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是一座名副其实的“悬崖村”，海拔1400多米，与地面垂直距离约800米。村里通向外界，需要顺着悬崖断续攀爬17条藤梯，其中接近村庄的几乎垂直的两条相连的藤梯长度约100米，没有藤梯的崖壁更危险。尤其令人揪心的是，这段让人胆战心惊的山路，也是村里十几名小学生的上学路。
是无能为力还是冷漠无为?
“目前，村民最大的愿望就是修一条安全的路。”政府却称修路成本过高，大约需要五六千万，上面的住户少，投入和产出极不相称，政府根本无力筹建。
5月24日，《新京报》以《悬崖上的村庄》为题，报道了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支尔莫乡阿土勒尔村的72户村民，通向外界需要顺着悬崖断续攀爬17条危险的藤梯一事，引起了广泛关注。尤其令人揪心的是，这段让人胆战心惊的山路，也是村里十几名小学生的上学路。
据了解，阿土勒尔村已有200余年历史，他们所面临的出行问题想必也不是近来才有的，从报道中来看，当地政府对悬崖村的情况也是早已经知晓的。据支尔莫乡党委书记阿皮几体讲，他知道的在这条路上摔死的人有七八个，有村里的人，也有外来的人，而摔伤的人更多。而就在报道发出的前几天，阿土勒尔村的一个村民还曾摔下了悬崖。
既然政府对此早已知情，既然环境这么恶劣，进村出村都要冒着生命危险，那为什么不易地搬迁?为何悬崖村通向外界的道路到目前还只有那17条危险的藤梯?
据《新京报》报道，当地政府并非没有考虑过易地搬迁，易地搬迁主要问题是易地意味着失地，农民搬迁到城市附近后生计是一大难题，而现在的悬崖村其实土地资源和气候条件是很好的，致富并不难。
美国之音电台网站认为，中国多年国内移民情况表明，移民政策也带来一系列新问题，例如，外来移民人口的增加，给接收地区带来新的环境和社会压力。另外，新移民的适应能力参差不齐，还有故土难离等观念，许多人在新地区陷入新的生活困境。
那为何不修一条安全的道路?
据当地官员称，如果单从安全问题考虑，在现有的崖壁道路上用钢筋焊接的梯子代替藤梯，再添加防护栏，怎么也得耗资几百万。如果通路，就要全盘考虑相邻的同样没有通公路的依沃阿觉村和树主村，三个村大约300多户，1420人。打通三个村子和外界连接的公路，大约需要五六千万元。
县里分别在2004年和2009年规划过修路问题，需要村里自筹50%的资金来修路，但是村民哪里能出得起钱，于是修路就一再搁浅。
成本太高，修条路要花几千万元，财政补贴杯水车薪，村民集资力不从心，所以路一直没修起来。看起来，悬崖村的出行安全问题似乎无解，村民进出只能无奈继续沿用这17条
然而《北京晨报》认为，“目前，村民最大的愿望就是修一条安全的路”并非不可能，其一，如果真正认为生命是无价的，“产出”当然也是无价的。其二，于一个县政府，或难以解决修路资金，但于特事特办，争取上级政府在更大的盘子里筹划，也不至于“无力”。
中国青年网也认为，很多时候，解决问题往往是一通百通。“悬崖村”最缺的不是路，而是思路，是决心。
就在事件曝出的当晚(5月24日)，凉山彝族自治州州委书记林书成表示：先施工一条钢筋结构梯道，解决群众出行安全问题，接下来马上组织论证彻底解决方案。
《新京报》5月26日报道称，县领导已经带领工作组，攀爬天梯进入村子里开展工作。据凉山州消息，目前该州已成立工作组，当天将带领施工、设计单位，进入“悬崖村”，应急解决天梯的道路安全问题，消除一切安全隐患。
长期困扰悬崖村的出行安全问题在经媒体报道后似乎一夜之间又变得可以快速解决了。
《西安日报》评论称，闻风而动、雷厉风行，体现了政府的媒介素养，也体现了对百姓的感情，这样的反应是人们乐见的。但一个疑问是，问题并非今日才有，一直以来，当地难道就不知情吗?无论忽视还是不重视，都是问题所在，都需要当地反省自身的责任。
香港《东方日报》称，面临道路问题，村里学生上学艰险，当地村民期望可修建一条安全道路。惟当地政府部门称，修路成本过高，政府无力筹建。村民的无奈，折射出政府的冷漠。
修路缺钱更缺为民情怀
悬崖村面临的最大问题，首先恐怕并非经济发展，亦非脱贫目标，而是如何保障村民与小孩的生命安全。在这里，安全就是最大的民生问题。
也有观点认为，在目前尚只有农耕经济的悬崖村，在当地年财政收入仅有1个亿、修条路却要花3000多万元的现实语境下，似乎并不应该苛责当地政府的“束手无策”。
《京华时报》称，作为著名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凉山州及阿土勒尔村的扶贫工作一直在推进，只是这个地方致贫情况复杂，扶贫难度很大，很多问题并不是那么容易解决。
《西安日报》援引分析称，“悬崖村”贫困的由来，有着历史的因素，客观的因素，而以当地薄弱的财政，想要做点大事，又是多么不容易。即便有一些扶贫资金，想要彻底解决问题，又是多么“不解渴”。
