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中国能否为世界树立榜样?》
最近，著名的匈牙利经济学家雅诺什·科尔奈在英国《金融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国能否为世界树立榜样?》的文章，该文主要是针对匈牙利总理维克托2014年7月28日的一次演说而有感而发的。维克托演说的题目是“未来将是一种工作型社会”，他认为：“关于如何寻找那些最能让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具备国际竞争力的社区组织方法和国家类型，是一场竞赛。这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今天探讨的热门话题，是解读那些非西方的、非自由的、非自由民主的、甚至可能是不民主的，但却能令国家成功发展的制度。”维克托的演说多少反映了当今世界上不少政治家的真实心情，那就是在激烈的国际竞争环境下，面对本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困境，人们对有别于西方的发展道路(特别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开始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
但是，科尔奈在他的文章中则对维克托的观点不以为然。首先他就认为中国经济发展道路并不是完全与西方绝然不同的“异端”，他把中国的改革措施划分为具有9个特征，认为其中第一到第七个特征“都只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议，以及中国领导层咨询外国经济学家后所实施的改革”，只有最后两个特征即“中国对工资实行严格控制，进而牢牢控制着家庭消费”和“投资占GDP的比例高得惊人”，是与西方完全不同而且无法实现的。接着，科尔奈又自问自答提出了四个问题，一是“中国的未来将会怎样?”，二是“匈牙利能否追随中国模式?”，三是“匈牙利效仿中国是否可取?”，四是“讨论这些有意义吗?”对此，科尔奈都一一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科尔奈是一位在中国具有广泛影响并受到尊重的经济学家，但是他在文章中所提出来的观点，却多少还是流露出西方经济学家的固执和傲慢。姑且不论他把中国经济的主要特征等同于西方的经济制度这样一个结论是否正确，也不评论他做出的“中国对工资实行严格控制，进而牢牢控制着家庭消费”类似这样的判断是否符合实际，但他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仅仅是听从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建议”以及是“中国领导层咨询外国经济学家”的结果，显然是过高地估计了西方经济学家在中国改革开放中所起到的作用。因为历史已经清楚表明，当初前苏联和东欧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时，为它们提供改革方案恰恰也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们，而且其设计得更加详细、更加具体，为什么这些国家不能取得和中国一样的经济成就呢?再说，科尔奈本人就是匈牙利人，为什么就不能为匈牙利设计出好的改革方案而加以推行呢?很显然，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应该与其基本制度的优越性是密切相关的，而绝不是仅仅是因为听从了西方建议的结果。
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当初西方经济学观点对中国改革开放的促进作用。但是，把中国改革开放这样一个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巨变单纯归结为西方思潮的影响，那就根本无视了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这样一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其目的就是不敢承认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合理性。事实上，中国改革开放的道路并不是西方经济学家所事先策划好的，而是中国人民通过自己的实践而摸索出来的。比如说对中国农业经济发展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家庭联产承包制改革，其开创先河者就是当年安徽凤阳县小岗村的18位农民。而同样对中国工业发展曾起着举足轻重影响的乡镇企业和农村私营企业，其发展模式也不是来自东、西方的经济学家，而是首先来自富有创新精神的苏、浙一带的农民企业家。因此，科尔奈所指出的中国改革的第一个特征，即“农业领域发生了极其突然且深刻的转变。私人承包取代了公社和集体农业，从而释放出巨大力量，推动了农业生产”，这只是经济学家的事后总结，而谈不上是他们事先为中国所描绘出来的美好蓝图。所以，理解中国成功的关键不是看中国政府听取了多少经济学家的建言，而是应该深入探讨为什么中国的政治经济制度能够充分激发亿万民众的创造活力。
至于说到中国的未来将会是怎样，对于西方学者来说，我们允许他们做出各自的猜测，但毕竟掌握中国命运的是我们自己，“走自己的路让别人去说吧”，这永远是我们明智的选择。但是，对于科尔奈所提出的后面三个问题，我们还是不妨发表一点自己的见解。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我们从始至终都是讲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明白无误地告诉全世界，中国走的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发展道路，目的是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并不是要在全世界推广自己的模式。在这一点上，科尔奈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我们不能给某个国家任意指定未来的发展路线，……一个国家在给定时间内的状态，以及它当前的历史路径，通常都浓缩了它所能遵循的路径集合，虽然要遵循的路径同样无法确定”，所以并不要担心匈牙利会被中国化。但是，三十多年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不但使数亿人摆脱了贫困，而且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越来越明显。如果世界各国都能像中国政府那样卓有成效地推动经济的发展，那么金融危机和经济衰退的阴影就会离开人们的视线越来越远，一些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也不会长期徘徊不前，世界的明天将会更加美好。匈牙利无须走中国一样的道路(也没有这种可能)，但是，世界各国难道真的就不能从中国经济发展中得出某些解决问题的新思路吗?
