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品格”体现在哪
所谓品格，可以说是一种德行、一种格调。品，本身有品位、品类的意思，指的是分类的问题，是低层次的，还是高层次的?中国古代的官衔讲位居几品，可见品就是类，看你在哪一个等级上。格，就是格调，也是层次的问题。每种东西都有它的品格，做人有做人的品格，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品格。何谓“中国的品格”?我想是植根于中国传统文化之中，是中华文明所打造出的一种特有的品质。
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国文化所特有的品格就是人文精神。所谓人文精神，有两个突出的特点。首先，人文是相对于神文和物文来讲的，中国人更注重的是精神生活，而不是受神、物的支配，因此中国文化“上薄拜神教，下防拜物教”，使人的自我价值得到充分的体现。其次，人文精神更多的是强调礼乐教化。中国人讲究人文教育，而不是武力和权力的压制。
中国文化的核心，强调人在天地万物中的核心地位，突出了人本主义精神，这一特征又是通过人文教育形成的。中国文化虽然突出人的地位，但也非常尊重人生存的环境，尊重万物。因此，中国文化讲究“重天道”和“法自然”，又崇尚“人道”。
中国文化提倡认识自我，主要是认识人的本性。它强调人在天地万物中，既和万物一样，又和万物不同。人具有主动性和能动性，在万物中拥有最大的自由。这种主动性应当正确使用，任意妄为就会损害本性。因此在实践原则中，中国文化坚持“中”与“和”，“中”就是恰如其分，“和”就是平衡，不做过分的事。
人生活在群体社会中，群体要发挥作用就必须有“礼”来规范每个人。人人按其身份、地位履行各自的职责，社会才能正常运转。因此，做人就要尽伦尽职，按自己的身份地位做好自己该做的事情。“礼”是社会所必须的，也是公民素质的体现。从这一角度上讲，中国的品格也就是建立“礼仪之邦”，反之，“礼仪之邦”凸显的就是中国文化的人文精神。
根源性的典籍
中国文献的传承有两个特点，它虽然数量繁多，却统之有序：一个就是孔子说的“述而不作”，中国古人非常谦虚和谨慎，认为自己其实不是在创作什么新东西，只是在叙述、阐发前人的一些思想或者前代经典性著作作为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而西方的文献传承有很大的不同，很多西方文献都是强调个人的创作。再一个就是，在这个传统文化中，并没有像现在这样细密的学术分科。文学、艺术、历史、哲学、宗教、政治、经济、法律、军事，乃至于农、工、医、科技等，都是混杂在一起的，后来才慢慢形成了经、史、子、集这样简单的四部分类。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中国传统文化各部分虽然谈论的具体问题不同，但它们的内在其实都遵循着一个共同的理论基础，秉承着同一个价值观念。一个“述而不作”，一个理念相通，这两个特点就使得中国文化在其发展过程中逐渐汇聚成几部具有根源性影响的著作，成为中国文化的源头，也使后人得以把握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内容和根本精神。
根源性典籍，我们大概可以用“三、四、五”这三个数字来加以概括，就是三玄、四书、五经。三玄是指《老子》《庄子》《周易》;四书是指《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五经指的是《周易》《三礼》《书经》《诗经》，还有《春秋》(三传)。加起来是多少呢?12本。在这12本书里，五经里面的《周易》跟三玄里面的《周易》是重复的，减掉一个，等于11本。另外，四书里面的《大学》和《中庸》其实是《三礼》里面的《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如果把它们再放到《礼记》里面去，又少了两篇，等于9本，这9本书就构成了中国本土原生儒道文化的根源性典籍。
佛教传入中国，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结构中的重要部分之一，它的一些典籍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影响也是不容忽视的。从对中国文化的影响比较普遍、比较深远这一角度，相对应于中国本土原生儒道文化原典“四书五经”，佛典中最值得重视的是“九经”、“三论”、“一录”。九经指《金刚经》(及《心经》)、《法华经》《华严经》《阿弥陀经》《涅槃经》《维摩诘经》《圆觉经》《楞严经》《六祖坛经》;三论指《中论》《成唯识论》《大乘起信论》;一录指《景德传灯录》。
毫不夸张地说，如果不了解这些根源性典籍，就很难了解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反过来，即使了解了中国文化的方方面面，但不能将它们统摄到这些根源性典籍里，也把握不住中国文化的理论基础和核心价值观念。所以，这些根源性典籍是我们把握中国文化根本精神的必读书。
