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追求什么样的新型大国关系
2012年5月，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北京举行，在此期间，中美双方提出新型大国关系这一概念。此后，新型大国关系的建设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建构新型大国关系意在打破“崛起国与守成国必然冲突”这一历史魔咒。顾名思义，新型大国关系是相对于传统大国关系——现代大国关系而言的。传统大国关系，尤其是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之间的关系，一直被认为是一种争霸关系，是一种可能引发对抗和战争的零和关系。由于国家之间关系的模式深受历史文化的影响，建设新型大国关系必然要改变影响现代国际关系模式的文化，从而改变现代国际关系的逻辑，这需要我们从文化层面来审视当前世界是否已经为此作好了准备，新型大国关系的建立是否已具有文化上的支撑。
传统国际关系模式下的大国关系没有未来
现代国际体系产生于西欧，在西方文化孕育下生成。这种国际体系信奉的是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和弱肉强食的自然法则，其扩张的结果是殖民体系的建立、对弱小国家的奴役以及西方列强之间的争霸战争。尽管随着西方殖民体系的瓦解和发展中国家的不断发展壮大，现代国际体系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但传统的国际关系逻辑仍然主导着人们看待国际事务的方式。因此，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需要从文化层面对传统大国关系进行剖析，寻求建立新型大国关系的基础。
现代国际关系的基石是民族国家，而民族国家有着浓厚的个人主义基因。西方文化自古就有个人主义传统。古希腊最早出现的是一些互不隶属的小城邦，从而形成了对西方文化影响深远的独立意识，所以西方文化强调个人从集体中突出，依靠个人的力量去竞争，在这样的过程中实现个人价值。个人是中心，是目的，具有最高价值，社会只是实现个人目的的手段。在这种文化的浸淫下，西方人一直为这种肯定、高扬、突出和强调自我的倾向所支配，这种“崇我性”心智一方面使西方人在心灵深处将“自我”放大到极致，另一方面又使他们在价值上视“正义就是强者的利益”。①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个人主义是一种生长剂。民族国家是欧洲摆脱中世纪教权控制的结果，是资产阶级登上历史舞台的结果，也是个体解放的结果。“作为终结17世纪英国革命的光荣革命，不仅表明英国已经彻底从一个王朝国家转化为民族国家，而且表明这个国家的主要功能就是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②在启蒙运动、特别是卢梭民主思想的影响下，人民主权的思想以及自由、平等、博爱的观念在欧洲广泛传播，导致了民族主义的兴起和民族国家在欧洲大陆的出现，从而“基本上结束了欧洲国家的封建政治经济统治制度，开始了民族国家的创立过程”。③因此，民族国家恰恰是资产阶级所倡导的人文主义和个人主义在国家层面的结果。正如斯宾诺莎所说：“国家是放大的个人。两个国家的关系就像两个人在自然状态下的相互关系，他们各谋私利，本质上相互反对。”④哈贝马斯指出，民族从一开始就是一个从消极意义上区分自我和他者的概念，欧洲民族国家的政治精英们把帝国主义的权力扩张解释为对民族自由的追求，“这种正面突出自己民族特性的做法，现在成为了一种机制，用以拒绝一切外来者，贬低其他民族的价值，排斥少数民族、种族和宗教少数派，特别是犹太人”。⑤民族国家的个人主义内涵使国家走向对强力的崇拜和追求，这种对强力的崇拜又演变成武力竞争和扩张意识，由此，国家之间战祸不断。
民族国家中的个人主义要素和普遍主义结合的逻辑结果是对霸权的追求。普遍主义相信万物背后有普遍的本原，运动变化背后有某种永恒不变的东西。作为一种价值观，普遍主义相信有超越时空、普遍而永恒的价值体系或者制度规范。古希腊哲人对世界本原的思考培育了西方普遍主义的精神，而基督教的兴起则标志着西方普遍主义的成熟。基督教是一种超越民族局限的世界性宗教，其一神论、救赎论、上帝统治等是典型的普遍主义神学形式，它不仅逐渐发展为官方意识形态，还成为广大民众根深蒂固的普遍信仰。⑥这种普遍主义的一神教对异教或异端是不宽容的。耶和华对信徒最重要的诫命是“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圣经·出埃及记》)。一神教认为自己认定的价值和真理是唯一的价值和真理，而对这一理念的坚持常常转化为对其他价值和真理的否定，转化为一种救世热情和传教热情，从而使一神教具有一种内在的扩张冲动。