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对于东西方文化的接触和交流，人们总是津津乐道。西化论在早期是最有代表性的，西方文明的兴起对东方文明发起了挑战，东方文明被动地响应着，结果，在一个相对单向的西方化过程中，东方文明接受了西方文明。从梁启超所言的“新化”到陈独秀所言的“欧化”，再到胡适所言的“全盘西化”或“充分世界化”，乃至上世纪八十年代风行一时的“文化现代化”等等，基本上认同和遵循了这样的西化模式。如今，人类正步入全球化时代，先进的信息技术和现代化交通工具正在冲破自然的时空界限，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信息的自由传递、人员的自由流动和人际的自由交往，世界正在被不断压缩，无所不在的全球化力量正在彻底改变文化生产、传播、消费的模式和人类文化生活的结构，文化的混杂性、多元性、异质性、不连续性和不确定性空前复杂地浮现出来。这些新型媒介的广泛应用，使文化发展的流动性发挥得淋漓尽致，这种跨越民族跨越疆域，甚至具有潜在的消解领土观念的流动性，在势不可挡的全球化语境中，已经成为最强有力的文化特质，于是，在不断拓展的公共空间中，文化的交流与融合成为每种文化都不得不面对的现实。
法国著名社会学家布迪厄指出，当一个人生存在一个文化交流居主导地位的系统中时，他拥有的“文化资本”越多就越富有。世界上大凡有生命力的管理思想，也都是基于文化之上的。文化的交流、融合与互动是不同文化之间的接触、冲突与融会，是不同文化之间的平等对话。文化不是一个个孤立存在的实体，必然会在一定时机和条件下，以双向多维的互动方式自我扩张和彼此接触，交流与融合的双方相互影响，在很多情况下很难分出谁是纯粹的主动传播者，谁是完全被动的接受者，在双向的接触过程中，不同的文化通过互动的解读与诠释，不断地冲突、融合并改变着，人们越来越感觉到，文化不是莱布尼兹式的“没有窗户的房子”，有机、动态、流变才是文化的基本特性，文化发展从一开始就是人与人、人与自然的对话和互动，其移动与迁徙是双向多维的。
最具有创造性和最富有活力的文化，总会青睐不同文化的接触点、边缘地带或缓冲空间，因此，文化的交流、融合与互动成为文化发展不可小觑的动力。当全球化被不断认同为一个既定前提时，当文化交流形成一种借助经济全球化不断拓展的趋势时，全球化进程带来的就不会是单一的文化开放或消亡，而是文化的重新解构和融汇，文化的实体性也势必受到挑战。切实建构起跨文化的知识空间和文化发展思路，把文化的冲突与差异推到前台，是新形势下的迫切课题。在日益扩大的文化接触中，越来越多的交流发生在多种文化之间，传统文化观念所描绘的文化图景渐渐趋于模糊，一幅充满动感和活力的多维文化互动图景日见清晰。
一、古代多元文化交流的启示
在世界格局剧烈动荡、经济全球化势头正炽，世界文化处于多样性多极化演变的今天，从古代多元文化交流入手，对于文化如何与当前经济实现互动，以及文化的角色与历史使命进行探讨，更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当今世界，各种文化间冲突不断，究其根源，是在文化的交流互动中寻找不到和平共处的支撑点。在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如何使各种文化相互促进，古代的文化交流不无借鉴作用。古人以其和平宽容的襟怀气度，海纳百川、梯航万国、贸迁四海，造就了泉州这个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东方枢纽港，中原文化、古越文化、海洋文化在这里经过长期的相生相长，使不同信仰、不同民族的多元文化在此交流与共处，为中国和亚非乃至欧洲、拉美的许多国家与地区建立直接或间接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上的密切联系，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产生持久而深远的影响，为人类文化的沟通和传播作出了重大贡献。
宋元时期万商云集，促成了中外经济贸易交流的繁盛局面，当时中外文化发展本身所具备的水平，及其相应的社会自由环境，成为中外文化交流、融合与互动的有利条件。一方面，中国是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明史积淀了深厚的历史文化和丰富多彩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足以保障海上丝绸之路对外文化传播的需要。另一方面，资本主义世界虽尚未形成，但中世纪主要的封建国家均已发展到高峰期，封建文化亦日臻成熟，尤其是封建宗教文化的发展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此外，生产力的相对落后使国际间交往并不十分频繁，各国对于国际关系的明确概念尚未形成，相应的管理制度和约束机制还不完备，较之现代国际交往，那种人为或政治的阻隔现象也还不多见，只要自身的物质条件具备，各国之间都可能进行自由的国际交往。这就是海上丝绸之路之所以能够实现广泛的经贸活动和文化互动所需要的既重要又独特的社会环境因素。
