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的“四个讲清楚”，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深入研究的“历史文化之谜”。要回答这些“历史文化之谜”，就一定要进入文化学、文明学研究的更深层次，“讲清楚”中华大道文化“一体四维”的宏大构架及其演进历程与未来走向。第一轴心期的先秦诸子不仅共尚“大道”，还从各亇侧面开拓“大道”的自然诗性、伦理德性、逻辑理性、规范功利性四个基本维度。“一体四维”，比较全面的反映了人性结构，形成了从认识论、价值论到本体论的完整学术建构。这一开放性的宏大构架可以吸纳融合各种对立学说，可以吸收诸如印度佛教、西方近现代文明等强大的异质文化之长而不被整体同化。在人类走向更高文明的“新轴心时代”，凭借在运用土法、洋法和新法上的独特优势，世人终将会看到博大精深的中华大道文化的当代转型与天下情怀，开创中华文化新的辉煌与世界文明新的格局。
中华大道文化一体四维构架的演进与重建
陶伯华
内容摘要：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强调的“四个讲清楚”，提出了一系列需要深入研究的“历史文化之谜”。要回答这些“历史文化之谜”，就一定要进入文化学、文明学研究的更深层次，“讲清楚”中华大道文化“一体四维”的宏大构架及其演进历程与未来走向。第一轴心期的先秦诸子不仅共尚“大道”，还从各亇侧面开拓“大道”的自然诗性、伦理德性、逻辑理性、规范功利性四个基本维度。“一体四维”，比较全面的反映了人性结构，形成了从认识论、价值论到本体论的完整学术建构。这一开放性的宏大构架可以吸纳融合各种对立学说，可以吸收诸如印度佛教、西方近现代文明等强大的异质文化之长而不被整体同化。在人类走向更高文明的“新轴心时代”，凭借在运用土法、洋法和新法上的独特优势，世人终将会看到博大精深的中华大道文化的当代转型与天下情怀，开创中华文化新的辉煌与世界文明新的格局。
关键词：轴心期 中华大道文化构架 形成 演进 重建
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带有许多令世人一时难解的“历史之谜”。爱因斯坦在作东西方文化比较时，就曾惊奇地指出：“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的，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德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在我看来中国的贤哲没有走上这两步，那是用不着惊奇的。令人惊奇的倒是这些发现(在中国)全都做出来了。”①对这一著名的“爱因斯坦之谜”，需要从东西方两大逻辑体系的区别与联系，需要从弄清楚《周易》《墨辨》类推逻辑独特的逻辑结构与认识功能中去寻找答案。②同样，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提出的“四个讲清楚”，不仅体现了中央对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高度自觉和无比自信，而且在更深层次上提出了文化学、文明学研究中的一系列需要深入研究的“历史文化之谜”。例如中华文化为什么能源远流长，历经数千年、历经无数刼难而不中断?中华文化为什么能博大精深，能吸收诸如印度佛教、西方近现代文明等强大的异质文化之长而不被同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什么是中华民族雄立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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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纪念爱因斯坦译文集》，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1979年，第46页。
②参阅陶伯华：《试论类比推理的逻輯结构与认识功能》，载《求是学刊》1984年第3期。《时代呼唤着现代新工具》，《中国社会科学》、上海《社会科学》编辑部联合召开的全国社会科学方法论讨论会入选论文，载上海《社会科学》1986年第12期，收《中国社会科学》编辑部论文集《现代社会科学研究新工具》，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