不过问题在于，像许多西方学者一样，科尔奈始终是把西方民主制度作为终极标准来衡量万事万物。在这样一种“历史终结论”观念的支配下，是无法真正发现中国经济发展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像许许多多的西方学者一样，一谈到中国的经济发展，便很快地话锋一转，谈起了对中国“民主”和“人权”的不满，科尔奈也不例外。学者们在享受着优异的生活待遇同时，更向往着由“民主”制度所带来的“自由”氛围，这似乎也无可非议。但对于那些没有摆脱贫困的普通民众，或者那些生活水平在后退的人们来说，是否也是同样的感受呢?中国有句古话，那就是“民以食为天”， 对于许多贫穷国家民众来说，给一张选票难道就比解决温饱问题还更为重要、更为紧迫吗?同时，更为重要的是，中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这三十多年难道不正是中国人民享受着越来越多的民主、自由的三十多年吗?当然，中国的民主可能还谈不上完美，但至少有一点，那就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三十多年来并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而是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包括像科尔奈这样的西方知名学者)，选择了正确的道路和采取了有力的手段，及时回应广大群众的诉求和呼声，从而保障中国经济三十多年平稳快速的发展，创造了世界的奇迹。如果说，选举的目的无非是为了更换一个更好的政府的话，那么一个在实践中已经体现出卓越政绩的政党，为什么就不能继续执政、而非要通过一次次的选举来证明自己的合法性或者干脆换成另外一个政党上台呢?
值得指出的是，中国虽然没有西方那套选举程序来定期选择和更换执政党，但民众对中国前景的乐观态度已经反映出百姓的真实态度。据人民网报道，尼尔森公司发布的2014年第一季度中国消费者信心指数保持在历史高位的111点，远远超出了全球平均水平(96点)，在世界六大经济体中名列第一。而据第一财经日报报道，美国智库皮尤研究中心于今年3月～6月对44个国家近5万名受访者进行的调查，调查发现在多数国家中，人们认为本国正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多数受访者认为经济现状不佳。而在普遍悲观的情况下，对本国经济现状评价最积极的民众在中国，有8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不错，而在美国，58%的受访者认为本国经济不好，只有40%的人觉得还不错。
事实上，类似这样的调查结果早已不是第一次了。2008年尼尔森公布的调查就表明，在24个被调查的国家中，只有中国人对本国发展方向和经济状况最为乐观，名列第一。2011年1月26日，世界五大公关公司之一的爱德曼发布了2011年度全球信任度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国政府以88%的信任度排名全球第一。2013年6月14日，日本《外交学者》网站刊登了美国学者唐文方等人的文章，文章称唐文方等人参与的一个全国性面访调查发现，中国公众对中央政府的满意度极高。根据对随机访问的3763名中国人的调查，民众对中央政府的平均支持率约为8分(满分是10分)。这一数字也与近来的其他调查相一致。例如，在2012年底和2013年初进行的第6波世界价值观调查中，中国的平均支持率是7.5(范围在0～10间)，这一数字毫不逊色于世界各地的许多民选政府。中国政府为什么能赢得民众的支持，对此许多西方学者感到迷惑不解，甚至根本找不到答案，而唐文方等人认为，政府能及时回应民众的要求是中国政治信任度高的最重要原因。
社会经济发展是一件非常复杂的过程，对其原因的探讨历来也都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中国经济的迅速崛起和中国政府得到了大多数民众的支持，这已经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因此，我们无意去争论中国是否已经为世界树立了榜样，而是要关注中国今天的变化能够告诉世界那些朴素的真理。
