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写在人民心中的，历史不容抹杀，也是抹杀不了的。一切否认侵略战争性质的言行，一切歪曲甚至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行，一切逃避侵略战争历史责任的言行，不论以什么形式出现，不论讲得如何冠冕堂皇，都是自欺欺人的。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我们隆重纪念这一伟大胜利，深切缅怀为国捐躯的民族英雄，努力营造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的社会氛围。然而，仍有一些抹黑英雄、洗白叛徒、为汉奸等反面人物翻案的奇谈怪论，它们干扰人们的思想意识，挑战民族的价值底线。对此，我们要进行正确判断和科学分析，揭示其实质和危害，防止其泛滥，消除其影响。
一、一种历史虚无主义的“任性”
树大有枯枝，族大有乞儿。面对外敌入侵，总会有一些为“小我”舍“大我”、出卖祖国利益之人。中华民族历史上也曾出现一些汉奸，如秦桧、吴三桂、汪精卫等，这些人一直都是反面典型，遭人唾弃。然而今天，一些人打着“解放思想”的幌子和“学术研究”的旗号，任性解构历史、歪曲真相，公然为汉奸叫好、翻案。
只讲抽象的人性，不讲人的社会性。从抽象的人性出发是一些人裁剪历史、为汉奸辩护的基本手法。有人认为，说汉奸是自愿主动、心甘情愿地当日本人的傀儡和走狗，那是对普遍人性的错误理解。有人说，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出发，汉奸的选择也不那么不可饶恕。这种言论忘记了一个最简单的事实，那就是个体生命不仅包括汉奸的生命，而且包括其他人的生命，如果是因为保全汉奸的个体生命而牺牲其他人的个体生命，那同样是对个体生命的不尊重。这种言论忘记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了国家，每个人的个体生命都将无法保全。马克思指出：“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版第1卷第135页)就是说，根本没有什么抽象的人性，人是社会性存在物，离开了社会，个人根本无法生存和发展。
曲解传统，巧言辩护。中国自古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华民族的发展壮大正是在各民族的交流和融合中实现的。有人据此认为，“汉奸”一词只是个狭隘的民族主义概念，岳飞、文天祥等被称为“民族英雄”实在不妥，而秦桧投降金朝，其实相当于促进中华民族的“历史大融合”。有人提出，中国一直缺乏国家观念和民族意识，划定民族的标准是文明而不是血缘，汉奸倒向日本其实是选择了“同文同种”，比选择满清更能代表中华文化的一方。还有人从传统文化的“实用主义精神”、爱好和平的传统来为汉奸辩护，认为中国传统文化中就有“识时务者为俊杰”、“天上的天鹅不如手中的麻雀”的处世哲学，中国人也一直不喜欢战争，从这样的哲学和传统来看汉奸的行为，也就不是不可理解的了。这些歪理邪说无疑曲解了传统，消除了国家和民族的概念边界，抹杀奴役侵略与被奴役被侵略的本质区别，无视传统文化中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和“威武不能屈”的民族气节。
颠倒是非，反邪为正。为汉奸辩护的一个常见手法就是“发掘”汉奸身上所谓的“闪光点”，并加以放大，由此改变汉奸在人们心目中的形象。有人说，爱国应该一致，方式不必求同，抗日论也好，和平论也好，都是爱国的表现，汉奸实际是“曲线救国”。有人说，汉奸投敌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他们是中国政府内部斗争的“牺牲品”。有人说，汉奸不是生来就是汉奸，汪精卫年轻时也是“热血青年”，曾谋刺摄政王载沣。有人则为汉奸政权涂脂抹粉，说什么伪满洲国是中国大陆第一个以建立现代法治国家为目标的国家。还有人宣称，殖民就是进步，殖民时间越长越先进，汉奸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历史进步的作用，等等。列宁曾经指出：“如果不是从整体上、不是从联系中去掌握事实，如果事实是零碎的和随意挑出来的，那么它们就只能是一种儿戏，或者连儿戏也不如。”(《列宁全集》第2版第28卷第364页)用汉奸的所谓“闪光点”为其翻案，就是把历史碎片化、孤立化、简单化，就是一种连儿戏都不如的胡言乱语，是一种“侵略有功，反抗输理”的殖民地文化论调，是一种“存在的就是合理的”唯心主义言论。
二、颠覆历史是为表达政治上的诉求
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是一个民族安身立命的基础。对自己的国家和民族历史，采取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反映的不仅是思想情感、心理诉求，更是立场观点、价值取向。为汉奸翻案，对历史事实肆意歪曲，对历史结论妄加颠覆，超出了学术研究的底线，具有强烈的政治取向。
消解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有作为的民族，都以自己的独特精神著称于世。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民族精神的核心和灵魂，是我国各族人民风雨同舟、自强不息的强大精神支柱。对外来侵略者无比痛恨，对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无比鄙视，对爱国仁人志士无比崇敬，已经成为我们宝贵的民族性格。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是在外敌入侵、民族的生存和发展受到威胁的危急关头，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就越加显示出强大的力量。历史上，中华民族经历过多次内忧外患，也曾出现过多次分裂局面，但最后总是归于统一，靠的就是爱国主义的强大力量;抗日战争中，面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强势入侵，全体同胞“誓死不当亡国奴”，挺身而出，共赴国难，争相投入保家卫国的伟大斗争中，终于取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靠的还是爱国主义。今天，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爱国主义依然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然而，为汉奸翻案、为反面人物正名，它所带来的不仅是对历史的怀疑、思想的混乱和价值的失序，而且是对爱国主义精神的消解，是对中华民族脊梁的侵蚀。如果任由此种思潮泛滥，就会动摇我们国家和民族存在的根基。