民族之林的突出优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必须植根于中华文化沃土之中?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喷发的第一轴心期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为什么也一定能够在未来的第二轴心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开创世界文明新的格局?要回答这些带根本性的“历史文化之谜”，笔者认为就一定要进入文化学、文明学研究的更深层次，“讲清楚”中华大道文化“一体四维” 的宏大构架及其演进历程与未来走向。
一、 第一轴心期中华大道文化“一体四维”构架的形成
轴心期理论是与海德格尔并称为德国存在主义哲学创始人的卡尔·雅斯贝尔斯提出来的。在他看来，人类历史经历了四个发展阶段：第一个时期是史前，第二个时期为古代文明，第三时期是轴心期(Axial Period)，第四个是近现代的科学技术时代。在雅斯贝尔斯看来，“轴心期”比其它三个时期更为重要。这是因为，在这一时期人类的精神基础同时地或独立地在中国、印度、波斯、巴勒
斯坦和希腊开始奠基。“直至今日，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自那以后，情况就是这样。轴心期潜力的苏醒和对轴心期潜力的回忆，或曰复兴，总是提供了精神动力。”①
从人类文明演进史来看，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的轴心时代，确是一个社会变革、百家争鸣、巨人辈出的伟大时代。由于轴心期较高发展阶段的人具备了能够把握世界普遍联系、洞察事物底蕴的抽象范畴思维、逻辑思维能力，因而他们能够第一次自觉深入到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层面，探索精神文明与学术体系的基本结构框架。再加上当时仅隔二三百年时差的冶铁技术革命在各轴心地的急剧推开，就引起了几乎同步的“天崩地裂”式的经济社会革命与相应的意识形态革命。这个伟大的意识形态革命，确立了学术体系的框架，奠定了人类精神世界的基础，形成了精神生产的独立群体，使人类文明发展又获得一个带有根本意义的新飞跃点、新支撑点。只有经历轴心期革命或接受轴心期革命成果的，才能真正跃入文明的自觉阶段。
“轴心文明”的确立，突出表现为第一轴心期“元典”的形成闻世，各种学术谱系核心范式的奠定。神话思维的“密索思”在各民族的神学谱系中获得进一步的深化发展，特别是在希伯来先知确立的一神教教义、古波斯袄教的善恶二元体系、古印度释迦牟尼对苦难人生的深层思考中衍生出影响至今的世界三大宗教。古老原型中内涵的理性思维的“逻各斯”，在以古希腊文化为源头的西学谱系中得到片面而又充分的发挥。改变近现代世界面貌的科学技术的大发展，可以溯源于此，也应该归功于它。世界第一轴心期的古印度、古波斯、希伯来的宗教大师们信守神学，只是进行了神性的升华;古希腊的哲学大师们倡导理性，但始终不离神性;唯有历史悠久的古中华，在六经开道的基础上，其出场的第一位道家宗师老子，就以其超越时代认识水平的五千言《道德经》，以中华道学替代三
代以来的“天命神学”。
胡适在《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提出“老子是中国哲学的鼻祖，是中国哲学史上第一位真正的哲学家”。李约瑟认为“中国如果没有道家，就像大树没有根一样”。这些观点，都认为老子在学术上的地位应先于、高于孔子，老庄道学实为中学之本根。这是因为，在世界观上，老子是第一位以道学取代神学的学术宗师，深入到世界的本根;在历史观上，老子是第一位以母系原始文明反对异化的阶级文明的思想大师，深入到社会形态演化的本源;在运动观上，老子是第一位系统提出素朴辩证法的哲学大师，触及到宇宙发展的基本规律;在人生观上，庄子承继深化了老学，也是第一位强调亇体精神自由的大学者，追求理想境界的最高层面;在美学上，老、庄都是追求“天地大美”的诗化哲学家，开拓大道文化的自然诗性之维，触及到人性结构的最高层面。
在创立中华道学上，如果说道家更多地是强调“天道”的本根意义、超越意义，那么儒家则更注重“人道”的伦理意义、治理意义，强化了道的德性之维。曾向老子问礼的孔子，直接继承周代的礼乐文化，全面承接并重新整理“六经”，创立了以“仁”为核心的儒家道学。孔孟“仁”道，表现了儒家入世进取追求超生死的伦理和谐的社会理想。儒家仁学的基本思路，是从对有限生命的超越如何可能的诘问开始，由血统到道统再到政统，在家国同构类推的基础上建立起“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学说。它用维护家族集体生命的无限延续来回答个体有限生命如何超生死的问题;它用家庭伦理道德，用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来保障家族集体生命的有序持续;然后将家庭伦理发散到社会政治，讲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叙，朋友有信”，支持“尊尊”的“三纲五常”宗法等级制度。用这种巧妙的方法，儒家就把外在的强制的等级制度转化为内在的自觉的道德伦理意识，就把自己的学说植根于普通人心深处最本能、最日常、最亲密、最难以摆脱的“亲亲”观念与血缘关系之上。这样，就使儒家学说既获得了远胜于其它学派的社会基础，又受到了历代最高统治者的亲睐赏识。孔子创立的儒学，还借助民间教育的传承文化渠道，在其众多的弟子努力下发展为一门“显学”，并长期成为中学之主干。
