯物主义这一理论进路,但其理论视野无疑具有最为彻底的批判性取向。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阐述中全面深入地检视、反思和批判资本主义世界秩序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本质性前提。人类若要超越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建构的世界秩序,摆脱其意识形态的蒙蔽与束缚,就不能无批判地接受、分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诸多预设前提,而应该不断地迫使自身去迎接某种理论构想的挑战,这种挑战立足于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和实践形态。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建构的世界秩序及其全球治理体系,已经完全背离了启蒙时代以来人类孜孜追求的以人为主体的“共同体”发展道路。在全球资本主义逻辑的主导下,一些伟大的思想家、政治家所殚精竭虑构想和追求的自由平等、公正合理的世界图景已逐渐暗淡,甚至悄然消逝。当下时代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灌输和蒙蔽之下,逐渐形成了将资本主义永恒化的日常意识,以至排斥探索一套更符合人类发展的世界秩序及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张。正因为停滞于资本主义永恒化的精神状态,我们时代的世界图景想象、发展道路探索一度陷入精神危机和智识衰败。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所制造的假象世界里,人们日渐被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生产的意识形态所蒙蔽、束缚和奴役,却难以自觉地冲破,这些意识形态裹挟着“不证自明的正当性”,并试图使人们“合理”地舍弃某些世界图景和发展道路的设想与探索。但是,这些设想与探索有益于促成一种更加符合人类本身的世界秩序的建构,其内在精神在现时代依然具有崇高性和吸引力。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角度来看,这些被“合理”湮没的设想和探索,恰恰是人类生活中最重要的问题,它们在深层意义上真正揭示和阐明了全球化时代人类处境本身存在的问题。中国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历史性出场,表面上是中国提出的国际外交理念,实质上则是为破解全球性治理难题贡献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这一中国方案秉持着对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批判性立场,这种批判性不仅针对当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而且针对当代的智识精神景观,是对21世纪历史唯物主义发展的原创性贡献。

  一、从“市民社会”到“人类社会”的视域差异: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立场


  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十条中提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他从“立脚点”的角度区分了新旧唯物主义之间的差异。所谓“立脚点”,即是观察或判断事物时所处的地位、坚持的立场和采取的视域。马克思认为,以费尔巴哈为代表的“旧唯物主义”是一种“直观的唯物主义”,由于“不是把感性理解为实践活动的唯物主义,至多也只能达到对单个人和市民社会的直观”,故其立脚点是“市民社会”。而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对象、现实、感性”,把它们都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因而能够超越“直观的唯物主义”,从社会关系的角度去理解人的本质的现实性,展现出其以“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为立脚点的理论特质。在马克思看来,新旧唯物主义的区分在于它们之间截然不同的“立脚点”,也就是“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的视域差异,这一视域差异深刻地揭示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哲学立场的根本分歧。

  (一)“市民社会”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

  从学术传承的意义上看,马克思最初对“市民社会”的批判考察与合理承续的是黑格尔的思想遗绪。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指出:“市民社会,这是各个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在一个形式的普遍性中的联合,这种联合是通过成员的相互需要,通过法治作为保障人身和财产的手段,并通过一种外部秩序来维护他们的特殊利益和公共利益而建立的。”在黑格尔的理解中,“市民社会”包含着两个原则:一是市民社会成员作为独立的单个人把自身作为特殊的目的,二是每个市民社会成员都必须通过普遍性形式的中介才能使自身得到满足。因此,有论者认为:“黑格尔在此对市民社会的基本界定遵循的是斯图亚特、亚当·斯密这些古典经济学家的自由市场模式。”黑格尔的市民社会原则包含着正反两方面的内容:一方面,市民社会使具体的个人从古代或中世纪的共同体束缚之中解放出来,使自身作为特殊目的获得了合法性;另一方面,市民社会是满足个人私利的自由市场社会,具体个人之间的关联只是一种普遍性形式的联合,即成员之间关联性的建立无非是为了满足彼此之间的需要或自然欲望。