“一神教既然断言整个世界都是由它那唯一的神所创造和统治的，那就自然不能允许其他神的存在，也就是不能允许其他文化价值体系的存在;而且，为了完成它的神还没有完全实现的统治，它的信徒们会把传教或者圣战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⑦欧洲历史上的十字军东征以及对异端的迫害，都显示了基督教文化中的这种普遍主义意识和强烈的排他性。正如赵汀阳所言：“去发现精神上的敌人是基督教文明的一个基本的精神义务。寻找敌人是西方精神的一个义务。” ⑧启蒙运动和英法资产阶级革命之后，人们开始关注人性、人的内心世界和人的日常生活，这种对人的发现导致西方整个社会向世俗化方向发展，自由主义为解决当时面临的社会问题，提出资产阶级的宪政制度，而这种宪政制度所包含的基本原理和原则，则鲜明地体现了一种新的普遍主义精神，于是自由主义普遍主义代替了基督教神学普遍主义，但这种代替并不是对基督教的全盘否定，基督教是现代自由主义产生的母体，两者植根的文化具有惊人的连续性、继承性和遗传性。⑨自由主义相信，他们所信奉的价值体系具有普遍性，不信奉这种价值体系，则要么被错误的意识形态所蒙蔽，要么仍然处于蒙昧状态，只有接受自由主义的基本理念，国家才能成为文明的国度，世界也才能安全。在当代，西方人追求普遍主义“同一”的思想意识，催生了西方大国扩张的道德主义、普世主义的人权外交和霸权主义。
西方文化认识世界的方法是二元对立的类属性思维方法。古希腊以来，西方即从个体主义的自我出发来思考自己与外在世界的关系，把人类自我与外界对立起来，从而使人与神、我与非我、思维与存在以及主体与客体之二分成为西方人认识世界的基本方式，形成了类属性思维方法。类属性思维方法把所有的物体都视为分离、独立的实体，不同的实体具有不同的本质属性，A就是A，B就是B。而冲突性辩证法又强化了这种思维方法。这种辩证法认为整个世界是由相互独立的不同类属构成，在每一种结构中都存在正反两个对立面，对立面之间的关系是矛盾、对立和冲突，只有当一个占据了主导地位消灭了另一方，这种内在的非调和性矛盾才能得以解决，才会形成一种新的矛盾结合体。这种思维方式已经成为西方认识世界、认识国家关系的定势，其对西方国家发展的重要影响就在于：第一，确立了人类中心主义的价值观。征服自然、追求“进步和增长”成为西方国家压倒一切的意识形态，价值合理性和科学合理性之间出现了普遍的裂痕，科学合理性(而不是价值合理性)成为人们的追求。第二，强调自我物质占有和个人利益至上成为西方的意识形态传统，把国家之间的矛盾与冲突、征服与被征服看成是国际关系的常态。
由民族国家构成的国际体系所包含的这些西方文化特性，决定了这一国际体系在构成和向外扩张的过程中必然与暴力和扩张联系在一起。欧洲国际体系是在欧洲各国的杀戮和战争中逐渐建立起来的，欧洲各国也是在硝烟中相继崛起的，英国、法国、德国、俄罗斯、意大利、奥匈帝国等国家的崛起，都伴随着大量的战争。正如陈独秀先生说：“欧罗巴之全部文明史，无一字非鲜血所书。”⑩随着现代国际体系向世界的扩展，欧洲这种铁血文化也给全人类带来了灾难，先是西方国家在全世界的殖民掠夺与杀戮，然后是波及世界绝大多数国家的两次世界大战。
总体来看，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孕育西方文明的地理历史环境催生了对个体价值的重视和强烈的竞争意识，形成了对物质力量的崇拜，其认识世界的方法又催生了现代工业文明，并进一步增强了人们对力量的崇拜，强化了人们对自然、对世界的征服意识。而宗教上的普遍主义、一元论则使西方文化的宽容性大大降低。这些因素构成了西方文化中最突出的基因：征服——对自然的征服、对其他国家的征服。这种文化背景下产生的国际关系是一种相互对抗的关系。西方现实主义对国际关系的经典认识是：国际社会处于无政府状态，每个国家都必须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战，国家要生存必须使自己强大，要么通过扩张，要么通过联盟。国家之间的和平只能通过均势平衡来维持，但这种平衡是动态的，一旦打破这种平衡，战争就会爆发，从而形成新的平衡。这种悲观的历史循环论是这种国际体系的必然逻辑。对大国之间的关系来说，这种国际关系体系必然包含着大国争霸逻辑。站在这种文化积淀的基础上看待中国的发展，当然是一个国家的崛起意味着另一个国家的衰落，日益强大的中国必然挑战现有的霸权国，必然冲击现存的国际秩序，崛起的中国与霸权国家之间很难不发生冲突。
但是，西方文明所唤起的科技进步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已经形成了对产生于西方文化的国际关系模式的冲击，呼唤新型国际关系的诞生。科技的进步在促进生产力极大发展的同时，也产生了毁灭人类文明的力量。核武器的出现使核大国之间的战争具有不可想象的后果，也使人们对建立在征服和权力争夺概念之上的西方国际关系理念产生了怀疑，传统的国际关系模式使人类文明看不到未来。人们已经认识到，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过度向大自然索取的发展理念不可持续，必须建立可持续发展模式，与此同理，建立在西方文化基础上的以暴力和征服为特征的传统国际关系模式也是不可持续的，需要建立新型的国际关系模式，其中的关键是建构新型大国关系。
