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有“大国情结”，因为这个国家曾领先世界上千年，后因内忧外患而跌入低谷，但通过长达百年的奋斗和牺牲，中国又快步赶了上来，正在重返世界之巅，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离我们如此之近。80年前，在日本大举侵华、中华民族处于生死攸关之际，毛泽东率领的中国工农红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万里长征，为打败日本法西斯，建立人民共和国奠定了根基;25年前，苏联解体，东欧崩溃，社会主义陷入低潮，邓小平决定“两手都要硬”，加速改革开放，使人民共和国一举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之一;近年来，世界经济持续低迷，逆经济全球化趋势蔓延，西方霸权在南海等地傲慢地挑衅中国，习近平主席展示了中国人民捍卫国家主权的坚定意志和强大信心，挫败了挑衅，并以G20杭州峰会为转机，开创了中国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新格局。回望这80年的历程，我们看到中国正大踏步地重返世界之巅，看到中国软硬实力的全面崛起，这一切必将对国际秩序的未来演变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一、毛泽东：一定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从1934年开始到1936年结束的长征是人类战争史上的史诗般的奇迹，中国工农红军转战了十四个省，战胜了人间难以想象的艰难险阻，突破了上百万敌军的包围封锁，把中国革命的大本营从南方转移到了西北，为建立统一战线，推动抗日战争和创建新中国奠定了基础。80年前，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后说了一番惊天动地的话：“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傅作义将军后来回忆1949年北平和平解放时，曾引用毛泽东这段名言，感叹道，当年毛泽东说这番话的时候，他手下只有不到8千人呀。
在同一个讲话中，毛泽东详细分析了中国国内外时局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最新变化，提出要团结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建立最广泛的统一战线，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投入抗日战争。他还谈了为什么要把“工农共和国”改为更具包容性的“人民共和国”：“我们的政府不但是代表工农的，而且是代表民族的，…… 因为日本侵略的情况变动了中国的阶级关系，不但小资产阶级，而且民族资产阶级，有了参加抗日斗争的可能性。”毛泽东还指出，“中国百分之八十至九十的人口是工人和农民，所以人民共和国应该首先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但是人民共和国去掉帝国主义的压迫，使中国自由独立，去掉地主的压迫，使中国离开半封建制度，这些事情就不但使工农得了利益，也使其他人民得了利益。包括工农及其他人民的全部利益，就构成了中华民族的利益。”
随之而来的历史巨变迅速印证了毛泽东的远见卓识，这个讲话发表后的短短14年间，人民战争摧枯拉朽，日本战败投降，国民党兵败如山倒。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这是一个经历了数千万人流血牺牲后真正获得了完全民族独立的人民共和国，这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全新的国家，一个以人民整体利益为依归的超大型国家。毛泽东主席还准确地预测：“中国的命运一经操在人民自己的手里，中国就将如太阳升起在东方那样，以自己的辉煌的光焰普照大地，迅速地荡涤反动政府留下来的污泥浊水，治好战争的创伤，建设起一个崭新的强盛的名副其实的人民共和国”。尽管在重返世界之巅的探索中，中国也经历过无数艰难曲折，但我们最终以全方位的崛起震撼了世界。
二、邓小平：一定可以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
1989年中国发生了“政治风波”，1990年东欧发生了剧变， 1991年 12月 25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解体，红旗落地，西方世界欢呼雀跃，美籍日裔学者福山宣布历史终结了，同时我们内部也充满悲观情绪，怀疑“红旗还能打多久”的大有人在。于是，有人主张放弃社会主义，全面接受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同时也有人呼吁“全面抵制”西方，认为在经济领域多一份外资就多一份资本主义。但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邓小平在这场严峻的危机中看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机遇，苏联解体之后才 20来天，他就以异乎常人的勇气和洞察力，决定开启划时代的1992年南方视察，他要向自己的人民做一个重大的宣告。
邓小平应该是中国高级领导人中最了解苏联及东欧和苏联模式的。他 1926年曾在苏联留学近一年，1949年之后又 7次访问苏联，会见过当时苏联和东欧的几乎所有最高领导人。他的基本判断是，苏联和东欧首先失败在经济上，失败在人民生活水平停滞不前上，失败在他们的领导人动摇了对社会主义的信念上，所以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反复强调：“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现在一些人只说不改革开放是死路一条，这是非常不准确的，邓小平把“坚持社会主义”放在最前面，他对此是深思熟虑的。