  马克思批判性地吸收了黑格尔对于市民社会的描绘与理解。日本学者望月清司认为,“马克思将市民社会看成是与人的共同本质相分离的、利己的人(homme)的权利领域”,并用于指称作为近代政治革命结果而产生的近代市民社会,“其本身同时还存在着无政府性竞争和追逐私利体系的奴隶制(市民社会的奴隶制)”,据此理解,整个市民社会就是一场露骨的、追逐营利的“普遍运动”。在这场“普遍运动”中,市民社会成员由于受到自身自然禀赋和后天条件的限制,必然会在市民社会内部形成区别和分化,也就是黑格尔指出的个体分属于各方面的特殊体系而形成了“等级的差别”。黑格尔早已指明,作为精神特殊性的客观法“在市民社会中不但不消除人的自然不平等(自然就是不平等的始基),反而从精神中产生不平等,并把它提高到在技能和财富上、甚至在理智教养和道德教养上的不平等”。基于此,马克思得出结论:市民社会就是私人等级,私人等级是市民社会直接性与本质性的等级。市民社会本身蕴含着等级性,等级结构就是市民社会的本质性结构。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和深入,市民社会的等级性结构也随之嵌入到“世界市场”的范围内。在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叙事中,现代世界范围内的主权国家、国际组织、族群组织、跨国公司以及个体公民都是世界市场中普通的、平等的主体成员。但各层次的主体成员在经济实力、政治影响、生活水平等方面都现实地存在着等级差别,而且这些差别以它们固有的方式发挥作用,并表现出自身的特殊本质。由此,资本主义全球化显示出两种既相互矛盾又相互关联的特征:一方面在形式上宣称所有主体成员都是平等的,另一方面又在实质上使不同的主体成员形成等级差别,在经济上形成“先进—落后”的发展格局,在文化上形成“文明—野蛮”的文明史观,在政治上则形成霸权主义的国际秩序。尽管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带来了经济全球化,并历史性地建构出一个世界市场,但它没有形成与之相应的民主化、法治化及合理化的全球善治秩序,反而使得经济全球化和世界市场始终只能是部分霸权主义国家的附属品。

  从理论分析上说,全球化过程中所形成的霸权主义是市民社会等级性结构的政治表现,而从历史发展上说,霸权主义形成的另一个原因则在于市民社会的殖民特性。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恩格斯就指出:“市民社会包括各个人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它包括该阶段的整个商业生活和工业生活,因此它超出了国家和民族的范围,尽管另一方面它对外仍必须作为民族起作用,对内仍必须组成为国家。”随同资产阶级发展起来的“真正的市民社会”内在地要求海外殖民,现代世界的市民社会不可能只是一国之内的自由市场社会,伴随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蔓延,必然成为超出民族和国家的世界市场,催生这一结果的过程就是“殖民扩张”。黑格尔曾指出:“市民社会受这种辩证法推动而超出自身之外,首先是超越这个特定的社会,以便向它之外的其他民族去寻求消费者,从而寻求必需的生活数据,这些民族或者缺乏它所生产过剩的物资,或者一般地在工艺等方面落后于它。”诸如自由贸易、海外扩张以及随之而来的战争等体现市民社会殖民性特征的历史作为,正是黑格尔“世界历史”的现实起点。在黑格尔看来,一切发达的市民社会都必然被驱使走向殖民事业,它们之间只不过存在着零散与系统的区别。在这种具有等级性和殖民性的世界市场中,所谓的“发展”其实只能是“片面发展”,而不可能是“共享发展”。这种发展模式不是将全人类都作为“命运共同体”的主体成员,不是为了满足所有主体成员的需要,也不是为了促进所有主体成员的全面发展,而是为了满足一些拥有“资本”和“霸权”的主体成员的利己主义的需要与欲望。不同主体成员之间的普遍联合,无非就是一种形式上的联合,其普遍性也只是“抽象的普遍性”—— “一种内在的、无声的、把许多个人自然地联系起来的普遍性”,根本无法走向人类真正的联合与解放。

  (二)“人类社会”与人类命运共同体

  由于市民社会本身的局限性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存在的等级性和殖民性问题,全球发展日益呈现出不平衡、不合理的矛盾状态:一方面,一切民族国家的生产和消费成为世界性现象,整个世界日趋一体化和同质化;另一方面,在资本关系所到之处,各种新的经济差异和政治等级被不断地再生产出来。结果,“由跨国资本主导的特定全球化形式表现为一种‘单向度的全球化’,即发达国家单方面主导、渗透和支配不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模式”。正是基于这种“单向度的全球化”的发展状况,由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主导形成了一套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治理体系。无论是世界市场的形成还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出现,都有助于将整个现代世界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并使得原本分散的国家、民族逐渐形成互相依存的结构性关系,由此客观地推动全球性共同体的发展。但是,由于当前的世界市场和全球治理体系都是以具有高度逐利性的资本作为治理全球的主要手段,因而,在这种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全球性共同体不过是立足于“市民社会”视域的“货币共同体”或“资本共同体”。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它通过世界市场和全球治理体系的运作,把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的利益结构扩展到全世界范围内。诚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说,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而这个世界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内部格局具有“同构性”:在国内,“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在世界范围内,资产阶级“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全球性的“资本共同体”如同“国家”一样,本质上还是一种“虚假”的共同体,也存在着某些占据霸权地位的主体成员把自身的特殊利益伪装成人类普遍利益的现象。 