第一，世界是多元的，也是永恒发展的，而世界的发展需要各种文明的相互碰撞，更有赖于现存制度的不断改革与创新。在中国这样一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独特的国情和悠久的文化传统注定了只能走自己的发展道路。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文明(包括制度文明)曾对世界的发展和进步做出过巨大贡献。而今天中国的重新崛起，则再一次为不发达国家改变自己的落后面貌提供了有益的借鉴。改革是历史前进的火车头，在漫漫的历史长河中，没有一种制度能够永垂不朽。历经数百年的演变，西方民主制度走到今天已经是步履蹒跚，既无法应对现实的诸多挑战，也不能激发民众对未来的信心。因此，在承认世界多元性的前提下，虚心吸取其他文明的长处，锐意对自身的制度进行变革，这恐怕是一种更为明智的选择。否则的话，把现存的西方民主制度视为人类历史的终极，甚至不惜动用武力或者借助“颜色革命”的形式来输出这样一种制度(当然这并非科尔奈的主张)，这既不能帮助西方国家走出衰落的境地，更不能将繁荣和稳定带给全世界。当然，中国现在的体制也远谈不上完美，但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改革的顽强信念，势必催生出一种更加美好的制度，从而给世界带来新的思考和希望。
第二，理论是灰色的，生活之树长青，理论的生命力就在于与时俱进。在科尔奈的文章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著名学者的尴尬。他自己承认是一位“民主宪政的坚定信仰者”，认为西方民主“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它不只是一种利益，可以用来交换诸如较快增长或更大繁荣等其他的价值”。在他看来，西方民主的价值远远超过了经济增长和繁荣，正因为这种民主的至高无上性，于是便带来种种理论上的困境。例如，因为匈牙利实行的是西方的民主制度，但为什么经济会缺乏竞争力呢?由于价值观念的束缚，即使像科尔奈这样明智的经济学家，也只能找到匈牙利的国土面积不如中国以及匈牙利不能降低老百姓的福利水平这样两条似是而非的理由。难道科尔奈就真的就不清楚：过去的中国同样是面积广袤但经济却停滞不前、现在的新加坡面积狭小但仍具有极强的竞争力这样明白无误的事实吗?为了维护西方民主制度的“完美”形象，而把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简单地归结于其他客观原因;只因为实行的是“好”的制度，那么经济表现差也没有关系，也无须从制度层面进行反思，要怪就能怪匈牙利国土面积太小和人民福利待遇太好。这种回避现实矛盾的态度，实在是无助于应对当前西方社会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与此不同的是，一些具有丰富经验的西方政治家们，对此却有着更为清醒的看法。例如曾经担任过十年英国首相的托尼·布莱尔，就在2014年12月4日的《纽约时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文章尖锐指出：“民主让我们过于自负。民主仍然是我们选择的制度——是自由者自由选择的结果。但民主制度遭到了挑战，我称之为‘功效’挑战：民主的价值是正确的，但民主制度往往无法兑现这些价值。在风云变幻的世界中，国家、社区、企业都必须不断调整自己去适应这些变化，民主制度显得迟缓、官僚而又脆弱。在这个意义上，民主国家对不起自己的公民”。随后，他还特别提醒：“我们似乎忘了，只有实践中行得通的理论才是好理论。民主体制的理论基础是重要的，通过选举产生政府的基本原则显然是正确的，它也仍然得到大众的认可，但民主原则在践行中却往往遭到歪曲。”由此人们不难看出，西方的政治学家、经济学家如不能从西方民主理论的迷思中解放出来，清醒地面对严峻的现实，西方发达国家的前程确实难言乐观。
西方民主制度具有理论上的“优越性”，却又无法在实践中完美地体现出来；中国是一个“专制”、“独裁”政府，而偏偏经济发展又这么亮眼。哪些对西方民主顶礼膜拜的人士，对此恐怕只能是遗恨终生了。这不是科尔奈个人的尴尬，而是西方思想观念所面临的重大挑战。只有从抽象的价值观念回归到现实的土壤上，才能科学地解释当今世界上的许多巨大变化。西方学术界是否也需要一场“实事求是”的“思想解放”运动呢?否则，面对“是否存在一条发展路线，其中政府采取自由民主形式，而持久的增长和相关的物质福利能得以维持”这样一道世纪性的难题，不但是科尔奈，恐怕再多的西方精英们，也无力找到确切的答案，只能是望天兴叹!
(庄保系深圳市委党校盐田分校常务副校长、叶萍系该校教授)
来源：求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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