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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君宝:中国人的“家国情怀”怎样异于西方

作者:万君宝 发表时间:2017年08月22日  

      中国人常常有这样的认识:家国同构。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下,“家”和“国”大致是按照同样的组织原则加以构建的。中国人称“我们”为“大家”、“他人”为“人家”、“祖国”为“国家”,折射出中国文化本质上是一种“家”的文化。它是家国情怀的起点和终点。

  家庭是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基本组织单元;家庭关系是中国文化系统中最基本却最精致的社会关系,中国人围绕家庭关系建立了世界上最复杂的人际识别系统。家庭承担着中国社会长治久安的基本治理功能,包括经济、财政、教育、医疗、养老等本应由政府部分或全部承担的社会保障功能。在历史上的社会动乱中,家庭保障还是抵御“政府失灵”“无政府状态”的“避难所”。从孟子的“王道之政”到陶渊明的“桃花源”再到新时代的“家国梦”,家庭为中华民族的发展与复兴提供了强大支撑。

  家国同构与家国异构带来不同的治理模式

  在中国传统文化系统中,家国同构表现为家国同“伦”、家国同“道”、家国同“德”、家国同“治”、家国同“存”。

  先来看家国同“伦”,它要求治家与治国同样遵循“子率以正,孰敢不正”的相同伦理原则。

  再来看家国同“道”,无论道家的“无为而治”还是儒家的“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都要遵循同样的管理原则:“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在中国人的意境中,“斗室”与“天下”无异,“陋室”与“朝堂”同工。

  就家国同“德”来说,孟子强调“四端”,即“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中国文化强调“以德服人”,为政以德,治家以德,无德者将丧失立足的基础,也就失去了治家、治国的人格底线。

  接下来看家国同“治”,在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中,从一家之长,到一地之长,再到一国之长,其治理模式并无本质区别。因此,中国文化顺理成章地认可并选择了家庭管理中的“家长制”和国家治理中的“精英政府”模式。

  最后来看家国同“存”,在面对国家灾难、社会危机以及“忠”“孝”难以两全时,中国人具有与生俱来的大局观和舍生忘死、舍生取义的自我牺牲精神。正所谓“覆巢之下安有完卵”“国之不存,何以家为”。

  而在西方文化中,从洛克的《政府论》到卢梭的《契约论》,“家”和“国”被看作两个不同的领域,遵循着不同的组织原则和治理原则。在洛克和卢梭看来,为了维护人的天生自由权,人们订立契约、成立政府;统治者的权力来源于被统治者的同意,“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在这种关系中,家庭只是人的自由权和财产权的结合体,政府是国家的临时代理机构,家国之间往往处于个人自由权、财产权的对立关系中,需要不同政治团体之间的权力斗争和选举政治来加以平衡。

  有西方学者就曾感慨:“我们西方人将国家看作是一个侵入者、一个陌生人,自然地其权力应该是有限的、明确界定的和加以限制的机构。中国人对国家完全不这样看,中国人将国家看作是亲密的——并不是和家庭成员一样亲密,事实上也不被看作是家庭的一个成员,却是所有家庭的首脑、所有家庭的家长。这就是中国人对国家的看法——与我们的非常非常不同。它以一种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方式深植于社会之中。”

  家国同构与家国异构,带来了不同的治理模式:在东方文化背景尤其是在中国传统文化情境下,衡量善政还是暴政、善治还是恶治的依据就在于它是否有利于民生,是否有利于百姓的生存与发展。由此,民生是中国历代王朝关注的政治主题之一。围绕这一关键问题与核心价值观,中国文化孕育出统一、和谐、责任、奉献、个人利益服从集体利益等为导向的价值观体系。而在西方文化背景下,“民主”是现代西方政府永恒的政治,即便它是通过权力斗争和民意操纵而呈现的金钱民主与选票民主。围绕这一关键问题与核心价值,西方文化发展出属于他们的自由、人权、公正透明、政治参与等为导向的价值观体系。

  独特的文化结构制度设计把辽阔疆域组成一个家庭

  家国同构提供了中国特有的文化竞争力。根据世界史学者许明龙的研究,早在18世纪,法国的一批启蒙思想家就隐约感受到中国人的这种独特文化结构,并把它看作超越西方的制度设计。

  例如,赫尔巴赫在《社会体系》一书中指出,“人们感到,在(中国)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中,伦理道德是一切具有理性的人的唯一宗教”,“把政治和伦理道德紧紧相连的国家只有中国”。这几乎是对家国同“伦”的一种精确的暗示。还有启蒙思想家对家国同“道”表达得更为直白:“中国人对伦理和政治不加区分,修身与治国之道德实为一体。”而伏尔泰最接近于揭示家国同构这一文化结构的内在实质。他指出,“根本的法律是:帝国是一个家庭,因此,公共事业被视为首要义务”,“这种深入人心的思想把幅员辽阔的国家组成为一个家庭”。

  家国同构为中国带来强大的文化软实力。一是它造就了历史上著名的“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康乾盛世”。南怀瑾认为,在政治安宁的情况下,中国人只需要30年,就可以造就一个开明盛世。二是它推动了改革开放的成功和“一带一路”的全新格局。从开放之初的“万元户”,到全球消费投资的“中国大妈”,再到世界各地的华人企业,无不展示中国家庭财富增长后带来的巨大推力。三是它为中国的“举国体制”提供了强大的社会支撑。家国同构为古代的万里长城、大运河等超级工程提供了政治、经济和社会基础,同样也为三峡大坝、青藏铁路、南水北调等当代超级工程提供了社会文化基础。四是它为中国梦的实现与世界和平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社会基础和组织动力。中国历史上的伟大社会变革——从井田制、商鞅变法到现代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改革的关注点起始于家庭,改革的成果回归于家庭。

  总之,西方社会传统上主要关注企业和政府这两大组织,通过企业的效率和政府的公平构建社会协调发展的制衡机制。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中,存在着强大的第三方组织——家庭,而家国同构使家庭、企业、政府间更容易形成缜密的协作型、一体化社会,从而更有利于国家的安宁、社会的进步与全社会总体效率的提高。这是隐含在中国社会结构中的文化秘密。

    作者:上海财经大学国际工商管理学院 

来源:解放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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