  然而,随着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全球化,一切民族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逐渐具备世界历史性特征,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所开拓的世界市场也不再只是某些霸权国家的附属品,而是愈发成长为不由单一主体成员主宰的独立自主的世界体系。诚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经达到80%。”这种深刻变化使得人类社会的发展有可能超越压迫性的全球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克服“单向度的全球化”的发展状况,摆脱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治理体系,从而走向更平等、更合理、更多元的新世界秩序。在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后将有可能出现一个新的“世界体系”,它不再是西方中心主义式的“一国独霸”或“几方共治”,不再是为霸权主义国家利益服务的资本体系,而是奉行双赢、多赢和共赢的新理念,力求打造出由各国共同书写国际规则、共同治理全球事务、共同掌握世界命运的人类共同体,从而在共同发展中最大限度地实现各方利益的最大公约数,共享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成果。这就是中国倡导构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中,“共同体”范畴在时空上的演进形态是从“自然形成的共同体”经由“虚假的共同体”走向“真正的共同体”(或称“自由人联合体”)。在这一历史延展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体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逻辑的全新世界图景构想,为世界秩序的构成方式注入了一种新的实践观念,必将使人类的存在方式和思维方式发生深刻变革,从而极具针对性地回应从“虚假的共同体”向“真正的共同体”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一系列全球性治理难题和挑战。虽然人类命运共同体和“真正的共同体”在现实基础和哲学理念上存在着一定的张力,但由于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质上是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历史进程的“拨乱反正”,充分昭示了“人类解放”的价值诉求和发展理念,故其基本立脚点或者说哲学立场必然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一立脚点决定了它能够在全球化时代引领各个个体、民族和国家的前进方向,为最终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奠定世界历史性的基础。


  在社会理想的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以“人类解放”或“真正的共同体”为价值诉求,这意味着,它是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哲学视域出发,对现存不合理的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进行反驳与批判的。这种反驳与批判不是要把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作完美的、固化的客体性存在,当作与资本主义全球化相分离的形态而同资本主义全球化相对照,而是要在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过程中发现、阐释和建构出更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新世界图景。伊格尔顿指出:“马克思正是在现实逻辑失灵、步入自相矛盾的死胡同的情况下,找到了一个理想化未来的轮廓。未来的真正景象就是现实的破产。”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的批判意义就在于,把现行的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所掩盖的剥削性社会关系揭示出来,从而打破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再生产,反抗与这种意识形态相适应的观念、概念和思维形式,结束那种将资本主义永恒化的精神状态的生产方式,并在此基础上探索出一条更加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通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走向“真正的共同体”的世界历史性阶段,必须自觉地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哲学立场出发,变革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发展全球性社会生产力,即对全球范围内的物质利益关系进行革命性变革,逐渐把人们从全球资本主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并在促进生产力发展和深化普遍交往的基础上不断扩大人类共同利益的交汇点,提升人类利益的“共同性”水平,减缓乃至化解不同主体成员之间的特殊利益冲突。

  二、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共同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指向


  无论是立足于“市民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还是立足于“人类社会”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其现实表现和现实发展都是世界历史进程中的一部分。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超越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治理体系,必须在世界历史的理论视野中进行审视与考察。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大工业创造了交通工具和现代的世界市场,控制了商业,把所有的资本都变为工业资本,从而使流通加速(货币制度得到发展)、资本集中”,由此“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因为“它使每个文明国家以及这些国家中的每一个人的需要的满足都依赖于整个世界,因为它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由此可见,随着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全球扩展以及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深化发展,世界范围内的个体、族群、民族和国家之间的交往联系更加紧密,人类历史也实现了从自然形成的地域性民族史向资本逻辑主导的世界历史的转变。在这一转变过程中,一方面,资本无限增殖、扩大和宰制的逻辑,必然要求打破一切民族国家的闭关自守状态,把一切自然形成的区域性生产和消费变成由资本支配的世界性生产与消费,这使得一切民族国家的发展越来越受到世界市场体系的结构性限制,受制于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固有矛盾;另一方面,由于世界范围内相互影响的活动范围在演进发展中不断扩大,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在“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的影响下也不断被消灭,从而形成了全球性的利益依赖关系以及全球性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普遍交往。在世界历史进程中,无论是全球资本主义矛盾的爆发,还是任何一国的经济动荡或政治冲突,都可能通过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蔓延到整个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扩展为对全体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威胁。这无疑是以否定性的形式肯认了世界各国具有越来越广泛的共同利益和价值共识,其中最显著的就是各国共同面临诸多全球性治理难题。“这个世界,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程度空前加深,人类生活在同一个地球村里,生活在历史和现实交汇的同一个时空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就此而言,在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非常明确的现实指向:必须克服资本逻辑支配下的世界市场体系危机,并在深化普遍交往中提升人类利益的“共同性”水平,从而为变革、完善世界市场体系与全球治理体系以及为实现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全球治理方案奠定坚实的物质生产基础和精神智识基础。

