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作为一种精神性的人文主义，在世界文明对话中具有重要价值。
在2001年，我接受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邀请，参加了“文明对话年”活动的“名人团”，探索文明对话的原则。我当时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儒家的恕道应该是文明对话的基础。孔汉思先生，著名的天主神学家，提出基督教的金科玉律“己所欲，施于人”：好东西应该和别人分享，要把福音传播给其它人。当时我跟他沟通说，福音这个观念我是可以认同的，但是它可能异化成为一种抽象的普世主义，这和儒家恕道不同。 恕道首先是尊重他者。有了尊重才能承认差异，才能够互相学习和交流，所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比“己所欲，施于人”更能达到良好的对话机制。如果我认为好的就要向你传播，你认为好的要向我传播，那么如果我是基督徒，你是伊斯兰教徒，我们就冲突了。后来我花了比较长的时间写了个报告，这个报告叫《跨越界限》，成为联合国主导文明对话的基本文本。
2004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执事局召开会议，讨论文明对话。这时候主要议题就是，能不能在抽象的普世主义和封闭的特殊主义中间找出一条路来。抽象的普世主义，例如美国用人权，特别是政治化的人权向世界各国传播，甚至向世界施压;封闭的特殊主义也就是原教旨主义，对外来的任何观念都排斥。这两种观念都是造成文明冲突甚至战乱的原因。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基本的信念，认为文化多样性是人类不可消解的重要条件，应在文化多样性的基础上寻找共同的价值。
这里面孟子的“掘井及泉”为我们提供了重要思路。每个文明首先要建立自己的主体性，我们讲“学者为己”，为己就是发展自己、成就自己;而这个己，儒家里面是圣贤，佛教里面就是佛性，道家里面就是真正的自我。达到这个“我”要下很大功夫，要有精神磨炼，这个过程非常艰巨。孟子用“掘井”比喻扎根到非常深刻的自我。如果扎根不深，就被封闭在自己所挖的井里面;如果挖得够深，就能掘井及泉，而这个泉水和其他的井是相通的，不同井底的泉水之间可以交流。所以我跟孔汉思说，你一生是基督徒，写了一千页的书讲如何做一个基督徒，而我一生做的是儒家的学问，我们有差异，但也有共通性，这个共通性是你我的特殊性不能消解的。
儒家思想是一种精神性的人文主义，和西方启蒙运动发展出的凡俗性的人文主义完全不同。凡俗性的人文主义在世界观上强烈地排斥宗教，同时对自然科学有一种强烈的推崇。而儒家所代表的人文主义提倡兼容并包，是一个学习的文明、包容的文明、对话的文明，同时也是具有天下情怀的文明。儒家的天下情怀，体现在《中庸》的“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程颢的“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张载的“民胞物与”，所有人都是兄弟姐妹，所有的东西，包括自然万物都是我的伙伴。这种思路强调尊重自然，尊重我们社群，有利于大家和谐共处。
为什么儒家这条入世的思路可以和今天佛教、道家、基督教合作呢?
佛教经过太虚的人生佛教，经过印顺的人间佛教，一直到今天的人间净土，认为真正的价值就在我们的世界，红尘就是净土，这是佛教最高的智慧。今天一个基督徒不能说为了未来的天国，现在可以放任战争、污染;佛教徒不能说这个世界只是红尘;道家也不能离开这个世界，到深山野地去隐居。我们所处的世界就是神圣的，就是有价值的，就是净土，我们要为这个世界努力。
儒家所具有的这种人文精神可以和基督教配套，所以出现了儒家式的基督徒;可以和佛教配套，出现了儒家式的佛教徒，如人生佛教、人间佛教，还有西方说的“参与的佛教徒”。当然和道教、伊斯兰教都可以配套。精神性的人文主义，是所有的宗教都能接受的。我们主动选择做一个基督徒、佛教徒，或者做伊斯兰教徒，但我们不能选择是否做人。宗教信仰可以不同，但在如何做人这一点上是可以相通的。做一个真正的人就是成全自我的过程，我希望人类成全自我的过程对各种宗教是尊重的，同时与整个自然世界是和谐的。
除了儒释道等宗教的对话，我希望还有两个方面的对话在中国希望能够发展。一个对话是过去和现在的对话，就是要重新发掘传统的资源。另一个对话就是宗教和科学的对话，我们讲科教兴国，但是不要忘了是科学精神，不是狭隘的科学主义，狭隘的科学主义是19世纪已经过时的、不了解宗教的科学主义。我们今天的科学精神必须和宗教联手，而宗教就是一种使人能够向上、能够充分完成自我的精神价值。
北京大学高等人文研究院院长 杜维明 《 人民论坛 》(2013年第3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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