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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杭生自选集》前言及目录

作者:社会学视野网 发表时间:2013年02月23日  

  我感到非常幸运,能够入选学习理论文库的自选集。字数限制在30-40万字。接受这个邀请后,我首先考虑的是,如何比较简要而全面地反映我这三十多年的社会学学术历程,反映以我为学术带头人的社会运行学派的成长过程,从而也在某些方面反映中国社会学界所取得的成熟进展。大家知道,这之前我已经分别在2005年和2010年出版了《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前三卷和第四卷上下册,共五册400万字。这五册的时限是到2009年年底,此后这三年(2010-2012年)我又写了一些学术论文,差不多又够一册了。要从这四百多万字中挑选30-40万字的代表作,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

  为了做到这一点,最好的办法还是要加以分类。沿着这个思路,我最终把选出的40篇左右的代表作分成六类。

  第一类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涉及到中国社会学要不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问题,涉及到如何在中国社会学中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涉及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如何随着时代的变化进行理论创新的问题等。只有正确解决这些重大问题,中国社会学才会有很好发展的空间机遇。为此作者选了三篇文章,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与社会学》、《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当代中国理论社会学面临的创新任务》,它们试图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上述问题。由于篇幅的限制,这三篇文章中,只保留了第二篇,其他两篇最后决定不收了。好在这些文章《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四卷中都有,感兴趣的读者,一查就能查到。

  中国社会学的特殊性之一是它有过在中国共产党执政后被取消27年的不幸经历,有过与中国共产党“合”、“分”、“合”的历史,如何正确地总结历史教训极其重要。这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一文试图要解决的问题。邓小平与中国社会学这种关系,不仅表现在邓小平决定了中国社会学命运的良性转折,而且表现在他的理论包含有丰富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学思想。也就是说,这种关系不仅仅是外在的,而且还是有内在的交汇点、结合点和共同点的,这特别表现在他成功推行的“拨乱反正”上。这是《邓小平与当代中国社会学》一文着重论证的论题。同样由于篇幅的限制,这篇文章,最后也决定不收了。

  这一部分本来还可以收入2006年发表的《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一文,在该文中,我和刘少杰教授曾论证了一个新的框架[1],即“一点两线两段”。其中所谓“一点”指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的起始点是马克思恩格斯的经典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所谓“两线”就是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然后沿着两条线发展,一条线是列宁、普列汉诺夫、毛泽东、邓小平等为代表的东方不发达国家或欠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即主要指俄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另一条线是以卢卡其、葛兰西、法兰克福学派等为代表的西方发达国家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所谓“两段”就是,以每个国家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为界,大体把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分为两种类型,即对资本主义社会它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而对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则是建设维护型的社会学。这个框架包含着与以往不同的某种新意。由于篇幅,没有入选,有兴趣的读者很容易在网上检索到。

  第二类是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这包括我先后提出的五论:社会运行论、社会转型论、学科本土论、社会互构论、实践结构论。这每一论都选了两篇代表作,只有社会转型论选了三篇。

  1、关于社会运行论。这里选了《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和《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两篇文章。差不多30年前开始的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两种类型的探讨,与社会运行论的形成密切相关。当时我提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对资本主义社会是革命批判型的社会学,对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则是维护建设型社会学。这一划分,为社会运行论——“社会学是关于社会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的条件和机制的综合性具体科学”——争得了学术的和现实的立足空间。这是因为,上述观点纠正了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简单化的理解,即片面地认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只讲斗争,不讲和谐,只讲革命,不讲建设。肯定了在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主要是维护建设型的,那就为以研究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规律为已任的社会学争得了地盘。如果马克思主义社会学,或者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学,还是象新中国成立前一样是革命批判型的,那么就很显然,很少有可能有以研究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以研究社会和谐为已任的社会学的地位。

