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蔡锷曾说过：“中国要图强，必须越过日本这道坎。”中日这场斗争是战略竞争，决胜的关键不仅取决于硬实力的比拼，也要看软实力，看谁在战略指导上更胜一筹，看谁在实现国家目标的道路上走得更稳，看谁在战略判断、战略指导上更少犯错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日对抗是一场综合国力的较量。
中日关系，既是周边问题，又是大国关系。把钓鱼岛问题当成当前中日关系的重点和焦点问题，是战略误判。认为非重点问题就不会影响国家安全和改革开放进程，同样也是战略误判。
大 势
不能孤立地看待钓鱼岛问题，也不能孤立地看待中日交恶问题，要把这一切放在国际格局的大视野中去看。
一、全世界都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中国崛起，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快速崛起不适应、不包容，甚至不接受。新世纪以来，美国已视中国为其全球霸权的主要挑战者。日本向来自诩为“亚洲领头雁”，但GDP现已被中国超越。这一变化使日本备感失落，受到刺激。所以它一改在国际问题上不事张扬的套路，一反常态地跳出来，挑战中国。
二、中国面对的一切国际问题背后都有美国的影子。根据丛林法则，“老大”是不允许“老二”好好过日子的，因为，“老大”一直十分担心“老二”时刻可能取代自己的地位。美国人很有战略眼光，不仅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就布局了日本这个战略棋子，而且，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在我们周边晃悠，尤其是最近。中国与日本的关系处于历史最低点，这当然是日本造成的。与东盟关系因为南海纠纷和美国使用其影响力分化东盟而造成紧张;中美关系日趋转向一种战略性对抗关系。
三、中日对立，绝非只因历史旧怨。当今世界，各种争斗，争的是国家、民族、政权的生存权。美国跟我们争的，是这个;日本跟我们争的，也是这个。只不过日本的诉求、格局比美国小而已。从这个角度看，中日两国迟早要发生一场对抗和危机，即使不在钓鱼岛，也会在其他方面。
四、两千多年的中日交往，两国基本是“强弱型”关系，从古代到近代是中国强日本弱，日本学习中国。1868年日本走上明治维新道路后，日本强中国弱，日本反过来侵略中国。而随着中国崛起的步伐加快，中日将第一次面临“强强型”关系。如何处理好这一全新的关系，两国都不适应。过去二十年是日本衰落的二十年，却是中国快速发展的二十年，日本社会对中国崛起的焦虑和不安全感成为日本右翼渲染“中国威胁论”的土壤。这就注定了两国关系必然会出现较大的波折，当然也预示着调整和转机的到来。
五、日本对中国的态度和举措，既是其国家利益的需要，也是意识形态的必然。日本以钓鱼岛之事向中国发难，有日本与中国争夺东北亚及太平洋主导权的战略考量，更不能排除是利用外部压力，促变中国国内思潮的政治设计。1986年，日本东京大学的教授就给日本官房长官建议说，中国的崛起挡不住，但有一个办法可以暂时摁住，就是让中国分裂。
六、冷战时期中日友好，是对抗苏联的需要。冷战后中日友好，有弱化美日同盟、牵制美国的考虑。两个历史阶段中，美国都是重要角色。中、日为邻，永远无法改变。中、美两国作为影响世界的大国地位，也永远无法改变。能够改变的是关系。目前，美国从历史和自身利益出发，需要日本和中国斗，却不允许日本胜，更不要说全胜。美日关系更复杂，对日本来说，美国既是对手，又是“恩人”。美国既是日本安全的有效保卫者，又是日本成为世界大国的最大障碍。美国利用日本，日本也利用美国。历史上给日本造成最大伤害的是美国，给美国造成最大伤害的也恰恰是日本。同时，美国主控着日本再军事化的步幅，也决定着日本对中国强硬到什么态度。日本国家战略既受到美国的强烈影响，又有想摆脱这种影响的强烈倾向。单凭日本自身之力很难战胜中国，美日同盟则有可能。中国崛起，是中国在寻求突破。日本挑事，也在寻求突破，它想成为所谓的“正常国家”。中、日都想破局，但都被美国限制着。中、日、美三国原有一个战略平衡，这个战略平衡被中国快速崛起打破了。
