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郭少棠从“大历史”的视角，倡导教育创新和百年树人。
②俞立中强调，全球化人才要有国际视野。
③郭少棠、俞立中为“最佳提问奖”获得者吴先生颁奖。摄影记者 叶辰亮
1月12日，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UIC)创校常务副校长郭少棠做客第59期文汇讲堂，主讲《2049：大历史视野的百年树人》，上海纽约大学校长俞立中受邀出任对话嘉宾。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那年也是我在香港就读的大学新亚书院创校，新亚书院是一批从内地到香港的学者，包括历史学家钱穆和哲学家唐君毅，为保存中华传统文化而创建。2049年，新中国和新亚书院都走了100年。回看这100年，甚至再早100年到鸦片战争，中国文化以及中华民族经历的历史，从失落、战乱、重整、复兴到现在全面发展，位列金砖五国，已经跑在世界的前端。这种变化基于整个人类社会在过去几百年间出现了根本的改变，科技创新把整个社会经济文化推到新领域。
现在我们问中国在全球化的新阶段——2049年，或者2050年，究竟扮演怎样的新角色?未来中国的人才应该是怎样的?今天和大家一起用大历史理论来看2050的面貌，探讨我们高等教育是否跟得上，花果凋零(唐君毅提出)的中华文化是否能找到新生。唐教授的弟子在1982年成立的新亚文商书院能否有振兴的机会?
以大历史理论展望2050年的世界和中国
在中国，大历史理论(Macrohistory)是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提出，指长时间、远距离、广视野地看一段历史。它源自西方近代史学，从法国年鉴学派Annales School所提出来的长时段的社会经济结构性和量化研究概念中得出。
西汉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就是大历史观;18、19世纪西方启蒙思想和进步主义，直到达尔文主义、马克思主义都用这个概念来反思人类历史;近代心理学重要人物埃里克森也提出人类心理成长的过程是一个长时段的发展;过去几十年，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多次工业革命、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都是用大历史的概念来考虑人类经验的变化;最近几十年，以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为代表的未来学和以托马斯·弗里德曼的《世界是平的》为代表的数码时代的未来学，也是从近万年的历史中考察人类变化的。
今天，我们从大历史的概念和理论看2050的中国。中国社科院报告说，2050年中国会力争变成世界第二个强国;中国科学院说，2050年中国经济的总产量会居世界之首;人民网说，2050年中国会成为世界老人最多的国家，3人中1人过60岁。
2010年国际竞争力蓝皮书有一个总结，1990年中国的国际竞争力排第73位，2010年排第17位，2050年会变成世界第二;但中国高端人才只有美国的一半，科技人才是美国的五分之一，教育指数只有美国的10%。人力资本的水平结构指数是全世界第18位，但科学、科技的指数是美国的五分之一。
2050年全球化将呈现怎样的面貌?美国外交机构在追问：中国和印度会在2050年领导全球吗?会出现“Chindia(中国印度)”的主导吗?非洲国家亦定下2050年前发展策略。但那时，有足够的粮食来应付全世界人口的需要吗?未来的社会会增加公平吗?
知识汲取的开放和动态要求人有更高综合能力
越来越多的学者、专家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人类的未来，不只是2050年，而是下一个世纪人类的前途。名为“自然创世纪”(Natural Genesis)的学习型知识网站，是西方一批自然科学家和人文社科学者联手建立，学术水平极高，影响很大。它的理念是要以一种新的百科全书的方式，建一个发掘创意宇宙的全球资料库，以讨论整个未来宇宙的形态。他们用哥白尼科学革命的概念，探讨从太阳系统建立的改变到整个科学的观念，它全面综合了不同学科，以文化作为进入，以生物工程学、天文物理学为核心，以人文社会科学为架构。它提出，过去不断提的人类或人种Mankind概念已经跟不上时代了，应该以Earth-kind(地球物种)替代，因为我们要考虑整个宇宙未来的发展，地球如何和整个宇宙结合，在一个创意宇宙(Creative Universe)的范畴考虑人类的未来。人类宇宙法则，银河系的绿化(Greening of the Galaxy)等话题是网站讨论的热点。
这个知识网站刚好代表了未来知识传播的方式，也揭示了学习型世界的变化。传统的图书馆越来越不能适应时代的需要。这个知识网站是开放性的，很多专家不断加入来推动全球知识的发展，它呈现了动态和开放型的后现代资源的整合和梳理，知识是多文化和跨文化的。
因此，我们可以预见，2050年，由于创新科技迅速发展，信息的传播已经让时空概念变得更灵活多变，世界变小了;基因工程与人工智能将不断重构;知识型社会更充分扩展，知识的积累和搜索更快捷;知识量不断增加并转变为多端;知识的选取及融汇贯通更重要;综合能力要求更高。
文化和创意将推动未来的学习型社会的进步
这样的时代变化必将改变教育的方法。美国几十年前就开始推动创新教育，Mitrasites是一个非常大的网络技术分析系统。它借助于数码平台，不断系统地规划创新教育的发展架构;两年前，我和纽约州立大学专家讨论未来的教育，它引导着不少创新研究，他们提出2050年会出现一个想象的大学(Imagine universities)。
所以，未来处在学习型的社会，学习模式的改变会促动整个教育模式的结构改变，未来的教学方法会有根本的变化。其中会出现两个重要概念：一是文化，过去主要是科技和军事在推动整个社会的发展，将来是文化;一是创意，知识型社会依靠创意来推动。文化和创意全面突破时空后，我们要思考社会文化的传统价值究竟如何去贴近时代的变化来寻找一个新的现实意义。这正是我主导的新亚文商书院正在考虑如何将美国的德鲁克管理学和中国文化相结合的原因。
本土化和全球化的融合会使生活越来越个人化，人际网络的结构更多元，人际的异化更趋复杂，人际关系越来越疏离，生态的变化使人类必须加强和自然的互动。我们将从地球走向宇宙，从物种走向心灵，我们需要一种灵性的探索。
以学生为本，就要有“去中心”的行政管理
西方早在20年前展望2049年的前景，我们的教育是否能跟上，该培养怎样的人才?
