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和乡亲们都住在土窑里、睡在土炕上，乡亲们生活十分贫困，经常是几个月吃不到一块肉。我了解乡亲们最需要什么……”在国事访美第一站西雅图，习近平主席在演讲中提及他年轻时在陕西梁家河村下乡的经历与感受。
这是一个关于成长的故事：一个抱负远大的中国青年，从中国的最底层开始，亲身体验民生之艰，立志寻找变革之道。这个故事也提示世人，在对生活有深刻理解之前，不要总认为自己能替他人作出更英明的决定。
我们从中看到了领导者的谦卑。谦卑地向生活学习，向群众学习，才能够深刻理解生活，理解人民，并从中汲取力量，锻炼出坚韧品质，建立自己正确的世界观，最终奠定服务于更大社会愿景的基础。
毫无疑问，中国正成为一个在世界上有巨大影响力的大国。大国之大，不仅在于经济之盛、军事之强，更在于责任之重、胸怀之广，能够对整个人类文明和文明福祉的增进做出更大贡献。传统中国的精神贵族们所谓“天下”，真正的标记是文明。从大国到文明大国，还要积千万跬步，必须在世界面前保持谦卑。
谦卑是一种“自知之明”。对未知与未来世界时刻保持谦卑，将帮助我们正确认识社会文明的本质。正因为谦卑求索，才有知识的点滴积累和传承，使得今人可以实现远超一己之力可以达到的所知限度。
苏格拉底说，承认我们的无知，乃是开启智慧之母。岳麓山上有一座“自卑亭”，今天的大部分游客已不能理解这一名字，它与苏格拉底中西同道——“登高必自卑”。
承认自己的无知并不容易。科学发展的加速度，给了人们一个错觉——人类的未知范围正在无限缩小，一切皆在掌控之中。世界上有不少人，固执地认为自己掌握了“宇宙的真理”，能够控制世界，所向披靡。
可惜，这不是真相。
即使近几十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大大加速了人类知识的生产与传播速度，但相对于未知的领域，人类至今为止所掌握的知识，依然只是沧海一粟。即便全部认识了整个太阳系乃至银河系，也不过是浩瀚宇宙的一粒微尘，何况我们离这个目标尚且无限邈远。
因此，我千万不能高估自己所知的边界。哲学家哈耶克认为，如果以为我们只须将各种于当下指导我们行动的理念付诸实施，便可以达致一种更高级的文明状态，那就显然大错特错了。我们根本不可能有能力构设出自此往后500年甚或50年的文明的状况，恰如我们中世纪的先辈或我们的祖父们无力预见到我们当下的生活样式一般。
他说，为了避免对文明的扼杀，我们就必须否弃这样一种幻想，即我们能够经由刻意的思考而“创造人类的未来”。
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的演讲中强调，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是全人类的共同价值。自由是秩序的目的，秩序是自由的保障。根据上述的分析，自由，可以视为是一种能够酝酿和导向更多可能性的社会机制，这种可能性的多寡，将决定一个社会创造和创新的能力。从这个角度看，文明的发展，与一个社会的自由气息密切相关，自由的程度将决定我们能否为文明的发展提供更多的机会。
显然，古往今来的政治家更愿意相信控制是建立秩序的力量。在不同的历史节点，这需要我们做出衡量和决断。但我们的目标应当是尽可能地去完善或改进我们的制度，让社会活力自由生长，才能够增加做出正确预测的机遇。哈耶克的研究得出结论，人类在历史上所获得的一些最伟大的成就都源出于下述事实，即人类始终无力控制社会生活。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决定了社会活力自由生长的重要性。各式的思想、文化和制度批判，都必须等待习惯的成型，而不是用什么刻意的设计，就能够急切地格式化他人的脑袋和生活。
谦卑地面对未知和未来，也将让我们获得对于自身传统的自信。因为我们深知，传统和制度，绝对不是哪一个人灵机一动设计的产物，而必然是历史长期积累和发展的结果，包含了文化与生活中许多不可认知和不可言传的因素。对于拥有强大文化传统的中国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
对于中国的传统和制度的独特性，基辛格在其著作《世界秩序》中有一段生动的描述，他提到，21世纪中国的“崛起”并非新生事物，而是历史的重现。与过去不同的是，中国重回世界舞台中心，既是作为一个古老文明的传承者，也是作为依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行事的现代大国。它既保持了君临“天下”的传统理念，也通过技术治国追求现代化。基辛格博士的话实际上是在劝诫某些西方人，替中国人设计未来，并且认为中国人应当和一定会按照这个设计走向未来，是不智之举。
现在，中国的新一代领导人，已经开辟了中国未来全新的可能。对未知和未来保持谦卑，让一切社会活力自由生长，大国文明必将迎来勃发的春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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