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论人类共同价值、人性结构与文明演进的对应性
陶伯华
只有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揭示人特有的“类特性”，才能全面把握人类共同的价值追求及深蕴其中的人性结构。人类共同价值、人性结构的提升与社会文明的演进具有对应性。21世纪面临的世界文明格局转換，正呼唤中华文明的新突破、新建构，呼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笫三次历史性飞跃。在古轴心期曾涌现了老子、孔子等世界级大师人物，创造了博大精深的大道文化的中华民族，在新的时代条件下，综合运用土法、洋法、新法，同样有可能在新轴心期创造出更深地触及人类的精神基础，更具有全球感召力的中华新学术、新文明。
一、人类共同价值植根于人类特有的人性结构
价值是客体属性对主体需要的满足，是客体对主体的效用和意义。人所处的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不尽相同，因而不同国家民族、不同阶级阶层、不同职业爱好的人的价值追求千差万别。然而就他们同属地球上的最高种类而言，却有着最基本的共同价值趋向，即都有追求生存发展享受的愿望，都有求真求善求美的人类本性。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5年的第七十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提出，“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人类这种共同的价值追求是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基础，是驱动社会进步、文明演进的内在动力，它深深植根于人类特有的人性结构之中。
马克思早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就从文化人类学的视角指出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指出人特有的“类特性”：“实际创造一个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的自然界，这是人作为有意识的类的存在物(亦即这样一种存在物，它把类当作自己的本质来对待，或者说把自己本身当作类的存在物来对待)的自我确证。诚然，动物也进行生产。它也为自己构筑巢穴或居所，如蜜蜂、海狸、蚂蚁等所做的那样。但动物只生产它自己或它的幼仔直接需要的东西;动物的生产是片面的，而人的生产则是全面的;动物只是在直接的肉体需要的支配下生产，而人则甚至摆脱肉体的需要进行生产，并且只有在他摆脱了这种需要时才真正地进行生产;动物只生产自己本身，而人则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动物的产品直接同它的肉体相联系，而人则自由地与自己的产品相对立。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物种的尺度和需要来进行塑造，而人则懂得按照任何物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随时随地都能用内在固有的尺度来衡量对象;所以，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塑造物体。”
在这里，马克思是用“两个尺度”来标志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来表征“美的规律”的，理解了“两个尺度”是什么，也就不难理解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是什么?“美的规律”是什么?遗憾的是，马克思对“两个尺度”本身的论述语焉不详，后人只能按照在各自时代环境中形成的知识框架来加以阐释，其中最流行的观点是从字面出发，把“任何物种的尺度”理解为外部的客体规律性尺度，即认识论尺度;把人的“内在的尺度”理解为主体的狭义目的论尺度，即利益价值论尺度。而“美的规律”仅是合客观规律性与合利益目的性的统一，是真与善的统一，是认识论尺度与功利价值论尺度的统一。这种诠释，从根本上遮蔽了马克思原来要强调的人的更高的生命目的与生存意义(即人之为人的价值)，遮蔽了人类目的论、价值论中最重要最高端的部分。
纵观贯穿于马克思不同时期的一贯思想，笔者提出不同于上述观点的“超物种尺度说”以及“主体目的两重说”。我们认为，马克思所讲的人的“两个尺度”是相对于动物所属的“物种尺度”而言的，是动物低级的“物种尺度”在外在的生产能力与内在的生产目的两个向度上质的超越。
人的生产能力尺度反映着人类在认识和实践活动中揭示、把握并运用客观事物的本质和规律的水平，可以称为合规律性的理性尺度。借助合规律性的理性认识，人们可以使自己的行为意向符合客观实际，具有预见性和创造性。更重要的是，人们利用这种合规律性认识变革与更新生产工具，使之成为人的自然器官的延伸与放大。此外，掌握和认识了人的社会活动规律后，人们可以改进自己的生产组织方式与社会交往方式，使掌握生产工具的人联结成强大的社会生产力。人类实践能力不是个体能力的简单加和，社会生产力才是人的本体能力，人类以完全不同于动物的生产方式不断解决着“人如何活”的问题。
