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两会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积极推进决策科学化民主化,重视发挥智库作用”。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在政协常委会工作报告中也明确提出,要“推进智库建设,努力研究和回答人民政协事业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
智库,英文称“Thinktank”,属于舶来品。“智库”一词是什么时候进入中国的,这一点似乎还没有人考证,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智库在中国形成热点,不过是近几年的事,特别是中共十八大以来,中国的智库发展出现了井喷。
这既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但明显也是高层的有力推动,特别是十八大后最高决策层高度重视并切实推进。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表示:“必须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把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作为一项重大而紧迫的任务,采取有力措施,切实抓紧抓好。”
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詹姆斯·麦甘教授及其团队今年初发布的《全球智库报告2014》指出,目前全球智库总数达到6681家,其中美国1830家,世界第一;中国429家,世界第二。不排除这里面存在水分,笔者前不久曾发表《中国智库发展不能大跃进》一文,试着对智库作了一个定义并归纳为四性:公共性、非营利性、相对独立性和创新性。根据“四性”标准,咨询机构、评估机构或由它们翻牌而来的机构不能称智库,因为它们不符合公共性和非营利性;党政系统的政策研究部门及其附属或延伸机构也不能称智库,因为它们不符合相对独立性的要求;大学里纯学术研究机构也不属于智库,因为它们并不直接研究公共政策,成果也不直接为公共政策服务。社会智库或者说非官方智库更接近于真正的智库。
就智库的品质和影响力而言,中国仍远远落后。在麦甘教授领衔发布的全球智库排行榜上,中国智库也仅仅排名第27位。中国真正要成为与中国人口和综合实力相匹配的智库大国,乃至通过智库实现软实力崛起,智库发展尤其需要在以下三个方面着力:
一是党政机构要加大向智库特别是社会智库购买服务的力度。智库原本就是研究公共政策的,最主要的客户就是党政机构。“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如果政府不购买智库的服务,在相当程度上,智库的发展就断了源头活水。令人高兴的是,李克强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要求:“提供基本公共服务尽量采用购买服务方式,第三方可提供的事务性管理服务交给市场或社会去办。”
二是政府和社会应该为智库尤其是社会智库的生存和发展创造环境,不仅要简化智库的注册手续,取消挂靠或指导单位;而且也应该为智库提供现实支持,创造条件鼓励企业与个人向智库尤其社会智库捐资,比如向社会智库捐资享受一定的减免税待遇。
三是社会智库须强化自身建设,在政策和理论研发上多出创新性成果。这是智库生产力的主要表现,也是智库影响力的重要载体。
作者: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欧美同学会副会长
(来源:人民政协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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