中国文化能够为新型国际关系模式建构提供养分
对于现代国际关系模式的不可持续性，西方学者也进行过探讨，并试图建立一种和谐、和平的世界秩序。国际关系学界英国学派代表人物马丁·怀特提出了国际关系的三个传统，即霍布斯主义传统、格劳秀斯主义传统和康德主义传统。霍布斯主义传统把国际体系视为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每个国家都自由地追求自己的目的，不受任何道义和法律的限制。康德主义传统把国际体系视为人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中跨越国界的社会纽带，把所有作为公民的个人联系在一起，人们享有共同的利益，相互间是一种合作关系。11建构主义学派代表人物亚历山大·温特则提出了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洛克无政府文化和康德无政府文化三种国际体系无政府文化状态，其中霍布斯无政府文化是国家间互存敌意、互为敌人的无政府文化;而康德无政府文化则是以国家间互为朋友为基本特征的体系文化，在这样的文化体系中，国家不会使用暴力解决利益冲突，如果作为朋友的一方受到威胁，另一方会鼎力相助，并不计较自己的得失。12不论是怀特还是温特，都认为国际传统或文化在不断演进中，而当前的国际关系所处的位置恰恰在由霍布斯主义传统或无政府文化向康德主义传统或无政府文化转变过程中，也就是处于格劳秀斯主义传统或洛克无政府文化状态中。哈贝马斯主张超越民族国家概念，用“后民族结构”来定义民族国家之后的国际关系，最终建成一个全球性的政治共同体，并对欧洲一体化进程大加肯定。13
不难发现，在探讨建立新的国际关系模式的时候，西方学者所使用的概念依然是西方文化所特有的，他们所提出的、以西方文化主导的新国际关系模式(或者关于未来美好世界的想法)能在多大程度上取代旧的国际关系模式是值得怀疑的。不论是英国学派的怀特还是建构主义学派的温特，都把康德文化作为国际关系的一种最理想的状态，但是，康德有关永久和平的论述却依然是建立在强权概念之上的。康德认为，战争状态是人类的自然状态，“大自然的机制”能够使人们“通过战争，通过极度紧张而永不松弛的备战活动”走向永久和平，最终达到一个“伟大的各民族的联盟”，14康德的永久和平是通过恶的途径达到的，即便从逻辑上看也并非没有矛盾。15以此作为立论的基础终难摆脱西方强权政治和普遍主义的传统。而哈贝马斯的后民族结构，尽管其试图超越民族国家，建立一种“后民族格局”，但从其论述中可以看到，哈贝马斯所建立的不过又是一个超级大国，一个寻求与美国平起平坐的“欧洲民族国家”，欧洲国家要放弃自己的民族特性，建立同一的欧洲认同，其中必须有同一的政治认同，也就是说，必须有共同的敌人，这是最可怕的。16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国内学术界就形成了一股讨论天下主义和东亚华夷秩序的高潮，得出的基本结论就是，西方民族国家国际体系已难以为继，需要从东方的天下主义或者古代的东亚秩序中汲取智慧。17近些年来，有关国际体系的变迁或国际关系模式的讨论仍然是学术界的热点话题。尽管有一些学者并未从天下主义视角来进行探讨，但也认为，未来的国际体系将从体现西方文化的“泛欧国际体系”转向“非泛欧国际体系”，未来的国际体系不能由西方主导，而要更多地反映非西方国家的观念和利益诉求。“未来国际体系的转型过程虽然也将充满艰难、曲折，充斥着竞争与冲突，但不会像前两次国际体系转型那样处处充斥着战争血腥，更不太可能发生类似两次世界大战那样的全球性战争。”18这些讨论有一个基本共识，都认为新型国际关系模式的建立必须超越现代国际体系，从非西方文化因素中寻找营养和生长点，其中以中国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更有可能作出自己独特的贡献。
中国与西方有着不同的文化发展道路，中华文明是一个独立的文化体系，是世界四大古文明中唯一延续下来的文明。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文明不断吸收外来文明，却保持了自己的独立性，这造就了其独特的文化类型。相对于西方的个人主义、普遍主义和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中国自古以来就形成了整体主义、尚中和合以及关系性思维方式。这种不同于西方文化的独特文化类型，最有可能为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提供养分。