人的生产目的尺度包括“为我”的功利价值尺度与人类存在的生命意义尺度。马克思明确把人的生产目的分为“外在目的”与“内在目的”两个层次。“外在目的”反映的是动物与人都必须首先满足的低层次肉体生存需要，反映着“为我”的功利价值关系。“内在目的”反映的是人特有的自由发展需要，反映着人的创造世界的本原论需要。康德就曾在《判断力批判》中全面分析了快适、美、善三种快感的关系。他认为“快适，是使人快乐的;美，不过是使他满意;善，就是被他珍贵的，赞许的，这就是说，他在它里面肯定一种客观价值。快适也适用于无理性的动物。美只适用于人类，换句话说，适用于动物性的又具有理性的生灵……善却是一般地适用于一切有理性的动物。……可以说：在这三种愉悦里只有对于美的欣赏的愉快是惟一无利害关系的和自由的愉快;因为既没有官能方面的利害感，也没有理性方面的利害感来强迫我们去赞许。……一切利害关系是以需要为前提，或带给我们一种需要;而它作为赞许的规定根据是不让我们对于一个对象的判断有自由。”这样，康德从既无关官能利害，又无关理性利害这两个层面把美与欲、善同时区别开来。因此，我们认为主体目的性应再区分为“为我”的需求目的与“我为”的创世目的两个层次。“为我”的需求目的面对的是善的价值世界，“德者得也”，它包括合理的为小我之利欲与为大我之德义。“我为”的创世目的面对的是人之所以为人的生命意义世界，它反映的是人改造世界的愿望与能力，是人在宇宙中的本原论创造地位，是为天地立心、为万物赞化的“圣”的创造使命，它回答的是“人为什么活”这一处于最高层面的大本大原问题。
人的生产目的的两个层次(“为我”的外在需求目的与“我为”的内在创世目的)决定了劳动、实践的两重性(谋生性与自由创造性)。人的劳动、实践既是谋生劳动、功利实践，又是自由劳动、以追求能力的发展与发挥为目的的创造实践。这样就能解释人为什么能对自己的劳动产品、实践成果同时能产生功利追求与审美欣赏两种态度，就能解释为什么人能从功利观点逐步分离出审美观点，为什么劳动、实践与审美有着内在的联系。
马克思认为，人是按照“美的规律”来改造世界的。“美的规律”，就是人将自己全能全面的生产能力尺度与更高级的内在目的尺度，运用于客体对象，在创造世界中肯定自身的规律。人将实践本原的“两个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的生产过程，也正是人按照“美的规律”来高起点构建“人如何活”的生活环境与“人为什么活”的生命意义世界的过程，就是人在社会实践漫长的历史展开过程中，全面发展超感性、超动物性的人类特有的理性、德性、诗性(神圣性)的过程。这样，“人如何活”与“人为什么活”这两大哲学基本问题的抽象对峙，科学主义与人本主义两大思潮的片面对立，就在人的自觉自由的实践活动中消解了。它们可以直接用实践本原的“两个尺度”来分别表征，可以在“美的规律”的运用中得到统一的回答。据此，我们也可以进一步建构更为全面辩证的人性结构的二尺度三层次模型。
尺度
层次生物尺度超生物尺度文明成果
认知世界感性理性真
“为我” 的利益世界功利性德性善
“我为” 的意义世界物性、世俗性诗性、神圣性美
“三层次”，即认知世界层面上的理性求真、“为我” 的利益世界层面上的德性求善，“我为” 的意义世界层面上的诗性求美。理性、德性、诗性，都属于人性结构的超生物尺度。人性结构的理性之维与德性之维，前人已作过详细论述。本文则依据马克思主义的新世界观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理想追求，承继中华大道文化崇尚自然诗性与重视诗教乐教的优秀传统，提出人性系统中有一个由人的“内在目的”、“内在尺度”决定的处于更高层面的诗性结构。诗性就是人的自由创造性、实践本原性，它追求的是人之为人的价值，面对是人的生命意义世界。人性的这一诗性结构，基于面对客观规律世界的理性、面对“为我” 的利益需求世界的德性、功利性，而又在进化层次上高于理性、德性、功利性。
“二尺度”，就是人与动物共有的生物尺度(物种尺度)与人类特有的超生物尺度(二个向度上的超物种尺度)。人是从动物中进化来的，在这一阶段，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建造，因此在生物尺度中只有感性以及初级的悟性思维，只能根据现象的外部联系建立受动的条件反射，只有根据直接肉体需要产生的功利性，只有大自然规定的物性。与动物相比较，人的感性、功利性、物性虽有很大程度的发展，但总体上仍属于那种生存性、缺失性的认知与需求。而在人的超物种尺度阶段，人类发展出动物所没有的理性、德性、诗性，因此掌握自然规律与社会需求的理性人、德性人在生产能力尺度上懂得如何合理地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具有诗性的人在生产目的尺度上懂得怎样处处都把人类内在的尺度运用到对象上去，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创造，具有上帝般的神圣性。二尺度加三层次，就形成了人性结构的二二对应的六个维度(感性与理性、功利性与德性、物性与诗性)。正是这样多层次多维度的人性结构，决定了多层次多维度的人类需求结构与共同价值追求。而对多层次多维度的人性结构和人类共同价值追求的任何片面的狭义的理解，都会导致社会政策上的左右摇摆，带来社会实践上的严重后果，都会影响我们对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全面把握与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中华文明的创新拓展。
二、人性结构的提升与社会文明的演进
必须指出的是，从生物尺度到超生物尺度，从野兽到天使，从凡人到圣人，从人性到“神性”，有一个成长过程。人的超越提升层次，决定于人的需求在社会实践中的实现层次。当人停留于动物式的生存层次时，他不过是受本能欲望，受食欲、性欲支配的自然“血缘人”。当人受缺失性需要制约，受薪金、奖金、安全等“保健因素”支配时，他不过是一个“经济人”。当人开始追求归属需要、尊重需要，要求人际关系的和谐时，他已经上升到复杂的“社会人”。而当人已不满足于个体生理生存需要与个体社会生存需要，要追求个人的成长、发展、工作的挑战性、事业的成就感、个人对集体、对社会进步的责任感时，当社会也能为个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创造提供制度保障、生活保障与更便捷的信息交流与网络沟通平台时，他就会开始从受名缰利索束缚的“功利人”层次挣脱开来，而跃升到自由的“审美人”层次。由此可见，没有单—的、抽象的、不变的、绝对的人性，完整的人性结构总是由二尺度、三层次造成的二二对应的六个维度的张力结构。这个复杂的人性张力结构，因时代而异，因阶级而异，因个体而异，随主体实践活动的展开而生成，随社会实践水平的提高而提升。总体趋势是原始史前社会以神性、族群德性为纽结，阶级社会以功利性、物性(“人为物役”)为主轴，未来大同社会以诗性、圣性为主导，“我为”的内在创世目的超越制导了“为我”的外在需求目的。