  2、关于社会转型论。中国社会正处在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之中,这是社会转型论的一个基本判断,也是对中国大陆巨大社会变化的社会学概括。“转型”也和人口等因素一样,是中国的基本国情之一。当前中国的各种现象无不带有转型的特点,社会成员也无不这样那样、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转型的影响和制约,这就是所谓“转型效应”。如果说,人口等因素是硬基本国情,那么,社会转型则是软基本国情。所谓“社会转型”(social transformation),是一个有特定含意的社会学术语,意指社会从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或者说由传统型社会向现代型社会转型的过程,说详细一点,就是从农业的、乡村的、封闭的半封闭的传统型社会,向工业的、城镇的、开放的现代型社会的转型。当我们说“社会转型”时,着重强调的是社会结构的转型。在这个意义上,“社会转型”和“社会现代化”是重合的,几乎是同义的。对“社会转型”这个术语要有一个正确理解的问题。当年,确实存在种种不正确理解甚至是滥用这个术语的现象,但这是纠正不正确理解和反对滥用的问题,而不是反对“社会转型”这个术语本身的问题,因为任何一个术语都可以被滥用。“社会转型”的概念,经过多年来的质疑,现在已经被广泛接受,成为大众语言。社会转型论提出了“转型度”和“转型势”两个概念。它们是把握中国社会转型不同地区、不同阶段特点的两个视角。我曾经指出,对一个国家、地区或一个社会、社区的从传统到现代过渡的社会转型研究,总是围绕两个基本方面即社会转型的度和势展开的。离开这两个方面,任何社会转型的实证研究都无以立足。[2] 最后,关于社会转型与中国社会学的关系,我曾经指出:“中国社会学必须植根于转型中的中国社会,才有可能具有中国特色。能否从自己特有的角度如实地反映和理论地再现这个转型过程的主要方面,是中国社会学是否成熟的标志。中国社会学离开转型社会的实际,就会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3] 上述论点都可以在所选的三篇文章《要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中国社会大转型》和《关于“社会转型”一词》中很容易读到。

  3、关于学科本土论。社会学本土化理论(简称学科本土论)是从新的视角(理论研究的视角和比较研究的视角),通过社会学本土化从地区性向世界性发展的历史进程,以及社会学在世界各国经历的本土化过程的更为开阔的眼界,对社会学中国化所作的新的深入研究。这一理论对社会学本土化的内涵和目的、社会学本土化的主要类型和特征、社会学本土化与社会学西方化、国际化、全球化的关系等等,进行了阐述,指出了中国社会学的发展前景,提出了“建构本土特色”与“超越本土特色”的道路。在这一理论中,我还提出并论述了“社会学世界格局”的思想,以便使我们能够以世界的和全球的视野,来认识欧美社会学与非欧美社会学互动过程的学术内涵,推进对于构建和发展“真正的社会学中国学派”的探索。在这一理论中,我还指出了社会学在中国百年发展中的轨迹和途径,这就是立足现实,弘扬传统,借鉴国外,创造特色。还指出了社会学中国化顺利推进的条件和机制:前提条件就是增强主体意识,弱化“边陲思维”;有效机制就是形成真正的社会学中国学派。这些论点,在所选的文章《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社会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都有所涉及。

  4、关于社会互构论。社会互构论主要有三个理论基点:一是旧式现代性的衰落和新型现代性的兴起,社会互构论是奠基在新型现代性的基础之上的。所谓旧式现代性就是那种以征服自然、控制资源为中心,社会与自然不协调,个人与社会不和谐,自然和社会付出双重代价的现代性;所谓新型现代性就是指那种以人为本,人和自然双盛、人和社会双赢,两者关系协调和谐,并把自然代价和社会代价减少到最低限度的现代性。 二是个人和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社会学的元问题和基本问题:元问题层次涉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逻辑方面;基本问题层次则涉及个人与社会关系的的现实方面。元问题层次在逻辑推理上的审视,使我们强烈体验到社会学理论“元回归”的必要性。西方社会学的进程表明,如果不在逻辑上把“个人”和“社会”假设成两个互为前提、互为存在条件、不可分割的出发元点,那么一定会进入个人和社会究竟谁产生谁这一因果链条的误区,陷入不可解的“本体论困境”。基本问题层次在现实经验上的探究,又使我们强烈感受到任何经验研究一定要有理论的路向和切入点。社会学基本问题提出的一系列将个人与社会关系展开的设问形式:自由与秩序、权益与权力、私欲与公益、自主与规范、个性与准则、自主行动与公共制导、行动与结构等,就是人们自觉不自觉地运用的进行经验研究的理路和切入点。在当代社会学研究中,对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设问形式仍在不断丰富化,如意义与支配(吉登斯)、生活世界与系统(哈贝马斯)、惯习与场域(布迪厄)、肉体与权力(福柯)等,都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的新的表现形式。这些学者们也是分别以这些设问形式进行切入的。现代性扩散和现代社会发展的过程使个人与社会关系的“问题性”意义充分凸现出来,赋予了这一问题的基本性质。社会学正是为回答现代性过程的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而兴起。人生而自由、本性自主,社会需要秩序、诉诸权力规范;个人的本性在于追求自主权益,社会的职责则是提供权力规范,两者之间既有深刻裂痕和剧烈冲突,同时也高度依存、相互型塑,它们的各自诉求和实践构成了现代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生活领域的现实内容,影响着人类共同体的合作与分离、整合与冲突的基本过程。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是现代社会一切问题的深层根源。三是社会互构论是关于社会行动主体间的互构共变关系的社会学理论。所谓互构,即指社会行动主体之间的相互建塑与型构关系,这一关系可从互构主体、互构时空、互构内容、互构形式、互构效应得到具体阐释。所谓共变,是指社会行动主体互构关系过程中的相应性变化,同向谐变、逆向冲突等都被视为共变的基本形式。我们更强调对正向谐变的研究,把逆向冲突视为达到同向谐变必须解决的课题。上述几个理论基点,在所选的《社会互构论的提出》、《社会互构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两文中,都有表达。