世界学术史上一个值得研究的奇特现象是，以倡导理性出名的古希腊学者，却不讳言神性。与此相似，中国的墨家在诸子中是最讲鬼神的，又是最讲理性的。墨家建有严密的组织，徒党以“勤生薄死，兼爱天下”为践行原则，摩顶放踵，奔走天下。墨家高标远古先王平等的“兼爱”，反对周代礼乐文化的“差爱”，倡导理想理性;倡导有利百姓的“非攻”、“尚贤”、“节用”、“节葬”等实用理性;十分注重逻辑学的名理研究，倡导别具一格的逻辑理性;墨家许多代表人物来自“农与工肆”，有着丰富的生产经验与科技知识，高度重视科学理性并取得许多重大的科技成果。为此笔者认为，墨家的最大贡献是为中华道学确立了理性之维，墨学湮没千年后在现代社会中再度成为中外学者亲睞的“显学”是有其深层原因的。
春秋战国时期，儒墨虽为“显学”，但对当时社会变革并未起到多少直接的推动作用。列国诸侯为了争霸，纷纷启用力主富国强兵的法家。法家中的不少政治代表人物，如管仲、子产、李悝、吴起、商鞅、韩非等，也就应运而起，成为
顺应历史发展趋势的改革派。法家主张“法不阿贵”，要求限制贵族特权，限制“亲亲”“尊尊”的贵族制度，维护新兴的中央集权，重视人的物质利益追求，用法律规范功利性，推进中国走向统一，具有历史进步性。司马迁在《史记.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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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4页。
准书》中写道：“魏用李克(悝)，尽地力，为强君。自是之后，天下争于战国。”李悝制定的《法经》，主张“刑无等级”，“重其轻者”，实行“食有劳，禄有功”的社会功勋制，推进了废除贵族特权世袭制的社会变革。商鞅变法承其《法经》，为强秦一统天下打下了基础。以后汉承秦制，阳儒阴法，霸王道杂用之，形成了中华治道的基本格局。
第一轴心期的先秦诸子不仅共尚“大道”，还从各亇侧面开拓“道”的范畴。道家强调的道的自然诗性之维，儒家强调的道的伦理德性之维，墨家强调的道的逻辑理性之维，法家强调的道的规范功利性之维，形成了从认识论、价值论到本原论的完整学术建构。用“大道统”观来看诸子之学，他们围绕“道”确立的自然诗性之维、德性之维、理性之维、功利性之维，比较全面的反映了人性结构，形成了一个理论覆盖面很广，可以容纳各种学说的比较完整而宏大的“一体四维”理论框架，这也是神学体系、西学体系都不能与之相比的中华大道文化的独特优势之所在，中华民族最深厚的文化软实力之所在。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轴心期闻世的各种“元典”有一亇基本的价值取向，即面对私有制社会急剧膨胀的私欲、权欲、占有欲及其引起的社会危机，学术大师们都想返归到原始社会中去寻找解救的药方。《圣经》中浑朴无知的伊甸园，柏拉图《理想国》中的共产共妻制，老子绝智弃圣的“小国寡民”，墨子的“兼相爱”，孔子的“泛爱众”以及后儒追慕的“大道之运，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都是对原始文明的理想化描述，然而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人类共同的终极的价值追求与目标愿景。正是依托于轴心文明的这一深层结构，被私欲、权欲、占有欲迷失了方向的后人才会一次又一次地返归轴心地朝圣，再度中兴的后续文明才要一次又一次地从第一轴心期各种“元典”中去吸取灵感。
二、 中华大道文化“一体四维”构架的深化与历史局限
先秦诸子学仅从以上道、儒、墨、法四大家的比较中，就可见诸子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各有其合理性亦各有其局限性。然而诸子各自偏执的人性维度又都从属于、服务于“道”范畴。从学术发展自身的逻辑看，诸子通过百家争鸣，在“一体四维”的理论构架下，必然相互补充，走向融汇深化。而战国后期出现的大一统趋势，则加速了这种走向融汇深化的步伐。