马克思终其一生坚持不懈地从哲学人类学的高度将实践范式与诗性指向作为其学说建构贯彻始终的红线，作为其事业追求的最高境界。青年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第一次将“自由自觉的活动”规定为人的“类特性”，第一次将“美的规律”与人的两个超物种尺度联系起来。以后又进一步将实践范式与审美诗性建筑在唯物史观的科学基础上，在1845—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提出要在高度发展的生产实践与交往实践基础上实现“个人的全面发展”，“个人的独创的和自由的发展”，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更是把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社会发展的根本目的，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最高原则。中年马克思在其经济学、政治学著作中继续深化了这方面的研究。在为写作《政治经济学批判》和《资本论》作准备的《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又以社会分工发展阶段和社会历史主体的发展水平为分类依据，将人类社会划分为依次演进的人对人依赖的前资本主义社会、人对物依赖的“现代社会”和人的全面自由发展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并提出“不能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晚年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的修改写作，在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的研究笔记中，把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划分为以古代公社所有制为基础的“原生形态”，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次生形态”，再在更高阶段上回复到古代类型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再生形态”，并强调“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即以追求发展创造需要为惟一人生目的的审美主体。而人类真正追求的“自由的领域，是在必要和外在目的的规定要做的劳动终止的地方开始的……是在狭隘物质生产领域的彼岸。”
上述引据，足以证明经典马克思主义学说中并没有一个所谓的“人学空场” 。恰恰相反，按照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人性结构、主体形态及其价值追求的提升与社会文明的演进具有对应性，其推进的根本动力是在生产实践与交往实践中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个体自由度的增大。那么，怎样来测量不同层次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呢?唯物史观认为，可以用必要劳动时间与剩余劳动时间比例关系变化的这根标尺来度量。必要劳动时间就是满足人类最必需的基本生存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生产时间。如果一个社会生产的产品在满足生存需要后仍有剩余，那么生产这部分剩余产品的时间就是剩余劳动时间。当社会生产力都表现为必要劳动时间，人类生产还不能创造剩余产品时，就只能实行原始共产主义的平均分配。这时人类还未分裂为阶级，人们还是受制于自然分工、以人的生产为主导尺度的“血缘人”。多维度的人性结构及其价值追求，只能围绕着亲缘性、族群至上的原始德性这根主轴旋转。
当生产力发展到这样的阶段，社会生产已能形成一定的剩余产品，而这种剩余产品又不能普遍地满足每一个社会成员需要，即人类总劳动中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大于剩余劳动时间时，就势必产生阶级分化、阶级剥削和阶级对抗。社会生产的剩余产品过去和现在都是一切社会的、政治的和智力的继续发展的基础，是人类文明提升的基础。然而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中，这些社会剩余产品大都落到了享有特权的统治阶级手里，成为它们特享的阶级文明。这时人类就分裂为对抗的“阶级人”，多数人仍处于匮乏状态下为生存奔波的“经济人”水平。多维度的人性结构及其价值追求，只能围绕着功利性、物性这根主轴旋转。
这样，在哲学人类学中，匮乏与剩余就成为反映人的生存状态的两个基本指标。对匮乏与剩余的不同观点，可以引出两种旨趣不同的人类学。萨特在走向马克思主义之后，推出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代表作《辩证理性批判》，就是围绕匮乏与异化等范畴展开的。萨特认为，匮乏是一个与人类共存的基本事实，对于人的需要来说，由于自然存在的有限性，任何时候物质资源总是匮乏的。“无论是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变，直到现在总是出现在匮乏中的，也就是说，出现在一个还不能从它的自然需要中摆脱出来，从而被它的技术和工具所决定的社会之中的。一种需要被压迫和被某种生产方式所支配的集体性的破裂，引起了构成这种集体的个人之间的对抗。”匮乏决定了人类历史的基本结构，决定了人的现实关系的基本性质。在匮乏的历史条件下，“人为物役”，物统治着人，使人异化为“非人”。在匮乏的环境中，他人就是“恶”，就是“地狱”，是逃避迅速走向死亡的竞争者。“在任何情况下，斗争都是根源于匮乏”。人只有在争夺物质的斗争中，在否定他人中获得对自己的肯定。人们不断地把匮乏内在化，使之成为人本身的存在状况，人就变成“匮乏的人”。由于匮乏永无解决的尽头，人类的未来只能是一片晦暗，这就是“人的悲剧”之源。