  (一)资本逻辑与异己力量的形成

  从世界历史的演进历程来看,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资本主义大工业生产最终促成的世界历史不同于以领土占有和宗教统治为主导的古代或中世纪历史,它是以贸易自由和经济一体化为主导的现代历史。有论者指出:“这一过程,超出了原有自然法基础上形成的以耕作为法理根据的殖民秩序,而将这种以基督教普遍性为基础的‘文明化任务’转化成了以商业资产阶级为基础的‘商业化运动’。与前者不同,后者所形成的世俗化的世界秩序中,其格局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冲突,也不需寻求在一种神权意志下进行的平等教化。相反,则更希望在一种差序世界格局中,维持贸易的垄断与利益的最大化。”马克思对这种“维持贸易的垄断与利益的最大化”有更为深刻的认识。他指出,在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资本的自我增殖本性必然推动资产阶级在全球范围内扩展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并形成一个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主导的世界市场体系。这个世界市场体系构成了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的基本运作机制,也构成了现代世界历史的现实基础。以世界市场体系为基础而形成的资本主义全球化运动使人类摆脱了地域性的发展局限和对自然的宗教崇拜,突破了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区隔与藩篱,整个世界由此呈现出一体化、同质化的发展趋势。但自20世纪以来,日益一体化、同质化的世界历史发展趋势不仅没有实现人类社会的共同发展和人的主体性解放,反而成为了人类自身的异己性压迫力量与强制力量,形成了世界市场的“异己性支配秩序”,出现了“抽象成为统治”的最根本事实。诚如有论者所指出的:“资本的唯一本性就是无限增殖自身,而资本为了增殖自身,就必须把一切都纳入到资本逻辑的强大的抽象同一性之网中。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这种‘抽象的力量’是以资本增殖为核心的市场交换价值体系具体体现出来的。‘交换价值’和‘交换原则’成了压倒一切的主宰力量,在它的无坚不摧的强大同一性‘暴政’下,人与物的一切关系都被颠倒了,不是人支配和使用物,而是物反过来控制和奴役人。”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指出,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的兴起以及交通和贸易的发展,特别是伴随着这种发展而加速的殖民扩张,大规模的全球贸易活动将世界彻底联系在一起,原本分散的民族、国家与区域之间逐渐形成了相互依赖的关系,普遍联系的世界历史进程得以形成,人类历史也开始了向世界历史的转变,这种转变使得每一民族的变革都依赖于其他民族。这表明每个人的世界历史性活动已经成为经验事实,并且在这些内含世界历史性特征的个人活动之间能够产生经验上普遍的共同利益。“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遍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然而,在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历史条件下,随着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全球化以及生产分工的发展,“各个人所追求的仅仅是自己的特殊的、对他们来说是同他们的共同利益不相符合的利益,所以他们认为,这种共同利益是‘异己的’和‘不依赖’于他们的,即仍旧是一种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或者说,他们本身必须在这种不一致的状况下活动,就像在民主制中一样。”在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虽然每一个主体成员在摆脱种种地域的、民族的、文化的局限之后,与整个世界市场的物质、精神生产都发生了实际联系,但在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体系中,这种实际联系却衍生出一种完全异己的力量,这种力量威慑和驾驭着发生实际联系的每一个主体,使得主体成员“越来越受到对他们来说是异己的力量的支配(他们把这种压迫想象为所谓世界精神等等的圈套),受到日益扩大的、归根结底表现为世界市场的力量的支配”。马克思指出,这种完全异己的力量往往被抽象的思辨方式想象为“世界精神”的圈套,从而把对世界秩序的理论解释引向了神秘主义的方向。但是,“凡是把理论引向神秘主义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种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人类历史的发展进程早已表明,“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世界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由此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对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与完善,并不仅仅是一种批判性的道德理想,更是一种建构性、共享性的交往秩序体系。在这一交往秩序体系中,“人类”有可能实际地作为一个有机整体来进行生存和发展活动,即在普遍交往中所形成的共同利益基础上,作为一个现实主体来实现自身本质的活动,从而规定和展示自身的“类本质”。

  (二)普遍交往与共同利益的建构

  在马克思对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唯物主义分析中,“交往”与“普遍交往”占有独特的地位,构成了其分析社会历史的突破口之一。早在《詹姆斯·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一书摘要》中,马克思对于“交往”就有深刻的认识,他指出:“不论是生产本身中人的活动的交换,还是人的产品的交换,其意义都相当于类活动和类精神——它们的真实的、有意识的、真正的存在是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交往”在马克思看来具有本源性的意义,是一种“类活动和类享受”以及“社会的活动和社会的享受”,也就是人的“类本质”和“社会本质”,是人的本性或人的本真形态。对“交往”的认识,在马克思后来的思想中有更进一步的发展。他在1846年写给安年科夫的信中指出:“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 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这一论述表明作为现实生产过程的人类社会发展本身离不开交往,“交往”构成了现实生产过程中不可或缺的环节,甚至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具有本质性的意义。