战国七雄中秦国最具统一中国的实力，权贵吕不韦门客三千，“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为《吕氏春秋》。《吕氏春秋》是第一部广纳诸子学说的文集，但长于汇，绌于融，未能揭示诸说的内在联系，被贬之为“杂家”。
在齐国宏大的稷下学宫中，经诸子长期切蹉后遂步形成的黄老学派，进行了统一诸子学的新尝试。郭沫若先生说：“这稷下之学的设置，在中国文化史上实在是有划时代的意义。……发展到能够以学术思想为自由研究的对象，这是社会的进步，不用说也就促进了学术思想的进步。”“周秦诸子的盛况是在这儿形成了一个高峰的。”①黄老学派的代表作为1973年湖南长沙出土的四篇古佚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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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郭沫若：《十批判书. 稷下黄老学派批判》。
《经法》、《十六经》、《称》、《道原》，统称《黄帝四经》。《黄帝四经》提出“道生法”、“世利百姓”、“阴阳刑德”等新命题，沟通道、法、儒、墨、名、阴阳诸派。汉初70余年，大兴黄老之学，换来“文景之治”，同时产生了第二部广纳诸子之说的《淮南子》。
黄老无为之治取得的成果为汉武帝即位后实行有为之治创造了条件。为进一步巩固加强中央集权封建专制的政治和思想统治，他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一统于天子”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儒学能取得独尊地位，就其自身来说，也与它利用诸子思想之源流——“六经”来更有成效地做融汇诸家的工作有关系。儒家自孔子之后一直在做注经、传经的工作，产生了《易传》、《礼记》等视野更为宽广的著作。两汉儒学更直接以经学的形式出现。董仲舒的《春秋繁露》就是借阐述《春秋》，以儒学为核心，糅合黄老、阴阳、墨学、名法诸家观点，进一步将百家之说深化熔铸成一亇新的有内在联系的有机系统。这亇神学化
的有利于强化封建大一统的思想体系，其突出的主要观点有天人合德，君权神(天)授，天人感应，三纲五常，性三品，三统循环等，尤以君权神(天)授、三纲五常最为统治者所欢迎。例如他鼓吹“阳尊阴卑”、“阳贵阴贱”，是永恒不变的“天意”，“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合于“天意”的永恒不变的伦常秩序;仁、义、礼、智、信“五常”是为之服务的道德规范。
两汉经学衰退后，即有魏晋玄学的兴起。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华民族的又一次大动荡、大分裂、大融合时期，也是中学谱系的又一次大转折、大反拨、大创新时期。这是由一统到多元、由儒家为宗到道家为宗、由经学名教到玄学自然的转折，也是“三玄”(《周易》《老子》《庄子》)文本对儒学经典、任性自由对名利束缚、本体思辩对神学信仰的反拨。当时的有识之士力图从儒学的对立面——道家学说中汲取思想营养，深化本体论，热衷于玄理辩驳，张扬个性，追求新潮，从而在魏晋之际形成了中国学术史上以老庄道学为精髓，杂糅儒家思想的玄学。
原始儒学对“性与天命”语而不详，长期停留在此岸的伦理领域，孜孜以求的是现实世界的人伦关系，对于彼岸的超越性很少予以考虑。魏晋玄学在本体论思辩上有很大的突破，但后期玄学又归宗名教，这样就为长于本体论、佛性论、思辩论的外来的佛学依玄而起创造了继续推进中华学术的发展机会。陈寅恪曾认为：“佛教经典言：‘佛为一大事因缘出现于世’。中国自秦以后，迄于今日，其思想之演变历程，至繁至久。要之，只为一大事因缘，即新儒学之产生及其传衍而已。”①又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②宋明理学作为一种新儒学，以儒学为主干，吸收道家哲学的道本论、援引佛学的心性论，使儒家伦理学与哲学本体论紧密结合，终于达到了儒学理论的极致状态。魏晋玄学、隋唐佛学与宋明理学的层层推进，使综合释道儒三教的新儒学成为东亚的主导思想，整整影响近世中国与东亚达七八百年之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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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陈寅恪著：《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三》，北京，中华书局，1961年。
②陈寅恪编著：《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第245页。
