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程度上，中国只有一所大学，就是教育部大学，我们都是分院。”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矿业大学 (北京)副校长姜耀东在今年两会上道出高校行政化的尴尬现状，直言：“不去行政化，大学就没办法办下去了。”
该政协委员此言一出，立即引来一片哗然。我们不得不佩服这位政协委员的胆量，因为在大学校长均由上级任命的背景下，该校长还敢“炮轰”主管部门，这真得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甚至不少人替这位大学领导捏了一把汗：“他不想做副校长了”。
毋庸置疑，大学原本是一个探索和传播高深学问的学术机构，并不是政府行政机关，“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大学理念的应有之义，这可以追溯到大学的起源。自中世纪诞生以来，大学就是一个由学者组成的群体，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德国教育家雅斯贝尔斯认为，大学是一个由学者和学生共同组成的追求真理的社团。英国教育家纽曼表示，大学是探索普遍学问的场所。
然而，曾几何时，中国大学的学术氛围日趋变淡，行政化的风气越来越浓，以至于大学越来越像政府的一个分支机关。政府对大学的行政干预过多，大学校长和书记皆由上级部门直接调配行政任命。据最新统计，目前75所教育部直属高校中，共有29位高校的党委书记由党政官员转任，比例接近四成。为何学术殿堂成了官员的“后花园”和“养老院”，说白了盖因大学有行政级别，譬如某省教育厅长调任“985高校”党委书记，那么就可以由正厅级晋升为副部级，这样退休后享受的待遇也截然不同，譬如开会最第一排、乘飞机走贵宾通道、定期身体检查等等。同时，大学内部行政权力在管理中被泛化和滥用，“衙门化”色彩浓厚，学术事务被当作行政事务来管理。君不见，今日之大学，专家、教授、博士都争着当处长、主任、院长，因为行政权力大，一当了官什么都有了，职称、课题、经费、出国等等都控制在手中。要知道，在恢复刚高考的时候，在大学做行政工作是一种没人愿意做的事，然而现在却趋之若鹜。香港科技大学教授丁学良将这一怪象概括为“在学校里面当教师的，专业读不过行政，学读不过官”。此话一语中的，值得警醒。
正是因为当下大学行政主导倾向太突出，越来越像官场，所以近年来让大学摘“官帽子”的呼声不断，社会各界强烈呼吁大学“去行政化”。
大学“去行政化”是一项系统工程，绝非易事，其关键在于铲除“行政化”产生的土壤，建立建立符合中国国情的现代大学制度。当前，教育改革已进入深水区，在“触动利益比触动灵魂还难”的当下，权力部门已经成为改革的最大阻碍，许多改革难以推进，说到底是不想放弃手中的特权和既得利益，大学去行政化改革意味着向权力部门开刀，无疑是“老虎嘴中拔牙”。因此政府部门必须敢于“自我革命”，啃硬骨头，触碰既有利益格局。要给大学松绑，扩大办学自主权。教育界有个说法：高校是中国“计划经济”的最后壁垒。高校缺乏办学自主权已是常态，譬如比如引进教授、学科带头人时遵照政府选拔干部的思路，专业设置需要批准，招生要靠计划，就业率要有指标，学费收入不放开等等，导致高校千校一面，没有特色。民国时期，大学有充分的办学自主权，蔡元培、梅贻琦、张伯苓等校长坚持教育独立，自主办学，从而北大、清华、南开创造了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的一段佳话。当前，政府不能像管理机关一样管理高校，必须像给企业松绑一样给高校松绑，在职称评聘、人员招聘、机构设置、对外合作等方面给高校放权，真正让高校自己“掌舵”。
作者简介：阙明坤，专栏撰稿人，无锡太湖学院党委委员、宣传处处长。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青年报》、《中国教育报》、《人民政协报》、《环球》等报刊上发表评论、论文30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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