  在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中,“交往”的落实形成了一种理念与事实相背离的国际秩序:在理念层面宣称所有民族国家不论大小都是普遍平等的主体成员,但在事实层面却构筑出不平等的、霸权主义的等级结构,并且这一等级结构被资本主义的国际分工不断地巩固加强。这种国际秩序通过生产力的发展和交往关系的变革,逐渐消灭了生产资料、财产和人口的分散状态,使得生产资料和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形成了少数资产者对多数无产者的统治。这一统治状态决定了它只能是小部分人的“美好世界”,却不可能是大部分人的“共同体”。大部分底层民众并没有充分共享到全球化的发展成果,他们在生物学意义上被当成“人类”的一员,却没有在共享发展成果的意义上成为“人类”的主体。虽然资本主义全球化打破了地域性、封闭性的生产方式,建立了人类之间的普遍交往,使得人类共同利益成为世界历史条件下“所有相互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但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状态中,每个主体成员追求的只是自身的特殊利益,共同利益则成为一种特殊的“普遍利益”,而且其“共同性”水平不仅没有超越特殊利益,反而受到特殊利益的制约。

  为了超越特殊的、独特的“普遍利益”形式,人们必须在深化全球化发展过程中建立真正的“普遍交往”,推动人类形成新的共同体,即一种将所有人都视为共享全球发展成果的主体成员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使得具有更高水平“共同性”的“人类利益”成为具体的现实。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对人们在全球交往关系中的现实地位进行具体分析,并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重塑一种能够支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交往关系结构。在塑造新的交往关系结构的过程中,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新的世界图景构想,欲要成为凝聚集体认同、指导集体实践的历史愿景,就必须具备能够在不同的个体、族群、民族和国家等主体成员中唤起共同需要、共同向往的吸引力。这种“共同”并不意味着取消不同主体成员之间的差异,反而是立足于差异,并在不同主体成员的普遍交往中寻找更高层次的“共同性”。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要求自觉地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哲学立场出发,基于“共同发展”和“合作共赢”的理念建立起真正的普遍交往,从中寻找和实现一种新的“共同性”,即从人类的生产关系和生活空间中寻找和实现更高水平的“共同性”。在这种新的“共同性”中,人类的“交往实践”是平等、合理、多元的联合与共享。从这个意义上说,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共同创造人类美好未来的伟大历史意义,它意味着坚持交流互鉴与合作共赢,意味着进一步发展社会生产力、释放社会创造力,从而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和共同繁荣的世界,并使一切生产力被联合起来的主体成员所共同享有和支配。


  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当前历史条件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全球化及其治理体系的基础上进行的世界秩序结构的改造与提升。对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改造与提升必须继承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创造的物质生产基础和精神文明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中国方案不是要把现行的全球治理体系全盘推翻,而是要克服现行全球治理体系的缺陷,使之更加合理公正。因此,对全球化的构成内容进行历史性分析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在要求,我们必须洞悉其产生危机的根源,揭示其历史文明价值,并在此基础上正确认识和处理全球化过程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三、全球化的构成分析与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现路径


  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全球化问题,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所导致的经济发展危机、霸权主义危机和西方文化中心主义问题。对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全球化论者而言,面对一系列的治理难题首先需要回答的是,在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产生危机之际,全球化本身所蕴含的世界历史价值、人类文明价值是否也应该一同受到质疑?我们必须追问和厘清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产生危机的原因,同时还必须进一步追问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产生的危机是否会阻碍全球化的扩大与深化? 即必须追问“全球化”之为“全球化”的根本原因,明确这一根本原因与资本主义全球化之间的相关性何在。为了回答这一系列问题,我们不能笼统地对待全球化,必须对全球化的构成内容进行具体分析,进而阐明全球化对于世界历史、人类文明的价值。

  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视野出发,我们或许可以将全球化具体地区分为“作为承载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全球化”和“作为规范人类普遍交往的全球化”两个层次。前一个层次指的是社会生产总过程的全球化,是全球化的“物质内容”;后一个层次指的是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是全球化的“社会形式”。这两个层次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前者是后者的动力之源,具有根本性,为后者的建立提供物质性支撑;后者是前者的阶段性文明结晶,具有衍生性,为前者的发展提供价值正当性论证。根据英国学者G A 科恩的“发展命题”—— “生产力趋向发展贯穿整个历史”,生产力的普遍发展趋势具有自主性,从根本上是为了解决人类自身的物质匮乏问题。生产力作为一种主动的创造性力量,在面对人类历史中的各种挑战时,既需要寻找、建构能够引领历史前进方向的交往形式,也必须根据不同的历史条件不断调整、变革交往形式,由此才能推动生产力持续、普遍的发展,这一过程体现了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相互作用的辩证法。“交往形式进一步发展,作为人的生活的‘现实的条件’,它与人的活动之间会不断呈现这种‘适应—矛盾—递进’的状态和过程。起初这些不同的交往形式,是自主活动的条件,后来却变成了它的桎梏,它们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更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变成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因此,全球化的“物质内容”始终是世界历史中的一个自主性的力量趋势,而其“社会形式”既是“物质内容”的历史结果,同时也必须承受其“物质内容”的历史检验和历史变革。