从老儒学到新儒学，其理论的综合度与社会影响力在不断加大，其历史局限性也在不断显现。诚如梁启超所言：“周末大家，足与孔并者，无逾老、墨。然
墨氏主平等，大不利于专制;老氏主放任，亦不利于干涉：与霸者所持之术，固已异矣。惟孔学则严等差，贵秩序，而措而施之者，归结于君权;虽有大同之义，太平之制，而密勿微言，闻者盖寡;其所以干七十二君，授三千弟子者，大率上天下泽之大义，扶阳抑阴之庸言，于帝王驭民，最为适合，故霸者窃取而利用之以宰制天下。”①于是儒学不能不受到新兴的各种近代思潮的冲击。19世纪的中国发生了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太平天国”的新宗教与封建统治的旧礼教之间、中学与西学之间，发生了尖锐的对立与冲突。20世纪初的五四运动后，孔夫子被轰下神坛，儒学从经学的宝座上被拉下来，新道学、新墨学、新佛学开始与新儒学并起并坐。而在如何创建中华新学上，又发生接纳西学、改造中学与运用马克思主义学说的不同取向。进入21世纪后，随着中华民族的和平崛起，随着中华文明在全球化格局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随着马思主义学说、中学、西学的自身转型与相互之间对话的日益密切，“变本开新、综合创新”的呼声日高，先秦诸子“一体四维”的大道文化构架再次凸现出来，当然它应该是在更高层次上的凸现与转型。人们期待着转型后的中华大道文化将以更宏大的世界眼光、更深厚的学谱传承、更深广的核心范式、更严密的体系建构，出现在新世纪、新千年的的第二个新轴心时期!
三、 第二轴心期新中华大道文化“一体四维”构架的创造性重建
展望人类文明演化的历史进程，我们可以发现，在原始文明、阶级文明、诗性大同文明这三大不同时域、不同等级、不同运行方式的文明总体系统之间，存在着两个具有全局与总体质变意义上的“大过渡”衔接阶段。这两个不同性质的“大过渡”衔接阶段，各有自己的因触及人类的精神基础而大放异彩的时代，这就是第一轴心期的以神学、哲学为中心的学术思想革命与第二轴心期的以科学、美学为中心的学术思想革命。
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伴随经济社会的急剧变革与飞速发展，“新轴心时代”、“第二轴心期文明”开始成为学术界讨论的一亇热点。突出的有如下几种观点：
希伯来大学的社会学家艾森斯塔特在《迈向二十一世纪的轴心》一文中提出，在轴心文明之一的基督教欧洲文明内部，有一种含有强烈诺斯替教成分的异端理想，这种异端理想试图把上帝之国引入尘世，以后它借着启蒙时代和几次大革命，成功地从社会的相对边缘的区域转移到中心的政治舞台上，这种转移可称之为第
二轴心时代。显然艾氏的“第二个轴心时代”，其实只是“西方现代文化”(即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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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6年，第42页。
源于基督教欧洲文明的现代文化和政治方案)的一个代名词。余英时先生读了艾氏论文后说：“他从古代‘轴心’跳到启蒙运动以来的‘第二个轴心时代’，语焉不详，似尚未有透宗之见。”更主要的是，按照雅氏对历史的划分，启蒙运动所开辟的科学技术时代，只是轴心时代之后的一个漫长的间歇期。雅氏在分析科技时代与轴心时代的本质区别时说：在科学技术时代，“精神本身被技术过程吞噬了。甚至科学也得服从技术，代代相传的结果加强了这一趋势。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如此众多的科学家在其专业之外表现出惊人的愚蠢;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如此众多的技术家在其任务之外智力极其贫乏，须知他们的最终目的虽然是完成这些任务，但这并非他们生活的全部意义;这也可揭开变得越来越非人性的世界缺乏幸福的秘密。”①这段话表明，以理性知识论、工具价值论为主导的西方近现代文明，与轴心期精神革命有本质的区别。它与中华“一体四维”的大道文化相比，也只是更新、强化了其中的理性之维、功利性之维，而未触及其精神内核。这也是中华文化为什么能源远流长，历经无数刼难，特别是近代西方列强侵略而不中断，中华文化为什么能博大精深，能吸收诸如印度佛教、西方近现代文明等强大的异质文化之长而不被整体同化的重要原因。
