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一定要在一代人手中完成，这绝不是急功近利。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我们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态，更要有“只争朝夕”的勇气，因为今天，我们拥有最可贵的条件。
决定改革成败的根本要素，从来都不是方法路径，而是民心向背。
在今年的两会上，人们的兴奋点更多地集中在现实的需求、身边的改革上，大家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有全新的期待：从民生上看，百姓最期待的是大多数人“有保障”——公共服务保证公平，从执政上看，百姓最期待的是当政者“有作为”——懒政怠政要坚决追责，从发展上看，百姓最期待的是年轻人“有机会”——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这些其实都指向了同一个期待：期待全面深化改革的成效惠及自身。
古往今来，改革就是人的变革。因此，改革最艰难之处不是方法选择，而是人心拥护与否，所谓“时来天地同协力”是也。任何一项变革，其预期是有保质期的，信心是有保质期的，主导的权威是有保质期的，而民心向背也是有保质期的。离开了这些条件，再好的改革也难以持续。
人们讨论历史上著名的商鞅变法、王安石变法时，往往会把眼光聚集在政策是否得当方面，并为之扼腕叹息，作为改革艰辛之明鉴。其实，这些变革中途夭折的更深层次的原因，并非是操作出了问题，而是没有在一代人手中完成——孝公薨而商鞅身死，神宗崩而安石罢相。秦的后人固然从变法中获益，但已是六世之后，而宋则因变法失败而使国家权威由盛转衰，并且浪费了最佳机遇期，全社会付出了惨痛代价。
为什么改革一定要在一代人手中完成呢?因为民心的准备与物质的准备同等重要。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都深明此理，只不过是“国之重器不肯轻易示人”罢了。洞悉民心与变革关系的政治家都建立了非常之功，燕昭王就是杰出代表。燕昭王是一个被历史低估了的雄才大略之人，以弱燕而败强齐，可称小舞台上的大人物，若能易世而出，必如秦皇汉武一样，定能改写历史。史载昭王筑黄金台，士争趋燕，当时天下名士乐毅、剧辛、邹衍纷纷到来。且燕昭王吊死问孤，与百姓同甘苦，最难得之处是以绝大的勇气、信心和绝大的信任与胸怀赢得了士心、民心——乐毅投燕，在昭王三年，而乐毅伐齐，在昭王三十一年。放开手脚让乐毅准备了二十八年，上下同欲，其胜可知，这是何等的信任与决心!此后才有乐毅连下齐国七十余城，几乎灭亡齐国的结局。建立不世之功的原因固然有乐毅的不世之才，但若无燕昭王造就的一代具有相同目标的精英和民众，则历史也难现此辉煌。即使如此，燕昭王去世后，形势还是被齐国逆转了。物质财富可以继承，而士心、民心需要再造，难以继承。
每每读到这种历史场景，都会令人唏嘘不已。昔日曹操征张鲁，提出不再“得陇望蜀”，并不是惧其山川险恶，而是距初平元年起兵已二十余年矣，有四方之志的将士已所剩无几，老百姓也人心思安。诸葛亮北伐中原，最后落得“廖化作先锋”，不是人才不济，而是有恢复汉室之志的人不在了。而羊祜劝司马炎伐吴的表中称：“不于此际平一四海，而更阻兵相守，使天下困于征戍，经历盛衰，不可长久也。”也是担心既定目标不能在一代人手中完成，则再难启动。
再看看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通过28年的革命建立一个新中国，除了正确的路线之外，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北伐革命为我们做了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队伍上的准备，成就了那一代人救亡图存、建立新中国的共同愿望，而且也正是在一代人手中完成了建国伟业。毛泽东同志讲“宜将剩勇追穷寇”，即是此意。事实上，二战后独立的民族国家，基本上是在一代人手中完成的;而一代人未完成的，虽然坚持了几十年，如红色高棉，最终也只沦为流动政权。而阿拉法特若不是改弦更张，在他有生之年推动和平建国，巴勒斯坦的建立必将无限期推延。
改革一定要在一代人手中完成，绝不是急功近利，而是因为民心向背很难继承。为什么建国初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会那样激动人心，为什么改革开放之初中华大地会那样生机盎然，正因那两代人刚刚经历了战乱和动乱，殷鉴不远，犹在眼前，所以民心所向，其势使然。同样，尽管全面深化改革也面临重重困难，但是，决心将改革开放三十多年的成果继续推向深入的态势已经形成，现在的80后、90后已经迫切期待投入到全面深化改革的大潮中。改革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直接牵动亿万人民的心，创新创业从来没有像今天那样契合中国人的创造力，而中国的国力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盛。这些都是我们最可贵的条件。
对于全面深化改革，我们要有“功成不必在我”的心态，这是我们的胸怀;但更要有“只争朝夕”的勇气，决心在一代人手中完成，不要给后人留下遗憾，这是我们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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