  基于全球化的两个层次区分,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现代世界历史进程中的全球化问题。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作为全球化的“社会形式”之一,其所产生的危机并不直接意味着全球化的“物质内容”应该被质疑或否定,辩证地看,它恰恰是全球化的“物质内容”所需要面对的新的历史挑战。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危机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具有高度逐利性的资本作为治理全球事务之主要手段的发展性危机,也是这一治理体系不再适应全球化的“物质内容”的总体性危机。在美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的主导下,全球治理体系一直朝着霸权主义的方向演变,这使得各民族国家参与全球治理体系的核心目标都是维护自身国家安全而不是共建共享普遍安全的世界。中国自身日益强大的影响力加剧了该体系的瓦解,但中国强大的影响力仅是其瓦解的重要因素之一,更为致命的或许还是该体系自身存在的问题。因而,如果要消除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及其全球治理体系所产生的种种负面效应,就必须贡献更加符合作为承载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全球化的新构想,即构建一个更能推动全球生产力普遍发展,更为平等、公平和体现正义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根据这种对世界历史进程中全球化问题的理解方式,无须对全球化的暂时性兴衰抱以简单的形而上学态度,应当用历史的眼光来审视全球化的发展过程,进一步探索全球治理体系的变革之法,以求全球化的“社会形式”能够成为引领历史发展的交往形式,而不是在其成为阻碍和限制历史发展的同时,还通过生产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来证明自身的存在价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是通过建构新的全球治理体系以推动全球生产力普遍发展的世界历史过程,它指向的是一个保存民族独特性而又超越民族国家体系的全新世界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与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一样,面对的是全球化的发展与危机问题,但其处理方式却与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截然不同,它着眼于社会主义意义上的共享共建和合作共赢,追求的是普遍安全和共同繁荣的世界。从“人类社会”的哲学视域来看,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不仅无助于解决全球化问题,反而加剧了全球性的矛盾与冲突。这种全球治理体系试图依托资本逻辑的支撑形成的方案来应对与消解全球化发展所产生的各种跨国危机,企图在国际政治框架之内来解决新问题,认为全球化产生的新问题只是复杂化了的跨国问题,其方式并没有超越民族—国家体系,这一应对方案与错误认知正是全球治理体系的弊端所在。与此不同,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人类的整体发展问题作为考量对象,以创造和保护人类共同利益作为自身目标,追求的是具有更全面、更高层次的“共同性”的全球治理体系。

  在当前历史时期,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的弊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在于发挥其对全球化的引领作用。这种引领作用至少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反思性、批判性的理论体系,为“作为承载生产力普遍发展的全球化”及其治理体系提供价值正当性论证,帮助人们应对和解决在“作为规范人类普遍交往的全球化”上已面临的资本主义危机问题;另一方面则是通过这种价值正当性论证形成一种公平合理的全球性有机公共生活,创造一种更加合理、平等和多元的世界秩序。为实现这一引领作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根本任务在于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出发,自觉秉持一种更加能够丰富人的本质之现实性的全球治理观,坚持建构能够驯服和驾驭资本、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的共享型全球治理机制。

  有论者指出,马克思“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尖锐化而导致的社会主义与跨越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严格地区别开来”,认为两者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前者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就’基础上的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后’的社会主义,而后者则是有待于‘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成就’的‘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所以它处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同一序列上”。就此而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道路在当前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中,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处于同一序列上,它有待于吸取资本主义一切肯定的成就。根据这条实践道路贡献出来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战略构想,其最重大的历史意义就是发展了马克思所揭示的另一条改造和变革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道路。这条道路同样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以及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在吸收各个国家的优秀成果基础上所创立的能够凝聚不同民族、不同信仰、不同文化、不同地域人民的共识的社会主义道路,从而将所有民族国家都纳入到更加平等、合理、多元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中。在当前的时代,这条道路不仅要求“资本主义前”的社会主义吸收一切资本主义的肯定成就,而且要求社会主义国家秉持平等共享的原则帮助其他落后的国家走上更加合理持续的道路。

  由此可见,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过程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以新的形式展开。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旨趣中反思全球化问题,开辟出一个重新理解世界历史进程的新视角,即把世界历史进程理解为“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全球化建设过程。“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恰恰构成了全球化的合理动力,而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反”,不仅仅是理论生成上的“反思”,更是结合了中华文明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式的“拨乱反正”,其中“反思”是认清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和规律,“拨乱反正”则是发挥社会主义的力量以反作用于资本主义全球治理体系。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必须“将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同样视作可以在实践中发生变化,并现实地在不同经济制度与要素的博弈过程中蕴含着自我改造与扬弃可能的综合性主体,在这一体系通过资本逻辑对社会主义国家施加影响、进而将其内化于自身的同时,社会主义的逻辑也在这种为其摄纳的过程中促使这一体系发生重大而深刻的变化”。