海上丝绸之路自古就是一条经贸之路、和平友谊之路和文明对话之路，泉州于是成为当时名闻世界的东方港，中国的士大夫通过泉州港接受了丰富的外来文化，古人通过深深扎根于心的慈善的“佛”的意念，来理解和吸收外来宗教文化，无论是基督教、印度教，还是伊斯兰教、摩尼教，都被“佛”化，由此显现出宽广的“普世价值”观，东西方文化的交融与发展也因此得到极大推动，城市里遗留下的大量史迹堪称中外文化交流融合的典范，中国同许多国家和地区建立起经济、政治、文化联系，促进了经济的共同繁荣与文化的和谐发展，形成了宋元时代的中外文化大交流大互动局面。可见，海上丝绸之路是贸易之路，更是文化传递之路，是中外文化交融互动的纽带，一面是中国文化以丝绸、瓷器和茶叶等物质文化为代表从这里远播四海，另一面则是异域文化以宗教信仰等精神文化为代表在这里传播，显现出异彩纷呈的文化交融和发展态势。
海上丝绸之路上的中外文化交流与互动，从表面上看是互为传播、渗透与融合，具有对等性和容纳性的形态，但实质上其交流与互动的内在表现却有两种不同倾向，即在海上丝绸之路的交往中，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是以丝绸、瓷器和茶叶为主的有形的实体文化和技术性的物质“硬文化”的基本倾向，而海外文化对中国的传播则是以宗教文化为主的无形的虚幻文化和精神“软文化”的基本倾向。这两种不同的交流倾向，完全是基于中外文化各异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条件而形成的。海上丝绸之路上，中国对外贸易的物质内容就是文化交流的内容，其载体本身既是一种有价商品又是一种有形文化，中国外贸的物质性载体同时所表现的文化传播的载体特征，始终是中国在文化交流与沟通中的主要倾向。中国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主动方，虽然同样是以经济交往为主，追求经济利益，但客观上却出现了以文化交流为主的特殊态势，异域各国的文化――尤其是以宗教文化为代表的广泛的内在精神形态――所表现的“软文化”，在这个海上丝绸之路上交相辉映，蔚为壮观，显然，历史上的海上丝绸之路给中国带来的不仅仅是经济利益，更有丰富而深邃的文化发展内涵和启迪。
二.全球意识的文化启示
在上世纪六十年代，马歇尔·麦克卢汉在《传播探索》中介绍“地球村”思想的时候，人们还很少提及“全球意识”。直到八十年代中期，罗伯逊和勒谢尔发表的《现代化、全球化和世界体系理论中的文化问题》明确提出“全球化”一词，开始引起了人们的广泛注意。1992年在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500周年大会上，时任联合国秘书长加利宣称：“一个真正的全球化时代已经到来”。这些话语标明了一个不可抗拒的历史趋势，全球化迈着铿锵的步伐向我们走来。毫无疑问，全球化是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全球范围的历史性转变，然而，全球化决不意味着人类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的抽象同一。
全球化时代的来临撩开了文化的面纱，作为全球化的有机构成，文化全球化兢兢业业地推动着全球化的进程。“文化”一词源自拉丁语Colere，有耕耘、培育、居住等含义，可见，文化从一开始就是人与自然的对话，是人与自然的交流互动。《易·贲卦·彖》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人与人的交往与对话也是“文化”的内涵，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在时间上的流变和空间上的差异，逐渐遮蔽了文化的这种活生生的属性，世界上各个国家或地区的种种文化构成了一个相互冲撞、交流和互动的全球多维网络图景，在这个全球网络中，每一种文化不再囿于单一的地理位置上，而是悄然在这个网络中不规则、不均衡地运动着。文化在空间上是流动的，在时间上不仅仅是被继承的，更是被创造的，全球化正在创造着一种全新的文化发展语境，文化的交流、融合与互动正在成为全球化语境中的文化发展模式。首先，不同的文化“互为主观”，不同的文化超越各自传统和生活方式的基本价值的局限，作为平等的对话伙伴相互尊重，并在一种和谐友好的关系中消除误解，摈弃成见，共同探讨并寻求上佳途径，解决与人类和世界的未来息息相关的重大问题。其次，文化的全球性与多元性并非此消彼长，正是在文化的全球性与多元性的良性互动中，新的文化机制得以发生。此外，在新的时空观中，文化的相互沟通实现着文化对人类活动时空的占有，促进着文化的生成、拓展与传播。在全球化的大趋势中，对文化的传统模式进行有意义的更新，遵循新形势下文化交流融合的发展模式，才是文化发展顺应时代潮流的明智抉择!