《中国江西网》援引分析称，对于修路，当地政府并非没有过考量：若只考虑最低限度的安全，或可用钢筋梯代替藤梯，再添加防护栏。但一则造价需几百万元，当地财政实在囊中羞涩，二则即便建成也是权宜之计，故而未予实施。
昭觉县委相关人员也表示，当地交通部门此前已有修路计划，正初步实施中，并多次前往阿土勒尔村查看天梯安全情况。只不过“想将道路规划与旅游开发相结合，在修建过程中尽量维持当地自然风貌”。
诚然，资金不足、环境复杂等客观问题不容否认，而政府想要将道路规划与旅游开发相结合的长远考虑也值得肯定。但是，事件引起关注的症结点并不在于修路这一问题本身，而是在于当地政府是否能够认识到悬崖村的主要问题，政府的扶贫规划与民众当前的迫切需求是否匹配。
《新京报》报道称，悬崖村其实土地资源和气候条件是很好的，致富不难，青花椒等特色农作物的品质好，产量高，只是交通制约村子的发展。而悬崖村面临的最大问题，首先恐怕并非经济发展，亦非脱贫目标，而是如何保障村民与小孩的生命安全。在这里，安全就是最大的民生问题。“目前，村民最大的愿望就是修一条安全的路。”
可即便在“精准扶贫”的大背景下，当地政府似乎也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据媒体报道，昭觉县今年在阿土勒尔村里落实“精准扶贫”政策，花了100万给家家户户买羊，不过，这些新增的羊仍然无法转换成商品，并没有给村子带来改变。
政府规划和举措虽然出发点都是好的，但却因为并没有抓住悬崖村当前最需要解决的问题，不仅成效不显，反而导致扶贫资金、资源分配不均，甚至放任危险的存在，这不能不说是当地政府的失职。
《人民日报》评论称，精准扶贫讲究精准施策，因地制宜、因户而异、因人而异，不是盲目施策，最忌“大水漫灌”、浅尝辄止。精准扶贫重在解扶贫中的难题，破脱贫中的瓶颈。
《新京报》评论称，或许从经济效益角度上考虑，为住在悬崖上的村民修建索道，或为当地三个村落1420人投入五六千万修建一条公路，投入与产出并不相称。但问题在于，政府的责任并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层面。社会层面上所担负的责任，也是各级政府部门更应该正视的问题。当责任与经济效益发生冲突时，责任应该是政府重要的衡量因素，而非经济效益。
《北京晨报》也认为，看着村民尤其是孩子攀爬藤梯的惊心动魄，当地政府还岂能无所作为。事在人为，而这首先需要的是责任意识、为民情怀。
谁来为责任把关?
有着200余年历史的悬崖村直到今日受到媒体关注后出行问题才得以重视进而解决，而像这样的村庄仍有很多，谁来为他们负责?
类似悬崖村的情況並不是孤例。香港《东方日报》报道称，湖南桑植县苦竹坪乡的张家湾村，平均海拔逾800米，当地小朋友求学，只能徒手从架在半山腰的天梯爬出去。云南怒江州福貢县马吉乡的孩子则靠溜索过怒江上学，他们每一天都面临许多不测风险，每一步都是与大自然的搏斗。
《印度时报》网站报道称，截至2014年年底，中国农村仍有7017万人口生活在该国年收入2300元的贫困线以下。
另据法国《解放报》网站此前报道，中国想在6年的时间里消除贫困。为了实现这一雄心勃勃的目标，每个月要有约100万人走出贫困，也就是说中国还有7000多万贫困人口在未来的6年内需要实现全部脱贫。
而要实现这一目标，除了加大扶贫政策的力度之外，谁来为责任和执行把关，也极为重要。
《青年时报》援引评论称，国家从1986年开始实行大规模扶贫开发政策，各级政府都设有扶贫机构。这个背景下，与现代文明只隔着一壁悬崖距离的“悬崖村”，如果没有纳入国家扶贫项目，没有一个具体明确的“走出原始村落”的规划，那么必须问责：哪一级政府、哪些部门失职?
国家和地方财力都有限，目前还不具备一下子解决所有贫困问题的能力，这是事实。但资金使用、资源分配的问题上，很多不合理、损失浪费严重的情况，每年天文数字、过多过滥的专项资金、政府补贴——不但低效，且相当比例被套取，这些情况都与“悬崖村”现象的存在形成强烈反差。那么，谁来对这些决策、资金进行监管?
对此，《新华网》报道称，类似悬崖村这样的情况，全国应该还有不少，不该只因记者的偶然发现而引发社会关注，更要依靠制度性的倾斜。
《中国纪检监察报》援引观点称，精准扶贫还需精准监督，扶贫制度的跟进，是实施精准监督的前提。同时精准扶贫的权力有待于更细化、更分解、更阳光。而除了监察机关、媒体、公众，农民也应该是监督扶贫决策与执行的主力军，监督主体的无力或者缺失，只能为扶贫腐败大开方便之门。
“悬崖村”的出路究竟在哪里，这对政府落实中央精准扶贫政策来说，是一个检验。按理说，看着爬在藤梯上的孩子们，当地各级官员若真是寝食难安，就不难找到“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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