近代以来，中国学人思想也在不断变化，最初严复、康有为这代人，借用西方的一些理论或是名词概念来诠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思想和理念。之后的一代学人，开始慢慢用西方的理论体系重新构建中国的思想，用西方的价值观来诠释中国的价值观，使得中国文化本来的含义渐渐被消解了。中国文化越来越洋化了，失去了它原来的意义。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中医西化，用西医的理论把中医的精髓一点点给消磨掉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更需要从源头性的典籍入手去体会中国传统文化，而不应该直接从现代人的诠释中去追寻。因为现代人的诠释已经很难把握中国文化的根本精神了。
人文精神的核心是以人为根本
早在西周时期，中国的典籍里就有“人为万物之最灵最贵者”这样一种思想。所谓“最灵”，就是最有灵性的;“最贵”，就是最重要的。万物中间什么最重要呢?就是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被认为是直接参与到天地的变化中去了。如果没有人的参与，这个天地的万物是无序的，所以天地跟人并列为三，称为天地人三才。
荀子说：“天有其时，地有其财，人有其治。”人为什么能理万物呢?荀子认为关键是人有礼义廉耻这样一种伦常关系。这种关系确定了人有各自不同的地位和分工，由此就能形成一个有效的群体，可以发挥集体的力量，能支配万物，治理万物。
人文这个词，最初出现在《周易》里：“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后来，许多思想家和学者对这句话作了解释。比如说三国时魏国的王弼就解释说：“止物不以威武，而以文明，人文也。”
显然，人文就是不以武力，而以一种文明的办法，以诗书礼乐来教化人民，由此建立起一个人伦有序的理想的文明社会。这便形成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两个十分显著的特点。一是高扬君权，重视师教而淡化神权。中国古代最崇敬的是“天地君亲师”，“天地”是万物的生命之源，“亲”是某一类生命的来源，代表的是某一类的祖先。而“君”和“师”是教化的根源。在中国文化中，那种至高无上、全知全能的神是没有的。在中国历史上，神权从来没有超过王权。二是高扬明道正谊，强调人的道德的自我提升和完善。既然人在天地万物中是最有主动性和能动性的，那么人自身的提升就是最根本的。所以在中国文化中，明道、正谊、节制物欲、完善自我的人格这样一些观念深入人心。
在当今物化越来越严重、人越来越可能沦为物的奴隶的情况下，人文精神是我们现实社会迫切需要的一种精神。
儒、释、道三教的主要精神
儒、释、道三教都是提倡人要反省自求、提升自我。
儒家思想，或者叫儒家文化，在整个中国传统文化中，可以说是处于主体的地位。儒家讲求天时地利人和，提倡自己创造，而不是坐等。儒家最核心的一个理念就是：只有自己做好了，所有的外力才会辅导你，即所谓的“皇天无亲，惟德是辅”。强调自己品德的提升才是根本。儒家认为“尽己之心”就能“尽物之心”，然后“参天地之化育”，主张“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使人自身和各种关系得以和谐发展。儒家还秉承“守常明变”的思想，即认识到事物都有它的原则或者根本的规律，但是应该在特殊的情况下灵活地处理这种规律。在儒家那儿，就被称之为“经”和“权”的关系，“经”的意思就是原则、规律，“权”就是权变、灵活。
佛家讲人的一切烦恼、痛苦都是人自身造成的。从根本上讲，佛教是用来治心的，除去贪、嗔、痴之心，佛教把它叫做三毒(一切的苦都来源于这三种心)。还自我以本来的面貌，尊重人的心性。佛教之所以能在中国生根，很好地融入中国的本土文化，就是因为它提倡内省，反求诸己。强调佛就在你心中，即心是佛。要明心见性，见性成佛，而不是去向外求。成佛不能靠别人，别人只能帮助你，但不能替代你。你得靠自力，也就是靠自己的智慧和努力，来使自己得到解脱。这点与儒家，和中国文化的内向精神正好契合。
道家认为，要遵循天地万物的自然本性，不能以个人的意愿去随意改造，强调自然无为。不单是对自然，对他人也应该尊重，使其按本性去发展。只有按本性发展，才能达到最充分、最完美的状态。道教也强调反省自己，不干涉他物，因势利导。道家是遁世的，很多学道之人有躲避现实的行为。如果我们正确领会了自然无为的思想，对调整社会关系和个人身心都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特别是道家旷达的精神，很多事情看得开，放得下，中国人都是非常旷达的。
儒、释、道确实是中国文化里鼎足而立的三个支柱，一个鼎至少有三只脚才能站得住，缺一只脚都不行。所谓“以佛治心，以道治身，以儒治世”，明白地道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结构特征。三者既有不同的一面，又有相互贯通、相互影响的一面。这三种思想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来支撑中国的传统文化。