知 日
1931年，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到日本访问，回国后他说，六十年来，中国人对日本人的认识和心理，是“抗日”、“师日”、“亲日”、“仇日”，但就是缺少“知日”。其实到现在，“知日”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
一、越是愤怒的时候，越要保持清醒和理智。越是危险的对手，越要研究它，学习它。不吃透对手，不仅战胜不了对手，相反会让对手耻笑。中国对日本研究不够，而日本从始至终一直密切关注中国这块大陆，唯一不同的是：以往他们焦虑的是中国的衰弱会带给日本什么，现在则是对中国的强盛。因此，我才认为，把钓鱼岛问题当成是当前中日关系的重点和焦点问题，是战略误判。认为非重点问题就不会影响国家安全和改革开放进程，同样也是战略误判。
二、甲午战争中，日本在黄海海战中获胜。1895年1月，日本内阁做出决定，在原属清朝的钓鱼岛上建立国标，从此埋下了钓鱼岛问题的祸根。这次钓鱼岛争端再起，中央正确应对，打破了日本单方面控制钓鱼岛的局面。有一种观点认为，安倍政府上台后，在钓鱼岛问题上一圈圈拧螺丝，迫使中国不得不在他每一步举措后做出强硬回应，而这正好中了安倍的圈套。中国越强硬，安倍越高兴。有人认为，在有些问题上中国小题大做，使个别战术级别的问题被搞成了战略级别问题。其实，正是中方的“小题大做”，才一举夺回了钓鱼岛的主动权。钓鱼岛再也不可能回到20世纪80年代那种日本单方面管控状态。近代以来，日本曾两次打断了中国的发展进程，但前两次都是因为当时的中国过于孱弱。现在中日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改变，我们可以有效反制日本企图第三次对中国发展进程的干扰。如果再次被打断，这将是中国的耻辱，是日本最大的成功。
三、日本是个岛国。一个日本学者在答复美国学者的质询时说：“日本与贵国不同，贵国是建立在原野之上的，而日本是建立在一个群岛之上的。”岛屿这一地理形态对日本国民性格的影响至为深远。“岛国根性”一般说来是心气甚高，心眼甚小，偏执，坚忍不拔。历史上岛国与地理上接近的国家总是很容易变成世仇。英国和法国是这样，日本和朝鲜也是这样。在同日本人打交道时，一定要关注其岛民心态。即使中国想修复中日关系，日本却未必真有这样的愿望。
四、日本一直渴望从一个“战败国家”走向“正常国家”。二战结束已近七十年，它的这个愿望还没有实现。这是日本全民族的愿望，人们可以延缓它，但无法阻止它。这不以我们的意志为转移，对此，应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和应对措施。今天在日本，和平力量和右翼势力共存。日本今后的走向，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二者之间的角力，当然也取决于国际社会对它的影响。从现在看，日本右翼选择了一条错误的道路，那就是过于依赖美国。日本的这些做法恰好被美国利用和引导，从而使日本离“正常国家”越来越远。日本的右翼其实是一群伪右翼。按照一般规律，在东方国家，左翼是民族主义者;在西方国家，右翼是民族主义者。民族主义者都具有极出色的民族自尊心。而日本右翼恰恰相反，一点民族自尊心也没有，全身心的投入美国怀抱，并毫不感到羞耻。
