敬一丹新书《我遇到你》2015年10月17日在银川签售会现场图集 摄影：王富仓
内容介绍
一个人，二个栏目，一个时代
30年央视奋斗，30年中国社会变迁，30年百姓故事
央视著名主持敬一丹回顾央视30年奋斗经历，首次袒露心路历程
坎坷的求学经历 中年再造的央视奋斗
全民关注的新闻热点 央视节目的反思反省
感人肺腑的记者良知 新闻理想 职业道德 百姓故事 社会热点
名人推荐
敬大姐是我们主持人中经历丰富的人，所以有眼界、有胸怀。有时候遇到些事想不明白就跑去找敬大姐求解药，说完她一笑，我也就豁然开朗了。所谓事业顺利，就是你得有一个平台，有一个大姐。
——崔永元
我们的生活中有这样一些人，如锚一般，沉着持重，不离不弃，让我们的心在风雨摇荡中有所依靠。一丹就是这样的人
——杨澜
叫一丹为敬大姐，不仅因为年龄，更因为她完美地诠释了大姐的含义。做人，利而不害，身边的人都是受益者。做事，为而不争，也正因为不争，没人能与她争。很幸运，在我们很多人的生命历程中，有这样的大姐。
——白岩松
遇见敬大姐，不是看见一档新闻节目，而是遇见一种新闻态度。遇见对真相的质疑，遇见正义和悲悯。当一个个新闻变成旧闻，一个新闻人的良知和坚持就镌刻进了我们遇见过的历史。
——于丹
书中的一丹，熟悉而陌生、纯粹而丰富、淡定而深刻。作为记者、主持人、学人，她的遇到，不仅是个人的，更关联着一个国家、时代的发展轨迹。感谢一丹，以她敏锐的观察、深刻的思考、细腻的笔触，娓娓道来，告诉你、我、他，也告知未来。
——俞虹(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
精彩试读
为什么没打马赛克?
我急急忙忙走进演播室，这天节目有点急，编辑在机房编片子，领导马上来审，演播室同时录主持人部分，三管齐下，最后合成。
我一看大屏幕，站住了。巨大的屏幕上，站着一排女孩儿，那是东莞色情场所等待被挑选的女孩。她们的身材、相貌历历在目。我问：
“为什么不打马赛克?”
“其他新闻节目播出时也没打。”
“那咱们《焦点访谈》也得打，这哪行啊?可以用街景，招牌，不是也能说明问题吗?”
我坚持，所有女孩的镜头都要打马赛克,或者做虚，看不出她们的面目时,才能录。有女孩的近景也不行。
我最直接的想法就是,她们还年轻，她们家人看到会怎样呢?
终于，画面调整完毕，大屏幕上看不请面目了，我才开始录。
我没有看机房合成的过程，我以为都会做相应处理了。
节目播出了，让我特别意外和难受的是，在片子里边的镜头里，有些女孩没有打马赛克。我又追问：
为什么这些女孩没有打马赛克?