我们在传承中国传统文化时，同时应该清醒地看到，存在于传统文化中、特别是儒家伦理中一些封建糟粕。作为一种几千年存在过的、而且有着广泛深刻影响的历史文化，只要有合适的环境，它就有可能死而不僵、沉渣泛起。
礼乐教化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中国文化最根本的特征是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它是人文的文化，体现出一种人文的精神。那么，这种人文精神是怎样养成的呢?主要是通过传统的礼乐教育。
中国文化的精神有两个方面，一个是伦理的精神，一个是艺术的精神。二者相互配合，不可分割。礼是用来规范人的社会身份和社会地位的，即“别异，明分”，确定每个人在社会上的责任、权利和义务，就是建立社会秩序。而乐，按照传统的说法是用来“统同、合群”的。通过乐教使不同等级的社会达到和谐一体。人们通过乐来表达自己的志向、情感，通过乐来交流，从而构建起和谐的人际关系。
过去常常讲，中国历史上的文化是一种伦理的文化。这种看法有其片面性，只看到礼教而忽略了乐教，其实在中国历史上是非常重视乐教的。中国的文化是艺术的文化。中国有许多的艺术形式，单从文学上讲就有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从音乐上讲，一直延续下来的就有琴、棋、书、画，如果继续上溯，还有六艺(礼、乐、射、御、书、数)，这些都是我们艺术宝库中的精髓。
比如古琴和昆曲。中国的古琴是世界上流传至今的弹拨乐中最古老的一种乐器，至少有3000年的历史;而昆曲可以跟印度的梵剧、希腊的悲剧、日本的古典戏剧“能”相提并论，并较它们更胜一筹。对于乐教，孔子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即通过乐来完成对一个人的培养，把乐看成是人格的最高境界。
在中国，道德教育和艺术教育的紧密结合，使得道德所追求的最高境界，常常也是艺术所追求的最高境界。我们讲“真善美”，“真”是对知识、真理的追求，“善”是对伦理、道德的追求，“美”就是对艺术境界的追求。中国人不仅讲“天人合一”，也强调“真善美”的统一。道德的追求和艺术的追求在极值点上是完全融通、合二为一的。有人说，中国人的生活是艺术的生活。总之，中国文化渗透了一种追求艺术境界的艺术精神，礼乐教化就是其中最重要的部分。
不过要懂得中国文化的精神，直接由“道”入手是比较困难的，因为“道”都是一些比较抽象的道理，很难理解，而由“艺”入手就比较容易。很多人都喜欢欣赏中国的古典诗词，我们读诗的时候，不要仅仅停留在诗的本身，还要看一些诗论、词话，这对我们了解中国文化的艺术精神是十分有帮助的。
文化的忧患意识
我一直主张要对文化发展进行认真的研究。一个国家如果没有对文化发展进行总体的战略性的思考，那么这个国家的文化发展肯定是无序的、混乱的。现在很多国家都非常重视文化发展的战略问题，美国有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的专门机构，欧洲许多国家也有，亚洲像日本、韩国也都非常重视这个问题。
从古至今，不同类型的文化之间的交流在不断地进行着，互相融通是一种交流，互相冲突其实也是一种交流。交流是一种文化作为主体去吸取另一种文化中对自己有益的营养成分来丰富和发展自己。正因为如此，我认为不同文化进行交流时，是不能没有主体意识的，否则就会出主而入奴，就会沦为其他文化的附庸。
我们现在虽然高喊要保护、传承、发扬我们的传统文化，但如果我们没有树立起一种文化的主体意识，那么，我们这样去保护它，反而会使它丧失本来的民族特性。尽管表面上做得轰轰烈烈，结果——用一句现在时髦的话来讲——反而是解构了我们的传统。树立这种主体意识，就是要强调以我为主，而不是去迎合时代，迎合现代人的欣赏趣味;就是要认识到我们传统中有这样一种样式的文化形态，不管是艺术，还是其他什么，总之，有这样一种样式形态存在。
近代著名学者龚自珍在研究春秋战国历史时，总结了一套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欲灭人之国，必先灭其史”。要灭掉一个国家，首先要灭掉它的历史，让这个国家的人民都不知道自己国家的历史了，那么还有这个国家吗?没有了。所谓“灭其史”，也就是灭掉它的文化。你釜底抽薪地把一个国家的语言文字都改掉了，它的人民连自己国家的文字都不认识，连自己国家的文化都不知道，还会认同它吗?一个不认同本国文化、文字和历史的人，你让他爱国，他爱得起来吗?
(作者为北京大学教授。本文根据《文艺报》访谈整理而成，访谈者为黄海贝)
(摘自2015年1月26日《文艺报》)
来源：红旗文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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