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学诞生至今不过80年，在中国，传播学研究更是只有30多年的历史。在并不长的时间里，中国传播学研究成绩可喜，但与西方相比仍有差距，有待深入探索。我国传播学研究的整体现状如何?存在哪些问题?正走向何方?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我国传播学界的部分专家学者。
第三次浪潮下传播学走上历史前台
1978年7月，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郑北渭发表了我国第一篇传播学专业文章《公共传播学的研究》;同年9月，复旦大学新闻系成为我国第一家开设传播学课程的高等院校。1982年，美国著名传播学者施拉姆应邀到中国讲学，被称为开启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破冰”之旅;在施拉姆来访的影响下，1983年，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研究所(现名为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编辑的中国大陆首部介绍传播学的著作《传播学(简介)》出版。1997年6月，新闻传播学被教育部列为一级学科，传播学与新闻学成为其下的两个二级学科，并开始招收传播学研究生。
回顾传播学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到“在国内和国际两大语境和政治、经济与传媒技术三大因素的助推下，中国传播学的发展呈现出三次浪潮，当前正处于第三次浪潮发展阶段”。中国社会科学院新闻与传播研究所研究员姜飞告诉记者，第一次浪潮是从1950年左右到1982年，传播学通过早期留学国外的中国学者引进国内，但规模较小，处于“暗潮涌动”阶段。第二次是1982年到1997年。1982年施拉姆的来访掀起中国传播学研究的第二次浪潮，同时经由译介，西方的传播学思想开始深入我国。从20世纪末到现在，我们正经历传播学研究的第三次浪潮——当前的国内和国际语境下，新闻学和传播学被推上历史前台，同时，传播学从其西方文化诞生地也弥漫出一种“向东看”、“向南看”的气质。此外，国内1997年新闻传播学被列为一级学科也成为传播学研究再次潮起中国的契机。
建构中国传播学的知识生态
在全球化的冲击下，中国传播学研究需要经历一番蜕变。
“西方传播学进入我国，不是一帆风顺，而是历经坎坷;我国学界对西方传播学也不是生吞活剥，而是经历了引进、消化、借鉴、创新的过程。30多年来，我国学界不畏艰难，努力探索，初步有了本土传播学研究的成果。”上海大学教授戴元光认为，中国传播学发展水平与中国社会前进的总体水平还有很大的距离，中国传播学在理论建构和实践水平上远远落后于西方，中国传播学还处于探索的初期。中国传播学必须呼唤本土化，呼唤理论大师和思想大师，呼唤自己的研究命题与成果，以建构中国传播学的知识生态。
“中国传播学研究下一步发展面临两个‘瓶颈’。”清华大学教授李彬说，在继续引进、吸收、消化西学之际，首先要突破学科壁垒与知识藩篱，以学术自觉和问题意识为导向，探究中国社会与传播的演化状况，揭示信息系统及其运行机制的自身规律，由此确立、形成并完善中国本色的传播理论。其次，在重视研究方法包括计量统计方法之际，要突破方法论“拜物教”的思想桎梏。一方面破解“何以研究，唯有量化”等教条，一方面打通社会科学的各个学科和各路方法。
“人的发展”是学科的灵魂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方汉奇告诉记者，目前，全国有600多个新闻传播学教学点，博士教学点有十几个，很多新闻学院改名为新闻与传播学院，传播学在教育和学科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展。
“新传播技术的迅猛发展，改变了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这样的形势下，传播已跨出学科界限。从传播出发，重新打量和透视各个学科所研究的问题，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已是不言而喻。”复旦大学教授黄旦认为，如果各个学科联手，共同从传播视野来研究中国现实，不仅可以大大推动传播学研究，而且对于丰富我国人文和社会科学的研究，也有重大意义。
中国传播学研究发展迅速，但有学者提出，30多年的传播理论引进和研究、实践，基本上是围绕施拉姆学派的基本方向——传播与国家、社会发展的主题展开，没有或者较少涉足传播与人的发展这样的人文命题，这使得传播学作为一个学科缺乏灵魂所在。
当代中国传播学面临哪些挑战和机遇?“与其说由外部因素带来的挑战和机遇，不如说内在的反省和自觉呼唤新的突破。”黄旦认为，取得新的突破需做到四点：第一，要有更宽的视野和更丰富的学术想象力，在全球化背景下研究中国的传播问题。第二，在新的传播革命背景下，重新思考传播的概念及其对于人类社会的意义。第三，要在使原有的一些理论与中国经验的对接或者创造性转化上下功夫。第四，学者要有独立的判断力，以自己的学术眼光来发现学术问题。
“从学科发展的深层来看，中国传播学正在经历着一个学科走上历史前台的重大转折时期。”姜飞提出，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现在的青年群体，包括在西方接受了系统传播学教育的青年学者，很多已经成为西方学者的“粉丝”。作为中国传播学的未来接班人，青年学者要深刻认识西方的学术传统，认识中国传播学30多年来积累的经验和教训，并从中找到一个实践和理论的平衡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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