哈佛大学的杜维明教授更是多年致力于“新轴心时代”、“新轴心文明”的研究。2000年元旦，杜维明在马来西亚《南洋商报》刊出论文《新轴心时代的文明对话》，指出世界上已出现了生态意识、女性主义、宗教多元和全球伦理四大思潮，为我们提供了继承启蒙精神和超越启蒙心态的新思维和新契机。他认为，这四点也正是“新轴心时代”的特质，但是杜维明总是把“新轴心时代”和“儒学第三期”两个论题放在一起，“新轴心时代”主要是为他的“新儒学”理论提供宏观背景。而如果仅仅局限于“新儒家”的理论视界，显然难以真正揭示新轴心文明的本质。和杜维明相比，中国的汤一介教授不仅讲儒家，而且崇道家，更加注重正面回答“我们是否能说当今人类社会的文化正在或即将进入一个新的‘轴心时代’”。在《瞩望新轴心时代：在新世纪的哲学思考》一书中，他指出“如果夸大儒家思想的意义，其人本主义将会走向泛道德主义。同样，如果中国哲学家不认真吸收西方哲学的重知识系统、重逻辑分析的精神，从西方哲学这个他者来反观自己的哲学问题，那么其天道性命的“天人合一”思想就很难克服其一定程度上的直观性，也很难使它开拓出一个更高的新层面。”从本文前面的历史简述中也可看中，历代儒家企图以德性之维综合诸子，统率或替代“一体四维”的大道文化构架，虽取得一些进展，但总体上并不成功。理性、功利性、德性、诗性“四维”处于认识论、价值论、本体论的不同层面上，有各自质的规定性。在当代，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人物牟宗三提出道统、学统、政统“三统并建”之说，力主由
内圣心性之学开出科学民主的新外王，即以道统心性之学为本，向外开拓出科学知识的学统与民主政治的政统。然而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实践中，他的“徳性之本”都难以打通“三统”之间的内在联系。
从上述的学术争论中可以看到，要触及新轴心期精神革命的基础，原创或更新一亇具有视界的高度、内涵的深度、理论覆盖面的广度的新范畴、新构架，绝非易事。但任务艰难并非意昧着不可能，并非意昧着无路可走。现在，21世纪已走过了十多年，面对全球危机与当代中国超常规跨越式崛起的奇迹，更多的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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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雅斯贝尔斯：《历史的起源与目标》，北京，华夏出版社，1989年，第112页。
有识之士已看到世界进入文明“转换期”，开始认真思考上世纪90年代提出的“雷斯蒂沃猜想”：“我们这些期待‘新科学’的人，不能肯定这种新科学会出现，也不能肯定它在什么地方出现。但是，当我们为了子孙后代审视现在时，我们不能忽略意欲综合利用其三法(洋法、土法和新法)的中国，有可能给未来的科学史家带来这样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从21世纪才开始认识的新科学何以出现在中国，而不是出现在美国或其他地方。” [1]
所谓“土法”，就是扎根于神州大地上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方式、发展路径、发展方法。其中最重要的是要坚持与推进中华大道文化“一体四维” 的宏大构架。“一体”为大道，“道”既有“追根究底”的秩序、规律、终极本原之意，又有“安身立命”的准绳、规则、终极价值之意。古中华的“大道文化”包括天道与人道两亇方面，它包罗万象又互相映射。“推天道以明人事”与“推人道以求物理”，形成了儒道互补、体用合一的类推思维方式。第一轴心期的先秦诸子又从各亇侧面深化开拓了“大道”范畴的四个基本维度：道家以道为本、尚道的自然诗性之维、得天地逸气，儒家扬道的伦理德性之维、养人间正气，墨家重道的认知理性之维、察万物真情，法家持道的规范功利性之维、执冷峻法规，从而形成了从认识论、价值论到本原论的完整学术建构与话语系统。遗憾的是相随大一统的封建专制制度的确立，儒家的伦理德性又片面凸现束缚人性的“三纲”，并成为古中华“大道文化”的主导构架。古老的中华文明在近现代遭遇的亡国灭种危机，迫使中国的先进分子纷纷求学西方，改造儒学，扬弃单一的“德性之道”，回归博大精深的诸子互补之“大道”，并在全盘西化、中国文化本位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三种重建方向的争鸣碰撞中探求中华新学综合创新的可能性。