新亚书院在1949年创校，目标是以宋明书院的传统结合欧美博雅教育的导师制度来发扬中华文化，创校时,几位学者在桂林街租了一间破房子，晚上就睡在课桌上，它对学生是全身心的培育，它是我一生学术以及文化事业传承的根源。
1963年新亚书院与崇基学院和联合书院组成香港中文大学，以联邦式的方式保持书院教学自由的传统。1976年香港中文大学改变了它创校总则，改变了结构，减去了书院行政教学的传统。我在香港中文大学27年，曾担任过书院主任和通识主任，后担任文学院院长和“大学生辅导长”，管理过一万多学生，由于结构功能的变化，我深感原来的博雅教育传统已经走样。
2005年，我去珠海参与建设北京师范大学-香港浸会大学联合国际学院即UIC，它是香港和内地第一家合作办学。那时我提出来的概念是要把香港浸会大学和新亚书院的传统引进UIC，同时把香港十年教育改革后很多重要的概念带到珠海。香港采用英国三年制的大学制度，是非常紧迫的专门培训，所以它有別于一般的博雅教育，为了和内地四年制接轨，香港所有大学对内地学生就增加了一年的通识教育。可我觉得这不妨碍我们提出更具创意的教育理念，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博雅教育：以学生为本的教学，以系统化来推动全人教育，推行鲜有的“四维教育”。
我来到UIC时，感受到一个很大的文化冲突，发现内地独生子女问题已影响整个社会，影响教育。很多学生的教育问题根源是家庭问题，所以我提出了“四维教育”，把学生放在中心，组成“师生家国”的互动网络，结合社会资源、家庭资源共同促进学生的自我交易。
另外，我提出“国情国学”的教育概念，把中国文化传统和中国当代发展相结合，让学生以大历史观、在整个历史的变化中了解中国。
同时，我提出后现代的“去中心”行政管理概念。大学是一个为学生服务的团体，它不是一个行政组织，不可用行政来看教育，教育是育人，每一个学生，每一个跟学校有关系的人，无论是校长、教师以及每一个员工都是学校的中心，他对学校、对教育都有影响。
教育国际化中一定要有中华文化复兴成分
在创建UIC的过程中，我看到整个中国社会的变化趋势越来越清晰。在育人过程中，要培训学生用他的经验、用他的需要来发展自己的期望。这是生命的教育，价值观念的教育，是学生成长的核心问题，而不是一个行政、经济量的问题，因为每一个学生都有他的意义。与此同时，我强调服务型领袖的价值，希望学生以贡献社会为己任。我也会实践学生入学应多元化标准，只要认同学校的理念，就是我们培训的对象，也是我们服务的对象。如何把教育和生命结合，变成他们发展的动力，给他们提供一种方向。我觉得这是文化复兴的问题。
从鸦片战争以降，中华文化不断经历时代转化的冲击。文化从固步自封到失去本位而不能随着历史巨流的洗涤而全面更新。文化是生活经验的提升，但农业、前工业革命的社会组织以至思想文化随战争和政治波动而无法沉淀、反思和升华;过去30年经济开放刺激社会文化的开放，但国家面对内外无数的挑战，社会很难一下子找到完整的答案，但缺乏追上时代而能配合甚至引导社会和谐发展的文化价值，经济成功的基础必然容易动摇，所以未来数十年的发展，文化复兴将起关键性作用。
正因如此，未来教育的突破，在教育国际化的发展中一定要有中国文化复兴的成分。不论中国是否成为世界经济第一强国，文化一定要走向世界的舞台，影响整个世界。去年我创建了香港国际教育基金会来推动新的国际化教育，这是一个公益性的组织，将我在珠海创校的经验带到更多的地方，让更多教育工作者知道我们的教育经验，近年尝试推动山东尼山圣源书院和新亚文商书院的合作，正是把中国文化复兴和21世纪的时代发展的融合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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