五、1954年又是甲午年，那也是一个非常值得关注的年份。就在那一年，日本成立了自卫队，恢复了武装。同样是在那一年9月，日本民主党成立(此民主党非今天的民主党，而是右翼的“自民党”的前身)，三天后，安倍晋三出生。安倍曾说过：“我属马，我将像强有力的、轻松跨越障碍的骏马一样，不退缩，不胆怯，排除困难。”据外媒报道，他在2007年下台后，深感自己执政经验和准备不足。为此，专门自费报名参加了多个政经补习班，恶补相关知识。他的目的现在大家都看得很清楚，“安倍舞剑，意在修宪”。他想使日本自卫队重新成为名副其实的军队，从而实现日本战后九十多位首相梦寐以求却未能如愿的目标，从而也使自己成为战后最伟大的日本首相。观其言行，我倒觉得他还有另外一个更宏大的目标：恢复日本民族的精神。二战后，对中国来说，固然国家残破，却在烈火中重生;对日本而言，则是精神遭到重创，整个民族精神上的完整性至今也无法恢复。在安倍的诱导下，目前日本政界出现了一种怪现象：各种政治派别竞相比试谁对中国的立场更强硬。日本政治右倾化已发展到一个新阶段，正朝极右化演变。这已经属于精神层面的范畴，需要引起我们的格外关注。
六、现在预判安倍政权的长短，还为时尚早。安倍政权奉行的内外政策有很大的冒险性，但执政地位还比较稳固，与过去“八年七相”不同。对安倍失信、说话不算数等问题，不能简单地归结为个人品质，而应看到这是日本国家的问题。安倍参拜靖国神社，70%的民众支持;日本政府挑起钓鱼岛争端，80%的民众认为错在中方。安倍作为日本20世纪50年代后出生的右翼精英，其思想代表了一代人。
冲突甚或战争
中日两国“历史问题现实化”和“现实问题历史化”已形成恶性循环，如此发展下去，两国间会发生冲突甚或战争吗?
一、石原慎太郎制造的钓鱼岛收购闹剧是出于个人政治目的，日本政府就此被“绑架”。安倍上台后，巧妙地对此闹剧加以利用及诱导，进一步扩大了事态。然而，钓鱼岛事件以来，从日本政府所采取的碎片式的、漏洞百出的、前后矛盾的应对举措中，可以看出它还不是蓄意预谋。看上去动作频频，实则毫无章法。眼下可以肯定的是，日本政府尚未做好为钓鱼岛不惜与中国一战的准备。
二、战争，并非安倍政权的首要目标，但战争却是其可以凭借的政治手段。对安倍而言，最好的局面是，通过营造战争氛围，从中获取其想得到的利益。保持目前这种态势对日本而言至少有三点好处：其一，国内制造业相当部分进入军备生产，刺激经济;其二，联合东盟和印度对抗中国的军事压力，最大限度地淡化那些国家对日本侵略历史的记忆;其三，向美国讨价还价。而如果真的发生战争，对日本来说也不吃亏——和平宪法将直接失效，安倍等日本民族主义者将如愿以偿。
三、海洋争端在中日，战与不战在中美。在美国尚未完全对日本打开牢笼、松开缰绳的情况下，日本要做的并不是发动大规模战争，而是以持续不断的小型冲突，逐步完善自身军事体系，同时一步步突破美国的限制。其间，日本会像一头捕食猎物的狮子一样耐心而坚定地匍匐前行，一旦猎物出现懈怠或其他可乘之机，日本将一跃而起，突然咬断对方喉管。
四、今后一段时间，钓鱼岛方面甚至包括南海方面，可能出现两种冲突，一种是“偶发性冲突”，一种是预谋性冲突。我们特别要警惕后一种。日本人生性好斗，有军事冒险的天性。它最善于搞突然袭击。回顾历史，在面对中国、俄罗斯和美国的三次决定国家命运的全面战争中，日本都是靠偷袭取得主动。这是它的文化所决定的。冲突形式将是“冷兵器”对抗，也就是舰船相互冲撞。这属于心理战范畴。日本是这方面的高手。对战争，前人有过精辟概括：小战靠战术武器，中战靠国力，大战靠战略思想。中日如在钓鱼岛发生冲突，很可能是有限的战争，即小规模战争，主要靠战术武器。