所谓“洋法”，就是全方位的学习吸呐世界各国的文明成果，特别是西方学术、西方文明的先进经验。西方学术在理性认识论与科学技术上取得的成就，可以补充、改进中华大道文化的理性之维，但不能“全盘西化”，用它来取代“一体四维” 的宏大构架。西方传统学术以冷冰冰的规律世界的“逻各斯”为核心范式，以理性的知识论整合学术体系的众多部类，不能不走向理性主义、本质主义。近代西方学术的奠基人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凸现了理性的个体性。培根的“知识就是力量”与新兴资产阶级的占有欲、扩张欲、征服欲相结合，张扬了理性的工具性。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深化，新教伦理又使工具理性获得了宗教的神圣性。康德著名的“三大批判”，则使主体理性同时成为科学认知、道德实践、审美判断的先天原则与根本源泉。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通过理性异化为他者又返回自身的辩证运动，进一步将主体理性提升为主宰世界的绝对理性。从这些“启蒙理性”中必然导出的个体中心主义、功利中心主义、西方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使西方资本主义在创造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带来了掠夺、征服、战争、鲜血与种种全球性危机。西方理性主义的这种学术建构，随着其种种弊端的暴露，势必在现代受到挑战，在当代遭遇解构。
所谓“新法”，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实践、新经验、新成果。比较古今中外各种学术谱系与话语体系，我们认为像古中华“大道文化”那样拥有完整的学术建构能力的核心范式，只有一亇，那就是马克思主义以自由诗性为理性、功利性、德性统率的“一体四维”实践范式。“一体四维”实践范式，扬弃了元典时代古中华“道”的直观素朴性，但在更高的时代条件与实践层面上守护了“大道文化”天下为公的“中国梦”，保留了“道”的理性、功利性、德性、诗性四维构架的开放性，并将道家消极的自然诗性改造提升为以“自由个性”、“自由人联合体”为目标的自由诗性。1978年邓小平所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重要讲话和1992年邓小平南方谈话两篇著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推动了两次重大的思想解放：全国性的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动了实践认识论与相应的认知思维科学的大发展，“三个有利于”的价值标准解除了计划经济姓“社”、市场经济姓“资”的思想束缚，确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目标，同时推进了实践价值论与相应的价值科学的大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中国梦与人民梦、世界梦的一致，则在新世纪的新形势下，在改革与发展的艰巨任务面前，强调以人为本、人民幸福、社会和谐、生态文明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突出了实践的自由诗性之维。中国共产党的这些理论创新成果，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基础上，全面丰富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范畴的“一体四维”构架。由此可见，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体四维”实践范式已成为博大精深的中华“大道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强力推进器，而有着几千年深厚积累的诸子文化、三教文化，将使以“一体四维”实践范式为核心构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更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
在创建第二轴心期中华新文化、新学术的过程中，综合运用土法、洋法、新法，应当以何法为主导呢?学术界普遍认为，必须纵贯古今，横跨东西，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当代最先进的马克思主义学说为主导，来推进中华大道文化“一体四维”构架的创造性重建。但也有人不这么认为。例如被一些人推崇为“中国当代哲学界最富原创性”、“影响思想界第一人”的李泽厚先生，5、60年代是传统实践美学的创建者，信奉马克思主义;8、90年代走向二元对峙的主体性实践哲学，推崇康德哲学;2011年出版的80岁终结之作《哲学纲要》《该中国哲学登场了》则宣布在体系建构上“要以孔夫子来消化康德、马克思和海德格尔”，最终返归“新儒家”① 。李泽厚先生60年学术生涯紧跟风潮的不断改宗，从一个側面反映了构建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创建第二轴心期中华新文化、新学术的复杂性、曲折性、艰巨性。然而如上所述，以德性为本的老儒学、新儒家在综合诸子学说、打通道统、政统、学统上尚且困难重重，今天要以古代的孔夫子那套学术体系来统率消化近现代的康德、海德格尔和马克思，究竟有多少可行性?究竟能否在世界上让“中国哲学登场”?实在令人怀疑!