  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效应: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建构性世界观

  马克思认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对于马克思来说,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不仅是一种“解释世界”的哲学体系,更是一种力求“改变世界”的革命学说。作为一种革命学说,它要求批判性地认识资本主义世界,也要求建构性地阐明一个新世界的性质、特点、构成和原则。就此而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展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立场、总体观点和方法论,始终蕴含着批判性与建构性的统一。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批判性认识是阐明一个新世界的理论前提,而对一个新世界的建构性阐明则是批判资本主义世界的理论指向。但这一理论指向呈现的不仅与批判资本主义世界相关,也与社会现实的发展水平相关。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与实践彰显了社会现实不断发展完善的内在要求,也为历史唯物主义建构性地阐明一个新世界奠定了基础。所以,重视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野下探讨人类命运共同体问题的同时,我们还必须思考人类命运共同体何以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带入一个新的思想和历史高度的问题。这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系问题包括两个密切相关的内容: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视野中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阐释问题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自身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创新发展问题。后一个问题实质上即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效应问题,其中最重要的是如何引导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成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建构性世界观”,因为在当代全球化语境中人类命运共同体命题的出现构成了诠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新路径,也使得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具有了新的思想形态。


  随着资本主义全球化浪潮的兴起,人类社会的发展出现了世界历史性的变化。在全球资本主义出现以前,世界上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民基本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各民族的生产方式、交往实践也较为封闭。从社会历史的意义上看,“全人类”尚未作为有机整体进行各种生存和发展活动,人类并未作为一个主体获得逻辑规定性和相应的现实性内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改变了这一历史状态,并推动了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成为“各个人的全面的依存关系、他们的这种自然形成的世界历史性的共同活动的最初形式”,由此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的重要研究对象。正是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现实状况,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研究视野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地域性视界,更加注重从全球性的角度来思考和研究人类社会的发展道路问题,“改变只注重于从一个国家、民族的视野来观察和谈论问题的方法,转向用全球化的观点来思考和研究社会发展问题,用全球性思维来补充和完善民族性思维”,这种研究视野的全球性拓展无疑更加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自身的要求。事实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本身就蕴含着全球性视野,其对世界历史理论的阐发也充分表明,人类的共同发展是一项全球性的事业。然而,由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构筑的世界市场和全球治理体系所带来的是一种不平等的、霸权主义的国际秩序,使得全人类在共享全球化发展成果的意义上不仅没有成为真正的“人类”主体,反而因其固有的矛盾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压迫、政治冲突和生态危机,最终发展为全球性的“风险社会”。自苏东剧变以来,全球化基本上就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时代境遇决定了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针对全球化问题的研究更多是以批判性为主,虽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通过批判全球化的不合理之处揭示出了改造之道,但其理论态度主要还是批判性的。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性出场改变了这一研究状态,推动并促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发生建构性转向。如前所述,资本主义全球化所引发的许多世界性新问题无法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国际秩序中被有效地分析和解决,这是因为现有的全球治理体系受资本逻辑的支配,本身就具有等级性和殖民性,缺乏一种体现国际民主、主权平等和共享成果的世界公共性。因此,凡是涉及世界性共同发展的问题,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文化、生态,基本上都超出了现有全球治理体系的处理能力。面对这一问题,中国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积极发挥负责任的大国作用,主动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各种重大问题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中基于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而自我努力、自我创造的全球性社会形态,它立足于“人类社会”的哲学立场,力求促进人类在真正的“普遍交往”中形成具有更高“共同性”水平的人类利益,在变革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推动全球生产力的均衡发展,为实现人类社会更美好的世界图景奠定坚实的物质和精神基础。较之于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批判性研究而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自身的结构性转变、拓展与提升,即把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心从批判性世界观转变、拓展和提升为全球化时代的一种“建构性世界观”。所谓“建构性世界观”,就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全球治理体系的基础上,预见性地判断、阐明和规划由各种社会领域、社会要素和社会关系所构成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结构、内在机制、运行方式、发展方向和价值目标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具体而言,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历史唯物主义如何在自身的思想形态中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般本质和发展规律,如何批判性地揭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全球性“货币共同体”或“资本共同体”的本质性差异,如何凸显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人类社会发展道路中的价值目标,如何预见性地指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过程中的客观问题,创造性地规划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道路和世界图景等,这些都是历史唯物主义在全球化时代悬而未决的理论问题和迫切需要解决的实践问题。作为一种“建构性世界观”的历史唯物主义具有以下几项基本特征。