从萨特将匮乏普遍化、永恒化的理论失误中，我们可以反过来进一步认识到马克思的唯物史观与剩余价值论的理论意义。马克思承认人类匮乏的历史，但更强调依靠生产力的进步创造更多剩余产品的未来希望。马克思看到匮乏使人异化的一面，更看到剩余产品作为文明进化的基础使人提升的另一面。马克思指出，阶级的产生仅与人类生产有所发展，社会有一定的剩余产品但还不多这样特定的历史阶段相联系;阶级剥削的秘密就在于对剩余价值的遮盖与掠夺;在未来社会，通过科技进步与生产发展，社会物质财富极大丰富后，剩余产品与自由时间一定会造就新的人性结构新的社会主体，一定会使人的审美的“内在尺度”成为社会主导尺度。因此萨特的悲观主义是没有充足理由的，在优生优育、人的生产有计划控制与科技发展、物的生产极大丰富的前提条件下，共产主义与自由审美人的涌现绝不是一种没有历史依据的“乌托邦”空想。
马克思认为，在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中，当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创造出无比丰富的剩余产品后，阶级剥削、阶级压迫、阶级对抗的物质基础就最后消除了，大同社会的诗性文明也就代替了以往自私的血腥的对抗的阶级文明。在共产主义社会，“一方面，社会个人的需要将成为必要劳动时间的尺度，另一方面，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至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的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这就是说，满足每个人基本生存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将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降到一个很小的比例，能满足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剩余劳动时间与高级的创造性活动时间则将占据越来越大的比例。同时，由于全体社会成员成为社会的主人，剩余劳动成果就真正变为全体社会成员可以平等享受、全社会文明精品可以自由支配的财富。而据有主导地位的“自由时间——不论是闲暇时间还是从事较高级活动的时间——自然要把占有它的人变为另一主体” ，即“自由个性”，即以追求创造需要为最高人生目的的审美主体。只有在这种审美主体面前，“需要和享受失去了自己的利己主义性质，而自然界失去了自己的纯粹的有用性，因为效用成了人的效用。”这时，人将不再以狭隘的利己的实用功利态度来对待物，物也不以其纯粹的有用性来取悦人，于是人的感觉和本质力量将得到全面的解放，美的自由王国将在创造主体面前全方位展开。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将共产主义社会定义为以“每个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为基本原则的社会形式”。同样，我们也可以将共产主义新人定义为以追求自由的发展创造需要与“高峰体验”为人生目的“审美人”。这时，只有到这时，多维度的人性结构及其价值追求，才能围绕着最高层面的诗性、神圣性这根主轴旋转。
社会形态生产力水平劳动剩余度人性结构主导轴主体形态
原始社会极低极低族群至上的德性自然血缘人
阶级社会中等由低向高,贫富不均物性 功利性 谋生功利人
大同社会极高极高诗性 神圣性审美自由人
从原始公有制的原生文明形态，到阶级文明的次生形态，到共产主义诗性文明的再生形态;从对人的依赖关系的自然经济形态，到对物的依赖关系的商品经济形态，到自由个性的自由时间经济形态，这就是社会文明与经济制度依次提升的历史形态。与此相应，从自然血缘人，到谋生功利人，到自由审美人;多维度的人性结构主导轴，从族群至上的德性，到物性、功利性，到诗性、神圣性，这就是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体及其价值追求依次提升的历史形态。“审美之维可以作为一种自由社会的尺度。”共产主义诗性文明是人类社会的最美形态、人类文明的最高阶段;自由发展的诗性审美人则是社会主体的最高形态、生命存在活动的最高方式、人类发展的最高境界。这也就是社会制度与社会主体在文明演进最高阶段上的对应关系。
三、21世纪面临的世界文明的格局转换
人类文明不是一成不变的绝对物，它自诞生以来，从要素到系统，从结构到层级，从渐变到剧变，从局域到世界，一直处于变动与发展之中。进入21世纪后，世界文明格局又出现急剧转换的趋势：
一是西方文明的危机与东方文明的转机并存。
西方强势文明，一方面在空前激烈的经济竞争中推进了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生活的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全球性的人际对抗、人天对抗、人性对抗的大危机。对西方文明危机的忧思深深困扰着当代西方学术精英。正如《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的作者亨廷顿所说的，20世纪西方杰出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在很大程度上一直在探索文明的起源、形成、兴起、相互作用、成就、衰落和消亡。每一次重大的危机和事件无不诱发西方学者从文明中寻找答案。这段大实话道出了文明研究之所以能成为当代西方显学的深层原因。例如德国学者斯宾格勒正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与苦难中出版了轰动一时的《西方的没落》，预言“西方文化同历史上曾经存在并已死亡的其他文化一样，不可避免地将走向没落和灭亡，在劫难逃。”亲历两次世界大战、目睹“日不落帝国”衰落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在其洋洋500万言的12卷巨著《历史研究》中探索了文明兴衰的规律，认为文明死亡的原因永远是自杀，“无论如何，在从前的历史上正是精神创伤被证明是无可挽救的”，而现在“欧洲的衰退已是一亇无法回避的事实”，“西方的优势将是昙花一现”，并预言“恐怕可以说正是中国肩负着不止给半个世界而且给整个世界带来政治统一与和平的命运。”