在南方谈话前，邓小平对苏联和东欧的事态发表了一系列评论。 1989年 9月 4日，他表示：“东欧、苏联乱，我看也不可避免，至于乱到什么程度，现在不好预料，还要很冷静地观察。”他还表示：“在这些国家动乱的时候，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代，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1990年 7月 11日，他向加拿大前总理特鲁多指出：西方对东欧的变化“不要高兴得太早，问题还复杂得很”。1990年 12月 24日，东欧已经出现了剧变，苏联呈现一派乱象的时候，邓小平说：“国内外形势比我们预料的要好。” 1991年 8月 20日，也就是苏联解体前 4个月，邓小平说：“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
回头来看，邓小平看到了机遇，但也看到了风险。他认为中国要大力“利用”外资，但“外资”只能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是对中国整体实力的补充，中国决不能被外资控制，而是要通过引进外资和其他外部资源来壮大自己，最后反过来超越西方。邓小平对中国社会主义深具信心，1989年11月他对来访的外国客人说，“一个冷战结束了，另外两个冷战又已经开始。一个是针对整个南方、第三世界的，另一个是针对社会主义的。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坚持社会主义，不会改变。……只要中国社会主义不倒，社会主义在世界将始终站得住。”同一年，他在总结1989年“政治风波”的教训时对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这样说：“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现在我们要顶住这股逆流，旗帜要鲜明。因为如果我们不坚持社会主义，最终发展起来也不过成为一个附庸国，而且就连想要发展起来也不容易。”他还清醒地指出：“现在国际市场已经被占得满满的，打进去都很不容易。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在这一点上，这次暴乱对我们启发十分大，十分重要，使我们头脑更加清醒起来。不走社会主义道路中国就没有前途。”
环顾世界，许多国家也实行了对外开放，但真正成功的不多，他们往往不是真正“利用”了外资，而是整个国家的经济命脉都被西方资本控制了，甚至百姓财富被华尔街金融大鳄洗劫一空。但中国不一样，我们有完全独立于西方的政治制度、国防体系、科研体系，有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承;有前30年所奠定的制度基础、工业基础和社会基础，包括妇女解放、土地改革、教育普及等伟大的社会革命，所以邓小平坚信中国有能力在开放中趋利避害，汲取西方和其他文明的长处，同时保持自己的自主性。随之而来的中国迅速崛起也印证了邓小平的远见和魄力：中国通过全方位的改革开放，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使整个国家面貌焕然一新，绝大多数国民的财富大幅增长，中国迅速成为世界最大的经济体(按购买力平价)、最大的贸易国、最大的外汇储备国、最大的游客输出国，形成了全世界最大的中产阶层，这与西方模式下多数民众财富20来年鲜有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中国还基本实现了全民养老和医保，虽然水平仍然参差不齐，但这样的社会保障美国还没有做到。中国成了世界经济增长的最大引擎，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几乎为美国的两倍，世界对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的关注也一浪高过一浪。虽然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还面临诸多挑战，但在国际比较中已经明显胜出，这条道路将越走越宽广。
三、习近平：一定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自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多次强调“要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他指出，我们既要有“乱云飞渡仍从容”的战略定力，又要有“不到长城非好汉”的进取精神;我们要“把握世界大势，统筹好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在时代前进潮流中把握主动、赢得发展”;我们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2016年发生了两件大事，展现了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勇气和担当。它们既是“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又是中国重返世界之巅进程中具有深远意义的里程碑。
第一件大事是中美围绕南海仲裁案展开的尖锐斗争，包括军事斗争。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明确要求把国防和军队建设放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个大目标下来认识和推进，并为此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署，指挥一系列重大军事行动。2016年6—7月间，也就是南海争议的关键时刻，美国竟派遣两个航母战斗群进入南海，公开叫嚣已做好开战准备。中国人民解放军直面这种挑战，向全世界宣布自7月8日起，在南海进行战役级的大规模演习，之后其他相关反制措施也一一到位。这些动作都明确地告诉对方：豺狼来了有猎枪!“10个航母开来也吓不倒中国。”
这一次较量很好地体现了习近平主席近年来提出的“治军”思想：军队要“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他强调能战方能止战，准备打才可能不必打。他将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局部战争上，突出海上军事斗争和军事斗争准备，有效控制重大危机，妥善应对连锁反应，坚决捍卫国家领土主权、统一和安全。