  首先,“建构性世界观”的主体支撑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实践中,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一种“建构性世界观”,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意识指向人类未来的存在形态,同时又坚持“纯粹经验的方法”,从现实生活的经验性序列结构出发改造世界,既与现实达成有原则的妥协,又积极参与变革和优化现实的存在形式。这种立足于现实而高于现实的“建构性世界观”必须拥有主体性支撑,它能够代表人类社会的发展方向,凝聚人类的共识和意志,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最坚实可靠的历史性示范。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道路的拓展和中华民族复兴进程的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一新的历史方位意味着当代中国的实践道路达到了高度的理性自觉,具有参与和引领世界历史进程的理论自觉和实践意志,不仅能够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提供全新选择,而且能够为破解全球性治理难题贡献智慧和力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示范性必将推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提升成为一种“建构性世界观”,并进而重新获得普遍性意义。

  其次,“建构性世界观”的核心关切是提升人类共同性水平、维护全人类的共同利益。全球化时代之所以面临着诸多治理难题,主要原因在于当代世界是一个前现代、现代和后现代相互交织的复合体系,各种利益因素、文化因素和价值理念相互作用与相互冲突,使得世界面临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因素尤为突出。因此,破解全球性治理难题,关键在于构建一个既能容纳差异、尊重各方诉求,又能提升共同性水平、凝聚全人类意志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真正站在历史的、时代的、人类的高度思考全球化未来走向的“建构性方案”,这一全新的建构性方案要求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不仅能够批判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且能够将自身的革命功能转化为超越现代性的建构性意识,在维系人类生存、开创人类未来存在方式的道路上展现自身的理论创造能力。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历史唯物主义超越资本主义文明的理论叙事就“不再只是以阶级革命的方式实现人类解放的理论,也是一种唤醒人类超越资本主义文明形成以维系人类存在的救亡理论,阶级革命内涵的人类取向以一种人类的立场直接地凸显出来”。

  最后,“建构性世界观”的伦理信念是推进共同利益基础上的全人类的共同价值建设。在全球化时代,世界范围内的各种冲突与较量、人类所面临的诸多生存危机,固然根源于利益冲突,但也与更为合理的全球价值理念的缺失有关,因而,迫切需要在提升人类利益共同性水平的基础上重建全球性的价值共同体。《共产党宣言》指出:“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从辩证法的角度来看,普遍性存在于特殊性之中,共性存在于个性之中,马克思、恩格斯所说的“世界文学”正是由多种“民族和地方的文学”所构成的,这正是全人类共同价值的社会现实基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以“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为前提,从而确立“共在”与“共生”的伦理信念,并坚持以“共同价值”引领各个主体成员自身的历史与实践。这就要求历史唯物主义不仅要在理论上审视当今世界的多元性价值现实,打破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回答人类共同价值何以可能的问题,而且还要站在“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这一哲学立场上去指导实践,从而建构出鲜活的、深入人心的共同价值理念,进而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经成为在全球化时代检验和充实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社会现实,同时也是促使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获得创新发展的重大课题。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如何在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获得自身的深化发展就成为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重要契机。面对当代全球化运动中的诸多理论问题,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自身迫切需要从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认识中建构新的学说,从而审视自身理论的科学性,进而通过建构性的发展将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带到新的思想高度。以往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范式往往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批判性地解释全球化,而真正的问题则在于建构性地阐发全球化,阐发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既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带给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效应,也是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全球化时代“建构性世界观”的伟大理论任务。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研究,我们应秉持动态的、发展的历史眼光: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自在的世界性实体,而是世界历史进程中全球化的实践成果。对于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我们也应秉持现实的、创新的理论态度:历史唯物主义不是超历史的“历史哲学理论”,也不是传统教科书所阐述的“普遍原理体系”,而是在批判人类社会实践中不断建构发展的理论体系。正是由于历史唯物主义自身的“时代境遇”和“理论指向”,才使得其研究范式必然随着社会现实的扩展而进一步调整、深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全球化时代最为任重道远的历史任务,其本身就构成了历史唯物主义所面对的最重大、最根本的“社会现实”,这必将带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在当代世界的创新与发展。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7期

      声明:本网站所刊载文章不代表《观察网》观点。主要内容是进行舆情梳理和观点解析所用,旨在对舆论焦点进行修正和正面引航为主;作者投稿文章,文责自付。欢迎社会各界一如既往的支持和关注,批评和教诲。联系邮箱:guanchanews@126.com
上一条: 全面深化改革重要思想的鲜明时代特色
下一条: 创造人类反贫困历史的中国奇迹
舆曙角度
关于我们   |  宁夏内陆   |    观察网   |   主编简介   |   友情链接
Copyright 2006--2018 《观察网》版权受国家版权中心保护
【京ICP备15057771号】
世干智库服务邮箱:guanchanews@foxmail.com


观察网微信服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