中国文化自古以来以整体主义的“天”“道”一元为本，这里的“天”“道”是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一个是表象，一个是本真，两者是不可分离的整体存在。中国先哲认为，宇宙、地球和人类是一个自然存在的整体，世界的本源在于“天”“地”“人”，也就是物质相互作用产生的新物质、新事物。无论是太极论，还是乾坤论，其本质上都是整体一元论，也就是主张个体是整体的一部分，整体通过个体而存在。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文化在远古就形成了天人合一的世界图式，把天地万物、大自然看成是一个无始无终、没有起点也没有终点的、无时无刻不在变动之中的和谐统一的大化流行过程，心与物——即人的内心世界与外在的客观世界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而逐步形成了由整体到个别、由抽象到具体、由上向下看的思想特质。19在处理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关系时，中国古代哲人认为自然是一切之本，是最根本的存在方式，“任何超越自然的努力都是危险的，终将会受到自然的报复”。20这种观念追求的是人与整体、人与自然的融合。
尚中和合的价值追求主要体现在对中庸之道及“和为贵”思想的认同。中庸精神备受儒家推崇，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这里，中庸精神不仅是一种思想方法，还是一种道德规范。而以老子、庄子为代表的道家中道观更加具有消极退隐的色彩，倡导“柔弱之道”和“不争之德”，老子一再强调“不敢为天下先”、“不以兵强天下”等，主张避开锋芒仇怨，以善心对待一切。佛教倡导的“圆融无碍”，也是中庸精神的体现。中庸思想的流传，对中国人的伦理道德、思想方法和行为方式都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形成了一种平和宽大的精神和以德报怨的品格。中国先哲认为，凡事因“和合”而生，因“和合”而立，如《国语·郑语》中说，“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又如《易传》中说，“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天下百虑而一致，同归而殊途”，主张通过保持世界万物各自的特殊性来寻求相互之间的和谐、均衡和稳定。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理解自然、消融社会矛盾、实现人与自然及人与人和谐的基本价值取向，这种价值取向和西方文化的普遍主义完全不同。
和西方的类属性思维方式不同的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看重的是事物个体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关系性思维。这种关系性思维认为事物相互关联，行为体是关系中的行为体。世界存在诸多两极偶对，它们相互依赖，互为补充，而不是一方消灭另一方，这就是“共存逻辑”。中国的辩证法是一种互容性辩证法，主张每对对立物以一种非冲突方式互动，转化为一个相互包含而非同质的新合体。21中华文明的繁荣与发展，与不断吸收周边少数民族优秀文化有极大关系。
整体主义的世界观、尚中和合的价值追求和关系性思维模式，使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以及追求协和共荣的精神，这决定了古代中国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的基本态度。
中国自古以来以“天”为神，崇拜的是一种自然神，皇帝自命为“天子”，代表上天统治人间，他所统治的范围就是“天下”，形成了整体主义的“天下”理念。“天下”的核心区是“中国”，而边缘地带则有东夷、南蛮、西戎、北狄四方。中国与四方之间主要是一种文化关系而不是利益关系。一方面，中国统治者基本延续了一种“恩威并行”和以“恩”为本的处理与周边民族关系的模式;另一方面，周边少数民族则基本上沿袭了一条接受、学习中国文化并最终融入中华民族文化的道路，从而“构成了中国古代文明发展的一个基本特点，即以和平主义为主要模式的民族融合”。22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关系是一种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特点的体系，但与近代以西方为中心形成的殖民体系不同，它不是建立在中心对边缘的征服和掠夺的基础上，而是以儒家的礼治观念为架构、以文化的扩散和经济的付出为机制，以中华一体和“协和万邦”为目的的体系。它反映了中国战略文化中的和平主义追求。23古代中国虽然也经常发生军事战争，但从中国古代文明史来看，中国的对外征讨往往是在异族的侵扰下不得已进行的，对外征讨并不是为了扩张领土，打完仗总要班师回朝，因此战争往往是手段，和平才是目的。中国文化的向外延伸，异族文化的融入，并不是靠武力征服，而是靠文化的吸引力以及和平教化。中国文化还发展出了一种有别于西方国家体系的东亚国际体系，也有人称之为“朝贡体系”或“华夷秩序”，即在东亚地区形成的以册封关系为纽带的一种不平等的、但保持各国独立的国际秩序，体现了一种对多样性的包容。中国统治者以各国向其朝贡而感到满足，得到的是“名分”;中国让与各朝贡国大量的实际经济利益，各朝贡国得到的是“实利”，各朝贡国也以接受中国的文化为荣，形成了一个大的中国文化圈，而这种状态的形成并不是靠武力征服实现的。赵汀阳称支配这种秩序的理念为“天下主义”。他说，支配英美文化的从来都只有国家概念，从来都只考虑自己国家的利益，它们的世界思维只不过是维护自己的价值观。在世界政治问题上，中国古代的世界主义——即“天下”观，才是唯一考虑到世界秩序和世界制度合法性的理论。24