当代美国著名国际问题专家、战略家、前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热津斯基在其新著《大失控：21世纪前夕的全球混乱》一书中，痛心疾首地分析了美国价值观的没落所带来的深刻社会危机与精神危机。他指出，随着“冷战”的结束，西方，特别是美国社会不可自拔地掉入了“自由放纵的丰饶角”。富足的物质生活正在培育空虚颓废的精神温床，人们在纵欲无度的道德混乱与感官享受中正在失却宗教信仰和道德操守，精神的颓废和漂泊正在耗尽西方的“阳刚”之气。布热津斯基厉声警告，“哲学没落”、信仰衰微、道德混乱，将使美国逐渐失去内聚力，失去价值感召力，最终将失去作为全球领导力量的驾驭力。“如果人类要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就必须克服全球精神危机。”2008年以来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开始动摇霸权主义与“华盛顿共识”的根基。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认为，如今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是一场长期的结构性危机，将对世界的基本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由于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主宰世界长达五个世纪的欧美权力秩序正在发生根本变化，世界已进入文明“转换期”。 新世纪、新千年世界文明格局面临的危机与孕育的转机，催促我们必须以全球性视角，创建有感召力的中华新学术、新文明，以引领复兴中华民族、推进世界文明转型的未来之事。
二是古轴心期文化的复兴与新轴心期文明的崛起。
轴心期理论是与海德格尔并称为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的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来的。在他看来，人类历史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时期是史前，第二个时期为古代文明，第三个时期是轴心期(Axial Period)，第四个是近现代的科学技术时代。在雅斯贝尔斯看来， “轴心期”比其它三个时期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基。“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①
从人类文明演进史来看，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古轴心时代，确是一个社会变革、百家争鸣、巨人辈出的伟大时代。由于轴心期较高发展阶段的人具备了能够把握世界普遍联系、洞察事物底蕴的抽象范畴思维、逻辑思维能力，因而他们能够第一次自觉深入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层面，探索人类文明与学术体系的基本结构框架。再加上当时仅隔二三百年时差的冶铁技术革命在各轴心地的急剧推开，就引起了几乎同步的“天崩地裂”式的经济社会革命与相应的意识形态革命。这个伟大的意识形态革命，实现了对素朴的原初文化的超越与“突破”，确立了学术体系的框架，奠定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基础，形成了精神生产的独立群体，使人类文明发展又获得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新飞跃点、新支撑点。只有经历轴心期革命或接受轴心期革命成果的，才能真正跃入文明的自觉阶段。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伴随经济社会的急剧变革与飞速发展，“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文明”开始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个热点。希伯来大学的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轴心》一文中提出，在轴心文明之一的基督教欧洲文明内部，有一种含有强烈诺斯替教成分的异端理想，这种异端理想试图把上帝之国引入尘世，以后它借着启蒙时代和几次大革命，成功地从社会的相对边缘的区域转移到中心的政治舞台上，这种转移可称之为第二轴心时代。美国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更是多年致力于“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文明”的研究。2000年元旦，杜维明在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刊出论文《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对话》，指出世界上已出现了生态意识、女性主义、宗教多元和全球伦理四大思潮，为我们提供了继承启蒙精神和超越启蒙心态的新思维和新契机。但是杜维明总是把“新轴心时代”和“儒学第三期”两个论题放在一起，“新轴心时代”主要是为他的“新儒学”理论提供宏观背景。和杜维明相比，中国的汤一介教授不仅讲儒家，而且崇道家，在《论新轴心时代的文化建设》等论文与讲演中，更加注重正面回答“我们是否能说当今人类社会的文化正在或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