三.文化浪潮与流动思维期待积极的文化交融
事例一
当四面八方的全球文化潮流一浪接一浪扑面而来，从中心到边缘，从边缘到更边缘，人们应接不暇。拿香港和内地多年的沟通交流来说，文化潮流与发展的动态性启示是昭然若揭的。作为区域性文化枢纽的角色，香港处于面向世界舞台，背靠中国内地庞大市场及制造基地的中西文化交汇点上，回归使人们可以通过更多种的渠道了解香港，越来越少的是神秘，越来越多的则是取长补短，两地的文化发展愈走愈近。两地文化在文化产业合作中的交流、融合与互动可以说是得近水楼台之利，广东历史文化资源极为丰厚，除了主流的岭南文化外，还有客家、潮汕、特区和少数民族文化等，而香港具有文化背景优势和先进的文化管理水平，粤港的语言相通也给香港投资者带来了竞争上的优势，两地文化的流动和融合正在走出一条崭新的创意文化发展之路。
事例二
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化开放和文化交流，使文化处于一种“流动”状态，各种文化在互动中追寻着相对平衡。在地域和空间的转换上看，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过程是从农村走向城市的过程。作为先进科技和人文知识创造者和体现者的现代城市，汇集了知识、人才和科技，起着文化主导的作用，成为现代社会的基本文化形象和文化辐射、扩散的中心。近年在文化的商业化、通俗化、大众化趋势下，中国城市文化越来越显示出它的优势地位，并通过传媒、人口流动等途径对农村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对其传统文化形成冲击，由此加速了农村的文化转型。同时，随着当代中国农村的逐步开放，一种新的文化现象也随之出现，由于年轻人对新事物的接受力明显强于年长一代，加之农村人口的流动主体是年轻人，他们自外而内的文化接受与传播使他们具有了文化优势，逐渐成为代表农村文化的主体和对外文化交流的主角，由此形成了年轻对年长和农村对城市的的文化反哺，在流行时尚方面便可见一斑――城市中一度风行的印花蓝布正是源于农村手工织就的土布;原本在城市服装中不再出现的立领便装“忽如一夜春风来”般穿在了电视节目主持人身上，于是在全国城市“千树万树梨花开”，改进后的所谓“唐装”更是风靡城乡乃至中外;乡村的野菜土菜也跃上了城市的“大雅之堂”;至于回归大自然的森林浴、海滨沙滩的日光浴、乡村旅游度假、农家乐、民俗旅游观光等，更是时下城市人追捧的潮流。可见，当今社会，优势地位下的城市文化与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村文化形成了双向多维的互动，在城乡的文化流动中，在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层面上，农村与城市之间取长补短，共同推进着文化事业长远而坚实的繁荣。
事例三
在文化潮流的激情澎湃中，中国与日俱增的发展潜力凝聚成前所未有的强劲势头，汉语热的旋风是这个以流动为主题的时代不可回避的文化事实，这代表着一种基本趋势：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世界多元文化潮流正在为全球所接纳。