许多境外媒体曾预测，美国航母编队在7月12日仲裁法庭的决定出台后就可能立即闯入中国岛礁海域，结果却发现美国航母编队退到了菲律宾以东的海面。无疑，在中国强有力的反制措施面前，美国退却了。中美围绕南海的斗争还会继续，但这场基于意志和实力的较量已证明，美国想以武力威胁来阻遏中国崛起的企图已宣告破产。这场斗争的伟大意义怎么评价都不会过分。
另一件大事就是2016年 9月初中国作为主席国在杭州举行的G20集团峰会。代表世界经济总量85%、世界贸易80%、世界人口60%的20个成员国以及相关国际组织的领导人齐聚杭州，讨论并最终通过了习近平主席代表中国提出的解决世界经济难题的方案。如果说围绕南海的军事斗争代表了中国硬实力的强劲崛起，那么G20杭州峰会的进程则代表了中国软实力毋庸置疑的崛起。
一段时期以来，国际经济形势低迷，世界贸易持续下滑，各种形式的民粹主义、逆经济全球化、保护主义盛行。国际政治危机也此起彼伏，从欧洲难民危机到英国公投“脱欧”，很多国家的领导人根本无暇顾及全球经济治理难题，中国自己的经济也面临下行压力。许多西方媒体看好这次峰会的人不多，认为中国举办G20杭州峰会，等于接手了一个烂摊子，至少也是运气不好。但G20杭州峰会展示出的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使整个世界眼前一亮，豁然开朗。无疑，中国软实力正以比原来预计更快的速度崛起，中国在重返世界之巅的进程中又迈上了新的高度。
当前世界软实力的总体格局仍然是“西强我弱”，但G20杭州峰会的成功经验说明，只要我们具有真正的道路自信，能够从人类的整体利益出发，以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功经验为依托，把握时机，顺势而为，敢于发声也善于发声，那么改变“西强我弱”话语格局的进程可能大大加快。一个原因是西方软硬实力走衰的速度比我们想象得还要快，从英国“脱欧”公投到美国大选的纷繁乱象都说明了这一点。G20杭州峰会的过程中已看不到西方真正有分量的倡议，更毋庸谈西方的道德感召力了。与此相反，包括西方国家在内的其他成员几乎都在期待中国方案，因为中国提出的倡议的确更符合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的利益和愿望。 在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是“得道多助”。G20杭州峰会有可能标志着在全球治理领域内，“西强我弱”的话语格局已开始发生逆转。
习近平主席对G20杭州峰会的成功进行了言简意赅的总结：“我们运用议题和议程设置主动权，打造亮点，突出特色，开出气势，形成声势，引导峰会形成一系列具有开创性、引领性、机制性的成果，实现了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为全球增长提供动力、为国际合作筑牢根基的总体目标。在这次峰会上，我们首次全面阐释我国的全球经济治理观，首次把创新作为核心成果，首次把发展议题置于全球宏观政策协调的突出位置，首次形成全球多边投资规则框架，首次发布气候变化问题主席声明，首次把绿色金融列入二十国集团议程，在二十国集团发展史上留下了深刻的中国印记。”
笔者前后6天作为央视嘉宾在北京和杭州关注和点评G20杭州峰会，近距离地观察了整个会议的进程，认为中国方案得到与会成员高度认可的原因大致有三：一是这些方案能够站在人类共同发展的高度，寻求大家能接受的最大公约数;二是中国设计的峰会主题背后是中国的成功实践，“创新、活力、联动、包容”四大主题其实就是中国理念和中国道路的一种概括。例如，会议提出的“创新”，主要指创新增长方式，这不同于过去G20搞的货币主义政策，而是中国创新增长方式的实践，而杭州本身就是这种实践的缩影：杭州在电子商务、普惠金融，移动支付等领域都走在中国的最前列，也走在世界的最前列;三是习近平主席在会议过程中展示出的坦诚自信，通过一次次的讲话和沟通，他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信念，为世界经济困境点出了问题，开出了药方，指出了方向，交流了经验，勾勒了前景。
G20杭州峰会的最后一天，习近平主席代表二十国集团，宣布会议达成的共识：第一，我们决心为世界经济指明方向，规划路径。第二，我们决心创新增长方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第三，我们决心完善全球经济金融治理，提高世界经济抗风险能力。第四，我们决心重振国际贸易和投资这两大引擎的作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第五，我们决心推动包容和联动式发展，让二十国集团合作成果惠及全球。很难想象过去任何一个国际会议上能够发表一份如此“中国味儿”的会议公报，使用“规划路径”、“放眼长远”、“总体目标”、“开辟新增长点”、“综合施策”、“结构性改革”等一系列中国理念和中国话语。由此，我们可以认为，G20杭州峰会可能是中国软实力崛起的一个分水岭，是中国重返世界之巅、实现民族复兴梦的一个里程碑。中国的声音，特别是中国在全球治理领域内的声音，以后将会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得到重视。
从红军长征胜利到G20杭州峰会的成功举办，我们看到了中国正大踏步地重返世界之巅，看到了全面实现中国梦的伟大前景，看到了真正的道路自信和话语自信，看到了中国软硬实力的全面崛起，看到了我国领导人在历史发展的关键时刻所展示的远见、勇气和担当。这一切改变了中国，震撼了世界，必将深刻地影响未来世界秩序的演变。崛起的中国，将继续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搏击风浪，引领经济全球化的新浪潮，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中国重返世界之巅的伟大进程也会因此而变得更为壮阔。
(作者：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来源：《红旗文稿》201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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