动摇中国共产党的执政根基。清代思想家龚自珍说过：“灭人之国，必先去其史;隳人之枋、败人之纲纪，必先去其史;绝人之材、湮塞人之教，必先去其史;夷人之祖宗，必先去其史。”(《古史钩沉论二》)一个国家和民族，如果历史被抹杀、割裂、扭曲，势必会堕入歧途。近年来，国内外敌对势力往往拿中国革命史、新中国历史来做文章，竭尽攻击、丑化、污蔑之能事，根本目的就是要搞乱人心，煽动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为汉奸翻案，呼应西方“西化”、“分化”中国的战略企图，是“和平演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仔细观察不难发现，被拿来为其翻案的汉奸并不是随意的，而是经过精心挑选的。歪曲民族抗争的历史，对叛徒、汉奸、反动统治者歌功颂德，英雄人物不再被视为高尚和值得推崇的，汉奸卖国贼反而得到一些人的青睐，这不仅令抗战英雄心寒，更为重要的是对中国人民的伟大斗争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贡献的否定。如果任其蔓延，党在长期的革命、建设、改革过程中确立的领导地位就会受到质疑、否定，就会危及党的执政基础和社会主义制度。在这方面，苏联的教训尤为深刻。从否定列宁、斯大林，到否定十月革命、苏共历史，结果是信念被动摇，思想被搞乱，终致亡党亡国。
造成道德混乱、价值失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如果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没有共同的核心价值观，莫衷一是，行无依归，那这个民族、这个国家就无法前进。”为汉奸翻案，反映的不仅是对待历史的态度问题，更是对待现实的态度问题。否定已有的历史结论，歪曲已经发生的历史事实，掩盖历史真相，历史成了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历史观的挑战。同时，历史扭曲的背后是道德的混乱和价值的失序，是对与错、是与非、美与丑的混淆，是对理想信仰的践踏，是对一些人的阴暗心理的迎合。长此以往，国家的核心价值体系就会崩塌，整个社会就会失去凝聚力、向心力，最终的结局是社会动荡、民族衰败、国家灭亡。
三、自觉维护风清气正的思想氛围
一个民族要有远大的未来，就必须具有反省的精神。面对新形势新挑战，我们必须重新审视历史创痛，深刻反省“汉奸现象”，高度警惕和自觉抵制为汉奸翻案思想浊流，引导人们正确认识和对待历史，激励全国各族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坚持用唯物史观认识历史。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用唯物史观来认识和记述历史，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要坚持正确方向，把握正确导向。对历史人物的评价也应如此。要坚持全面的、历史的、辩证的观点，让历史说话，用史实发言，把历史人物放到历史过程中，放到整个民族发展的进程中，立足于人民大众的立场，站在国家民族的高度，对其进行全面、客观的评价。不能苛求历史人物，更不能抓住一点不及其余。只有这样，才能戳穿为汉奸翻案者制造的种种谎言，揭开他们散布的重重迷雾。
坚持进行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国近现代史教育。历史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形成、发展及盛衰兴亡的真实记录，是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和智慧宝库。习近平总书记将历史形象地比喻为“教科书”、“必修课”、“清醒剂”，强调我们既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不能数典忘祖、妄自菲薄。回顾中国历史特别是近现代历史，各族人民的同仇敌忾、宁死不屈，革命先烈的铮铮铁骨和凛然正气，令人感奋，催人奋进。这些历史的真实，充溢着积极向上的正能量。我们要旗帜鲜明地加以宣传，特别是要理直气壮地宣传中国共产党的光荣历史、伟大成就和实践经验，讲好历史故事，走近历史真实，引导人们鄙视汉奸、痛恨汉奸、揭露汉奸，引导人们崇尚英雄、捍卫英雄、学习英雄、关爱英雄，不断升华思想境界，最大程度地挤压为汉奸翻案者“任性”的空间。
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批判为汉奸“翻案”的浊流只是“破”，我们还需要“立”。而“立”就是要“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核心价值观是国家软实力的灵魂，培育和弘扬核心价值观，有效整合社会意识，是社会系统得以正常运转、社会秩序得以有效维护的重要途径，也是凝魂聚气、强基固本的基础工程。抵制各种歪风邪气，清除各种歪理邪说，就必须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良币”驱除“劣币”，用“正气”压倒“邪气”。如此长期坚持，我们的思想空间就会清朗起来。另外，为汉奸翻案的种种言论，大部分是通过互联网传播的，因此，要抵制为汉奸翻案的浊流，就必须牢牢守住网络这个“主阵地”。对于随意解构历史、歪曲真相，肆意翻案的行为，要及时予以反击、批驳，发挥舆论引导作用。
(作者：国防大学马克思主义教研部主任，少将) 来源：《求是》2015/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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