随着全球更多人士认识到提升汉学的重要性，一些国家设立专项财政拨款启动汉学项目，日本开设汉语课的高中数量增加到近500 所;韩国的汉语考试已被正式列入外语高考科目;美国3000 多所大学中开设汉语课程的有近800所;法国开设中文课程的100多所大学有13所的外语系开设了汉语专业，有的还设立了硕士和博士点;南非最大的电视公司已开始面向全国播放汉语教学节目，据统计，全球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已超过3000 万。然而汉语国际化不能仅靠语言的功利性推广，关键还需要文化底蕴魅力的支撑，否则语言流动的辐射力未必能像经济要素的流动那样深远(众所周知，日本经济总量两倍于中国，但学汉语者却远超过学日语者)，汉语还是联合国五大工作语言之一，这背后的关键就在于文化底蕴。当然，指望老祖宗留下的文化底蕴来实现汉语国际化绝对是缺少国际竞争力的，文化力在深层次上是一种隐性的潜在力，是一种“软实力”，经济实力的竞争往往转化为文化上的一决雌雄，而文化力的出奇制胜常能拥有无法取代的优势，我们的文化“软实力”影响显然还远远不够，只有中国文化的“软影响”格局在全球化文化大潮下得到根本改变，以汉语为代表的中国文化才真正能赢得充分的国际化地位，在文化潮流的汹涌澎湃中作为一面文化交流与互动的旗帜，使文化的发展具备强劲的生命力和创造力，带动社会经济与文化的整体协调发展，从而增强民族文化的生命力，推动文化的蓬勃发展。
在流动中张扬文化力
文化流动中的事例不胜枚举，从星巴克到嘉年华、从英语潮到汉语热、从好莱坞到韩日剧、从情人节到中秋节……我们每天的生活几乎都在跟世界上的其它文化形态交融着，我们消费着他人的文化，同时也在某种既定的游戏规则中被别人消费着。
在这样的现象背后，我们不得不关注人的流动因素。人作为载体带着他们的生活和文化由此及彼的流动着，这其实正是文化差异互相见识和碰撞的重要过程。二十世纪人的流动大多受到通商与战争的影响，人们的观念与意识的流动较被出版机构和知识分子的取舍和翻译所决定，而世纪末至今，数量激增的人的流动所带来的新的文化议题和文化生产的流动在动机、种类和形式等方面都发生着巨大的改变，人的流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意识、信息、知识的流动，这跟科技与传媒的革命是息息相关的，信息革命影响着人们的沟通方式以及获得信息的广度和复杂度：IT工程师捧着计算机在家里和咖啡厅上班，在网络上跟老板开会;被信息统领的社会里的年轻人可能正在位于黄土高坡的某个网吧中透过Internet得到许多民主自由的信息和知识。正如都市社会学家卡斯特所言：一个新的网络社会诞生了!这个新的以科技传媒革命为基础所带动的变迁是全新的，它也必然更新人们对所谓共享领域与公共文化发展的认知与实践。
对于处在全球化之风口浪尖上的文化交融与发展来说，城市和空间的流动也是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我们可以明显地感觉到周遭的生活空间在这些年里发生着巨大的改变：零零星星的小区杂货铺被连锁超市取代;昔日龌龊的街角被星巴克咖啡厅占领;人声鼎沸的传统市场被商品和管理都统一制式化了的超大型购物中心所取代;主题游乐园式的娱乐方式也渐渐取代着阳光下真实自然的场景;当裹挟着美国和韩日文化色彩的全球化如漩窝般向我们袭来，并不断重塑着我们的休闲文化生活的时候，有的人继续乘风破浪，有的人继续力挽狂澜、有的人仍旧载浮载沉……，不管是主动还是被动，可以确定的是，人和文化都处在流动之中!据此，以流动的思维和眼光来张扬我们的文化力，主宰我们的文化前景，将使我们的文化发展定位显现出更加成熟和睿智的灵光!