本文认为，在原始史前文明、阶级文明、未来诗性大同文明这三大不同时域、不同等级、不同运行方式的文明总体系统之间，存在着两个渐进的局部质变的“大过渡”衔接阶段。这两个不同性质的“大过渡”衔接阶段，各有自己的因触及人类的精神基础而大放异彩的时代，这就是古轴心期的以神学、哲学为中心的学术思想革命与新轴心期的以科学、美学为中心的学术思想革命。因触及人类的精神基础而大放异彩的两亇轴心时代分别处于两亇“大过渡”阶段。从阶级文明向未来更高的诗性文明的大过渡、大飞跃，难度更大，所需时间也必然更长。以人的生产为主导的原始史前文明、以物的生产为主导的阶级文明、以美的生产为主导的诗性文明建筑在相距悬殊的不同层面的生产力发展水平与不同人性结构组合的主体基础上。支撑自由个性与自由人联合体的新的物质基础与新的主体条件，决不是短短数百年可以造就的。21世纪刚展开的高科技—高人文文明、信息网络文明、生态文明，仅仅是第二次大过渡、大飞跃的开端。因此，新轴心文明从理论上的逐步展开到实践上的全面推进，很可能始于新世纪的开端，成于新千年的终结。21世纪作为公元第三个1000年的开端，如果能记取20世纪的历史经验与惨痛教训，如果能大力培植新的文明飞跃点，就可孕育人类文明的第二个轴心期，开启“新轴心时代”;而“审美诗性的太阳”从升起东方到普照人间，则要经历公元第三个1000年的漫长历程。在这个漫长历程中逐步完成的新旧文明核心范式的转换，将带来“人类学常数”与全社会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根本变更，带来主体生存方式与生存目的质的提升。因此，新轴心文明作为“奠定我们新人性基础的精神革命”，要实现在多数民众精神上的升华与在社会上的主导，必须依赖第二轴心期的以科学与美学为中心的学术思想革命的深入，必须依赖第二个大过渡时期以人为中心的更全面的经济社会生态革命的展开。
“新轴心时代”之所以新，是因为它更深地触及新的人类存在方式与精神基础，因而它要求出现更高水平的百家争鸣，推出更具原创性、前沿性的当代经典，拥有更新的理论范式、主导价值与思想体系。这种更新的理论范式、主导价值与思想体系，绝不会是仍然偏执一端的“新儒学”、“新西学”或“新神学”。按照笔者提出的以实践为本的真善美超循环自提升系统的运行模式，理性之真、德性之善、神性之圣、诗性之美具有由低到高的层次性，因而认知—思维科学、价值科学、神学、美学也具有由低到高的层次性。在这种层次系统中，以真为首、理性至上的西学谱系，以善为首、德性至上的儒学谱系，以圣为首、神性至上的神学谱系都只能作为多维多层的新实践观、新历史观、新思维观、新价值观的构成环节，受到更高层次的诗性之维的制导，从而拓展出自由诗性的新学统，创建“新轴心时代”更高形态的中华新学术新文明。
综上所述，只有随着以人为中心的更全面的经济社会生态革命的展开，只有在更高更新的社会生产力的驱动下，只有在更多的具有新的人性结构与价值追求的新人推进下，这种在诗性之维的制导下进行的中、西、神、马四大学术谱系的自身转型与互动对话才能逐步深入，我们也才能不断深化理论突破创新的新境界，不断开拓“新轴心期”的新视野，以更宏大的理论构架重建中华新学术新文明，引领世界文明格局的健康转型。
四、综合三法推进中华文明的创新发展
新世纪、新千年世界文明格局面临的危机与孕育的转机，催促我们必须以全球性视角、突破性思维引领复兴中华民族、创新中华文明的伟大实践。新世纪、新千年古轴心期文化的复兴与新轴心期文明的崛起，也将进一步展示博大精深的中华“大道文化”的当代转型与天下情怀，展示有更新的理论深度、思想广度、境界高度的当代中国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对推进世界文明的引领作用。
有这个可能吗?有!早在上世纪90年代美国学者雷斯蒂沃就提出：“我们这些期待‘新科学’的人，不能肯定这种新科学会出现，也不能肯定它在什么地方出现。但是，当我们为了子孙后代审视现在时，我们不能忽略意欲综合利用其三法(洋法、土法和新法)的中国，有可能给未来的科学史家带来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从21世纪才开始认识的新科学何以出现在中国，而不是出现在美国或其他地方。”
现在，21世纪已走过了近二十年，面对全球危机与当代中国超常规跨越式崛起的奇迹，更多的西方有识之士已看到世界进入文明“转换期”，开始认真思考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雷斯蒂沃猜想”。 本文认为，综合三法，创建更有全球感召力的当代中国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推进中华文明、世界文明的突破性创新发展，完全具有现实的可能性、可行性。
“土法” 是创建学术新体系、中华新文明的历史基础。所谓“土法”，就是扎根于神州大地上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式、发展路径、发展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与推进中华大道文化“一体四维” 的宏大构架。“一体”为大道，“道”既有“追根究底”的秩序、规律、终极本原之意，又有“安身立命”的准绳、规则、终极价值之意。古中华的“大道文化”包括天道与人道两个方面，它包罗万象又互相映射。“推天道以明人事”与“推人道以求物理”，形成了儒道互补、体用合一的类推思维方式。古轴心期的先秦诸子又从各个侧面深化开拓了“大道”范畴的四个基本维度：道家以道为本、尚道的自然诗性之维、得天地逸气，儒家扬道的伦理德性之维、养人间正气，墨家重道的认知理性之维、察万物真情，法家持道的规范功利性之维、执冷峻法规，从而较全面地反映了人类的共同价值追求及深蕴其中的人性结构的二尺度三层次模型，形成了从认识论、价值论到本原论的完整而素朴的学术建构与话语系统。尤其重要的是，孔孟仁道从孔子的仁者爱人、直道而行、道重于君，到孟子的重民轻君，要求恢复井田制、倡导“惟仁者宜在高位”的禅让制，直言以贤易暴的革命说、易位说，都回响着原始公有制、民主制的遗音。这是孔孟之道最为可贵的地方。《礼记.礼运》篇借孔子之口，进一步将“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的“大同”社会置于“今大道既隐，天下为家”的“小康”社会之上，不仅高出了以等级制为基础的柏拉图的《理想国》，而且将孔孟仁道的德性之维上升到了“天下为公”的“大道”境界，从而喊出了古轴心期人类最高的价值追求，成为中国历代仁人志士憧憬的美好理想。