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化是一个世界性课题。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各国现代化进程色彩纷呈而又相容相通，汇聚为一曲多元与共识的交响。
从历史经验与价值取向上看，现代化应体现民族性与世界性、多元与共识的统一。一方面，现代化是不同民族和国家从近代向现代转型中文化形态、政治体制及经济社会发展模式的多元选择。从这个角度说，现代化应体现民族性和多元的内涵。另一方面，在经济全球化趋势日益深入的今天，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发展模式都与世界经济、政治、文化的整体格局密切相关。在发展问题上，有必要确立一些为不同国家共同遵循的基本准则，以促进全球经济、政治治理体系与文化形态和谐发展。从这个角度说，现代化应体现世界性和共识的内涵。
从民族性与世界性、多元与共识相统一的角度理解和推进现代化，须摒弃自我中心、唯我独尊的立场和心态。遗憾的是，当今西方一些思想家在这个问题上是存在偏颇的。对于他们而言，西方理性主义是理解和诠释现代化问题的基本立场。持这一立场的思想家，可以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哈贝马斯为代表。他除了在西方文化和西方社会内部对现代化、现代性问题作出反思外，未能关注西方国家与非西方国家、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方式尤其是文化形态上交流交融交锋的态势。仅从西方理性主义的视域看待现代化问题，忽略了多元文化共存这一事实以及经济全球化与现代化之间的关系。这样一种理论定位容易导致“西方中心主义”。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少数发达国家加紧向后发国家进行意识形态、价值观和文化理念灌输与渗透的局势下，我们应有这种文化警醒。
在现代化问题上避免落入“西化”“分化”的陷阱，要求我们在将西方现代性文明合理要素整合到自身文明体系中的同时，不放弃自身文化传统中的特殊成分，不放弃自身的话语体系，不放弃自身传统中与现实国情相符合、但与西方现代性文明针锋相对的成分。这样一来，现代性文明在世界范围内的表现就决不只是西方现代性文明这一种模式，而是呈现多元共存、多样发展的生动图景。正是基于这一认识，以色列社会学家爱森斯塔特提出了“多元现代性”的概念。从多元现代性的视角来看，西方流行的关于现代文明走向的两种阐释，即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从总体上说都是错误的。200多年来，通过殖民化和帝国主义等手段，西方现代性文明不断向世界范围扩张。但与福山和亨廷顿设想的不同，一些非西方文明对西方现代性文明并未全盘照搬，也没有一概拒斥，而是在批判接受一些理念、象征以及制度(如代议制、法律制度和行政制度)的同时，对西方现代性文明提出了挑战、进行了创造性转变;同时，秉持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理念，以有理有利有节的方式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中国道路、中国理论、中国制度的形成和拓展，就是一个成功例证。
历史和现实都表明，进行现代化研究、推进现代化建设，多元的视角不可或缺。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不同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建设需要遵循一些基本的、共识性的原则。经济全球化意味着局部的失误所带来的后果是全球性的，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国际金融危机、全球性的厄尔尼诺现象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国家和地区都不可能在封闭的状态中进行现代化建设，而应改变狭隘民族主义、霸权主义的立场，在广泛对话协商的基础上以共识方式确立新的秩序和规范。我们所主张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在现代化的问题上亦有其明确的内涵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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