中国文明的这种发展史，特别是中国处理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模式，与西方文明依靠武力征服与扩张的关系模式形成了鲜明对比。因此，中国文化是一种和解型的文化，正如李大钊先生所说，中华文明为“与自然和解、与同类和解之文明”。当前，西方文化所主导的人类发展道路呈现出越来越明显的弊端，工业文明广受诟病，大国争霸传播战祸，人类应该从古老的中国文化中吸收营养，探索国际关系的新模式。建设新型大国关系正是在中国崛起的背景下，人类试图走出大国争霸的恶性循环的一种探索。
以新型大国关系推动和谐世界建设
与西方国际关系模式的接触，使中国开启了上百年的屈辱历史，遭受了世界列强的入侵和掠夺。近代以来，中国在接受西方国际关系模式、融入西方主导的国际体系的同时，也对这种强调权力政治的、富有侵略性和扩张性的国际关系深恶痛绝，一直谋求建立一种有别于现代国际关系模式的新型国际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谋求与苏联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建立新型国际关系，认为这种关系是“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完全新型的国际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互相帮助和求得共同经济高涨的真诚愿望”。25中国与其他发展中国家共同倡导并积极推动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也是中国为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而作出的努力。冷战结束后，中国与世界主要国家建立了各种类型的“伙伴关系”，被认为不仅是国家关系内容和形式的更新，还是21世纪大国关系的新形态。26当前，中国对中美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强调，对和平崛起的承诺，也体现了中国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追求。
超越现代民族国家体系中的西方文化特性，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模式成为大势所趋。首先，在现代国际体系的发展演变过程中，人们已经认识到这种国际关系模式的危害性，试图抑制其中的不利因素。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就认识到民族主义的危害，在现代国际体系的发源地欧洲，出现了欧洲联合运动，这一运动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一种实践。欧洲一体化的主要目的是结束欧洲内部残酷的战争、消除民族主义的危害。现在，欧洲成为令人称道的安全共同体，欧洲共同体被不少人认为是超越了民族国家的后现代国家。尽管很多人怀疑它能在多大程度上超越欧洲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民族主义，但它毕竟在一定区域内取得了巨大成就。其次，国际行为体的多样化、国际制度的完善以及全球化的迅速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改良了现代国际体系。国家不再是国际政治的唯一行为体，各种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数量剧增，在国际舞台上日趋活跃，跨国公司的力量异常强大。各式各样的国际制度对国家的行为形成巨大的制约。全球化使各国之间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相互依赖关系。所有这些，都使当代国际体系不能完全等同于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第三，在扩张的过程中，现代国际体系在吸纳其他文明的同时也受到其他文明的改造。现代国际体系不再是欧洲民族国家体系的理想形态，世界主要大国也很少是由单一民族组成的。一些文明虽然在现代国际体系下被迫接受了民族国家，但其自身的文化对现代国际体系并不认同。27中国接受民族主义也被人认为是“道德上的让步”。在国际体系面临重大转型的关头，非西方文明必然会为新的国际体系的构建提供新的精神源泉。