纵观当今世界文明的发展格局，西方强势文明，一方面在空前激烈的经济竞争中推进了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生活的大发展，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全球性的人际对抗、人天对抗、人文对抗、人性对抗的大危机。对西方文明危机的忧思深深困扰着当代西方的学术精英。2008年以来由美国的“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开始动摇霸权主义与“华盛顿共识”的根基。法国前总理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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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李泽厚：《哲学纲要》，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页。
维尔潘认为，如今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是一场长期的结构性危机，将对世界的基本格局产生深远影响。由于中国、印度等新兴国家的崛起，主宰世界长达五个世纪的欧美权力秩序正在发生根本变化，世界已进入文明“转换期”。 新世纪、新千年世界文明格局面临的危机与孕育的转机，催促我们必须以全球性视角，全面运用土法、洋法和新法，推进新轴心期中华大道文化“一体四维”构架的创造性重建，构建更有全球感召力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以引领复兴中华
民族、推进世界文明的伟大事业。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复兴，不仅仅是世界史上一再出现的大国崛起、主角兴替的历史现象，而是代表着一种更高层次的新质文明的兴起。我们推进新轴心期中华大道文化“一体四维”构架的创造性重建，创建更有感召力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实质是探索新道，再造文明，复兴民族，导引未来更伟大的有世界意义的新质文明探索实践。这一灿烂的“中国梦”，将会成为世界文明史上最光荣的一页。戴高乐曾说，在亚历山大的行动里，我们能发现亚里士多德;在拿破伦的行动里，我们能发现卢梭、狄德罗。同样，在人类走向更高文明的“新轴心时代”，世人终将会看到博大精深的中华“大道文化”的当代转型与天下情怀，看到有更新的理论深度、思想广度、境界高度的当代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理论体系的引领作用。中华民族在世界文明喷发的第一轴心期创造了灿烂的中华文化，今天凭借在运用土法、洋法和新法上的独特优势，也一定能够在未来的第二轴心期创造出中华文化新的辉煌、开创世界文明新的格局。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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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陶伯华：《新文明学导论—新轴心时代中华新学构想》，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
导言、两重建篇。
作者简介：
陶伯华，1947年生，男，江苏省无锡市人，江苏省无锡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方向：文化学、文明学。代表作：《大飞跃—人类文明演进的十大飞跃点》《美学前沿—实践本体论美学的新视野》《智慧思维学》《新文明学导论—新轴心时代中华新学构想》。
联系地址：江苏省无锡市永胜新村52号502室，邮编：214026
[1] 转引自董光璧：《静悄悄的革命——科学的今天和明天》，湖北，武汉出版社，1998年，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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