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中国教育所面临的最严峻挑战,也许是教育越来越难以适应社会经济发展对未来劳动力创新能力的内在要求,教育对推动经济增长的支持作用正在减弱。今年以来,经济增长速度出现下滑趋势,固然与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已经进入中高收入阶段有关,但根本原因则来自于企业自主研发和创新能力不够导致的投资动力不足。教育规模越来越大,教育技术越来越发达,但大量接受了高等教育的毕业生并没有表现出企业所预期的创新能力,市场对他(她)们的评价——工资——甚至低于没有接受过教育的农民工,这反过来又影响到人们对教育的信心和信任。
更加令人忧虑的是,中国正在经历着历史上前所未有的人口结构上的深刻变化。将来有一天——这一天迟早会到来——中国的人口供养比例终会发生逆转,这不仅意味着改革开放以来持续推动中国经济增长的“人口红利”的消失,同时也意味着资源占有和资源使用的失衡矛盾将更加突出。如果不能通过持续有效的技术进步实现经济结构上的根本性调整,中国目前所拥有的全球竞争力将会迅速被其他新兴市场国家所取代。这几乎是一条清晰可见的轨迹。
解决这个问题的根本出路在于教育。只要教育能够长期保持对社会劳动力之创新能力的支持,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将会被大量涌现的创新人才及其创新成果所抵消,社会总福利就依然处于盈余状态。反之,如果教育无法有效提供对社会劳动力之创新能力的支持,新增的创新人才及其创新成果所带来的正效应就无力弥补人口结构变化所带来的负效应,社会总福利就会持续处于亏损状态,而且很难实现逆转。令人忧虑的是,当代中国教育似乎已经无力满足社会的创新要求,承担这样的创新使命。
首先,大一统的高考招生录取制度,正在迫使中国所有的基础教育机构和家庭不得不将学生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集中在如何通过大规模重复性训练和技巧在考试中尽可能地获得更高分数上,这个“低水平陷阱”正在慢慢侵蚀和扼杀学生的创造力和创新精神。在这一过程中,熟练、细心、中规中矩等素质对于成绩提高的贡献率要远远大于创新性思维;在某种程度上,创新性思维也许起到了相反的效果。
中国教育改革处于极为艰难的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不打破“应试教育”的魔咒,创新将无从谈起;但一旦打破看得见的“分数”标准,又会担心无力确保社会公平。在这方面,美国大学招生考试中一系列平衡效率与公平的制度安排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
其次,由于缺乏有效的甄别和评估优秀人才的办法和途径,以及迫于越来越大的公平性压力,国有机构在招募新员工时也渐渐采用考试——特别是笔试——方式,导致整个社会不得不走上单一性的高学历教育路径。教育不但被考试所绑架,同时也被学历所绑架。教育过程被异化为一级一级获取学历证书的过程
第三,与中国社会目前无处不在的“数字化崇拜”相适应,作为人才培养基地的大学业已陷入各种各样的“数字化泥沼”而难以自拔,因此在培养创新人才方面越来越力不从心。出于对资源竞争的需要,大学不得不使出浑身解数来实现一个个“数字化成就”:生源质量以高考分数为评价指标,科研水平以科研成果获奖数量为评价指标;教师水平以发表论文数量(近期加入了质量)为评价指标;校友成就以官员级别、富豪数量和科学家人数为评价指标,等等。
大学变成了一个个为完成各种各样的生产指标而成立的车间。这种“竭泽而渔”的短视行为严重抑制了大学自身的创新机能,也间接影响到创新人才的培养。由于无法通过数字化指标进行评估,大学赖以存在的基础——本科教学——渐渐处于边缘化状态,不仅导致大学生就业压力加大,而且削弱了企业开展自主研发的能力。在这方面,美国顶尖大学从容不迫的心态、自由宽松的氛围以及对本科教学扎实有效的重视的确值得我们认真思考和借鉴。
(作者系北京大学考试研究院院长)
来源： 新华每日电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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