  5、关于实践结构论。在当代世界、当今中国,有八种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代表性新趋势或有新特点的主要趋势。它们既是“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巨变”的结果,又是这一巨变的表现,也是我们考察和谐社会和其他社会现象的社会学新视角。社会实践的结构性变化有两个维度,即现代性全球化的长波进程以及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在当今世界的每一项重大的动态变化之中,都包含着这两个维度也即这两个方面的共同作用。可以说,那些左右着社会生活的重要动态变化,那些影响我们个人生活的复杂症候,都离不开这两股力量,是这两股力量相互扭合所产生的一系列现实效果。我们把这种新视角相应地称之为“实践结构社会学理论的二维视野”,简要地说,就是实践结构论。所选的两篇文章《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新趋势》、《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就是论述这些问题及其社会后果的。

  第三类是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学。这一类选出的六篇文章主要涉及三方面的问题。一涉及中国社会变化的情况、特点、实质,《走向更加公平合理的社会资源配置格局——新中国60年社会发展和建设成就》、《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从社会学视角看中国社会的几个显著特点》两文,主要是分析这些问题的。二是涉及中国社会变化对中国社会学的多方面的影响,《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中国社会学的坚实进展》、《改革开放30年:日趋成熟中的中国社会学——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几个重大问题》两文主要是探讨这些问题的。三还涉及中国经验本身的概括以及如何总结中国经验,《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经验”》、《如何研究中国经验——现代性全球化与本土转型的两维视野》则是回答这些问题的。同样由于篇幅的限制,上述文章中的第一、第三篇文章,最后没有收入本书。

  第四类是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对中国特色的社会建设、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研究中,我和我的学术团队,采取了理论研究和实地调查相结合的办法,笔者提倡将前沿意识与草根情怀结合起来的“顶天立地精神”。

  在理论研究方面,我们遵循“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创新理论,创造特色”路径,对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社会管理科学化的内涵,以及实现科学化的途径做出了新的概括,并对与此相关的公平正义内涵及其两维做出了社会学的定义,另外还对美欧这方面的参照系作了分析。所选四篇文章《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社会学解读》、《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研究与中国社会学使命》、《我国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参照系及其启示》和《民族团结与和谐社会建设》是关于这方面的内容的。

  在实地调查方面,从2006年起,我和我的学术团队在全国多个城市展开了系统的实地调查,形成了“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丛书”和“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系列调查研究报告”两套丛书,相应的也形成了两个系列的数据资源库。目前,前一个系列的丛书已经出版了杭州卷城市卷、郑州城市卷和北京部门卷,南海城市卷已经完成,正在出版中,很快就能面世;后一个系列的丛书,已经出版了广州深圳社区卷、郑州社区卷、上城社区卷和上城追踪卷。除了以上8卷涉及的城市外,本文第一作者还比较系统的调查了一些地方的城市发展或社区建设。其中,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内容一直是调查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调查中,我们也逐渐领会到了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建设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

  所选两篇文章《破解在陌生人世界中建设和谐社区的难题——从社会学视角看社区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基层调查的几点体会》,是反映这方面的内容的。

  第五类是理论自觉与学术话语权。近五-六年以来,我一直在中国社会学界提倡三个重要观点,这就是“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2007年)、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2009)、学术话语权(2010)。这三个重要观点,涉及到中国社会学能否进一步健康发展、涉及到中国社会学能否从世界学术边陲走向学术中心、涉及到中国社会学能否真正成为由中国气派的社会学、涉及到中国社会学能否产生有世界影响的中国学派。所选的四篇文章《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把“理论自觉”全面落实到中国社会学的各个领域》,都是分别论述上面这些观点的。另外两篇文章《论“传统”的现代性变迁——一种社会学视野》、《二十一世纪社会科学的价值》,都可以看做是应用上面的重要观点来研究“传统”问题和社会科学的价值问题。