我没有得到回答。我不明白，为什么那些经营者反倒给打了马赛克呢?要保护他们的隐私权? 但那些女孩不是更应该保护吗?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是这个事件的最末端，追寻根源，不能最后落在这些女孩身上。有人可以特别简单地把她们看成坏女孩,但是我不能。这不用什么大词,最朴素的想法,她如果是你的熟人亲人呢?她们还那么年轻,她们还要面对未来，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新闻伦理。
北京大学电视研究中心有一个年底例行的电视批评发布,叫“掌声与嘘声”,“嘘声”常常是白岩松发布，面对不良的电视现象，他带领着大家“嘘——”会场一片嘘声，其中的提醒、批评，彼此都懂。有一次的“嘘声”针对的就是电视屏幕上那种该打马赛克而不打马赛克的现象。这种违背新闻伦理的现象屡屡出现,所针对的，有时是未成年人，有时是病患，有时是被害人，有时是身份敏感的人，都是需要马赛克保护的人，这很容易被理解,为什么会轻易突破底线呢?心中有人，尊重人，才会有负责任的细节把握，才会拒绝粗疏热闹。这里有值得媒体思索的地方，小小马赛克包含着职业原则。
顾忌，有时会让我选择放弃。
胡同里那个孤儿，进入我们的节目后，生活境遇有了改善，未来生活有了保障，我们很欣慰，但，接下来，众多媒体频繁关注，孩子的生活慢慢变了模样。这让我担心，会不会让孩子失去自然的生活环境?会不会影响孩子的性格和成长?于是，我拉开了距离。
西双版纳的傣寨姑娘在泼水节告诉我们，她们怎样把长裙挽到头上，走下河去。她在竹楼上镜头前演示着，我却有些不放心，这样做，是不是符合她们日常的习惯呢?眼下不是在河边，而在竹楼里，镜头前，可不可以这样呢?她是不是不好意思拒绝呢?我问了姑娘，说可以，我又问了姑娘的妈妈，也说可以，我这才放下心。我这样，显得很“事儿”，可如果不这样，我心里真存事儿了。
“你缺少刚性”
头儿看了我几个节目，摇头：太没有锐气了,没有锋芒，缺少刚性。摄像说：大姐心太软。
一个大大的窟窿，在墙上格外刺眼，周围有种不详、不安的气氛，一看就是出事了。这是湖北一个存放种子的粮库。我盯着那个窟窿，心想，人得气愤到什么程度才能砸出这窟窿!沿途农民和我们说的情况，果然很严重。摄像王守城不露声色，在周围观察，把该拍的都拍了，包括那个大窟窿。
《焦点访谈》接到举报，这一带出现了假种子,眼看就误了农时了，农民万般无奈把这坏消息告诉了记者。我们来到现场,看到愤怒的农民，但没看到县长书记。出了这么大乱子，人呢?办公室的人告诉我们,县长书记全都到村里去了。我们本能的思路是:真的吗?在哪?我们跟过去。到村里，县长和书记真在那儿,带着农业科技人员教农民紧急情况下的育种。地下有不少水桶大盆，新运来的稻种浸在里边，大家说着技术细节，气氛平和。
我们如实记录了这样的情景。
回到北京，进机房，回看那些镜头，琢磨怎么编辑。如果，我把报道只停留在粮库的大窟窿上,再强调渲染如何误了农时,如何影响了农民,伤害了农民利益,这个节目看上去会很火。但是，那不是我们了解到的全部，县长和书记如何紧急处置，避免农民更大损失，也是这一事件中的重要内容。于是，我把事件从头到尾都说了，把大窟窿和书记县长都编进去了，力求呈现出一个完整的过程。我起了个题目叫《谷雨话种子》,这不是冒着火星的标题，有点儿提醒的味道。节目播出以后,有人问：这是批评报道还是正面报道?也有人说这节目“有点温”。在《焦点访谈》锋芒毕露 的年代，“温”是一种批评。
另一个节目，我也不可救药地“温”了。北京市有些人滥印地图,印错了, 我拿着这个印错的地图对着镜头说,这是工具，地图弄错了，后果有多严重,会带来多少麻烦。回来却没通过。制片人说：
你得往下挖啊,谁印错的?
我说，这还用挖?底下都写着某某出版社。
制片人要求：得找到这个出版社，这个人,采访他，挖到底。
这和我以往的工作方式不太一样,以前做经济节目，说出现象就行了,不一定要挖到当事人。
于是我就去采访,这是一个科技专业出版社,我拿着地图找主编。主编一看就是一个老编辑出身的文人,说：真不好意思,我们这个出版社是学术出版社,技术性的书籍出一本赔一 本,我们刚批了一个综合编辑部,还能挣点钱,刚印了一个地图就印错了。
我实在不忍心采访他了。怎么办呢?我说，你把责任编辑 找来,好吗?
责任编辑来了,一个刚出校门不久的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拿着羽毛球拍进来的,兴冲冲地问：什么事?
他们头儿跟他说,这是记者,了解了解情况。
我本来想用严厉的语气问：你知不知道把地图印错了,后果有多严重?