中国的复兴和中国文化的品格决定了中国能为摆脱西方大国争霸的传统逻辑、构建新型大国关系提供智慧。作为一个崛起中的大国，中国已经基于自己的文明积淀提出了建设和谐世界的目标，向世界表明和平发展的意图，表明要构建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新型大国关系，而不做自私而贪婪的权力和利益的攫取者，不做弱肉强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信奉者，不做霸权的追逐者。独特的文化积淀使中国有能力为新型大国关系的构建提供丰富的营养，中国的发展和复兴使其有能力承担建设新型大国关系的历史使命。中国文化中的整体主义世界观、尚中和合的理念和关系性思维方式使中国的对外政策体现出了一种全球胸怀、宽容的态度与和平主义精神。中国认为，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并不必然导致其他大国影响力的下降，中国的崛起并不必然伴随其他国家的衰落，大国之间的关系不再是一种零和游戏。因此，中国的发展应该产生的是一种共生共荣的境界。十八大报告提出，中国主张“在国际关系中弘扬平等互信、包容互鉴、合作共赢的精神”，“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时促进各国共同发展，建立更加平等均衡的新型全球发展伙伴关系”，“中国将继续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坚定不移地致力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与发达国家“拓宽合作领域，妥善处理分歧，推动建立长期稳定健康发展的新型大国关系”。28构建新型的大国关系，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模式的一部分，也是中国构建和谐世界努力的一个重要环节。
需要指出的是，我们在强调中国传统文化对塑造新型国际关系模式、特别是新型大国关系模式的意义时，不能认为是试图恢复古代东亚地区的朝贡体系。古代朝贡体系的不平等性是得不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的欢迎的;而朝贡体系下中央国家只注重“名分”而不注重“实利”的行为模式，在当今时代也是任何一个大国所担当不起的。中国文化具有强大的包容性，决定了中国可以吸取外来文化的一切积极因素以推动新型国际关系的建构。
注释
1、19江西元：《大国关系与文化本原》，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1年，第105、28～29页。
2、陈晓律：“欧洲民族国家演进的历史趋势”，《江海学刊》，2006年第2期。
3、李滨：《国际体系研究：历史与现状》，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第93页。
4、转引自王堂家等：《17世纪形而上学》，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08页。
5、[德]尤尔根·哈贝马斯：“欧洲民族国家——关于主权和公民资格的过去与未来”，《包容他者》，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36页。
6、7马德普：《普遍主义与多元主义——霸权主义与恐怖主义的文化根源及其关系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31、41页。
8、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第197页。
9、参见丛日云：《在上帝和凯撒之间——基督教二元政治观与近代自由主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10、陈独秀：“东西民族根本之差异”，《新青年》，第一卷第4号。
11、[英]赫德利·布尔：《无政府社会：世界政治秩序研究》(第2版)，张小明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第19～21页。
12、[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
13[德]尤尔根·哈贝马斯：《后民族结构》，曹卫东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年。
14[德]康德：“世界公民观点之下的普遍历史观念”，《历史理性批判文集》，何兆武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2页。
15盛洪：“在儒学中发现永久和平之道”，《读书》，2004年第4期。
16曹卫东：“后民族结构与欧洲的复兴”，《读书》，2003年第7期。