从古代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到近代康有为的《大同书》，到现代马克思主义者毛泽东仍在低吟“陶令不知何处去，桃花源中可耕田?”，乃至在大跃进年代还要干部带着《大同书》下乡调研，这里尽管有种种空想的乌托邦成分，但也折射出中华大道文化的深层结构中内蕴着一种高出于道德境界的“天地境界”、“诗性境界”。遗憾的是相随大一统的专制等级制度的确立，后儒的伦理德性却片面凸现束缚人性的“三纲”，并成为古中华“大道文化”的主导构架。古老的中华文明在近现代遭遇的亡国灭种危机，迫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纷纷求学西方，改造儒学，扬弃单一的“德性之道”，回归博大精深的诸子互补之“大道”，并在全盘西化、中国文化本位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种重建方向的争鸣碰撞中探求中华新学综合创新的可能性。
“洋法” 是创建学术新体系、中华新文明的现实借鉴。所谓“洋法”，就是全方位的学习吸呐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特别是西方学术、西方文明的先进经验、发展路径。西方学术在理性认识论与科学技术上取得的成就，可以补充、改进中华大道文化的理性之维，但不能“全盘西化”，用它来取代“一体四维” 的宏大构架。西方传统学术以冷冰冰的规律世界的“逻各斯”为核心范式，以理性的知识论整合学术体系的众多部类，不能不走向理性主义、本质主义。近代西方学术的奠基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凸现了理性的个体性。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占有欲、扩张欲、征服欲相结合，张扬了理性的工具性。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化，新教伦理又使工具理性获得了宗教的神圣性。康德著名的“三大批判”，则使主体理性同时成为科学认知、道德实践、审美判断的先天原则与根本源泉。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通过理性异化为他者又返回自身的辩证运动，进一步将主体理性提升为主宰世界的绝对理性。从这些“启蒙理性”中必然导出的个体中心主义、功利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使西方资本主义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带来了掠夺、征服、战争、鲜血与种种全球性危机。西方理性主义的这种学术建构，随着其种种弊端的暴露，势必在现代受到挑战，在当代遭遇解构。
“新法” 是创建学术新体系、中华新文明的理论指南。所谓“新法”，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实践、新经验、新成果。比较古今中外各种学术谱系与话语体系，我们认为像古中华“大道文化”那样拥有完整的学术建构能力的核心范式，只有一个，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以自由诗性为理性、功利性、德性统率的“一体四维”实践范式。马克思主义实践范式的“一体四维”构架，从实践认识论的理性维度，到实践价值论的功利性与德性维度，再到实践本原论的自由诗性维度，具有由低到高的系统层次结构，反映了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与人性结构的提升趋势。对这一点，笔者已在多篇学术论文及《新文明学导论》的“以实践为本的真善美超循环自提升系统”一章中作了详细论述。在马克思主义实践范式的“一体四维”构架中，自由诗性能成为理性、功利性、德性的最高统率与主导维度，不仅是个理论问题，而且是反映了世界文明的演进趋势与人类共同的未来愿景的实际问题。当今世界，由高科技革命、信息网络技术革命、生态文明革命推进的后现代社会建设，进一步在实践本原论的层面上呼唤全面发展人的自由个性，具体地落实马克思的关于人类的最高目的应是致力于“推翻那些使人成为被侮辱、被奴役、被遗弃和被蔑视的东西的一切关系”，“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实现从求生存的解放式自由向求发展的创造性自由的提升，使“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
在处理洋法、土法和新法的关系时，必须以新法为主导。这是因为西方传统文化以理性为主导，产生了其话语体系中难以克服的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的长期对峙。中国传统文化以德性为主导，现代新儒家试图从“尊德性”的道统中直接导出知识论的学统与民主化的政统，也同样遭遇理论与实践上的种种困境。市场经济追求“利益最大化”，以功利性为主导维度，但历史教训表明，功利性如果不受理性的引导、德性的规范，则会导致物欲横流、社会沦落。而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反映人的生命创造意义的自由诗性之维日益壮大，并将在未来更高级的社会文明形态中取得主导地位。以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诗性制导认知理性，就能克服西方理性主义传统中带有的个体本位论、西方中心论、理性工具论偏向，克服西方话语体系中科学主义与人文主义并雄、理性主义与非理性主义对峙的格局。以马克思主义的自由诗性制导伦理德性，就能克服东方儒学传统中以群体性压抑个体性的弊端，克服“新儒家”难以解决的德性与理性的对峙，辩证处理利与义、理与情、学统、政统与道统的关系，实现费孝通提出的“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一体四维”实践范式，扬弃了元典时代古中华“道”的直观素朴性，但在更高的时代条件与实践层面上守护了“大道文化”天下为公的“中国梦”，保留了“道”的理性、功利性、德性、诗性四维构架的开放性，并将道家消极的自然诗性改造提升为以“自由个性”、“自由人联合体”为目标的自由诗性。⑿
