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增长新动力，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的战略价值
中国最高决策层连日关于改革开放的重要表态以及陆续推出的具有指标意义的改革开放措施，在相当大程度上预示着全球第二大经济体正蓄积力量，为下一个发展周期进行关键性布局。
作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组长，作为肩负实现中国繁荣发展国家梦想的最主要负责人，习近平主席在接受《华尔街日报》书面采访时，坚定表示中国全面深化改革、不断扩大开放的决心不可动摇，全球可以期待中国在若干领域出台重大经济改革措施。而在华盛顿州当地政府和美国友好团体联合会欢迎宴会上的演讲中，习近平就中国政策取向发表了九点意见，并再次重申中国发展的根本出路在于改革，中国致力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以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中国将继续在市场、财税、金融、投融资、价格、对外开放、民生等领域集中推出一些力度大、措施实的改革方案。世人应当相信，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
而作为中国宏观经济运行的首要负责人，李克强总理不仅对整体经济改革殚精竭虑，更对宏观经济政策和改革的下一步了然于胸。他十分清楚中国深层次改革的路径依赖，亦十分清楚国际社会对中国下一步经济走向的关注。因此，他对全身密布金融基因的英国财经领袖表达了中国最高决策层推进金融改革的坚定决心，尤其在有序推进人民币国际化方面所展现的决心、意志和能力。
事实上，无论是2018年起正式施行的全国统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还是价格机制改革路线图的日渐清晰，乃至更具操作性意义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即将上线运行，每一项改革措施的出台恐怕都需经历极其艰难的“啃骨头”过程。概言之，当前中国所做的，并不是为了迎合美国等主要经济体的诉求，而是清理经济发展沉疴，寻找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的关键之举。
众所周知，建立在法治基础上的好的市场经济是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必要条件，但非充分条件。主流经济学家普遍认为，自由市场经济是人类经济史上的最佳经济制度，是经济增长和繁荣的首要因素。而由大多数官僚机构把持的经济体制，即使有良好的意图也不可能实现经济的持续繁荣。因为这些官僚机构或者因政治而分心，或者过分热衷于完美的解决方法。但是，彻底的自由市场经济是不可能现实存在的。事实上，20世纪30年代中期，自由主义经济曾遭到彻底的毁灭。自由主义几乎没有任何捍卫者，地球上肯定没有实践它的地方。没有一个政府敢于宣称对经济能够做到彻底地不干预。因此，以政府的积极作用作为稳定机制的凯恩斯经济学直到今天依然有着较强的生命力。
就中国来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中国经济增长的推动力在于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或者说是政府主导下的投资与出口，但现在看来，即使是有效的宏观政策，最多也只是刺激经济增长的诱导因素，本身并不构成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而从资源禀赋和市场空间来看，尽管中国的人口、劳动力资源、市场为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提供了可能性和空间，但却很难自动孕育出经济高速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国内有学者主倡的“后发优势”其实也只是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一个可能条件。
那么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机制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不妨看看一个有趣的现象：被誉为现代经济的核心——金融，三十多年来并未成为经济高速成长的主要推手，倒是实体经济部门在问题丛生的金融体系下实现了高速增长和发展。这是一个值得所有研究中国经济的人深入考究的问题。从三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构成要素来看，得益于政府对民营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深化，民营经济的发展环境得到了显著优化，中国民间长期被压抑的营商禀赋终于被激发出来，民营经济因此获得了快速发展，加上FDI的推动，以及在民营、外资企业的效率辐射和竞争下，国有企业本身经营效率的不断增进，共同构成了近年来中国经济持续成长的动力。
作为世界经济舞台上日渐自信的超级新贵，尽管中国的分量与影响正以不可阻挡之势窜升，并被广泛认为极有可能成长为比肩美国的世界顶级经济强国，但是中国经济在数量上的持续增长并不能掩盖其与一流世界经济强国之间的巨大差距，短期内还难以摆脱在世界分工中的中底层地位。我们亟需强化中国经济繁荣的动力机制，不仅要致力于完善市场经济制度以及技术的不断升级，更要建立一种能够使经济保持活力的增长机制，从而保证市场主体的营商禀赋得到持续有效的激发，避免经济出现非制度性衰退。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国新一轮改革开放，是必须完成的战略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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