一开口，变成了：你以前印过地图吗?编过地图吗?
小伙子说，没有,这方面实在没有经验,确实弄错了。
从责任编辑到主编,都一副认错的态度,我判定这不是恶性的,成心的，只是过失。所以，我没强调这做法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而是把经验不足的原因编进节目里去了。我心里有些不安,节目播了,这个小伙子将来还能评职称吗?
去监狱采访，设想着，对犯人，气氛得冷俊点儿。失足少年带进来了,我开第一句：
你这扣子怎么是红线缝的呀?
在家谁给你缝?
你妈来过吗?
我称呼他时特意去掉了姓，好像在叫人家小名，说话时把手搭在他的肩上。摄像事后说,你跟那个少年犯说话，怎么像孩子的大姨似的?是啊，在我眼里他首先是一 个少年,然后才是“犯”。
摄像说：大姐心太软。
制片人看了几个节目，摇头：太没有锐气了,没有锋芒，缺少刚性。
孙玉胜也跟我说：“你是介于传统和前卫之间的形象。”
我该反思自己了。中央电视台评论部口号之一就是“前卫”啊!我慢慢找到了自己和栏目之间的差距。我有点儿心虚地为在心里自己开脱：节目要长久存在，不也需要刚性以外的东西吗?传统和前卫之间的中庸不正是被多数人接受的吗?
每每看到我的同事们做出酣畅淋漓的节目，每每看到这样的节目强有力地影响着社会，我总会由衷的喜欢，也由衷地感到自愧不如。
记得再军、白河山的《罚要依法》节目播出时，我正在办公室编片子。节目开播，大家放下手中的活儿，聚拢在电视机前。
只见309国道上，交警截住卡车，罚款：20!
司机解释求情，警察更加粗暴：40!
一个又一个细节，一环又一环调查，这一暗访的节目把公路三乱表现得淋漓尽致。演播室老方的评论也有理有据有分寸。
我不禁为同事叫好，回头看着手里的半成品：还编吗?真拿不出手啊!
我真得重新衡量自己了，节目要求和我性格之间确实有冲突,但我也确实不愿意违背内心,我宁可节目温，也不愿心里别扭。在选题上，我比较倾向于中性话题，现象分析，不太胜任短兵相接的监督报道。好人犯错,我下不去手;真正的坏人,我斗不过他，当然我也没有怎么遇到过真正的坏人。在这个栏目里，我原本的弱点突出了。我有点迷惑，也试图改变，但还是没能改变。
后来《焦点访谈》实行了总主持人制,我们几个总主持人更多从事演播室的工作,我慢慢感觉对位了。演播室需要和现场拉开一定距离,需要沉淀下来思考,主持人的言论不仅仅是锐,更重要的是分寸和平衡。舆论监督节目带来痛感，也许，锋芒毕露的人带来的是刺痛，而我带来的是隐痛。
我承认自己的有限,认识有限，思索有限，所以表达也得留有余地，否则明天我可能会为我昨天说的话脸红。《焦点访谈》越火,我就越觉得，得格外谨慎,每一个镜头,每一句话都可能 影响一个人的命运,不管他是强势还是弱势。 过把瘾就死,不知道死过多少回了;过把瘾就死,那是愤青的表达，不是成年人的态度。当特别热闹的现象出现,一时没看清，又需要面对它的时候,尤其得“留有余地”。我不会在节目里做出欢呼状,拍案状，经常会沉淀一下再开口，有时用问句,用删节号，留一点空间,空间是留给观众的, 也是留给时间的。
早期《焦点访谈》,如果拍到“不许拍照”、“无可奉告”、推搡记者、遮挡镜头时，记者会有些暗自兴奋,这些镜头会直接编到节目里,似乎有一种特别的效果,揭丑!解恨!痛快!大家一看就会说: 那是坏人。但这种判断太简单了。
后来我们主动减少,甚至不用这些镜头了,《焦点访谈》从最初的血气方刚的年轻人,慢慢也变成了讲理的中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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