四.从文化与信息的传播看文化发展中的交流融合趋势
在文化传播中明确文化发展思路
一个群体向另一个社会借取文化要素并把它们融合进自己的文化之中的过程就叫做传播。各种文化自组织系统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会发生扩张和相互接触，会有文化输入与输出的现象发生，文化传播是文化发展的动力，其途径往往是双向和互动的过程，在双向性交流与传播中，双方都在不断整理和变化着。由于文化的差异性，在交流与传播过程中引发文化冲突和对抗是客观存在的，但人们对文化冲突带来的后果和意义的观察与评价则囿于人们的民族文化情结而具有强烈的主观性，文化冲突带来的不良后果一定程度上只能用来证明不同类型文化差异和文化传播手段的不恰当，不能用来证明文化的不可融合，否则东西方文化的形成和拓展都将成为可疑的。以往的文化冲突造成过巨大灾难，但同时也起着富有成效的积极作用。可预计的是，今后的文化交流仍将充满冲突，但无论如何迂回曲折它一定会持续不断地走向光明的文化发展前景。
倡导中西文化融合是符合世界文化发展大趋势的，通过中西文化的积极会通、融合、促进中国文化自身的发展、更新与转型，创造出高度发达的文化形态是许多中国人的理想和奋斗目标，正因为如此，我们更要强调文化交流、融合与互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探讨中西文化的交流、融合与互动，必须具有广阔的文化视野和多维的研究向度。如果受到自身文化背景的局限或囿于民族主义的情结，那就很难完整、客观地考察中西文化的交流史。透过上个世纪中国学者在该研究领域中的绝大多数作品，我们可以看到渗透在字里行间的浓郁的爱国主义情感和民族主义情结，并为之而感动。这类情感的表达在二十世纪的许多时间里可以视为一种正当的反映，然而在迈进新世纪之后，当中华民族以崭新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时，这种情结处理不当，就会阻碍我们全面、深入地认识中西文化的关系，并且极易使我们在自卑与自傲之间徘徊，不能保持平和的心态和清晰的思路去面对全球一体化下的文化发展态势。
在信息传播中开拓文化发展的视野
信息传播从古到今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伴生物，从文字符号到象征仪式，从生活习性到伦理观念，从实物外观到哲学思想，人类总是通过自身的行为与自然和社会沟通，形成文化传播的表现形式，成为维护社会环境的文化制度。信息传播无疑是当今人类社会的重要生存状态和生产手段，信息传播的发展在加速本土文化和非本土文化之间融合的同时，引发了文化震荡甚至文化危机。文化是民族生存的前提和基础。文化生存状态不仅积淀着一个民族国家过去的全部文化创造和文明成果，而且还蕴涵着它走向未来的一切可持续发展的基因，是它存在和发展的全部价值和合理性之所在。因此一旦这种文化受到威胁和侵略，则必然会给民族和国家带来深刻的危机意识。
然而，以自给自足的生产方式来维持本土文化的纯洁性，甚至把本土文化禁锢在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中，不仅会丧失本土文化发展的经济可能性，更会弱化本土文化对非本土文化的传播力量,丧失文化竞争力。在以互联网为标志的当代传播技术条件下，在全球范围内展开了各个民族国家之间全方位的沟通、联系和相互影响。在市场经济的交换机制推动下，全球化的传播为经济全球化创造了打破空间和时间障碍的实施手段和操作程序，甚至模糊或打破民族国家的传统界限，强化了各个民族国家在国际合作背景下的文化交融。
在几乎所有的民族文化的演变过程中，从器物形态到物质产品，从服饰穿着到消费口味，从审美情趣到思想观念都受到过本土文化以外的文化影响。信息传播对本土文化的压力激发了本土文化的自我更新和自我适应的能力。尽管由暴力手段强制性推行的文化传播在人类各个民族的文化融合过程中造成了文化创伤，但在平等基础上实现的文化交流是世界文化发展的大趋势。总之，一个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当中所要承担的使命是社会和文化的转型，这涉及到经济意义上和象征意义上的信息传播网络的结构转型，即要跟世界经济体制和世界传播趋势接轨。从软件到硬件，信息传播产品要积极参与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并在跨文化的努力参与和适应中重新定义本土文化的存在方式和表现形态。文化的碰撞会产生出文化的新形式，从而在激发新的社会想象的过程中使文化的发展获得新的动力。文化的交流融合将高扬着全球化大旗，呼唤着文化的本土性和多样性，孜孜不倦地传达着与时俱进和革故鼎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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