马克思主义的“新法”自身也在发展之中。1978年邓小平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和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两篇著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两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动了实践认识论与相应的认知思维科学的大发展，“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解除了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的思想束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同时推进了实践价值论与相应的价值科学的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梦与人民梦、世界梦的一致，则在新世纪的新形势下，在改革与发展的艰巨任务面前，强调以人为本、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生态文明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突出了实践的自由诗性之维。中国共产党的这些理论创新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基础上，全面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畴的“一体四维”构架。由此可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体四维”实践范式已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华“大道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强力推进器，而有着几千年深厚积累的诸子文化、三教文化，将使以“一体四维”实践范式为核心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回顾过去，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建设与改革开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已产生了两次历史性的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展望未来，随着“两个百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的逐步实现，我们一定会产生第三次历史性的飞跃，创建更有全球感召力的学术新体系、中华新文明。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复兴，不仅仅是世界史上一再出现的大国崛起、主角兴替的历史现象，而是代表着一种更高层次的新质文明的兴起。我们按照人类共同价值追求、人性结构提升与文明演进的对应性关系，推进新轴心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华大道文化“一体四维”构架的创造性重建，实质是探索新道，再造文明，复兴民族，导引未来更伟大的有世界意义的新质文明探索实践。这一灿烂的“中国梦”，将会成为世界文明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戴高乐曾说，在亚历山大的行动里，我们能发现亚里士多德;在拿破伦的行动里，我们能发现卢梭、狄德罗。同样，在人类走向更高层次文明的“新轴心时代”，世人终将会看到博大精深的中华“大道文化”的当代转型与天下情怀，看到有更新的理论深度、思想广度、境界高度的当代中国学术体系、学科体系与话语体系的引领作用。
我们应该坚定习近平总书记倡导的理论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喷发的古轴心期创造了灿烂的令世界仰慕的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今天凭借在运用土法、洋法和新法上的独特优势，也一定能够在未来的新轴心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开创世界文明新的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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⑿参阅拙作：《新文明学导论—新轴心时代中华新学构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导言、三构架、两重建、一新说篇。
作者简介
陶伯华，江苏省无锡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江苏省优秀知识分子、省优秀社会科学工作者、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多年来发表论文200余篇，专著、合著40部。代表作有《灵感学引论》《艺术变相论》《大飞跃———人类文明演进的十大飞跃点》《美学前沿———实践本体论美学的新视野》《智慧思维学》《新文明学导论———新轴心时代中华新学构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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