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称章太炎、蔡元培等为学术大师，并不是因为在A类核心刊物上发表了文章，也不是因为他们获得了国家级项目，而是因为他们的论著达到我们心中的大师标准。
近年来，在党和政府的支持下，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取得了巨大发展，这一领域每年出版或发表的论著数量已远远超过美国。但与之相伴的怪象是，高质量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论著并不多，而在学界有影响力的学术大师更少。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量多质差”的不正常现象呢? 很重要的一个原因便是我国科研成果考核指标过于简单、僵化。而在笔者看来，这种评价机制从本质上来说并不利于区分“真人才”和“假人才”。
现有量化考核体系，容易误将“假人才”认定为“真人才”
我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均制定了量化考核指标，并据此来考核每个社科研究人员的科研业绩。但这些考核指标过于简单、僵化，无法为教师和其他科研人员创造一个自由、宽松的科研环境。在高校，主要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科研成果统计考核期限太短，不利于出高质量的研究成果。我国各高校一般在每学年结束时统计每位教师科研成果的数量，并将此作为职称晋升、绩效考核的依据。这一机制显然有促使教师在短期内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作用;但难以孵化出高质量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论著。道理非常简单：如果一个教师用一年或几年时间来思考、探究一个哲学社会科学问题，仔细雕琢一篇论文，这通常是一篇优秀的论文;相反，如果他在一年之中要写5篇或更多的论文，那么，其文章的质量便不可能很高。
更为突出的问题是，目前的考核指标相当僵化、单一。目前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均将发表或出版的论著数量作为重要的考核指标，而且将评价论文质量的标准简单地与指定的若干A、B类核心刊物挂钩;凡在核心刊物发表的论文，便属于高质量的论文，否则便属于质量较差的文章。
这种标准比较简单、易于操作、方便管理，但其缺点也十分明显：即容易误将“假人才”认定为“真人才”，而将真正的“人才”视为“非人才”。因为，未必所有在A、B类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质量都很高，而在非核心刊物上发表的论文质量均很差。事实上，确实有一些在A、B类核心刊物上刊发的文章，其质量不敢恭维。但按照我们的评估指标，该文章依然属于优秀的文章，其作者也属于得到重点支持的“优秀人才”。反之，在非核心类刊物上发表的论文中也不乏具有真知灼见的优秀论文，哪怕作者很有才学，但我们的评估指标并没有将此类作者认定为“人才”，更不用说“优秀人才”了，这样，他们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机会。其结果是：该得到优先发展机会的“真人才”没有得到鼓励，而“假人才”却得到了重视。
事实上，这并不属于个别现象。因为被指定为A、B类核心刊物数量十分有限，全国各高校和科研机构基本上都指定数本刊物为A、B类核心，而全国在同一领域中通常有几万甚至十几万科研人员，所以，只有极少数教师才有机会在这些刊物上发表文章，大多数教师只能在非核心刊物上发表其研究成果。但如上所述，不管后者的文章写得多么精彩、多有思想，按照我们的指标，它均属于内容很一般的文章。
无论何种级别的课题，本质上只是一个项目申请书
而关于目前高校教师的量化考核，最受诟病的一点就是过分重视项目、轻视论著。在我国高校的绩效评估指标中，项目占着特别重要的地位。主要表现如下：其一，有无国家级项目、省部级项目决定着教师的职称晋升;如果教师没有相应的项目，他便无法晋升为副教授或教授。其二，在绩效考核方面，相当数量的高校将一个国家级项目等同于几篇CSSCI论文、一个国家级重点项目等同于10篇CSSCI论文。
这种考评标准也同样存在一个问题：易于操作实施和管理，但不利于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产生高质量的论著。其实，无论何种级别的课题，它们在本质上不过是一个项目申请书，无论相关的申请书写得多么精彩，它依然是一个申请书，它肯定不是科研成果;将一个项目申请书在绩效评估上视同于几篇、甚至十篇论著，显然不利于教师专注于学术研究。此外，这一评价指标同样有埋没人才的负面作用，因为获得项目并不等于项目主持人十分有才学，更不等于他比无项目的教师更加优秀，但这一评估指标却简单地将“项目”与“优秀人才”简单地等同起来，有项目者得到优先晋升，无项目者只能原地踏步。这自然不利于真正有学识“人才”的发展。
由上可知，我国高校的科研评估指标十分不科学，不合理，没有为教师提供一 个宽松、自由的科研环境。在这样的环境下，教师不可能耐得住寂寞、专注于学术研究，因而也难以创造出高质量的、经得住时间考验的科研成果。根据这些指标，假若马克思活在今天，假若他是我国某高校的哲学教师，估计也难以晋升为哲学教授，因为马克思既没有国家级课题，而且他整整用了40年才完成其巨著 《资本论》。我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又何尝不是如此，在其在世期间，他既无课题，又无论著。马克思、孔子是得到举世公认的世界级伟人。根据我们的指标，他们都够不上人才，我们又怎能期望我国的大学能培养出伟大的哲学家和社会学家呢?!
取消量化考核后如何评估?标准隐匿在学者心灵深处
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在质量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就必须取消年度考核评估制。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取消这些僵化的指标不会影响产生高质量的学术论著和学术大师的产生，因为无论是“学术大师”，还是优秀的、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哲学、社会科学论著，都不是考核评估出来的。德国是一个盛产世界级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的国家，无论是卡尔·马克思、黑格尔，还是康德、马克斯·韦伯，他们无疑都不是考核评估出来的;我国近代也产生了一大批知名的学术大师，例如严复、章太炎、鲁迅、蔡元培、胡适、康有为、
梁启超、孙中山等等，他们同样不是考核评估出来的。
或许有人担心，取消了刚性的评估指标，我们如何评判论文或著作的质量? 如何评判某一学者是否优秀? 笔者认为，评价标准既不应该是发表论著的刊物或出版社，也不应该是项目的级别，而是论著本身。具体地说应该看论著内容是否具有思想性、启发性、观点是否具有新颖性、逻辑论证是否具有严密性等。实际上，在我们每个学者的心灵深处都隐藏着这些标准，因为即使在量化指标十分普及的今天，在学者中时常会存在这样的共识：某学者写了一篇好文章。我们之所以称章太炎、鲁迅、蔡元培等为学术大师，并不是因为在A类核心刊物上发表了文章，也不是因为他们获得了国家级项目，而是因为他们的论著达到我们心中的大师标准。
如果我们能够取消上述僵化的考核指标，这便大大地改善了广大社科科研人员的学术环境;如果这样，再假以时日，自然便会生长出一些卓越的哲学家、社会学家。
作者为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研究员、法学院教授、中德国际经济法研究所主任
来源：文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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