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有位政协委员提出，应该设立“民间文艺学”学科，以填补此学科的空白。他说，古老的儿歌、民谣，尽管并不艰深，却是藏在每个人灵魂深处的文化记忆。它是活灵活现的，就像外婆讲的故事、母亲唱的童谣，是心灵深处的乡愁。他还说起了20世纪初所兴起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那时，郭沫若、钟敬文等一批文化大家倡导“到民间去”，一改口头文学曾经不登大雅之堂的旧格局，如今，人类学的研究，更是佐证了口头传播的价值——民间文化确是中华文化的“命根子”。对他的建议，我是持赞同态度的。
能够广泛流布的民间故事，莫论中外，最终成为艺术经典的，似乎不用我多说。在我国，“牛郎织女”以及“梁祝”，就是最好的案例，其在文学、戏剧、音乐、绘画、影视等诸多领域所激发的再创作冲动和灵感，一直延续至今。另外大家也都知道，《诗经》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也称“诗三百”，可谓经典中的经典了，其收入了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的诗歌、乐歌、史诗共计311篇(首)，分为《风》《雅》《颂》三大部分，而其中的《风》，也即“国风”，不仅占据的数量最大，达160篇(首)之多，同时也最为精彩，是《诗经》中最为精华的一部分，“国风”中的《关雎》《七月》《伐檀》《硕鼠》等，均脍炙人口，千古流芳，而这些诗歌，恰恰都是流传于西周15个诸侯国的民歌，最终进入正典，也是搜集整理的结果。
而关于民间文艺学学科的设立，我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初中期，国内不少高校的中文系就已经开了这门课程。我是1979年考入吉林大学中文系的，大概是大三的上学期，也即1982年，系里开始开设“民间文艺学”课程，所选用的教材，是著名民俗学家钟敬文教授组织全国16所高校教师编写的《民间文学概论》。钟敬文教授在这部书的前言中说，“这本教材，从一开始计划编写起，我们就明确了它的内容和性质。它是一本供大学生学习用的‘引论’书，主要的任务是提出这门功课的一些重要问题和阐述相应的基础理论知识。”可见当时民间文学进入大学课堂，已受到广泛的重视。
但我认为开设这门课，最为至关重要的，还不仅仅是课堂上的理论学习，课程结束之前，学生会有一个多月的实习时间，也即到乡间采风，搜集各类民间故事，学生这门课的成绩，采风的成果，要占很大的比重。记得当年我们那个三人小组，先是去了长白山地区，在通化的集安、浑江、靖宇、抚松一带活动，后又到吉林市，沿松花江北上，到过九台、榆树等地，三人共采集民间故事二百余篇，其中有五六篇后来发表在《吉林民间故事》杂志上，而我们全班同学，总计采集各类民间故事达三千余篇(首)，除发表的以外，均被省民间文艺家协会作为珍贵口述资料收藏。据我所知，这样的采风活动，在我们系持续了很多年，后来为何取消了这一课程，不得而知。
我觉得，这样的学习和采风，一方面，为民间口述文学的抢救与整理，做了大量细致、艰苦的前期工作，功不可沒，客观上也解决了田野调查人员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也为学生了解民情、民风和民俗文化，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同时也提高了各种适应能力和野外生存技能，尤其是学会了怎样与人相处，真的是受益终生。(周凡恺)
注：原标题为《文化之根 心灵之源》
来源：天津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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