五、钓鱼岛如发生冲突，必靠海、空军。西方媒体称，日本海军实力，世界第二，已经超过俄罗斯，仅次于美国，虽然它还叫自卫队，其实只差航空母舰没有造，是个标准的现代化海军。日本海军叫嚣，一旦发生战事，四个小时内“清空”中国东海舰队。这不能只看作是一句笑话。从1981年起，美国、日本就开始针对中国海军制定了名为“枷锁”的秘密海洋军事计划并演练过多次。日本军舰上都装备有通过卫星定位显示中国海军舰艇位置，叫作“点心”的系统，可以自行运作50年以上。日本空军的战机保飞率始终维持在90%的水平，高于美国空军的80%。有消息称，日本可能引进F-22飞机。美国军方号称F-22可以在两小时内到世界任何一个地方扔炸弹。起飞后直接进入平流层，在这个高度投弹，就算扔下一块砖头，由于重力加速，也能把一座大楼击穿。
六、中日不断对抗会使中日双方向和平的方面越走越远，向战争的方向越走越近。而一旦中日陷入军事冲突，对中国而言只有一个选择，必须打赢，没有退路。对日本而言，有三种结果：赢了获益极大，输了损失不大，讲和部分受益。对美国而言有更多选择。日本不怕败，中国不能输。否则，就会引起国内问题国际化，国际问题国内化。
七、2014年又是一个甲午年。因对甲午荣耀的记忆和渴望，刺激日本军国主义“回光返照”，日本民间有不少叫嚣“第二次甲午战争”的声音。安倍也叫嚷要“第三次开国”。中国国内也有高涨的民族情绪。中日两国民族情绪是一种较量。日本领导人被这部分日本民众的民族情绪所挟持。在钓鱼岛，中国不主动打第一枪，但也要造成让日本不敢打第一枪的态势。毛主席讲过，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打仗是军人天职，怕打仗不是真军人，真打必须真准备。
八、我们必须以不惜战争的决心尽一切可能避免战争。作为军人，我们必须用“打仗的决心”争取和平。既可以通过战争捍卫和平，也可以通过和平捍卫和平。军事的最高境界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其中的“不战”，是我充分做好战争准备的敢战、善战、能战下的“不战”。力争最好结果，准备最坏情况。古人云：“君子之本，本立而道生。”“本”讲的就是自身要硬，要立起来。历史早已证明，最靠得住的永远都是自己。
破 局
蔡锷曾说过：“中国要图强，必须越过日本这道坎。”中日这场斗争是战略竞争，决胜的关键不仅取决于硬实力的比拼，也要看软实力，看谁在战略指导上更胜一筹，看谁在实现国家目标的道路上走得更稳，看谁在战略判断、战略指导上更少犯错误。从这个意义上看，中日对抗是一场综合国力的较量。
一、自清朝以来，中国人对西方列强一直怀有艳羡心理，再加一点自卑。孙中山改变了这种心态，在对外交往中变得坚定、自信。蒋介石对日本的态度，称得上大体健康。他曾留学日本，了解日本。他不讳言日本的强盛，也不怕日本的强盛。起初他坚决不抵抗，后来抵抗起来也够坚决。抗战胜利后，他表示不以日本为敌，不向日本报复，并不要日本战争赔款。至今日本人还感激他，称他“以德报怨”。其实这表现了蒋介石的一种自信。蒋介石的对日态度后来为毛泽东所发挥。毛泽东比蒋介石还要自信，在日本赔款上也一笔勾销。最自信的人要属邓小平。1978年10月22日邓小平访日，中日两国互换《中日和平友好协定》。而就在五天前的10月17日，靖国神社接收了14个甲级战犯的牌位。10月18日，时任日本首相的福田赳夫还参拜了靖国神社。邓对此并不理会。邓的不理会是最大的理会。日本人知道他们永远不是邓小平的对手。从1979年开始，日本开始对华贷款，截至2010年底，累计向中国提供贷款27884亿日元，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出了相当的气力。今天，中日两国领导人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出生的，都是50后，从履历上看，我们的领导人无论在知识、情怀、历练、吃苦等方面，都远远高于日本领导人。新生代领导的博弈，充满了历史责任感。这不仅是领导人与领导人之间的博弈，更是国与国之间的博弈。