17参阅：李慎之：“全球化与中国文化”，《太平洋学报》，1994年第2期;盛洪：“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战略与管理》，1996年第1期;何芳川：“‘华夷秩序’论”，《北京大学学报》，1998年第6期。
18林利民：“21世纪国际体系转型析论”，《现代国际关系》，2009年第6期。
20赵汀阳：《没有世界观的世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163页。
21秦亚青：“作为关系过程的国际社会”，《国际社会科学》，2010年第4期。
22李少军：《国际政治学概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523页。
23宫玉振：《中国战略文化解析》，北京：军事科学出版社，2002年。
24赵汀阳：《天下体系：世界制度哲学导论》，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
25半月述评：“新型国际关系的新发展”，《世界知识》，1954年第15期。
26李义虎：“论21世纪的新型大国关系”，《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5期。
27刘中民：“中东伊斯兰地区与国际体系的关系缘何紧张?”，《国际观察》，2009年第5期。
28胡锦涛：《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7～48页。
Cosmopolitanism in Oriental Wisdom
—On the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China Pursues
Wang Mingjin
Abstract: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system originated from Western Europe and was established on the basis of the nation-state convention, with the Western history and culture as its foundation. Individualism, universalism and binary thinking that are unique to the Western history and culture imbue the mod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with the feature of power politics and the logic of hegemonic competition. The nuclear weapons and global issues make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based on the Western logic of power politics have no futur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eaceful rise of China, establishing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s an important component of the cause to build a harmonious world. The profound Chinese culture can provide inspiration for establishing the new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Keywords: International system, new great power relationship, cultural factors, peaceful development, universalism
【作者简介】
王明进，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导，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
研究方向：欧洲一体化、政党政治、中国对外关系。
主要著作：《联合背景下的跨国政党》、《大国安全观比较》、《国际战略学》、《政党政治视角下的欧洲一体化》、《政党与政党体制》(译著)等。
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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