  第六类是学术评论与学术剖析。对前辈社会学家的贡献做出实事求是的评价,充分肯定他们的学术贡献,对中国社会学界承上启后、繁荣发展极其重要。所谓“再认识”就是说我们以前对他们的贡献认识不足。一个有自己历史的学科是有自己的底蕴的、前景光明的,反之,一个没有自己历史的学科,那是空虚的、脆弱的,前景黯淡的。从2010开始,我想到要建立一个对前辈社会学家所作学术贡献“再认识”的系列,初衷就在这里。本自选集收入的是三篇已经发表的文章:《孙本文先生对早期中国社会学巨大贡献再认识》、《林耀华先生对当代中国人类学所做贡献再认识》和《费孝通先生对当代中国社会学所做贡献再认识》。

  一个学科不可能没有学术争鸣。时代精神往往是在学术争鸣中体现出来的、被大家广泛认同是;没有学术争鸣,时代精神往往会擦肩而过。在自己的学术历程中,笔者常以答复的形式,回答对我的一些学术观点的质疑和批评,它们涉及对社会学对象、“价值中立”、社会学基本问题和社会学学术规范等问题的不同看法。这些文章由于这本自选集的性质,没有收入。读者如果有兴趣,可以在《郑杭生社会学学术历程》四卷五册中很容易找到。我一贯主张,在学术问题上可以争论得面红耳赤,但这不应影响学者之间的友谊,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学术领域和非学术领域。如果在学术讨论和批评中掺进种种非学术因素,或者因为学术观点不同而影响学者之间原有的友谊,在我看来,都不能认为是适当的。我也一向主张中国学术界“多一点学派,少一点宗派”。学派要靠正常的学术争鸣来促进。学派应该是从不同的方面抓住和体现时代的精神,这是学派的灵魂、学派的生命,否则所谓“学派“就只是徒具形式,而无实际内容的空壳。真正的学派是理论自觉的高层次形式——理论自觉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的共识。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是什么,是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或艰难成长呢,还是中国通过某种与前苏联东欧不同的方式转变为资本主义,一种没有资本家的资本主义呢?显然,这是一个政治性很强的原则问题。所选的两篇文章《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对新布达佩斯学派中国版的学术剖析”》、《新布达佩斯学派狭义转型论的重大理论缺陷》,就是从学术剖析的角度,辨明这个问题的。由于同样的原因,后一篇文章,最后也没有收入。

  本自选集是在很短的时间内,仓促编成的,缺点难免,敬请读者批评指正!

2012年8月10日于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和方法研究中心

目 录

  一、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学

  中国共产党与中国社会学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二、 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

  论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两种形态

  社会学对象问题新探

  要研究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成长中的中国社会学

  中国社会大转型

  关于“社会转型”一词

  中国社会学百年轨迹

  社会学中国化的几个问题

  社会互构论的提出

  社会互构论:中国特色社会学理论的新探索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新趋势

  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对理论创新的积极作用

  三、 中国社会与中国社会学

  改革开放30年:快速转型中的中国社会

  改革开放30年:日趋成熟中的中国社会学——有关中国社会学发展全局的

  几个重大问题

  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经验”

  如何研究中国经验——现代性全球化与本土转型的两维视野

  四 社会建设与社会管理

  提高社会管理科学化水平的社会学解读

  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研究与中国社会学使命

  我国社会建设社会管理的参照系及其启示

  破解在陌生人世界中建设和谐社区的难题——从社会学视角看社区建设的

  一些基本问题

  民族团结与和谐社会建设

  基层调查的几点体会

  五 理论自觉与学术话语权

  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

  促进中国社会学的“理论自觉

  学术话语权与中国社会学发展

  论“传统”的现代性变迁——一种社会学视野

  二十一世纪社会科学的价值

  把“理论自觉”全面落实到中国社会学的各个领域

  六 学术评论与学术剖析

  费孝通先生对当代中国社会学所做贡献再认识

  林耀华先生对当代中国人类学所做贡献再认识

  孙本文先生对早期中国社会学巨大贡献再认识

  当代中国社会转型的实质:新型社会主义的成长——对新布达佩斯学派中

  国版的学术剖析

  [1]参见:郑杭生、刘少杰、张金荣主编:《马克思主义社会学史》,高教出版社,2006年6月。

  [2]参见郑杭生:《中国社会大转型》,《中国软科学》1994年第1期;《当代中国农村社会转型:一次农村社区的实证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 《中国社会学年鉴——1979-1989》,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9年10月第1版,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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