二、华盛顿说：“如果一个民族长久地仇恨或崇拜一个民族无法自拔，这个民族心理上就是奴隶之邦。”对待历史，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侵略国道歉诚恳与否上，是没有走出弱者心理的表现。这一点，美国做得比较好。夏威夷曾经遭受日本轰炸，留下过耻辱的记忆，但今天的夏威夷，已经成为一座对包括日本在内的所有国家都非常友好的城市。昨天的仇恨已经变成了今天的和谐。美国作为战胜国，对日本有天然的心理优势。在美国人看来，历史当然不能遗忘，但可以宽恕。战后的日本，在对待其发动侵略战争的态度上的确无耻，它既不诚恳向中国道歉认罪，又喋喋不休地说自己是“世界上唯一受到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意在反诉美国，这是战败国小儿科式卑微心理作祟。中国人必须在心理上清醒和强大起来。我们的自信和强大，是最终战胜敌人的法宝。仅在经济上反超日本，尚不足以使国人建立对日本的信心。真诚的道歉从来不是求来的，譬如德国总理勃兰特那历史性的一跪，正因为并非出自他国的要求，才显其真正认罪悔过的诚意和价值。中国人民如果能把历史变成“镜子”而不是“包袱”，面向未来，开辟未来，就真正超越了历史。
三、对待日本这样的国家，领袖个人的力量显得特别巨大。20世纪70年代初，中日开始交往，国与国之间无法沟通，只有田中角荣和毛泽东、周恩来这些第一代中国领导人的交往，使两国关系步步推进。中日关系从田中角荣开始，很大程度上是靠个人之间的关系来维护的，周恩来、郭沫若、廖承志等人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既符合东方的传统，又符合两国的利益。韩国尽管强烈批评日本领导人参拜——强度超过中国——但从未中断和日本的高层交流。日韩间因为独岛问题吵得不可开交，但根本没有武装冲突的迹象。
四、中日关系越是困难，中美关系越是重要。钓鱼岛紧张局势是否进一步升级，幕后最重要的因素来自美国。美、日两国虽是平等结盟，但实质是美主日仆。中日关系背后真正的操控者和决定者仍是美国。从美国的角度看，下一场战争最好不是由美国参加的战争，而就像历史上的代理人战争一样，由美国提供军火来消耗可能成为对手的大国国力。那么选择哪两个国家呢?有人说是中国和日本，也有人说是中国和印度。从反面看，这就是中国的假想敌是谁的问题。当前，如果我们不能有效地改善或部分改善对美关系，就不能对安倍和日本右翼力量釜底抽薪。我们应清点并打好手中每一张可能影响美国的牌。
五、我们一方面要看到，日本国内有着巨大的右翼势力，另一方面，日本还有强大的反对军国主义复活的力量。真正阻止日本修宪的关键因素还在日本国内。日本军国主义若真的死灰复燃，首先要通过的就是国内民意这道槛。这道门槛不易跨越。从日本反右翼势力的一些表现中，可以感觉和触摸到这股力量。自从1978年靖国神社开始合祀14名甲级战犯牌位起，日本天皇就再也没有参拜过靖国神社。战后，很多首相参拜了靖国神社，也有不少首相没有参拜。
六、由于历史和地理原因，台湾方面对于钓鱼岛主权特别关注。最早的“保钓”运动，也是从台湾开始的。日本的经济两头在外，其能源的进口和产品的出口，有90%以上要通过台湾海峡。如果在新世纪的钓鱼岛冲突中，两岸建立互商互联机制，共同御敌，日本将腹背受敌，首尾难顾。钓鱼岛问题也是“一个中国”诉求的最佳切入点之一。韩国是崛起中的中等强国。韩国在反日问题上与我有共同点。在对日关系上，台湾、韩国都是可以团结的力量。
(作者系中共中央委员，国防大学政治委员，空军上将)
(来源：当代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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