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括教育体制的改革，我不相信一个国家的国民在没有自由的心(free mind)的时候，能够有真正的创新。
和我奶奶那时候相比，中国人的生活已经有了很大很大的变化。我大学的时候不会用拨号的电话机，现在智能手机早已普及;小时候很羡慕拖拉机，现在人人开车;大学的时候很少打电话，现在随时通电话;当时回家要3天时间，如今几个小时就能实现。再过几十年，让我们的孙子辈和我们比较生活的变化，我是很难想象的。所谓“低垂的果实”，就是人类总是想用最省力的办法谋求生活之道，那么就会首先采摘最低的果实。
世界上有三种人，有一部分人采完低垂的果实后，明年继续采新长出的低垂的果实;另一类人在采完低垂的果实后，会砍树吃高的果实，这样第二年就没有的吃;
还有一部分人在采完之后不断种树，就可以不断吃。这恰好对应了三种制度，最好的就是最后一种制度，即不断有人载果树，也就不断有果子可以吃。而载果树的人就是企业家。
无论是美国200年的增长，还是中国近30年的增长，都是企业家不断栽培果树的成果，我们才能享受到如今所有的产品。中国如何能够维持高速增长，我认为取决于中国的企业家精神能不能够得到更好的发挥。而美国还能不能有新的果实出来，也同样依赖美国的企业家精神。
中国目前正在经历生产模式的转变，过去赚钱的是套利型企业家，例如个体户、乡镇企业家、90年代房地产企业家等，他们依靠市场不均衡发财致富，因为长期计划经济体制导致资源没有得到很好配置，所有的产品都处于缺少状态，以及农村过剩劳动力也促进了套利型企业家事业成功，并成为对中国经济最重要的企业家。
然而如今，套利机会越来越少，劳动力成本上升，模仿西方高科技空间越来越少，产能过剩等等问题陆续出现，还想继续保持成功，就需要转向创新型企业家，创造一种别人没有的东西，因为套利型企业家是看见别人有，直接拿过来的成功。这是中国目前很大的挑战，因为两种企业家对于制度的敏感性不一样，套利型企业家总是第一单赚大钱，以后越来越难;创新性企业家一开始总是亏损的，也许几年都不能赚钱，所以需要天使投资人等的支持。
斯密的观点认为，技术进步+劳动生产力提高=经济进步，其中劳动生产力提高包括劳动分工和专业化更加细分，这也直接产生了市场。500年前的大航海时代，分工就出现了，此后分工不断深化，市场也不断细化，但这些都依赖于企业家。
因为市场是企业家创造的。比如软件产业是比尔盖茨创造的，微信市场是腾讯创造的等等。中国今天出现普遍产能过剩现象，是因为中国的企业家没有很好地利用新的市场，还在重复过去的生产。当然这是有原因的。
第一，中国企业家本身的问题，我们已经习惯“低垂的果实”，就是生产其他国家已有的产品，久而久之不会创造新的东西;第二，社会制度的影响，中国企业家更愿意套利，因为创新面临不确定的世界，大部分人都不会认可。
如果每个人的权利得不到保证，创新成果没有确定回报的时候，企业家是不愿意去创新的。所以，创新型企业家对制度更为敏感，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很好的法治的时候，仍然有很多套利型企业家，但创新型企业家就没有办法花时间进行创新，因为创新需要很长时间，需要权利的确切保护。
创新需要长时间的不断尝试，可以给大家举个例子：吉利刮胡刀。100年前吉利是一个小商贩，走街串巷的时候发现当时的刮胡刀很不方便使用，但男人都有刮胡的需求，他就在想能不能生产出安全便宜的刮胡刀?
但很多技术专家都认为这是不可能的，最后他花了6年时间终于研制成功一次性刮胡刀，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几乎所有的创新产品都面临类似吉利刮胡刀的问题，那就是很多次的失败。
要是中国真正从靠资源配置改进的增长转向以创新推动的增长，就必须依赖企业家从套利型企业家转为创新型企业家，而这又需要中国目前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的根本变革，我们需要建立一个法治的社会，使政府权力受到限制，企业家才会投入持续的时间和精力进行可能面临多次失败的创新。
包括教育体制的改革，我不相信一个国家的国民在没有自由的心(free mind)的时候，能够有真正的创新。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中国的未来发展才能真正维持比较高的增长。我在这点上也很乐观，我认为美国体制仍然能不断创造出创新型企业家，不断栽树，我也希望中国的企业家在摘果子的时候能更多种树，甚至让美国人也能吃到我们摘的果子，到了那个时候，世界将会变得更好。
(来源：凤凰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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